論老子與孔丘的政治觀

論老子與孔丘的政治觀

——老子的政治是真善美的好政治

——孔丘的政治是假惡丑的壞政治，正是這個假惡丑的壞政治禍害了中國歷史兩千多年

——老子的政治是道德之治，是道治、寶治、德治，老子的道治，是最全息的憲法法治

——孔丘的政治是禮樂之治，是人治、禮治、詭治，孔丘的人治，是中國政治的壞根

——老子的政治觀超越了西方人的憲法、民主、自由政治，是全息人學的政治

——孔丘的政治觀是世界上最無知、最無能、最無恥的政治觀

——堅持「尊孔學儒」的「文化傳統」即是堅持孔丘邪惡的人治政治傳統

黎 鳴

中國古代的「學說」，無不是「政治學說」，這從春秋戰國時代所謂的「百家爭鳴」，即可見一斑。所謂「百家」，其實主要也就十來家，更重要的是如下六家：儒、道、墨、法、名、縱橫。從這六家即大體可以看到，它們基本上是圍繞現實政治的問題來談論他們的「學問」。儒家講「禮樂」，道家講「道德」，墨家講「尚同」、「非攻」和「兼愛」，法家講「法術」，名家講「概念」，縱橫家講「謀略」，講「縱橫」和「捭闔」。這雖然只是一個非常粗略的概說，但已經可以看到，政治在古代學術家們的心中確實佔有壟斷的地位。然而最後，「百家」只剩下了三家：儒、法、道，再加上漢代之後從外面傳入的佛家，成為了中國「文化」總體的「儒釋道」。然而，真正最後能夠講政治的，也只有儒、法兩家，更實質上是儒一家，因為「法家」其實也是出自「儒家」，而所謂的道家、佛家，已經被驅趕而進入了山林，成為了邊緣狀態，它們至多只能關心「出世」的問題，例如養生、護生、談談來世，等等。

最終，中國人的政治是「外儒內法」，更濃縮而成為了完全一致的周代「禮樂」政治的傳統。直到今天，中國人的政治也仍舊是這種政治的繼續，儘管可能已加上了許多新的名稱，或好聽的說法，例如「民國」、「共和」之類，然而其真實的內核，仍舊只能是兩千多年前的儒家政治，即儒家的「禮樂主義」的政治。再請大家注意，所謂的法家，實質上是「禮法家」，而並不是「道法家」，自然就更不可能是今天西方的「憲法家」。中國的法家實質是儒家的一支，它的理論鼻祖韓非即是出自大儒荀況的門下。今天我要告訴大家的是，雖然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全都是儒家的政治，但真正把人類的政治問題講到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人，卻不是儒家，而是中國人中的道家之祖老子，但也不是後來其他任何的道家人物，後來的道家，包括莊子、列子等，更不要說後來的道教人士，他們事實上遠沒有繼承老子的思想，而是相反，他們早就已經與老子漸行漸遠，越來越遠，甚至完全無關。這是後話。

今天只談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兩千多年來的政治，實質上全都是孔丘及其儒家的禮樂主義的政治；第二個問題，中國人中的老子，其實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人學》政治系統的設計者。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屬於最壞與最好的兩極。我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這種兩極對立的結果，因為只有這樣，大家才可能看得清楚，中國人過去（基本上是政治）的歷史，是多麼荒唐，完全是拋棄了最好的，選擇了最壞的。

現在談第一個問題，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儒家政治是什麼政治？我盡量用最簡單的方式來加以論述：儒家政治有三：其一「人治」，其二「禮治」，其三「詭治」。

孔丘的論政治，首先即永遠都離不開具體的「聖人」，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最後落實到周公的《周禮》。顯然可見，孔丘的政治永遠都圍繞著具有「聖人」的政治場。用老子的話來說，孔丘永遠要把「國之利器示人」，「示」於什麼「人」？「示」於具體的「聖人」。正是因此，中國後來的每一代朝廷，都是把皇帝稱作「聖上」。這種「聖人政治」，實際上即標準的「人治」政治，其根源即來自孔丘及其儒家。

其次，孔丘的論政治，永遠都離不開「禮樂」，他的治理政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禮樂」，就是周公的《周禮》，這基本上成為了孔丘心中永遠最高的「憲法」。後來的法家，包括荀況、韓非、李斯，實際上也全都繼承了孔丘儒家的「禮法」的「法治」，正是因此，中國古代所謂的「法家」，實質上是「禮法家」，而絕對地不是老子的「道法家」，自然就更不可能是今天的「憲法家」了。其中的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在孔丘的「禮法」是絕對等級主義制度的人人永遠不平等，而老子的「道法」，則是絕對人人平等（「玄同」）的公道之法。後來西方人的「憲法」也是如此。關於這一點，以後在講到老子的時候再說。

第三，孔丘的論政治，永遠都離不開「詭辯」，其實是以其「鄉愿」的方式騙人，欺騙廣大的老百姓。例如孔丘的「仁政」，以及其剽竊了老子「道德」觀念的「王道政治」和所謂的「德政」。眾所周知，孔丘的「仁政」，說到底還是「禮樂之政」，因為所謂的「仁」，必須要「克己復禮」。至於孔丘的「道」和「德」就更不可能是老子「真理」和「自由」的原意。孔丘為了實施其「禮樂」之政，為了遮蔽其公然要求「人人不平等」的「等級主義」的偏心和邪惡，絕對需要「欺騙」，需要「詭辯」，孔丘的所謂「仁政」、「德政」和「王道政治」實際上就是明明白白的「詭辯」之政，因此我命名其為「詭政」。

大家可以完全運用上面所述的「人治之政」、「禮樂之政」和「詭辯之政」的三個重要概念去檢驗兩千多年來所有中國的政治，可以說完全相符，甚至運用它們來檢驗今天的政治，也依然幾乎完全相符。為什麼？因為這就是中國儒家的非常頑固的政治「傳統」。

與上面所述孔丘的政治觀對比，可以說完全地相反，老子的政治是「道治之政」、「寶治之政」和「德治之政」，下面我就來一個一個地加以解釋。

什麼老子的「道治之政」？老子的「道治之政」其實就是今天人們所經常說到的「法治之政」，而且老子的「法」是「道法」，實質上即今天的完全客觀公認的「憲法」。很顯然，大家閱讀老子的《道德經》，裡面絕對地與中國古代具體有名有姓的政治人物無關，而只與理想中的「聖人」有關，而且這種「聖人」並不直接被「示」與權力，誠如老子所言，「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六章），這裡的「人」應該包括一切人，即也必然包括最高統治者本人。具體而言，即「國家權力」不能永遠與任何具體個人「綁在一起」，個人只能通過某種「法權」被賦予其「權力」。這個「法權」之「法」，即老子認為可以惟一能「示」與的東西。在老子即是「道」，老子認為「權力」（「國之利器」）只能「示」與「道」。如老子所言：「治大國如烹小鮮，以道歸天下，其鬼不神。」（第六十章）具體而言，即天下「權力」只能歸於「道」，即「示與道」。此外，老子實際上也已經說到了關於「契約法」的問題：「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策，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第七十九章）很顯然，老子是中國古代幾乎惟一提倡「契約法」的「法治」政治的思想家。老子的「道治之政」，其實就是今天人們所談到的基於「憲法」的「法治之政」。

什麼是老子的「寶治之政」？老子的「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偽天下先。」（第六十七章）說白了，老子的「寶治之政」一分為三：一慈政、二簡（儉）政、三不敢偽政。「慈政」是施政的基礎、起點，其本質即「愛一切人」；「簡政」即政治盡量從簡的方法原則；尤其第三點最重要，「不敢偽政」，即任何時候不敢搞欺騙社會公民的說假作假的政治。我可以說，迄今為止，在關於論述政治的方面，沒有人真正超越老子，也包括西方的政治學家們。關鍵的原因即在，老子的思維方法是全息邏輯的思維方法。今天只是簡單地提及，不作更深的探討。老子的「三寶」政治，實質上是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夠保持「自主」和「自律」心態的政治，其實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今天的美國人、西方人的「民主」政治，尚遠沒有達到老子的「三寶」政治。其中最關鍵的問題，即美國、西方的權貴依然嚴重地缺乏「自律」精神，普通的西方人也同樣如此，更本質地說，即他們其實並沒有真正把「人人平等」當作人類社會的真理來看，而不過是僅僅上帝的「神話」而已。

什麼是老子的「德治之政」？老子的「德治之政」才是真正的自由政治：「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第五十一章）說白了，人人自生而不自有，人人自為而不自恃，人人自長而不他宰，這是全人類社會之中真正最可貴的自由政治的絕對精神。即使今天的西方人、美國人，也遠沒有達到如此自由的境界。固然，中國人在孔丘及其儒家的「人治之政、禮樂之政、詭辯之政」的淫威之下，就更加不可能會有如此自由的境界。今天的中國人，其實最壞的就是孔丘及其儒家的傳統政治。如果不能儘快革除孔丘及其儒家的上述「人治」、「禮治」、「詭治」的邪惡的傳統政治，中國人將不可能會有任何未來的前途可言。

翻開全部中國的歷史，最壞的東西，就是孔丘及其儒家遺傳給所有中國人的最有害的「人治」的、「禮治」的、「詭治」的傳統政治呀！中國人今天的「尊孔讀經學儒」的「國學」的叫囂，實在是既愚蠢，又無恥，更可憐而且可悲，中國的人們根本就沒有真正懂得自己中國的歷史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歷史。它完全都是孔儒的最黑暗的傳統政治的歷史呀！孔儒何來「文化」？他們的「文化」不過是中國統治者們玩弄「詭政」的騙人工具罷了！

中國人惟一的希望，就只能在徹底地回歸老子的「道政」、「寶政」、「德政」的全息邏輯「人學」政治的偉大思想呀，老子的全息邏輯的「人學」的思想不僅是中國人中最偉大的思想，同時也是全人類中最偉大的思想啊！（20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