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傅雷，天才如何駁倒超人

天才張愛玲與超人傅雷

瀟湘藍

四十年代，張愛玲橫空出世，來勢洶洶。文壇如有震動，原本安然的秩序一陣騷動。傅雷有點著急了。他說：「讀者從沒切實表示過意見，也許是過於意外怔住了。輿論還得大眾去培植，文藝的成長，急需社會的批評，而非謹慮的或冷淡的緘默。」這就拉開了和張愛玲的筆墨官司。「急需」兩字顫動著傅雷的小心臟。

因為迫切，傅雷只好「是非好惡，不妨直說。說錯了看錯了，自有人指正，無所謂尊嚴問題。」但他還是小心地用了「迅雨」這個臨時筆名。連取名都是一場急雨。

傅雷的一個觀點是「倘沒有深刻的人生觀，真實的生活體驗，迅速而犀利的觀察，熟練的文字技能，活潑豐富的想像，決不能產生一樣像樣的作品。而且這一切都得經過長期艱苦的訓練。」

那個時候張愛玲的小說沒有被發掘出來，他不知道張愛玲13歲寫了《不幸的她》，17歲寫了《牛》和《霸王別姬》。不說小說邏輯和結構。單單從文字的揮灑上，張愛玲一出手就是熟極而流，渾然天成。其中《牛》寫的是一位最底層的農民。「祿興銜著旱煙管，叉著腰站在門口。雨才停，屋頂上的濕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黃泥潭子，汪著綠水。水心裡疏疏幾根狗尾草，隨著水渦，輕輕搖著淺栗色的穗子。迎面吹來的風，仍然是冰涼地從鼻尖擦過，不過似乎比冬天多了一點青草香。」

她對完全不熟悉的農村生活那樣精準而細微的描摹不輸任何一位名家。僅僅是憑她一雙天才的慧眼和超常的感受力。而非「長期艱苦的訓練」。這就不是傅雷或者其他小說理論家用已有的經驗可以來評價的。

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回應傅雷時，開場很簡單地說了一個事實「我認為文藝理論是出在文學作品之後的。」就把傅雷秉持的各種理論依據置於將信將疑而理智的境地。並且指出「理論並非是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非常犀利地點明了傅雷居高臨下的自負。

傅雷的另一個觀點是「人生一切都是鬥爭。作家的對象，多半是外界的敵人。鬥爭是活動的尖端，更是情慾的舞台。」

張愛玲是這樣回應的：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人是為了要求和諧的一面才去鬥爭的。倘使為鬥爭而鬥爭，便缺少回味，寫出來也不能成為好的作品。

以《傾城之戀》為例，傅雷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評論「男人是一片空虛的心，不想真正找著落的心，把戀愛看作高爾夫與威士忌中間的調劑。女人，整日擔憂著最後一些資本——三十歲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帳；物質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無暇顧到心靈。這樣的一幕喜劇，骨子裡的貧血，充滿了死氣，當然不能有好結果。疲乏，厚倦，苟且，渾身小智小慧的人，擔當不了悲劇的角色。麻痹的神經偶爾抖動一下，居然探頭瞥見了一角未來的歷史。」

只有「充當不了悲劇的角色」才能說明傅雷的悲劇理論。一定是宏大的戰爭背景下在槍林彈雨里血肉模糊悲壯慷慨的英雄形象。而不是硝煙瀰漫之下還有無數求生惜命的普通人。

所以傅雷鄙視范柳原和流蘇。

而張愛玲說「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張愛玲是實話實說。

兩人的觀點其實就是看和做的區別。張愛玲是觀望和思考。她的凡人的眼，看到軟弱，也看到大部分凡人的總量終將勝過英雄的一己之力。傅雷是超人，他喜歡振臂高呼，不惜用生命詮釋人生的飛揚。

1966年，傅雷在上海江蘇路的家中自殺。張愛玲沒有成為他期待中的文藝女神，他卻成了張愛玲筆下類似的傳奇人物。

隔了六七十年看張愛玲和傅雷的筆墨官司，更加感慨。直到2013年，宋以朗爆料，《殷寶灧送花樓會》中的羅教授原型就是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