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散考——經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二十九

　　唐玄宗開元十六年（728），李白在江夏（今湖北省武昌市）送友人孟浩然東去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送別之際，詩人面對雲水蒼茫之中漸行漸遠的一葉扁舟，一種離憂傷別濃濃愁緒和獨處天地之間的孤獨感油然而生，寫下了這首名垂千古的著名詩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下面對詩中涉及的黃鶴樓、揚州、孟浩然、李白與揚州的關係，以及對詩意、詩句的不同理解作一散考：

一、關於黃鶴樓

　　黃鶴樓為江南四大名樓之一（其餘三座為江西南昌的滕王閣、江蘇鎮江的北固樓和湖南嶽陽的岳陽樓），原在武昌城西南二里的黃鵠磯上。有的文章雲黃鵠磯位於蛇山的首部，不確。黃鵠磯與蛇山並非一地。因1956年修建武漢長江大橋，要利用黃鵠磯作為橋墩底座，方將黃鶴樓由黃鵠磯遷於今址——蛇山之上。黃鶴樓始建於三國時代的孫吳，據《元和郡縣圖志》：「吳（大帝孫權）黃武二年（公元223），城江夏以安屯戍地也。城西臨大江，西南角因磯為樓，名黃鶴樓」。因兵燹、水患諸原因，屢遭毀壞亦歷代都有興建，而且建築樣式皆有所不同。現今的黃鶴樓為1993年武漢市政府所建，樣式仿唐，樓高七層，外圓而內方。至於為何叫黃鶴樓，有各種說法，但都與仙人過境有關：《太平寰宇記》云：「昔費文瑋登仙，每乘黃鶴於此樓憩駕，故號為黃鶴樓」；《南齊書·州郡志》則記為仙人王子安：「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過此也」。武漢當地還有個傳說，說有位辛氏曾在城西磯頭賣酒，有個道士前來飲酒數壇不醉，辛氏知是奇人，殷勤供奉而不索一文，道士臨別時，取佐酒之桔皮畫鶴於粉壁之上，每有客前來飲酒，鶴即起舞，四方聞之，前來飲酒觀看者塞途，辛氏亦因此致富。十年後，道士再來酒店，以手招鶴，遂跨鶴而去。辛氏遂於此處建樓以供奉。

　　黃鶴樓矗立於大江之濱，與北岸的龜山遙遙相對，上依河漢，下窺荊楚；鸚鵡洲供芳草於腳下，漢水長江交匯於眼前。唐宋以來，即是登臨絕佳之處，墨客騷人，題詠甚多，最出色者莫過於盛唐詩人崔顥的《黃鶴樓》：「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詩人把古與今、傳說與現實、他鄉美景與客子之愁巧妙地挽合在一起，並配之以白雲、大江、晴川、洲渚闊大的背景，更反襯出遊子的孤獨和行人的渺小，確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登覽詩，所以李白游黃鶴樓時曾感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後來寫的《登金陵鳳凰台》，其結構和表達方式，也完全化用了此詩。黃鶴樓的楹聯，以近人的一幅長聯最為著名，上聯云：「數千年勝跡跡曠世傳來，看鳳凰孤岫，鸚鵡芳洲，黃鵠漁磯，晴川佳閣，好個春花秋月，只落得剩水殘山。極目今古愁，是何時崔顥題詩，青蓮擱筆？」下聯是：「一萬里長江幾人淘盡，望漢口斜陽，洞庭遠漲，瀟湘夜雨，雲夢朝霞，許多酒興詩情，僅留下蒼煙晚照。放懷天地窄，都付與笛聲縹緲，鶴影蹁躚」。晚清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時曾兩次重修黃鶴樓，今留下一篇《重修黃鶴樓記》和一幅名聯，聯云：「昔賢整頓乾坤，締造均從江漢起；近日交通文軌，登臨不覺歐亞遙」。

二、關於揚州

　　揚州又稱維揚、江都、廣陵，位於今日江蘇省境內長江北岸、長江與京杭大運河的交匯處。揚州這一名稱有兩個不同的內涵：一是指中國的區域劃分。傳說夏禹治水後，將天下分為徐、冀、青、揚等九州。揚州包括的地域甚廣，大致包括今日的蘇、皖、浙、贛、閩等省和粵、豫、鄂部分地區，這是一個自然區域，並非實際上的行政區劃。當其作為行政區劃時，其使府常常在揚州城，但在南北朝時揚州府治卻在金陵（今日的南京市）。人們常引用的「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的揚州即是指金陵而不是人們常誤認的揚州城。南朝樂府「西曲」中的「江陵離揚州，三千三百里」的揚州，指的也是金陵，這是我們在閱讀古典文學作品時必須注意的。揚州的另一內涵是指揚州城，李白這首詩中所說的揚州和廣陵，即指此。關於揚州的歷史沿革和城址變遷大致如下：揚州之得名最早見於《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在今揚州市西北的蜀岡上築邗城，這就是歷史上最早的揚州城。漢初吳王劉濞在邗城基礎上擴建為吳國都城，城周長達十里半，下轄三郡五十三城，這大概就是揚州最早的行政轄區。漢景帝時，劉濞叛亂被誅，封地被中央削奪，劉非繼封為江都王，漢武帝時劉胥封為廣陵王，仍以邗城為國都，但轄地僅及邗城周邊，邗城也改稱江都和廣陵，其城池也逐漸向東擴建，其邗城原址稱為「內城」，向東擴建部分稱「東郭城」。三國時期，揚州為魏、吳邊境，戰亂頻仍，一度成為廢邑。隋文帝開皇九年，改廣陵郡為揚州郡；隋煬帝大業元年，又將揚州改回江都原名。唐高祖時又改為揚州，唐玄宗天寶九年又改稱廣陵；肅宗時再改成揚州，從此至今，一直沿稱揚州，沒有再改其名。

　　隋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為了征高麗方便輸送兵源，解決「關河懸遠、兵不赴急」之困，也為了解決南北漕運，加強京城與洛陽的聯繫和對河北、江南等地控制，在開鑿關中通濟渠後，便著手開鑿溝通南北的京杭大運河。大運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市），南至餘杭（今杭州市），全長27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長的大運河，為蘇伊士運河的十倍，巴拿馬運河的二十倍。大運河開鑿以後，自唐至清，成為南北漕運和交通的主要幹線。揚州位於大運河與長江交匯之處，更成為南北交通之樞紐，四方商販雲集之所，歷來兵家必爭之處，被稱為「淮左名都」、「江淮鎖鑰」。隋煬帝三下江都，在蜀岡宮殿舊址新建了春草、歸雁、迴流、光汾等十座宮苑，這就是著名的「揚州十宮」。十宮之外，又在邗溝的茱萸灣造了北宮，在江邊的揚子津修建了臨江宮，使揚州城北迤邐數十里地，成為金壁輝煌的皇家宮苑。使揚州這座南北通衢的商業大都會，又憑添了幾分富貴氣象。唐代揚州城的規模最大，地位也最重要，當時是揚州大都督府駐蹕之地，與上游的荊州大都督府形成中國腹心的兩大軍事重鎮。當時的揚州有兩重城：蜀岡之上的稱「子城」，亦稱衙城，為揚州大都督府及其下屬各級官衙所在地；蜀岡之下稱「羅城」，一稱大城，為商業區和居民區。據沉括《夢溪筆談》介紹：大城南北長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長七里三十步。天寶十四年，「安史之亂」爆發，北人大批南逃，經濟中心亦隨之南移。作為東南軍事重鎮、大都督府所在地的揚州遂成為全國最大的經濟都會。中唐詩人王建有首詩形容揚州的夜晚是「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夜看揚州市》）。另外，我們從杜牧描寫揚州的一些著名詩句，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等可以看出，即使到了「近黃昏」的唐末，揚州依然是十分繁華的。

揚州瘦西湖內二十四橋

三、關於孟浩然、李白的揚州之游

　　孟浩然在三十歲與四十歲這十年間，曾多次漫遊於襄陽與揚州之間，並留下為數不少的詩篇，與揚州有關的有《揚子津望京口》、《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隱士》、《廣陵別薛八》、《登龍興寺閣》等。其《登龍興寺閣》作於開元十五年，亦即是他在武昌告別李白往京師途經揚州之作。龍興寺在今揚州城內文昌閣東，今稱石塔寺，尚有唐代的石塔和古銀杏尚存。石塔分上下兩層，塔身由二十塊長方形石板和十一根欄柱構成，兩層皆有精雕之佛像和如意花飾。千年銀杏至今亦蔥蘢虯勁，樹高二十多米，干粗要五人合圍，樹冠直徑達十八米。奇特點是，樹榦分兩支斜出，成「V」字形，石塔正居其空隙中間，成為揚州一大奇景。孟浩然在《登龍興寺閣》中寫道：「逶迤見江勢，客至屢緣回。茲郡何填委，遙山復幾哉。蒼蒼皆草木，處處盡樓台。驟雨一陽散，行舟四海來」，可以說是唐代的揚州襟山帶水、人口稠密、商業繁榮的真實寫照。李白在開元十四年、天寶三年、七年、十三年、上元二年曾數次游揚州，到過吳王宮，登過大明寺的棲靈塔，也與揚州的一批文士、道士結為好友，寫下了《廣陵贈別》、《留別廣陵諸公》、《秋日登揚州棲靈塔》、《淮南卧病書懷寄蜀中趙征君蕤》、《敘舊贈江陽宰陸調》等數首詩章。特別是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他在揚州遇到青年詩人魏萬，萬為人「風流醞藉，平生自負，人或為狂」，但對李白十分仰慕，曾順著李白遊蹤，從粱園、東魯，一直追蹤到揚州方與李白相見，歷程三千餘里。兩人一見如故，遂定為忘年之交（這年李白約五十四歲左右），兩人在廣陵、金陵留連數月臨別時，李白以《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詩相贈，並把自己的全部作品交給魏萬，請他編集，又以愛子明月奴相托，說：「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及明月奴」。魏顥（魏萬後改名魏顥）後來果不負李白之託，編成《李翰林集》，並為之作序。此集後來雖散佚，但「序」卻流傳下來，為我們研究李白生平留下了寶貴資料。

四、關於《送孟浩然之廣陵》寫作年代及對「故人」的理解

　　王琦《李太白詩集注》認為該詩作於開元二十八年孟浩然卒前，至於具年份，未加細論；清末黃錫珪重編《李太白年譜》，認為開元二十一年，李白「始識韓朝宗及孟浩然」，李白作有《贈孟浩然》，至於《送孟浩然之廣陵》則作於四年之後的開元二十五年；詹鍈在《李白詩文系年》中認為該詩「當是開元十六年以前之作」，《贈孟浩然》則作於之後的開元二十七年。詹鍈的《系年》影響較大，一般學者多從此說或略有修正。如劉文剛的《孟浩然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就認為「詹瑛先生《李白詩文系年》系（該詩）於開元十六年之前，近是」，並具體定於開元十四年。上述的判定和分歧，與對孟、李的行年、交遊的判定以及對相關詩作的不同理解有關。我以為《送孟浩然之廣陵》應作於開元十五年（727）春，《贈孟浩然》應在此之前，不早於開元十三年秋，亦不會晚於開元十五年春。其理由如下：

　　第一、李白於開元十三年（725）離鄉，沿江東行至荊州，這點史家並無疑義，亦有相關史料和詩作作為左證。李白的《渡荊門送別》：「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荊州歌》：「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秋下荊門》：「此行不為鱸魚繪，自愛名山入剡中」。可見其五月還在白帝城，秋天又離開荊州東行往浙東的剡溪一帶。那末，李白初到荊州的時間應是夏秋之交，同孟浩然的初識亦應在此時。因為孟浩然的家鄉襄陽離荊州僅幾十里地，他隱居第鹿門山也在附近。孟此年三十七歲，詩名早著，為了求學和求名而出川的李白，到荊州如不拜會孟浩然，反倒是不可理解。我以為《贈孟浩然》即作於初識之時。全詩八句，皆為頌揚之詞，首句稱孟為「夫子」，皆符初識交友之道，特別是最後兩句：「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充滿崇拜之情，也符合兩人的年齡和李白此時的身份：孟浩然此時三十七歲，八年前就寫過有名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等詩章，名聲早著；李白此時則是個剛出道的二十五歲的小青年，況剛從封閉的巴蜀來到中原大都督府所在地荊州，虛心和仰慕自在情理之中。今人楊承祖通過對唐代贈人詩的分析後認為：「唐代以詩投謁或初會相贈，則甚為普遍，制題的形式，通常是「贈□□□」。作者並將李白的約一百一十首贈人詩加以分類，剔出其中屬於初會的約有八首左右，楊氏分析這些初會贈詩有以下幾個特徵：都以極大比例的篇幅頌美所贈者的德行、操守、宦績或才華，最後以自己的企慕作結；對所贈者的頌美，幾乎都是從篇首直起；詩意謹正，多用四韻律體；時常用「仰清芬」、「慕清芬」作結，如《贈瑕丘王少府》的結尾：「無由接高論，空此仰清芬」；《贈張公洲革處士》：「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贈孟浩然》與上述特徵都較吻合，應當屬於初識相贈。有人認為，如果將《贈孟浩然》定於開元十三年，此時孟只有三十七歲，似與詩中所云道「白首卧松雲」不合。這似可不必耽心，因為這裡是讚揚孟的終生追求，並非指眼前年齡。就是指眼前年齡，也可解釋：宋代的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說自己是「白髮蒼顏，頹乎其間」，其實歐陽修當時的年齡剛滿四十，正如他在同時寫的《醉翁亭》一詩中所云「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道學如歐公，都可作此誇飾之詞，何況以浪漫著稱的李白呢？

　　第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應在《贈孟浩然》之後，因為此詩中稱孟浩然為「故人」，自然不是初識。有的學者將此詩排於《贈孟浩然》之前，主要是礙於對《贈孟浩然》詩句的理解：該詩中有「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等句，認為這是說孟浩然入京無遇返鄉之事，而此事發生在開元二十三年，所以清末黃錫珪《李太白年譜》，將《贈孟浩然》定於開元二十一年，李白始識孟浩然之時，《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則定於四年之後的開元二十五年；詹鍈則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放在《贈孟浩然》之前，認為《贈孟浩然》作於開元二十七年。其實如果不受這個典故的左右，跳開一想，就不會這樣左右支絀。因為這四句詩並未說到孟浩然在京求官受阻，只好歸隱田園這個所謂「不才明主棄」的韓朝宗推薦事，只是在讚揚孟的人品風流，不隨流俗，具有仙風道骨的人品和處世態度。此時孟浩然正在鹿門山隱居，不願為官作宦，追求隱逸中的真趣，正是他此時的標榜和友人們對他的讚揚，如：他此時與好友薛八同游雲門寺所表白的「上人亦何聞，塵念俱已舍。四禪合真如，一切是虛假。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灑。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游彭蠡時又說「久欲追尚子，況茲懷遠公」，「寄言岩棲者，畢趣當來同」。作為初交的李白，讚揚對方當然要尊重對方的意趣，更何況，在李白眼中，這種風流倜儻、追求酒中乾坤而不為俗務，正是孟浩然的高潔之處，也是兩人一見如故，不久就稱對方為「故人」的思想基礎。所以我以為這不應成為判別兩詩先後的障礙，按「故人」這一生活常識，《贈孟浩然》應在前，《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應在後，其具體時間應為開元十五年（727）春。因為如上所述，李白於開元十三年秋即離開荊州沿江東下，到過廬山，寫下《望廬山瀑布》、《別東林寺僧》、《廬山東林寺夜懷》等詩作，然後游金陵、揚州、客汝海，寫下《月夜金陵懷古》、《等瓦官閣》以及上述的揚州諸作。此時孟浩然在荊州，正在為開元十三年去世的韓思復在峴山上立碑，兩人自然不可能相見，自然也談不上送別。只有當李白回荊州後才有可能。李白在《上安州裴長史書》中云：「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於此，至移三霜焉」。此書寫於開元十八年，以此推算，東南返回湖北，當是在開元十五年。李在《送從侄端游廬山序》也說「酒隱安陸，蹉跎十年」。按此推算，李白在黃鶴樓送孟浩然，不可能早於開元十五年。另一方面，據《新唐書?孟浩然傳》：孟是「年四十來游京師」。孟浩然四十歲是開元十六年，有的學者據此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定於開元十六年。實際上這裡有個誤差，即把《新唐書》中的「游京師」的時間當成了去京師的時間。其實，孟浩然在開元十五年冬還在赴長安的途中，有詩可證，詩題就叫《赴京途中遇雪》，詩中寫道：「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明確指出已近歲暮，離長安還很遠。我們知道，古人行路，一天至多四、五十里，像孟浩然這樣的詩人還要賞景交友，就會更慢（有人計算李白流放夜郎的行程，就是按每天二十里計算的）。所以能否在年前趕到長安都是個問題，否則就不會在詩中發出「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的愁嘆了。即使在年前趕到京師，在長安遊歷也是開元十七年了，與「年四十游京師」也不符。所以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開元十五年春，孟由韓朝宗的推薦去京師，詩人取水路先東去揚州，然後沿大運河北上赴京，這才會有李白「煙花三月下揚州「的送行之作。

五、關於對幾個詩句和詩意的理解

　　此詩是寫李送友人東去還是孟別友人東去?

　　這本來不是個問題，從王琦的《李太白詩集注》到今人的一些詮釋賞析，皆認為是描寫李白送友人東去時所見之景，以及由此牽動的惆悵之情，如黃生的《唐詩摘抄》，雲此是「不見帆影，惟見長江，悵別之情，盡在言外」。今人余恕誠也認為是「描寫詩人在黃鶴樓上目送友人漸漸遠去的船帆，看見那船的影子消逝在天邊。友人已去，眼下只有長江的水還依舊向天邊奔流」。不同的看法是王達津提出的。1984年1月31日，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一解》，文章認為這首詩「全寫浩然所見，他的用意不但在寫旅人一路觀賞武昌以下的青山，核心正是在寫青山盡時，浩然回過頭來瞻望黃鶴樓和故人」。王的依據有二：一是陸遊的《入蜀記》卷五中關於黃鶴樓的一段記載，認為「孤帆遠影碧空盡」實為「孤帆遠映碧空盡」，是寫「帆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二是據李白的《將進酒》等詩中「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如絲天際來」等詩句，認定「寫江河天際流，必當指上游」，所以望見「長江天際流」不是李白朝下游望而是孟浩然朝上游望。這種新解除了「新」以外，並無多少可取之處。首先，詩題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主語自然是李白，如果詩意是「浩然回過頭來瞻望黃鶴樓和故人」，那麼詩題就應改為《黃鶴樓別李白之廣陵》了。其次，陸遊所說的「非江行久不能知也」也並非孟浩然莫屬，因為如上所述，李白不但是乘舟出川，也數次乘舟東下金陵、揚州，江行之久並不亞於孟浩然。何況李白在另一些詩篇中，也描述和抒發了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相似的視覺景象和感受，如《江夏行》中以代擬體寫一個少婦送別時的感受：「去歲下揚州，相送黃鶴樓。眼看帆去遠，心逐江水流」。只不過一個是間接的代擬，一個是直接的感慨抒發罷了。再次，陸遊所說的「遠映」也只是李白諸種版本中的一種異體，並不能作為定論。溫順隆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新解獻疑》，曾列舉數種版本與此對勘，其結論是：「陸遊之說也未必就是定論」 。因此還是解為李白送友人東去，目中所見和心中所感為宜。

　　是「碧空盡」還是「碧山盡」？

　　在《李太白集》諸本中，此句有的作「碧空」，有的作「碧山」。台灣的《教師手冊》中作「碧山」，並解釋道：「如作『碧空盡』，跟下句「天際流」的『天際』意思差不多，景象嫌重複」。我倒以為還是作「碧空」好，其理由有二：一是較符合荊州一帶的地理形勢。我們知道，長江出川時最後一道關口就是西陵峽，出了西陵峽後，就是一望無際的江漢平原。李白有首《渡荊門送別》，描寫他初次出川時的感受：「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原野盡，月涌大江流」。黃鶴樓所在的武昌，正是江漢平原的腹心，古楚之地，沒有什麼高山大壑，是無法將「帆影沒在天邊的碧山裡」的。二是這樣解釋比較符合詩意，也符合李白表現視覺的習慣。在李白著意構設的這幅送別圖中，畫面的上部是碧空，下部是江流，東部是漸漸隱沒在天際的孤舟，西部則是孤立在黃鶴樓上目斷天涯的詩人，這樣才能顯示出天高地迥、呼號靡及，也才能反襯出人的渺小和孤獨。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涕下」；杜甫的《登高》：天空是「風急天高猿嘯哀」，江面是「渚清沙白鳥飛回」，中間是一位「百年多病獨登台」的詩人，用的皆是同一種手法。如果換成「碧山」，他與江流同在畫面下部，就無法達到上述的藝術效果。另外，從李白的視覺習慣來看，也應是「碧空」而不是「碧山」。在上面曾提及的《秋日登揚州棲靈塔》一詩中，詩人寫其極目遠眺所見是：「萬象分空界，三天接畫梁。水搖金剎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瓊檐度，霞連綉拱長。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遠眺中提到天空、江面、紅日、飛鳥，就是沒有提到山巒，其實揚州周圍倒是有山的，前面提到的王安石在瓜州渡寫的詩句中就有「鐘山只隔數重山」。詩中的「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更是與《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畫面相近。至於用「碧空」會使景象重複也屬多慮，因為從上面的分析來看，如此畫面更為協調，並不給人重複累贅之感；另外就是重複，也會加深詩人的情感份量，有利而無弊。君不見他的《蜀道難》乎？詩中反覆慨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也並不給人重複累贅之感，反為賀之章嘆服，驚呼為謫仙人。李白詩豪放洒脫，是詩中神品，自不能以常人常情繩之。

　　「煙花三月」的「煙花」是「花」還是「煙」？

　　上面提到的《教師手冊》說「有二解：一解為形容薄霧瀰漫，百花盛開的情景；二解為百花盛開，一片如煙如霧的樣子」。其實，無論百花如何盛開，也無法形成「如煙如霧的樣子」。古人形容花多、花盛，也從不用煙霧來形容，而是用「似錦」（繁花似錦），亂花（白居易《錢塘湖春行》：「亂花漸欲迷人眼」）。倒是描寫柳樹，尤其是長堤上的柳樹，常用煙來形容，如「無情最是章台柳，依然煙籠十里堤」，「堤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等。因為柳絛長垂，飄水拂綿，確實如煙似霧。當然，「煙」也並非是「薄霧」，因為「薄霧濃雲愁永晝」（李清照《醉花陰》）是種慘淡的景象，這裡指的是春日特有的嵐氣，而且是晴日才有，山腳和水面更濃，故又稱「晴嵐」。宋人話本《碾玉觀音》中的《鷓鴣天》詞：「山色晴嵐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即是雲此。所以我們據此又可知：李白在黃鶴樓頭送友人，是一個麗日晴天的陽春三月，江面上升騰著白茫茫的嵐氣，這片低浮的嵐氣不但使遠去的孤舟更快地消逝在詩人的視覺之中，而且使送別的場景更美。天氣更美，更能反襯出詩人對友人的眷戀和離別後的孤獨之情：「景美而情惡」，詩人在此運用的正是傳統的反襯之法。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

注釋：

○易叔寒《黃鶴樓的滄桑》，台北《中央月刊》6卷12期，1974年10月。

○南朝梁·殷芸《商芸小說》。

○楊承祖《李白贈孟浩然與黃鶴樓送孟詩的年序問題》，《李白與天姥國際學術討論會》，浙江新昌，1999年5月。

○《雲門寺西六七里聞符公蘭若最幽與薛八同往》，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巴蜀書社1988年版，5頁。

○同上，23頁。

○《唐詩鑒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溫順隆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新解獻疑》，《華中師院學報》198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