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蒙古為何獨立？

05-29

辛亥革命之際，外蒙古王公以及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決定獨立，於庫倫建立「大蒙古國」，活佛為帝，年號「共戴」。
由於沙俄只是想通過蒙古獨立事宜向中國獲取更多的利益，在中國政府的妥協下，中俄雙方於1913年發表聲明不承認蒙古獨立，後於1915年6月7日簽訂《中俄蒙協約》規定外蒙區域自治等問題。
協約規定外蒙承認中國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古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通過該協約，中國獲得宗主虛名，沙俄卻保留了它在外蒙的一切權力和利益。
儘管如此，對中國已是利好，中國勢力得以重新進入外蒙地區。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宣布廢除一切對外不平等條約，並斷絕了對蒙古的外援支持。
外蒙在陷入財政困難、社會混亂境地的同時，覬覦許久的日本也扶持謝苗諾夫（Grigory Mikhaylovich Semyonov）計劃成立「大蒙古國」，並於1919年6月上旬派代表逼迫庫倫當局表態。
外部環境變化的同時，庫倫內部也有了矛盾。外蒙的政體一向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但哲布尊丹巴上台後集政教大權於一身，喇嘛當道，王公大權旁落，引發後者強烈不滿。內憂外患之下，蒙古王公們策動撤銷自治，以便恢復前清舊制，重掌大權。
1919年6月20日，庫倫派外交長車林多爾濟來向駐庫大員陳毅報告情況，說明外蒙古當局「實屬困難萬分」，「雖未明言請兵，而已露求助之意」。
中國駐庫倫都護使陳毅了解外蒙王公意向後，立即抓住時機與庫倫磋商增兵問題，「曉以利害，解釋種種疑慮。」
6月28日，外蒙古當局就增兵事答覆陳毅：「業經密商，僉稱倚仰日人外援，將來必受其殘毒手段。與布人聯合成國，布人必喧賓奪主，萬不可從。現在事機已迫，惟有一致依賴中央，求發大軍援救。議決後回稟活佛，深為喻許，意尤堅定……至此次進兵，即以面商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機密。外蒙既無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來軍愈多愈速為妙。」
陳毅據此提出建議：「大兵入境後，矇事前途或可藉此解決，永奠蒙局！」並懇請北京政府「立排困難，積極進行，速派重兵進入外蒙」。
民國政府響應尚算迅速，徐樹錚9月份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轄第三混成旅（駐宣化）的第七團。
在等待駐兵之時，陳毅與庫倫談判撤職事宜。因為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都想最大程度地奪得權力而爭執不休，陳毅在兩個集團間不斷協調，最終草擬了《外蒙取消自治後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後條例》，並經北京政府核定，只是王公和僧侶集團就個別條款有爭議，尚未達成一致意見。
但在徐樹錚插手後，事情向最壞方向發展。

徐樹錚的職權是負責駐軍，並未負有處理撤治問題的職責，然而在其受命擔任西北邊籌使兼西北軍邊防司令之後，便將西北邊防軍帶到了庫倫，架空陳毅接手對外蒙的交涉。
有文章盛讚徐樹錚顯示了一個邊才的雄才大略。
文史學者聶作平稱徐樹錚在任西北邊防籌備處長時，即對外蒙以及日、俄之間的關係瞭若指掌，他認為外蒙對中國徘徊觀望，乃由於日、俄蠱惑所致。
為此，他甫一進入庫侖，即與松井交涉，通過國際法慣例，將松井非法派遣到庫侖的一百餘名士兵繳械。
對於蒙古喇嘛、王公在中、俄、日之間的騎牆，徐樹錚認為是中國方面不夠強勢。
為此，他在入蒙之前調集了80輛大卡車，入庫侖時，每車乘士兵20人，將所有新式武器悉數向蒙古人展示。
這種做法與陳毅大不相同，外交部的代總長也就是外蒙獨立後第一位庫倫都護使陳籙主張說：「惟外蒙自治一節，不惟載在協約，對內對外均經政府確切表示，國家大信所在，既不可輕議變更，而民族自治，為世界潮流所趨，尤不可顯與背馳，致招他國非議。況自俄亂以來，外蒙官府已深知俄力不足倚恃，已一變其宿昔之態度，對於中央深表親賴之意。如近日謝米諾夫（即謝苗諾夫）勾煸蒙人獨立，外蒙官府竟不為動，足為明證。
在我正應一意懷柔，使中蒙關係日益親密。若輕墮已成之局，不惟阻遏蒙人內向之誠，更恐別生誤會，致來外力干涉。因之數年之功，敗於一旦，蒙疆存亡所系，不可不特加註意。」
但在如何處理外蒙問題上，北洋政府中，趁沙俄無力以武力收回佔據了上風。
徐樹錚稱「撤治用四字，而用恩用威……蒙性多猜，威則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結之。恐其久而易視也，然後威以折之，蒙無實力，必悚而就範，再待以恩，以結其心，則不思勾結外援，乃永無反側矣。」

他在沒有請示任何人的情況之下否定陳毅所擬條例，並提出了自己擬定的八項對蒙新條款，不顧外蒙地方權利。
紀錄片《北洋大時代》指出，外蒙古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獨立」，是因為他們認為清廷的政策損害了自己的利益。
在磋商取消「自治」過程中，外蒙最擔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後本身利益受損，外蒙之所以對《善後條例》有爭議，就是想保證權益的最大化。
而徐樹錚所提出的「八項條款」則將外蒙權益較《善後條例》更加籠統虛化，甚至強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傾向。
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大為震驚，遂聯合一氣，抵死不認。
但徐樹錚繼挾持「內閣總理大臣」巴德瑪·多爾濟（Gonchigjalzangiin Badamdorj）、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又威脅「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庫倫政府只得同意，於1919年11月17日，遞交了要求取消「自治」的呈文。
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一直飽受欺凌，徐樹錚收復外蒙振奮全國，輿論界對此一片讚頌之聲。
孫中山甚至將其譽為班超：「吾國久無班超、傅介子其人，執事於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攜貳，幾於日蹙國百里。外蒙糾紛，亦既七年，一旦復用，重見五族共和之盛，此宜舉國歡欣鼓舞者也。」
然而徐樹錚收復外蒙，功在當下，弊歸千秋。《北洋大時代》認為，徐樹錚的行為反而讓外蒙撤治的中堅力量和喇嘛們聯合起來對抗中央。
正是其蠻橫無理的行徑，將外蒙人心徹底推向對立面，中國政府因此失去了外蒙政治集團當中最強有力的支持者，為蒙古後來的分離埋下了禍根。

蒙學專家札奇斯欽指出，很明顯地看出徐樹錚並沒有脫離古代男兒當立功異域班超式的英雄主義，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想法，以及「以夷制夷」的手段，所以對於一個有現代性的問題自然不容易有合理的解決了。
其實從當時輿論反應來看，北洋政府也少有脫離舊式政治看法之人。
更為惡劣的是徐樹錚在冊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禮儀式禮節上有意折辱，札奇斯欽以十年前陳籙冊封哲布尊丹巴的典禮作比較，認為這依然是個人英雄主義在作祟。
在徐樹錚主持的典禮上，世代受清廷尊重的活佛被強迫對國旗、大總統像片暨封冊各行三鞠躬禮，這是歷代哲布尊丹巴從來沒行的重禮。
而且在哲布尊丹巴十年前曾即汗位的同一場所，徐氏南面站在他曾坐可汗的席位上，叫他面北接受冊封。
札奇斯欽指出，這不但是對活佛本人最大污辱，同時也太傷蒙古大眾的自尊心了。
後來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領袖喬巴山（Coibalsang）在他的蒙古革命史里，特別用了相當的篇幅，來描寫他目睹這冊封典禮的經過。其目的就是要用它來刺激蒙古民族的情緒。
徐樹錚在完成這件極有歷史意義的典禮後，不久就離開庫倫，回到北京從事內爭。
而他離開後不久，蒙古王公與僧侶集團就向中國駐軍發難，白俄與蘇俄勢力先後進入外蒙，從此，外蒙一直處於蘇聯卵翼之下，中國永遠地失去了外蒙古。

站在當時蒙古人的立場上，蒙古人並不認可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認為中國皇帝是自己國家的君主，當清朝皇帝退位後，就失去了留在中國的理由了。

蔣介石為了得到斯大林在東北、新疆和中共問題上的保證，承認外蒙的獨立。
1945年8月14日，中方外長王士傑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其條約要點為：中國承認外蒙獨立，蘇聯給國民政府以軍事、物質上的援助，中國政府宣布大連為自由港，旅順口為中蘇共同使用的海軍基地，有效期間為三十年。
中蘇條約雖然出賣了外蒙古，但蔣介石卻得到了蘇聯的「友誼」，還是撿了個「大便宜」的。從此，蔣介石受蘇美兩大國之扶持，何愁共產黨不滅呢。但是，歷史卻無情地嘲笑了他，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並不以他們幾個人的意志為轉移。
「中蘇友好條約，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賣國條約。」國民參政員胡秋原憤怒地指出。
《大公報》和《東方雜誌》等有影響的報刊，也對割讓外蒙古作了委婉的指責。
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告外蒙古獨立。蔣介石將自己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斯大林是最後一個承認蔣介石失去大陸的主要領導人，也是第一個承認毛澤東贏得大陸的人。
1911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辛亥革命，清朝政府面臨土崩瓦解。早已覬覦外蒙古這塊肥肉的沙皇俄國，乘機策動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們脫離中國。11月30日，外蒙古宣布「獨立」，成立「大蒙古國」。接著，俄蒙軍隊包圍了清政府駐庫倫，就是現在的烏蘭巴托的辦事大臣衙門，解除了清軍的武裝，並將辦事大臣三多及其隨從人員押送出境。
與此同時，沙俄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抗議，在1912年11月3日，同由它扶植起來的外蒙古當局訂立了《俄蒙協約》，其中規定：由俄國扶助外蒙古的「自治」及訓練外蒙古軍隊；外蒙古不得允許中國軍隊入境，不準華人移植蒙地；外蒙古准許俄國人享受本條約廣泛的特權。如自由居住，自由來往，經商，開礦，務農，以及開設銀行、郵局等。
當時，內外交困的清朝政府感到別無選擇，只得與沙俄談判尋求解決外蒙古問題。1913年11月5日，沙俄當局迫使袁世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聲明》。聲明雖然也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外蒙古取消獨立；但規定，中國不得在外蒙古派駐官員，不駐軍，不移民；逼迫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由俄國實際控制外蒙古。1915年6月7日，沙俄政府、外蒙古當局和北洋政府三方又在外蒙古的恰克圖簽訂了《中俄蒙協約》，確認1913年的「中俄聲明」，並予以具體化。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雖然在1919年和1920年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從中國掠奪的一切。但是，在外蒙古問題上，卻繼承了沙俄的衣缽。1919年7月25日，蘇俄政府對外蒙古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外蒙古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它的一切權力屬於蒙古國，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它的內政。」並表示，蘇俄要求立即同外蒙古建立外交關係。
1919年11月7日，由於俄國白軍與紅軍均陷入蘇聯國內戰爭而無暇顧及外蒙古，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和政府總理段祺瑞便決定出兵外蒙古，派徐樹錚率兵進入外蒙古庫倫，挾持「內閣理」巴德瑪·多爾濟，軟禁哲布尊丹巴活佛，全面否定《中俄聲明》。同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俄蒙一切條約，蒙古全境歸還中國。11月22日，徐世昌下令廢除外蒙古的「自治」，恢復舊制；同時，廢除1913年的《中俄聲明》和1915的《中俄蒙協約》。
時隔不久，被紅軍擊敗之白俄將軍溫琴的部隊侵入外蒙古，1921年2月21日，他們佔領庫倫，扶植起新的政權。外蒙古的活佛、王公們又一次宣布「獨立」。接著，蘇俄紅軍借口白俄軍隊入蒙，也進軍庫倫。7月，在紅軍的支持下，外蒙古成立了親蘇的新政府，實行君主立憲制度。11月5日，外蒙古宣布成為「獨立國」，建立「人民革命政權」。同日，蘇俄和外蒙古訂立了《蘇蒙修好條約》，雙方相互承認為合法政府。為了確保這個政權的穩固，蘇俄軍隊一直留駐到1925年3月。
北洋政府對蘇俄的出兵以及隨後成立的政府，雖然提出過抗議，但鞭長莫及、無能為力。另一方面，蘇聯為了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幾經周折，在1924年5月31日同北洋政府簽訂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蘇聯在協定中，表示承認外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尊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並答應從外蒙古撤軍。由此，中蘇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但是，幾個月後，即1924年11月26日，外蒙古政府宣布廢除君主立憲制度，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國」。事實上，外蒙古從此就脫離了中華大家庭，日益成為蘇聯的衛星國。蘇聯也不再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問題了。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並且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說：為了維護兩國的友好關係，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對此，王世傑代表重慶的國民政府發表鄭重聲明「絕對不能承認」。他強調說：「《蘇日中立條約》，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三國首腦會議。在商討對日作戰問題時，斯大林提出蘇聯對日作戰的條件之一就是「外蒙古的現狀須予維持」。除此以外，還有「共管中長鐵路、大連港國際化和租借旅順口」等條件。斯大林的要求得到了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同意。他們並就此簽訂了一個秘密的協定，世稱「雅爾塔協定」。斯大林所說的「現狀」就是指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斯大林知道這是件很燙手的事，所以提出由美國出面通知中國政府，並取得其同意。
1945年6月15日，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奉命把雅爾塔協定的內容正式通知了蔣介石。蔣介石感到憤怒，卻又無可奈何，只得同意派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與王世傑、蔣經國赴莫斯科談判。以後的一個半月內，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多次會議，爭論激烈。斯大林幾乎是以威脅的口吻對宋子文說：外蒙古人民「既不願加入中國，也不願加入蘇聯，只好讓它獨立」；如果中國不同意，蘇聯就不會出兵打日本。宋子文據理力爭，毫無結果；也曾經提出過給外蒙古「高度的自治權」的主張，作為妥協，但蘇方一概拒絕討論。
就這樣，在嚴酷的既成事實面前和強大的國際壓力下，無可奈何的蔣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蘇方條件，就是在蘇聯出兵擊敗日本後，在蘇聯尊重東北的主權、領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內部事務；不援助中共等三個條件下，允許將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結果決定是否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無論如何，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臉面總是要的。對於蔣介石的指令，宋子文感到十分憤怒，不僅拒絕簽字，而且辭去外交部長的職務。8月14日，王世傑接任外交部長，代表中國的國民政府簽署了這份條約。第二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其實，所謂「公民投票」，也不過是蔣介石為了下台階而採取的一種無可奈何的辦法。所以，後來奉命前往觀察外蒙古「公投」的國民政府內政部常務次長雷法章後來回憶道：「蘇俄侵略外蒙古，而又欺騙世界，迫使我國承認其獨立，本為一複雜萬端之國際大事。政府當年抱定忍辱負重之宗旨，從權應變，實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認，法章奉命之後，深感責任艱巨，不敢稍有錯誤……」1946年1月5日，當時中國的國民政府正式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地位。

蔣介石在敗退台灣後，又想起了外蒙古問題。他似乎有點「悔不該當初」了。同時，蔣介石對斯大林沒有信守「不援助共產黨」的承諾更是耿耿於懷。1952年，蔣介石一紙訴狀告到聯合國，指責蘇聯違約，要求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聯合國確認蘇聯違背了條約規定，裁定條約無效。1953年，蔣介石宣布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中關於外蒙古的換文，不承認外蒙古的獨立，並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納入「中華民國」的版圖之內。而且還在國民黨的中央會議上，沉重地「檢討」了一番，說：「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仍願負其全責。這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當然，這種可笑的舉動已經無法改變歷史鑄就的事實了。
1955年8月，有18個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其中就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是美蘇兩國已經達成默契的意見。然而此時，作為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合法席位仍屬台灣當局，蔣介石終於有了「出口氣」的機會，投票前他就堅定表示，反對蒙古加入聯合國。這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趕緊緻信蔣介石，建議他不要反對蒙古加入聯合國：「可以不投贊成票，棄權即可……這對我們雙方都十分重要。」但是，蔣介石沒有同意艾森豪威爾的建議。
就在投票日期臨近之時，艾森豪威爾再次給蔣介石寫信，聲稱蔣如果「濫用否決權，將是對安理會大多數成員意願的對抗」。這種警告式的口吻激怒了蔣介石，第二天蔣就發布聲明，宣布要投反對票，並且說到做到。果然，在1955年12月13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由於中國國民政府投下的反對票，蒙古沒能如願加入聯合國。
蒙古「入聯」是在5年後的1961年。這一年，迫於國際壓力，尤其是在與大陸政權爭奪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形勢下，台灣當局妥協了，沒有參加這一年的大會投票。1961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通過1630號決議，接納蒙古加入聯合國。作為回報，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公開聲明美國堅決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並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合國一案成為「重要問題」，即要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才能通過；且肯尼迪承諾如果任何時候美國的否決能有效地防止大陸進入聯合國，美國將使用否決權。
聯合國大接納蒙古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之後，蔣介石在1961年11月主持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及中央評議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時稱：「就整個世界戰役來說，在防阻匪偽入會的間接目的上，我們可以算是換取了一次迂迴戰的勝利；但在防阻偽蒙入會的直接目的上，無可諱言，乃是我們一次嚴重的失敗和恥辱！」不難看出，蔣介石認為防止中國大陸取得聯合國合法地位比阻擋外蒙古加入聯合國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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