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遇：專制之弊 與「雙典」何干？

子遇：專制之弊 與「雙典」何干？ 2010年11月16日 16:43 鳳凰網讀書 【大 中 小】 【列印】 共有評論0條

劉再復先生的《雙典批判》（北京三聯2010年初版）一書，雖為初版，然就筆者而言，卻不陌生。記得剛讀研那段時間，整天泡在學校圖書館八樓港台書籍閱覽室，著實看了一批在大陸不太容易找到的好書，這其中就包括劉先生的《滄海百感》（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4年版），對於書中《誰在統治中國》一文中對於《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有關評價，當時閱讀後感覺有些「片面而深刻」（當日日記中的話），然因忙於它事，也沒有作進一步的思考。今年9月返校，好友許君以《雙典批判》一書相贈，拜讀之餘始知《誰在統治中國》一文與此書就立論而言前後遙相呼應（有關此點，作者在書中也已提出，參閱導言第8-9頁），當時閱讀前文時的感受一時又湧入心頭，加之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現，舊雨新知，在此和盤托出，不成熟之處，還望方家海涵。

書名「雙典批判」，就作者的寫作目的而言，是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兩本經典所作的文化批判，此點作者在導論的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就此宗旨而言，全書在作者深厚的文學批判功底與獨特的文化批判視角駕馭下，對於《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深層挖掘與批判，可謂暢快淋漓而入木三分，在其看來，前者為「暴力崇拜」，後者為「權術崇拜」，一言以蔽之「都是造成心靈災難的壞書」（導言第5頁）。作者這樣的結論是建立在一段段紮實的文本分析與理論分析，尤其是在借鑒史賓格勒「偽形」概念所創生的「偽形文化」此一理論基礎之上，可以講相當有說服力與感染力。正因為如此，在作者看來，「尊重人性和人的慾望的權利，不是『雙典』的基調」（導言第23頁），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則「尊重人性和人的慾望的權利」、呼喚「人性光輝」（導論第21頁），也就順理成章。如此立論，與作者近二三十年來一貫的批判立場相吻合，置之於今日語境，更具針砭。要之，就批判的力度而言，林崗先生在序言中以「鳳凰涅槃般的再生」（序言第1頁）來形容我們這位當年的批判老英雄，絕非過譽，而此書之價值，於此可見一般。

作為已經「告別革命」的作者（劉先生與李澤厚先生合著的《告別革命》一書出版後在海內外引起了正反兩方面的強烈反響，可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此點無關本文立論，在此僅借書名一用，絕無意引起紛爭），順著對於雙典所作的批判，似乎應該將行文的重點放在上文所強調的「尊重人性和人的慾望的權利」、呼喚「人性光輝」上面來，不妨在今日索性重新來個「新啟蒙」，在筆者看來對於當下社會更有價值。可是似乎劉先生的重點沒有放在這裡，在其看來，作為中國人「地獄之門」（導言第5頁）的雙典，需要作出進一步深層次的批判方可，在此摘錄幾段作者的批判於下：

在文化層面，誰在統治中國，是兩部書的文化價值觀在統治中國，一部是《三國演義》，一步是《水滸傳》……在意識的層面，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但在潛意識層面上，則仍然被《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所統治。（此段為《誰統治中國》一文中的原文，為作者在書中所摘錄，導言第8頁）

再有：

對於中國的世道人心，危害最大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三國演義》與《水滸傳》。四五百年來，造成中國國民性之黑暗的，不是前者，而是後者。（第213頁）

讀到這裡，我們就不難知道作者的全部意圖了。在作者看來，既然雙典對於我們國民性有如此大的罪惡，其炮口則理所當然要繼續對向《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了。當年吳虞老先生只手打倒孔家店，如今作者似乎也有心炮轟這依然是「統治中國四五百年」、「黑暗中國四五百年」的雙典了，可筆者不禁要問，雙典真的值得我們的老英雄這樣大幹一場嗎？

確實，這四五百年來因為《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這兩部經典的普及之廣與傳播之深，前者「暴力崇拜」以及後者「權術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國民性（請注意這裡的措辭為「一定程度上」，在這點上筆者是有所保留的，此點下文有闡述），但是若將其定性為統治與危害我們國民性的文化層面的罪魁禍首，在筆者看來，《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遠遠沒有這個能力，劉先生如此立論，不免苛責之嫌。就一般的研究而言，此四五百年政治社會之黑暗，實為明祖罷相之專制、滿清異族之猜忌使然，此為歷史學術界之公認，而雙典所以能夠在這段時間適時出現，恰為以文學的方式反映此一專制與黑暗的政治社會罷了，若將其批判為導致此一專制與黑暗的政治社會的根源，不免本末倒置，亦在相當程度上否定了《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文學性。作者為文學批評大家，相信比筆者更能了解此點，否則施、羅二老，定當不能含笑於酒泉。

且如筆者上文所講，即使是承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這兩部經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的國民性，但就影響的程度而言，筆者亦遠沒有作者樂觀，在這裡就不可避免的要引出大傳統與小傳統這組相對的概念來。限於書評的風格與篇幅，筆者在此只能簡單介紹。大傳統與小傳統是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在1956年出版的《農民社會與文化》一書中提出的一種二元分析的框架，用來說明在複雜社會中存在的兩個不同文化層次的傳統。大傳統是指以城市為中心，社會中少數上層人士、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傳統是指在農村中多數農民所代表的文化。霍氏注重於強調二者之間的差異性，把二者置於對立面，認為小傳統處於被動地位，在文明的發展中，農村不可避免要被城市同化。將此一相對的概念引入中文學界而言，台灣的李亦園教授功不可沒，他將此一概念運用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並將其相應的轉換為雅文化與俗文化，具體可參見氏著《文化與行為》一書（台北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有關此大、小傳統的討論學界相當熱烈，暫且不多做闡述，但在筆者看來，在此借用這組概念來區分《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在大、小傳統中的傳播與影響，對於我們釐清雙典是否果如劉先生所講為「統治與危害我們國民性的文化層面」的罪魁禍首，相當具有借鑒意義。不可否認在中國傳統社會，確實有一批本屬大傳統的讀書人對於《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傳播與影響產生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也正因為這批讀書人的介入，比如作者書中所列舉的李贄與金聖嘆等人，才使得雙典得以列入今日我們所津津樂道的四大名著中來。但這樣的聯繫放置於以四書五經為官方意識形態與入仕資格的大傳統背景下，可以講相當微不足道，如果再注意到李、金二人在大傳統中所處的相對邊緣的地位的話，則即使是上文所講的「微不足道」，也要再大打折扣了。至於講在大傳統中不乏運用雙典的「暴力崇拜」與「權利崇拜」者，在筆者看來就實質影響而言同樣不能高估，此點下文會有闡述，此處暫且不論。如果進一步考慮到《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均是由歷代民間的話本與傳奇不斷演變而最終得以成型之一事實，我們今日客觀而論，相對於大傳統，雙典的傳播與影響，更多的是在小傳統中進行與擴展的。從作者以「國民性」著眼來探討這個問題，也不難看作者是在充分肯定小傳統在此一過程中的作用的。因乎此，則可以講雙典，——《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其自身即為小傳統的產物，而其所能直接影響的，更多的也是小傳統。在知識精英壟斷文字與思想的傳統中國社會，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普通百姓，所能接觸與感受的雙典，無非是說書評書的街頭賣藝與梨園戲班的行走江湖罷了，伴隨著叫好與吆喝的是賣藝者的三餐與圍觀者的一時痛快而已，至於接下來，則又是面朝黃土背朝天或者老婆孩子熱炕頭了。「統治與危害我們國民性的文化層面」，在筆者看來遠沒有作者想像的嚴重。這些市井小民、辛勤農民，對於這些「暴力崇拜」以及「權術崇拜」，最多也是聽聽而已，他們要作惡，就他們的實際地位與處境而言，又能惡到什麼程度呢？ 

上文對於雙典與大、小傳統關聯的討論，因為針對作者立論的需要，更多的是就雙典的產生、傳播與影響闡述，通過歷史學的進程與社會學的角度將雙典與大、小傳統得關係釐清，才能使得我們今日在討論與批判雙典時，避免某種決定論的套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將對於雙典的研究，進一步超越到文本之外。不可否認，一部中國歷史，充斥著太多的「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的問題，就歷史的記載與我們的常識而言，這樣的「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在大傳統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一部二十四史，道出了我們民族所有的悲痛與凄慘。但是這所有的悲痛與凄慘，如果將根源歸結於雙典，似乎不近人情；即使是歸責於劉先生在文中所批判的雙典中蘊藏的「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在筆者看來都不免有些過於苛責了，當然任何形式的「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都應當是我們批判的對象。前文已講，此四五百年政治社會之黑暗，實為明祖罷相之專制、滿清異族之猜忌使然，若再往上追溯，則為秦皇、李斯之焚書坑儒、以吏為師，漢武、董生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得政教不分，意識形態僵硬化有關而權力至上專制橫行。劉先生的好友李澤厚先生寫《論語今讀》不就是想去除這些意識形態回歸原始的儒學嗎？這才是中國歷史的大問題，同樣也是流毒與今日的大問題，我們批判的矛頭本應在專制的政治操作、在定於一尊的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在權力的濫用上面，「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在筆者看來充其量只是副產品，劉先生將炮口對準這些副產品，從國民性角度進行文化批判本應大有文章可作，可要最終將它們看成是統治與危害我們國民性的文化層面的罪魁禍首，一炮下去就不免只能收拾幾個李鬼了，而人家真正的李逵——專制的政治操作、定於一尊的僵化的意識形態控制、權力的濫用——還不是在梁山上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痛快悠哉呢。所以講《水滸傳》與《三國演義》，只是藝術化的反映當時社會的「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更多的是文學、是小說，而真正的歷史遠比你小說來得「精彩」，來得面目可憎。劉先生身為文學理論家，更應洞若觀火。

那麼劉先生為什麼又「不識廬山真面目」呢，無他，只緣身在此山中。在這裡孟老夫子的「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就相當有參考意義了。劉先生，作為文革與風波的親歷者，對於專制的感受，比起我們來要深得多，痛苦得多。痛定思痛之後，在他看來，文革的造反有理不免就是《水滸傳》中「暴力崇拜」與「造反有理」的翻版（參閱第27-50頁），當政者的陽謀陰謀、兇狠毒辣，也同樣會不自覺聯繫起《三國演義》中的權謀與爾虞我詐來。出於對專制的控訴與批判，恨屋及烏在所難免，城門失火殃及雙典，也就情有可原，從這一點上講的話，就不難理解為何劉先生會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有如此大的批判力度了，其實對於專制的批判，筆者與劉先生可謂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不知劉先生考慮過沒有，文革的造反有理，是一種至上而下的專制操縱，是領導者為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一場全民族「遊戲」，喊「造反有理」者，又有幾人不是棋子與工具？而《水滸傳》里的「造反有理」，反倒真是一種基於對現實不滿的自發造反了，與文革的這種領導者至上而下的精心組織、參加者的麻木衝動全然不同。當然「暴力崇拜」與濫殺無辜絕對是應該被譴責。同樣的道理，文革的發動者看似也通過爾虞我詐發動文革，但是筆者想講的是，文革所以能將全民族帶入這萬劫不復的深淵，所依靠的完全是專制的魔爪，是對定於一尊的權威以及意識形態的絕對控制，至於上文所講到的爾虞我詐，充其量只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與滿足個人私慾的鬥爭技巧罷了。老人家不是講過不用陰謀用陽謀嗎，在專制的殿堂上，老人家本來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至於那些技巧，權且是專制殿堂上的點綴罷了。而《三國演義》中的那些驚心動魄、爾虞我詐，在筆者看來更多的是藉助各自的專制權力與意識形態控制來實現的，當然這其中也不乏說書人的稻粱謀、圍觀者的消遣樂以及羅貫中老先生的藝術化，與老人家的那些點綴，倒也交相輝映。

要之，就《雙典批判》而言，在筆者看來，劉先生對於「暴力崇拜」與「權術崇拜」的控訴與批判，進而從國民性的角度呼喚「尊重人性和人的慾望的權利」、呼喚「人性光輝」，在今日社會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值得我們每一位讀者思考。但若將所有的問題一味讓《水滸傳》與《三國演義》來承當，在筆者看來則不免矯枉過正而適得其反。相比較於雙典，專制的淫威與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更應該是我們批判的方向，畢竟這些才是真正統治與危害我們國民性的文化層面的罪魁禍首。朱學勤先生在《書齋里的革命》一書中不贊成各種形式的決定論，其中也包括文化決定論，在這篇文章中，筆者也不是很贊成《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決定論，畢竟對其而言，這是不能承受之重。

後記：本文初稿於10月初，純粹為筆者之一時興起之作，行文不免洋洋洒洒而略顯雜亂，今日舊文重讀，在結構上略作修改，在此後記尚有需要補充者二。一者國內現今書評類文章就總體而言，學術性批評不多，本文就行文而言，純粹為就文章而言文章，從而進行學術性批評，當然因能力與水平有限，不足之處還望劉先生與諸位方家不吝賜教，然學術性批評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二者對於劉再復先生，無任何不敬之意。在筆者心目中，劉先生鐵肩擔道義、妙手綉文章，為道德文章之楷模，心存敬仰已久，文章若有冒昧之處，還望先生海涵。

子遇  於上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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