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政府高層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書名：舊制度與大革命作者：[法] 托克維爾譯者：馮棠 / 桂裕芳 / 張芝聯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時間：2012-08-01詳述大革命的風暴及其原因，還有大革命後殘酷的政治現實。王岐山認為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付夠，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過去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覆為什麼政府高層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文/端宏斌故事要從一則微博說起，著名經濟學家華生在幾個月前發了一條微博：「去海里見老領導，被推薦讀本書，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他認為中國這樣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大國，從歷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環境也好，現代化轉型不會那麼順利。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覆。」他見的這個老領導就是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只要在網上簡單搜索，你就會發現王在各種場合對不同的人推薦此書。不僅是他，央行的副行長也在推薦此書。據說京城的高層前段時間都在熱讀該書，那麼這本書到底有什麼魔力呢？看到《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書名，總覺得非常眼熟，仔細想了想，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的出處嘛。其實不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說過：對於那種追求平等的熱情，我毫無尊重之感，因為這種熱情對我來說，只是一種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我找來此書開始看起來，書並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書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國大革命，由於這場革命稱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關的反思書籍不勝枚舉，那本著名的《烏合之眾》就是其中之一，不過托克維爾的視角略有不同。看完此書，我算是徹底明白了政府高層到底在擔心什麼，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社會狀況，同現在的中國實在是太像了！托克維爾出版此書的時間是1856年，距離法國大革命爆發（1789年）僅67年，原本他還準備寫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後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貴族，短短的一生就經歷了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他曾經是法國的外交部長，出於對政治的失望，後期就安心寫作。托克維爾寫完此書之後就被淹沒於歷史之中，國外掀起托克維爾的研究熱潮還是近幾十年的事兒。《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是法國大革命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在歷史教科書里總結革命爆發的原因，無外乎國王獨裁專制，政府腐敗，苛捐雜稅，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見的說辭。讀者們也自然而然的覺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來鬧革命。然而真相遠不是這麼回事。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國家幾乎全都是君主制和農奴制，而法國的農民恰恰是這些國家中境況最好的，受到的壓迫也是最輕的，這幾乎顛覆了史學家的觀點。革命並非從壓迫最深的地方爆發，而是從最輕的地方爆發，在壓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無法忍受。以法國的近鄰德意志為例，那時候的農民等同於農奴，農奴不得離開領主的莊園，如若敢私自離開，就要被通緝，抓回來之後還要受到懲罰。農奴的地位終身無法改變，職業也不得更改，能否結婚還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時間要為領主服勞役。農奴的土地不能隨意買賣，土地上種什麼還要領主說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給兒子繼承。可是類似的情況在法國早就不存在了，農民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土地，農奴制早已經絕跡，農民不僅不是奴隸，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農民擁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幾乎是全歐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國評論家寫過這麼一段話：「土地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原因在於所有人都熱衷於成為地產主。在法國，下層百姓的所有積蓄，不論是放貸給別人還是投入公積金，都是為了購置土地。」看到這裡你再想一想中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熱衷於購買住房，住房總是以超出其價值的價格出售，目前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是全球最高，調查顯示，中國自有住房擁有率高達89.68%，遠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國，下層老百姓的所有積蓄，基本上都是為了購買住房。雖然中國已經有了這麼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幾乎每個人都在喊「買不起房子」。法國這邊是擁有土地的自由農民，德意志那一邊是沒有土地的農奴，為什麼封建權利在法國人這邊會激發起更強烈的仇恨呢？作者給出了兩個解釋，第一是法國農民已經變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國農民已經完全擺脫了領主的統治。試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農民自己的，那麼強加在土地上的各種負擔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邊的農奴認為世界本就是如此，雖然他也痛恨領主，但更多的是害怕。農奴從沒想過要推翻整個體制，來個大革命，有這種大膽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更加自由的制度確實提高了生產力，但最終卻變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當時的法國國王）的財政總監說道：「原本可以用來維持一家人生計的土地被平均分給5-6個孩子，這些孩子以及他們的家庭此後完全無法依靠土地生存。」這又變成了經典的「馬爾薩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糧食產量，但更多的糧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卻沒有增加，大量沒飯吃的年輕人最終要走上街頭。大革命將路易十六送上了斷頭台，但是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路易十六也絕非人們印象中的殘暴統治者。例如，國王的獵物在狩獵區邊緣毀壞了農民的莊稼，國王還表示應該予以賠償。並非是國王自己損毀了農田，而是國王在狩獵區飼養的野獸乾的。路易十六雖然是一國之主，但公眾輿論對國王的影響非常大，據說他自己實際上服從於公眾輿論，不斷地向輿論諮詢，對其表示敬畏。大多數外國人很難想像公眾輿論在法國的權威地位，很難理解這股甚至能對國王發號施令的無形力量到底是什麼，但它確實存在。後來的研究發現，當時的法國正在進行飛速的改革，農民的自由、平等和財產，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護。有趣的是，在這位開明、民主的國王統治下，社會的不滿情緒正在加劇，民眾的仇恨情緒並非只針對國王，而是針對一切舊的制度。以至於有人說：法國人的處境越好就越覺得無法忍受。革命的發生並非總是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無怨言，忍受著難以忍受的法律壓迫的人民，一旦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其猛力的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之前的政權更好。在法國人看來，路易十六最輕微的專橫舉動，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國家）整個專制制度更難以忍受。看到這裡，讓我們再來想一想現在的中國，毫無疑問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於30年前有了巨大的進步，但是人民對於社會的不滿程度反而是越來越深，最常見的一句抱怨就是：「這全都是體制的錯！」在30年前，你很難想像公眾輿論能夠左右高層決策，而現在政府最常乾的一件事就是給網路流言闢謠。在30年前，老百姓對於報紙上的東西是深信不疑，而現在人們寧可相信網路謠言。現在沒有人會否認整個社會的法律制度越來越人性化，但是老百姓似乎變得越來越無法忍受了。比如，政府官員抽高價煙，被放上網之後，就丟了官。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誰？不是國王、不是大臣、不是貴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識分子。看到這裡你是不是感覺很吃驚？法國的知識分子同德國的完全不同，德國同行完全不問政治，只埋頭於研究純粹的哲學，但法國的知識分子非常熱心於公共事務，因此你完全可以稱他們為法國的「公知」。這些法國公知看到社會上特權泛濫，自然而然的覺得特權沒有存在的理由，並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這樣的思想。他們對一切舊事物和傳統感到厭惡，準備用新的藍圖重建整個社會。但是他們少有擁有從政的經歷，一切僅僅存在於他們的大腦之中。正因為他們脫離實際，因此他們對於自己的這套理論盲目相信，並充滿熱忱的加以傳播。法國公知對於伴隨著革命而來的破壞，連想都沒想過。而法國民眾對於公知言聽計從，衷心擁戴。想想看，納稅人深受攤派之苦，聽公知說人人均應平等，當然很是振奮；一個農民，種的莊稼被貴族養的馬吃了，他聽說一切特權都應受到譴責，自然是歡呼雀躍。就這樣，每個老百姓都成了哲學家，政治被植入了強烈的意識形態意味，於是，公知控制了國家的輿論導向，搖身一變成了政治領袖，沒人能夠與公知爭奪這個地位了。公知不但獲得了底層民眾的認可，還獲得了很多貴族的支持，不少貴族紛紛解囊資助公知的寫作事業。這些貴族們完全忘掉了，一旦這些理論受到普遍承認，就不可避免的轉化為政治激情和行動，最終要打破整箇舊制度。於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貴族們一邊享受著繳稅豁免權和其他種種特權，一邊又大力的抨擊這些舊制度如何的荒謬，貴族們正在親手埋葬他們自己。作者的評價是「舊制度的上層階級竟然這樣盲目的促進自己的滅亡」，你是怎麼也無法相信的。中國的現實幾乎是法國當年的翻版。中國的公知們完全沒有任何的行政經驗，但是他們全都堅信自己的理論能夠讓每個中國人更好，並用種種美麗的口號來獲取民眾的支持。在網路上，他們有著呼風喚雨的地位，數以千萬計的粉絲對他們言聽計從，說的任何一句話都被當做了真理。而體制內的人，一邊享受著特權，一邊卻紛紛抨擊整個體制。而老百姓呢，沒人關心具體的問題應該怎麼解決，大家都只關心「你是不是我們一夥的。」變成了純粹的站隊遊戲。就這樣，整個社會上下一齊在努力，準備推翻這個體制。最終大革命到來了，即使是最聰明的人，也沒能預料到大革命的爆發，但是他們此前的所作所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來。革命之後，人們所期待的東西沒有一個到來，來臨的只是繁忙的砍頭大戲。繼處死路易十六之後，斷頭台的工作越來越繁忙，不到50天的時間，僅巴黎一地就處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羅伯斯庇爾被處死的時候，著名的劊子手夏爾桑松已經砍掉了2700個腦袋。斷頭台的「榮譽」也逐漸從高層走向平民，據勒龐描述，被砍頭的農民和工人就有近萬人。斷頭台的效率驚人，21名吉倫特派用了30分鐘，31名稅務官用了35分鐘，54名紅衫黨用了28分鐘。其中近代化學之父，著名法國化學家拉瓦錫，因為稅務官的身份也被砍頭。在臨死前，他做了最後一項實驗，他和劊子手約定，想知道頭被砍下來之後，意識還能維持多久，他說腦袋掉下來他就眨眼睛，劊子手仔細數了數，一共眨了15下。不過這一說法不見於正史。寫到這裡，相信你已經明白政府高層在擔心什麼了，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社會同當下的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要說法國大革命有啥成就？估計最直接的就是成就了拿破崙，讓他當上了皇帝。王副總理說：「中國人自己的代價也沒有付夠。過去這些年走得順了些，下面難免會有反覆。」會不會一語成讖？前言：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我現在發表的這部書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這樣的歷史已有人繪聲繪色地寫過，我不想再寫。本書是一部關於這場大革命的研究。1789年，法國人以任何人民所從未嘗試的最大努力，將自己的命運斷為兩截，把過去與將來用一道鴻溝隔開。為此，他們百般警惕，唯恐把過去的東西帶進他們的新天地：他們為自己制訂了種種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與父輩迥異；他們不遺餘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我始終認為，在這項獨特的事業中，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所想像的要小。我深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績，必須暫時忘記我們今天看到的法國，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墳墓中的法國。我在這裡試圖做的便是如此；但為達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像的要艱苦得多。有關君主制最初幾個世紀、中世紀、文藝復興的歷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們不僅了解當時發生的各種事件，而且了解這些不同時期的法律、習慣、政府精神與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樣地、仔細地研究18世紀。我們自以為十分了解18世紀的法國，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為我們掌握著當時最卓越人物的歷史細節，因為機智或雄辯的批評家們已使我們熟悉了18世紀顯赫的大作家們的著作。但是，對於處理事務的方式、各種制度的真實實施、各階級相互的確切地位、被人漠視的階級的境況與感情，直至輿論風尚，我們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錯誤的認識。我試圖深入到舊制度的心臟。在年代上它離我們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們分隔開了。為達此目的，我不僅重讀了18世紀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許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這些著作並非精雕之作，卻更好地反映真實的時代精神。我仔細閱讀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國人在這些公共文告中表達了自己的見解與好惡。省三級會議以及後來的省議會的會議記錄在這方面為我提供了大量啟示。我特別研究了1789年三個等級起草的陳情書。這些陳情書的手稿長達數卷，它們是法國舊社會的遺囑，是它的願望的最高體現，是它的最終意志的真實反映。這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文獻。而我覺得它還不夠。在行政機構強大的國家裡，思想、願望、痛苦、利益與激情，通常遲早會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覽政府檔案不僅使人對其統治手段有一精確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個國家的狀況。今天，如果把充斥內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給一個外國人看，他很快就會了解我們，甚於我們自己。讀者將會看到，在18世紀，政府權力已經十分集中，極其強大，驚人地活躍，它不停地贊助、阻止或批准某項事業。它許諾很多，給予也很多。它以各種方式施加影響，不僅主持大政方針，而且干涉家家戶戶，以及每一個人的私生活。此外，它從不張揚，因而人們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隱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長時間在巴黎和幾個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檔案。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裡發現了活生生的舊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見，它的實踐。每個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語言講話，暴露他們最隱秘的想法。我因此獲得了當代人所沒有的關於舊社會的許多概念；因為我看到了他們從未見到的資料。隨著這項研究的進展，我驚異地在昔日的法國處處看到許多今日法國突出的特點。從中我發現許多原以為源於大革命的感情，許多我一直認為只可能來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產生於大革命的習慣；我時時碰到深植於這片古老土壤中的當今社會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見產生大革命的那種精神是如何形成、誕生和壯大的。這場革命的整個面貌逐漸展現在我眼前。它已經預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點；這就是它本身。在這裡，我不僅發現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為的原因，而且也許更有甚者，發現了它將長期建樹的目標的先兆；因為大革命有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法國人似乎要摧毀過去的一切；在第二階段，他們要恢復一部分已被遺棄的東西。舊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後重又出現，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我獻給公眾的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闡明，這場在幾乎整個歐洲同時醞釀的偉大革命為什麼爆發於法國而不在他處，為什麼它好像自發產生於它即將摧毀的社會，最後，舊君主制怎麼會如此徹底、如此突然地垮台。從思想上說，我已著手的這部著作不應到此告終。倘若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我的意圖是穿過這場漫長革命的起伏興衰，追蹤這些法國人——不久前在舊制度下我還和這些由舊制度造就的人們親密相處——注視著他們隨著種種歷史事件而變化、改造，卻絲毫不改變本質，他們不停地在我們面前重現，雖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終可以辯認出來。首先，我要和他們一起經歷1789年的最初時期，那時對平等與自由的熱愛共同佔據著他們的心靈；他們不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僅要摧毀各種特權，而且要確認各種權利，使之神聖化；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儘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在簡要追溯這場大革命的進程時，我將試圖說明：同樣是這些法國人，由於哪些事件，哪些錯誤，哪些失策，終於拋棄了他們的最初目的，忘卻了自由，只想成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僕役；一個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強大、更加專制的政府，如何重新奪得並集中全部權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價換來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無物的自由表象；這個政府如何把選舉人的普選權標榜為人民主權，而選舉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議，又不能進行選擇；它又如何把議會的屈從和默認吹噓為表決捐稅權；與此同時，它還取消了國民的自治權，取消了權利的種種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論、寫作自由——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貴、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還以這個偉大的名義自詡。我一直寫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業績、新社會已誕生時，然後，我將考察這個社會本身，我要力圖辯別它在哪些地方與以前的社會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們在這場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最後我試圖推測我們的未來。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寫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於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誰能說得准呢？個人的命運較之民族的民運更為晦暗叵測。我希望寫這本書時不帶有偏見，但是我不敢說我寫作時未懷激情。一個法國人在談起他的祖國，想到他的時代時，竟然無動於衷，這簡直是不能容許的。我承認在研究舊社會的每個部分時，我從未將新社會完全置之不顧。我不僅要搞清病人死於何病，而且要看看他當初如何可以免於一死。我像醫生一樣，試圖在每個壞死的器官內發現生命的規律。我的目的是要繪製一幅極其精確、同時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圖畫。因此，每當我在先輩身上看到某些我們幾乎已經喪失然而又極為必要的剛強品德——真正的獨立精神、對偉大事物的愛好、對我們自身和事業的信仰——時，我便把它們突出出來；同樣，當我在那個時代的法律、思想、風尚中碰到吞噬過舊社會，如今仍在折磨我們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時，我也特別將它們揭露出來，以便人們看清楚這些東西在我們身上產生的惡果，從而深深懂得它們還可能在我們身上作惡。我聲言，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個人、階級，還是輿論、回憶，也不管他們多麼令人敬畏。我這樣做時往往帶有歉意，但從不感到內疚。但願那些由於我而感覺不快的人，考慮到我的正直無私的目的而饒恕我。不少人可能會指責我在本書中表達了一種對自由的完全不合時宜的酷愛，他們要我相信，在法國再沒有人在關心什麼自由。我只是懇求那些對我提出這種指責的人不妨想想，我對自由的熱愛久已有之，並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當論及另一個社會時，我就幾乎逐字逐句地寫下了人們現在即將讀到的內容。在未來的黑暗中，人們已經能夠洞察三條非常明顯的真理。第一條是，今天，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制或減緩它，但不能戰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制度；第二條是，世界上所有社會中，長期以來一直最難擺脫專制政府的社會，恰恰正是那些貴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會；最後，第三條真理是，沒有哪個地方，專制制度產生的後果比在上述社會中害處更大；因為專制制度比任何其他政體更助長這種社會所特有的種種弊端，這樣就促使它們隨著它們原來的自然趨向朝著那個方向發展下去。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在這類社會中，沒有什麼東西是固定不變的，每個人都苦心焦慮，生怕地位下降，並拚命向上爬；金錢已成為區分貴賤尊卑的主要標誌，還具有一種獨特的流動性，它不斷地易手，改變著個人的處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幾乎無人不拚命地攢錢或賺錢。不惜一切代價發財致富的慾望、對商業的嗜好、對物質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為最普遍的感情。這種感情輕而易舉地散布在所有階級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與此無緣的階級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會使整個民族萎靡墮落。然而，專制制度從本質上卻支持和助長這種感情。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對專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們的思想從公共事務上轉移開，使他們一想到革命，就渾身戰慄，只有專制制度能給它們提供秘訣和庇護，使貪婪之心橫行無忌，聽任人們以不義之行攫取不義之財。若無專制制度，這類感情或許也會變得強烈；有了專制制度，它們便佔據了統治地位。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這類社會中與社會固有的種種弊病進行鬥爭，使社會不至於沿著斜坡滑下去。事實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擺脫孤立，促使他們彼此接近，因為公民地位的獨立性使他們生活在孤立狀態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感到溫暖，並一天天聯合起來，因為在公共事務中，必須相互理解，說服對方，與人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們擺脫金錢崇拜，擺脫日常私人瑣事的煩惱，使他們每時每刻都意識到、感覺到祖國高於一切，祖國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夠隨時以更強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對幸福的沉溺，使人們具有比發財致富更偉大的事業心，並且創造知識，使人們能夠識別和判斷人類的善惡。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裕、文雅、華麗，甚至輝煌，因其平頭百姓舉足輕重而顯得強大；在那裡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誠實商人和可尊敬的產業主；甚至還會見到優秀的基督徒，因為他們的祖國不在塵世，而他們宗教的榮耀就是在最腐敗的時尚中，在最惡劣的政府下，造就優秀基督徒：羅馬帝國最腐朽的時代就曾充斥著優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說，在此類社會中是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20年前我所想所說的就是這些。我以為，從那時以來，世界上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能使我改變想法和說法。當自由受歡迎時，我表示了我對自由的讚賞；當自由遭拋棄時，我仍堅持不渝，對此人們不會不以為然。此外，請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我的大多數反對者的分歧，也許比他們自己認為的要小。一個人，假如他所屬的民族有善於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卻生來就奴顏婢膝地仰賴某個同類人的好惡，而不去遵循他親身參與制定的法律，試問這樣的人算是一種什麼人？這種人我認為並不存在。專制者本人也不否認自由是美好的，只不過唯獨他才配享有自由；對此大家並無歧意，分歧在於對人的尊重程度；因此嚴格來說，人們對專制政府的愛好同他們對國家的輕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讓我順此潮流，恐怕尚須時日。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刻我發表的這本書是一項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節雖短，卻花費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時間。我本來可以把大量的注釋放在每頁下面；不過我還是把它印在卷末，並且為數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頁碼。讀者從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證據。如果本書對某些讀者有所啟發，他們想要更多的例證，我願另外提供。光明網：重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文/張楊「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托克維爾用這句話為《論美國的民主》破題。誠然，平等的權利觀念和民主已經在新舊大陸變為現實，而且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但是，這門新科學，或者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目的，僅僅就是告訴法國人民這不可逆轉的趨勢嗎？這思想和趨勢不就是來自於法國嗎，而且在法國大革命中不早就展現其力量了嗎？顯然，托克維爾另有深意：他的第一部不朽著作透露的乃是自由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可能。十幾年過去後，作為貴族的後代和政治上失敗的國會議員和外交部長，同時又作為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托克維爾，在反思法國幾十年專制與革命不斷循環而不得自由的時候，他選擇的是回望1789年法國大革命；其思考的結果，就是150年前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現代政治的核心問題托克維爾真正洞察了現代政治的本質，那就是自由權利的平等（此平等是指一種和貴族特權相對的平等權利觀念，而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經濟平等觀念），以及民主作為唯一可能的統治合法性來源。這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不僅僅在法國，而是在整個歐洲。「今天，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制或減緩它，但不能戰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制度」，「身份平等的逐漸發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豈能止步不前」。所以，在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托克維爾並不同意伯克的保守觀點。伯克對法國人說：「你們何不因循你們古老的傳統？你們何不恢復你們古老的特權？倘若你們無法恢復你們祖先體制的隱失的面貌，那麼你們何不將目光移向我們英國？」相反，托克維爾指出，伯克沒有看清楚現代政治的本質，「問題的要害正在」「革命恰恰是要廢除歐洲共同的舊法律」；但另一方面，托克維爾和他的前輩伯克是心靈相通的，伯克說的是「何不恢復古老的權利」，這種權利在法國是「隱失的面貌」，這才是關鍵之處，也是托克維爾欲求而不可得的東西：肇始於路易十四的君主專制和行政集權已經讓法國的貴族制度失去了美德和品格，貴族變成了食利階層，無法成為政治上的領導者；而平等觀念的展開也使得貴族制度在普通國民心目中喪失了信譽。也就是說，法國已經沒有英國那樣可以保守的政治能力和資源，甚至也無法重新恢復，再去一步一步地演化為現代民主制度；相反，法國的舊制度（托克維爾用這個詞特指路易十四以來的種種專制集權制度而非過往的貴族制度）為大革命做好了鋪墊。這才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所以，正是因為後者，托克維爾絲毫沒有貶低英國貴族制度轉向民主的優越性，他甚至羨慕，倘使法國有這種可能性甚至有一點機會，托克維爾都不會反對法國也選擇這條道路。誠然，平等與民主是現代政治的本性，卻並不代表他認為這是最高的價值，也不是說就要任著這天性任意恣肆；相反，托克維爾視自由為最重要的價值，而他關注的是如何去馴化可能危及自由的民主和民主化過程。在托克維爾看來，平等是現代政治的天性，而自由則是現代政治的藝術。天性固然不可遏制，但藝術方顯政治精髓。所以，托克維爾不是保守主義的伯克，他不為貴族制度的消逝而輓歌，也並不指望法國能夠重建貴族制度以獲取自由；但是，托克維爾同樣不認可以盧梭為代表的人民主權理論。托克維爾關注的是：在一個不可避免的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時代中，如何保存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可能？民主政治又需要何種制度保障，而民主化需要哪些方面準備？前者是托克維爾考察美國民主的根本所在，後者是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本。這就是現代政治的核心論題，也是他為「全新的社會」建設的政治科學。通往現代政治的三條道路平等和民主是現代政治不可避免的趨勢，但在托克維爾的時代，存在的是三種（而不是兩種版本）的通往民主政治——或者用今天的時髦術語，「民主化」的可能性。托克維爾正是站在這種比較的角度來反思法國大革命這條道路的。對於托克維爾而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英國貴族制度邁向民主制度，和美國在無專制君主的條件下建立起民主這兩條道路及其區別，還有法國這樣的君主專制國家的民主化歷程。論者如果僅僅將問題對立為所謂的美國平民的自由和英國貴族的自由，就恰好忘記了托克維爾還嚴肅地討論過專制者一人的自由和公務員貴族的自由！事實上，英、法、美三國的歷史實踐，昭示了邁向民主制度的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來自英國，特點是重視自由勝於重視平等。由於保存有較為完好的貴族制度，「自十七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所以在英國，通往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正是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巧妙地滲入這古老的軀體，使之復甦和免於瓦解，並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時，灌輸新鮮活力。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托克維爾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英國並不是舊社會，而完全是一個現代國家，如果有人認為把革命後的法國和美國作為二元對立不甚恰當的話，那麼把英國和美國作為二元對立就更是曲解了托克維爾的意思：英國顯然代表了「通往現代政治」的一種可能性，無視英國以及它的傑出思想家伯克等對於現代憲政制度、代議制民主和政黨制度等的貢獻，是一種虛妄。對於英國而言，擴大享受自由權利的範圍，是在一點一點地完成，是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第二種方案來自法國，特點是重視平等勝於重視自由。法國有和英國一樣的貴族制度，一樣的司法獨立，一樣的自治傳統和一樣的自由精神。但是始於十七世紀末期的中央集權化過程，使得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和品格，取而代之的是王權專制和行政官僚，「這便是國家行政機構，它建立在地方權力廢墟之上，向四面延伸；這便是日益取代貴族統治的官吏等級制度」；這時，貴族僅僅是作為食利和特權階層而存在，自然激起平民更大的憤怒，與之類似的還有宗教；行政集權還對司法、地方議會等制度不斷實施打擊，王權和依附其上的行政組織成為社會依靠的唯一對象；同時，中央集權體制使得社會原子化，民眾直接面對國家，當然也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給予國家；集權制度還使得知識分子不是從事實際的政治，而是一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甚至構建了一些革命的話語。這時的法國，不但失去了自由，而且並不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卻盛行，這一切，使得大革命變得很難避免，大革命帶來的是平等和專制並存的法國，從此法國開始了漫漫的祛除專制和找回自由的政治歷程，托克維爾一生的從政經歷以及政治思考，都是在為此而奮鬥。第三種方案來自美國，特點是對平等和自由都給予了均等的重視。這裡沒有專制君主和貴族制度的困擾，一開始就能基於平等的原則立國，而美國人又繼承了英國政治的傳統，懂得自由的寶貴和用制度維持自由的技藝——平等和民主是現代政治的天性和美國的幸運使然，而一個保護自由的精巧的政治制度才是美國開國者最傑出的藝術和貢獻。而這一點，顯然與英國的貴族制度、地方自治、司法獨立、宗教傳統等是一脈相承。這就是托克維爾時代已經發生的三種方案：那就是英國的「貴族＋演化」道路，法國的「專制集權＋革命」方式，和美國的「憲政民主」立國——事實上，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僅僅一處，但是異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種方案的可能性，這段話和他全書認為只有貴族制度才具備保持自由的同時擴大平等的可能性的觀點並不盡同：「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並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也就是說，在法國的舊制度下，是否也有君主能夠看清歷史大勢，培育改革環境並果斷實施改革而避免革命，實現政治轉型的可能性？而真有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話，這種變革方式要優於人民民主主權名義下的大革命方式?因為前者能夠發展成為自由民族，而後者則使得專制像惡魔一樣纏住法國。他還專門強調了這個觀點的重要性「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事實上，連民主主義者傑斐遜晚年也指出：「假若十八世紀的君主們能夠致力於漸進性地改革環境，為了進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進步性的調節，那他們的臣民就不會被迫通過流血和暴力去尋找輕率和破壞性的革新。」可惜，法國的君主並無這個政治智慧和預見性，但是後來有的專制君主或者專制領導人卻從這裡吸取了教訓：為了避免革命，必須實施改革。歷史表明：這第四種方案在很多有著中央集權傳統的國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國家的領導人試圖實施這種改革卻失敗了。所以，就比較三種方案而言，托克維爾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但並不代表他貶損英國的民主化過程。但英國的初始條件終究是遠遠比法國幸運的，法國的「舊制度」才是托克維爾論著中的反題。貴族制度的基礎使得英國在「民主化」中保存了自由，同時這種自由權利不斷擴大，一種相對穩定的演化過程實現了平等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制度下的法國則是急風驟雨，但在「民主化」過程中丟了自由。托克維爾顯然更加欣賞英國方案，在英國，「英國貴族的傑作是使社會各民主階級長期地相信共同敵人是國王，因而使貴族終於變成了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而不再是他們的主要對手。」而在法國，「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所以，儘管托克維爾全書的主旨在於告訴我們「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權制度已經使得法國革命不可避免」，但他依然設想過法國邁向民主政治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機會，比如一種英國方案的變體。在他對法國朗格多克三級會議（英國制度的翻版）的研究中，他在結尾處寫道：「由於有了朗格多克這種特殊政體，新的時代精神才得以平穩地滲透到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麼也不破壞，就改變了一切。」他依然認為新的時代精神必須得到實現，但是英國或者朗格多克的「平穩滲透」版本顯然要遠遠好過大革命版本，他比較後寫到：「其他各處本來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倘若當初那些君主不是僅僅考慮坐穩江山，他們只要把用於取消或歪曲省三級會議的一部分的頑固勁頭和氣力拿出來，就足以使省三級會議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於完善，並使之全部適合現代文明的需要。」如果說，英國貴族制度下是相當自然的演化出這種「平穩滲透」的話，那已經中央專制集權的法國要想實現這種「平穩滲透」，則必須依靠富於政治智慧而不僅僅考慮坐穩江山的專制君主了。或許這就是托克維爾設想的專制君主領導的革命吧，也就是前文說的第四種通往現代政治的方案。總之，僅僅是因為大革命前法國將近一百年的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法國貴族在大革命前已經不具備英國貴族的政治權力和品格，所以托克維爾不像伯克那樣譴責法國革命和試圖重建貴族制度。法國並不具備像英國這樣推動漸進演化的主導力量，從而使得革命不但變為不可避免；革命也由此具備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它至少為既無自由也無平等的專製法國帶來了平等，「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雖然發生於舊制度的大革命並沒有帶來自由的新制度——這是「舊制度」的悲劇，也是「大革命」的不幸。舊制度、大革命與「新」制度托克維爾並未如保守主義或者保守的自由主義一樣譴責法國大革命，相反，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開篇和結語都讚揚這場革命，「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儘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這就是1789年，無疑它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後，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讚美崇敬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但正如上文已經提到，說到底，托克維爾為什麼要為舊制度感到惋惜呢？一個形存實亡的貴族制度，一個不復自由的專制制度！托克維爾為什麼要譴責大革命呢？既然法國已經喪失貴族政治之自由品格而只殘留食利階層，既然這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已經深入骨髓，既然這「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乃至壓迫人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既然自由早就消逝，革命就有其價值。在托克維爾看來，至少有兩條原因彰顯了法國革命的價值：第一，法國革命使得在法國，平等的思想演變為現實，即便自由權利並未擴大，但是每個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法國革命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還深刻地影響了其他國家，甚至包括英國。「法國人從英國法律中吸取了憲政自由的原則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國見到的若干民主風尚以及在那裡宣揚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論，看來都來自法國。」他也充分評價甚至預言了法國革命將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影響：「最了不起的，並不在於法國革命使用了各種手段，創立了各種思想：偉大的新事物在於，那樣眾多的民族竟達到這樣的水平，使他們能有效地使用這些手段，並輕而易舉地接受這些準則。」這點在他身後50年、100年甚至更遠的將來都還會長久的產生外溢效果。然而，也正是因為革命前的舊制度，不但使得法國不能像英國那樣從貴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時演化出新制度（托克維爾設想但不奢望這點），更可悲的是，「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像的和他們自己最初要想像的要小」，大革命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權的政治，其原因恰好在於「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專制制度使得連革命者都無可避免的打上專制的深深烙印」。所以，「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這是舊制度的產物，並且我還要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後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夠適應大革命所創建的新社會」。這根深蒂固的專制制度啊！「舊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後重又出現，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法國革命並未換來自由，這點，正是讓托克維爾一生痛心疾首的。舊制度，摧毀了法國貴族的政治領導能力以及演化成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造成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和法國人民的分崩離析也就為大革命鋪設了條件，還使得大革命之後的法國依然無法獲取自由而只能不斷加強中央集權，而「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托克維爾痛恨和詛咒的，正是這箇舊制度。專制制度下產生了一種變態的政治文化，「如果說這種不正規的、病態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那麼，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於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而且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專制和革命的文化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法蘭西，成為未來法國政治的一個主線：「統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業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活著，從那以後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於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托克維爾寫此書的時候大革命已經結束六十多年，然而法國依然不見自由的蹤影，幾年前他在《回憶錄》中就寫道：「在法國只有一件事實我們幹不成的：自由政府；只有一件事物是不能摧毀的：中央集權。它怎麼會滅亡？」今天，當我們再回首看托克維爾的感嘆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想：舊制度、大革命與「新」制度的故事，僅僅在法蘭西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嗎？一句話，在托克維爾看來，相對於英美，法國並未能給現代政治的核心論題一個滿意的答案。那麼，他給出答案了嗎？革命之後的自由既然歷史趨勢不可阻擋，既然初始條件無法選擇，兩者一起造成變遷道路就很難避免（儘管托克維爾設想過其他可能性），這些一起造成歷史後果無法逆轉。那麼，托克維爾關心的就是自由在革命後的集權國家如何重建？或者說，繼續去回答他的核心問題：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可能？托克維爾英年早逝，他希望寫的關於法國革命的第二部著作並沒有完成。他僅僅回答了舊制度是如何製造出毀滅自己的大革命，但他並沒有詳細展示大革命後的中央集權制度，應該如何摧毀專制，又如何實現自由？不過，儘管托克維爾沒有提供給我們系統的解決方案，或許根本也不存在這樣的建構性的方案，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們能夠零散的看到：他反對什麼，他又支持什麼？托克維爾把自由定義為「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他並不看好在人民主權名義下進行的革命，他雖然沒有從理論上對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展開完整的批評，但他認為要在制度上實現權力的分立和彼此制衡，要從傳統中挖掘保障自由的東西比如宗教，同時要努力形成一個公民社會，這些是防止絕對權力的關鍵，也是政治成熟的標誌。托克維爾所推崇的顯然是來自於孟德斯鳩和美國開國者的憲政制度，如用立法權和司法權來限制行政集權，用聯邦制度來限制中央集權，只不過他所處的時代使得他能夠觀察是否採納這些憲政制度對於政治生活和公民自由的實際影響。他不是孟德斯鳩和開國者這樣的設計者，而是觀察到政治效果的科學家。他指出「當議會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時，中央集權製成為有名無實」，還正確地指出議會制並不能夠代表人民主權，英國議會「愛惜地方自由並非因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為身為立法權，它找不到得心應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但是，在革命後法國這樣更加行政集權，地方分權制度並無蹤影時，還有其他資源嗎？托克維爾認為要挖掘社會傳統中一切有助於保持自由和抵禦專制的因素為未來重建自由制度作準備。他首先談到宗教自由。托克維爾認為基督教是保護自由的重要資源，大革命之所以開始選擇基督教作為供給對象，「並非因為它是一種宗教教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制度」事實上，「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並沒有什麼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托克維爾最為看重的乃是鄉鎮自治和結社自由這兩條。因為他始終認為國家除了君主（無論是舊君主還是新專制者）和民眾以外，必須有各種各樣的中間政權機構和中層組織，來限制中央集權，保障公民自由，訓練政治參與，促進公民精神。既然舊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貴族這一天然的中間政權和社團組織，那麼地方自治和結社自由就成為新的手段。今天，我們稱之為公民社會。托克維爾的著作多處談到這點，這大約是他認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證的最好制度安排。他說，「沒有比貴族制更有利於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維持久遠了。」對於美國這樣的新生民主，「英國人的地方分權制度發揚光大：市鎮變成幾乎獨立的市政府，成為某種民主共和國。」對於革命後更加中央集權的法國，托克維爾指出，從集權制度中奪回權力是很困難的，「或是因為難於從當權者手中奪取權力，或是因為難以知曉委託誰來使用權力」，但是「當一個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權原則，當知識在那裡已經普及，當治國科學已臻完善，在人們已經嘗到過集權的政府的苦頭時，就會經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們如何在他們中間努力創建某種集體政權，來處理他們的自身事務。」事實上，法國一直沒有擺脫中央集權和獨尊巴黎的事實。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才開始大規模的地方分權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員的任命制逐步改為選舉制，同時賦予地方官員直接選舉產生而使得其具備獨立權力。這，已經是大革命二百年之後了。托克維爾指出，擴大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建立公民社會是關鍵。特別是結社自由，因為如果言論自由也被鉗制的話，至少還會有基本的結社權利，只有為數極少的最為專制和殘暴的政府才會讓公民道路以目。本來，「在貴族制國家，貴族社團是制止濫用職權的天然社團」，那對於沒有或者剷平貴族的民主國家而言呢？「結社自由已成為反對多數專制的一項必要保障。」事實上，鄉鎮自治、結社和形成公民社會對於專制國家的作用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防止社會造成的崩潰性革命或者戰爭。托克維爾指出，革命前的法國，是一個中央集權控制地方、控制社會、控制所有團體、控制言論以至於形成大眾社會的國家，「由於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後果。……最後，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人與人之間彼此疏離的社會正是最後造成大革命的根源。二十世紀的政治更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康瑟豪斯對於大眾社會的政治（Politics of Mass Society）的論述中，在阿倫特、阿隆關於極權主義的論述中，一個夷平了社會中間團體的政治，給本國或者其他國家帶來多大的危害，而其統治又是何等的脆弱，必然為戰爭或者革命所摧毀——他們的論著都從托克維爾那裡吸收了養分。公民社會第二個方面的作用是為未來的制度改革做好社會準備。帕特南對義大利民主制度改革的經典研究《民主運轉起來》提供了最好的說明：同樣實施的政治制度改革，在有著公民社會傳統的義大利北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有著專制傳統的南部，則效果大打折扣。而東歐的公民社會運動也告訴人們，在一個夷平任何其他政治組織的國家，公民社會可以創造出多大的能量，可以用以前不能想像的和平手段，去改變一個彷彿不可能挑戰的強權，並為之後的制度轉型和民族和解做好準備。到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地可以看到，促進市場經濟、啟動地方自治和培育公民社會，乃是革命後專制國家中最富於遠見的政治家為消解可能的革命和為未來的制度改革做的最好準備。當然，如果時機成熟，最為重要的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同國家有不同國情，但決非是人民主權的又一次翻版，而是遵循托克維爾等論及的分權制衡、代議制民主、司法獨立、中央地方適當分權等現代憲政制度的基本原則。「因為，在我們這一代，領導社會的人肩負的首要任務是：對民主加以引導；如有可能，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規制民主的行動；逐步以治世的科學取代民情的經驗，以對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認識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適合時間和地點，並根據環境和人事修正政策。」，這才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而不是屈從於現代性展開下人民主權的任意恣肆。托克維爾的這些卓越見解和思想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同時成為激發一次又一次政治學研究的源泉。無論是達爾等多元主義民主還是對政體科學和憲政主義的思考，無論是對公民社會的論述，還是對地方分權的實踐，都打上了深深的托克維爾烙印。托克維爾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顯得異常睿智和富有遠見，成為我們今天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來源。結語托克維爾被普遍認為是一名卓越的預言家，一位理解人類歷史第一次「現代性」意義上的政治和社會革命的中心人物。拜時代所賜，他能夠充分地吸收來自於盧梭、孟德斯鳩、貢斯當、伯克、密爾、休謨、美國建國之父的思想；拜時代所賜，他又是第一個嚴肅觀察、比較和研究不同國家通往民主的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民主政治造成的實際後果，再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身份來反思自由與民主的價值的現代人，其思考和判斷要遠遠比盧梭甚至比美國開國之父們更為審慎、成熟，又比後來的政治科學家們帶有更多本質性的價值考量。但是他的卓越見識並不僅僅是前人和時代給的，更多的來自於他對不同國家和社會的親身觀察和分析，來源於他對歷史材料的充分把握，來源於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實踐，來源於他對國家政治命運的深刻思考。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志不在於構建純粹理論；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人；他既是一位有著古老的亞里士多德傳統的政治學家，又是啟發今天思考國家、政體、憲政、民主化、革命、公民社會等最為重要命題的新時代的第一位「政治科學家」。在托克維爾身後，法國革命開啟的革命浪潮席捲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階段添加了新的內容，比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對於人類現代歷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釋，被公認為是迄今為止關於這個話題最為深刻、客觀的思考以及所有討論的起點。讀點：道路文/陽朔赤壁 （豆瓣網友）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寫道，在18世紀中葉，由於社會根本沒有政治自由，文人不僅對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視而不見。他們在政界無所作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為。接著他比較了英法兩國的政治傳統：在英國，研究治國之道的文人和統治國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將新思想引進實踐，另一些人藉助事實來糾正和限定理論；然而在法國呢，政界彷彿始終劃分為兩個互不往來、彼此分割的區域。在前一區域，官員治國理民；在後一區域，文人制定抽象原則。之後他又敘述了一般民眾的行為：同樣因為愚昧，民眾對文人言聽計從，衷心擁護。假如法國人像以前一樣在三級會議中參政，每天在省議會中繼續致力於地方行政，那麼可以斷定，法國人決不會像18世紀中葉那樣，被文人的思想所煽動；他們會維持事務的一定規章，以防止純理論。最後他得出結論：假如同英國人一樣，法國人也能夠不廢除舊的制度，而是通過實踐來逐漸改變體制的精神，他們也許就不至於心甘情願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樣。但是每個法國人每天都在他的財產、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種舊法律、某種舊政治慣例、某些舊權力殘餘的妨礙，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採用的醫治這種特殊疾病的藥方。最後的結果只有兩條路：要麼全盤接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大革命不可逆轉的發生了。原來在北京坐計程車的時候，碰到的每一個司機都是神「侃」，真可謂是縱論古今、中西合璧，從國內形勢談到國際形勢，彷彿聯合國就是自家開的，方向盤就是安南面前的話筒一樣。每當這時我總感到一陣荒謬，如果他自家街區的事情可以自己說了算，他用得著那麼拽嗎？如果計程車的牌照價格、每月交的份兒錢、道路狀況可以自己說了算，他用得著那麼縱橫開闔嗎？這和一個拿著世界地圖、畫著紅線、想要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難人民的年輕人，不是一樣荒謬嗎？中國人不是天生宏大敘事的，正因為中國的政治環境還建立在中世紀的遺址上，人們不能夠決定自己身邊的事情，只剩下宏大敘事了。聽過一個笑話：赫魯曉夫訪美的時候，和艾森豪威爾親切會晤，艾森豪威爾自誇到，每一個美國人都可以到白宮總統辦公桌前，罵美國總統的不是；赫魯曉夫聽到撇撇嘴：那有什麼？每一個蘇聯人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宮總書記辦公桌前，罵美國總統的不是！這笑話多麼熟悉，這不是每天發生在我們周邊的事情嗎？我們自己沒得罵，只好罵美國！罵日本！！共和憲政制度都有著同樣的規範：包括三權分立、代議制度、司法獨立、法治、政務官選舉產生、事務官考核產生等等。說白了，很簡單，「憲政」講究的是政府的限權、「共和」講究的是公共事務、「民主」講究的是權力的歸屬。最終街坊們掃了自己的屋，還能通過代議制掃自己的街區，最後還掃了天下。大家見了面不再宏大敘事，都說：媽的，這街區也忒亂了點，我去找參議員去；政府的上面罩著個緊箍咒，就是「憲政」：一方面限制政府的權力；另一方面保障個人的尊嚴和權利。在公共區域和私有區域之間劃一條明確的界線。等到這時還有革命的必要嗎？近一百年來，我最敬佩的政治人物是蔣經國，他憑藉一己之力放棄了家天下、黨天下，打開報禁、黨禁，這是五千年來未有的大胸襟、大氣魄。（當然除了堯舜以外，可惜年代太久遠了，還有學者對禪讓做了考據說那是假的。）現實的中國有大量的學者在朝推動憲政改革，我對他們表示深深的敬佩，但是想要一個錯綜複雜的利益集團主動放棄他們的權力，而且這些權力又能帶來巨額的金錢，決定了這樣的放棄是小概率事件，是一個非常態的事件，這樣的放棄是要講歷史機緣的；另一方面在野的有良知的人們，通過大量的維權事件來推對社會的變革，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這種非暴力合作的方式，採用寬容、妥協的大智慧，是我更加敬佩的。起碼他們舒緩了民情，不至於讓非理性的民眾和非理性的政府直接對抗，進入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之中，他們形成一些小共同體，起到了緩衝層的作用。中國始終徘徊在治世和亂世之間。治世是假的，大多是專制獨裁；亂世是真的，諸侯林立、刀兵相見。真心希望這條寬容、妥協的路可以走得通暢些。【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請看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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