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問，舊中華政權怎麼樣才能成為工業革命的領導者？

05-29

最近在看年代四部曲，年代四部曲對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的原因有個簡單梳理，論工業革命的發源原因，按重要程度排名，首先表現為多元的、競爭性的、惡劣的國際環境、二是對世界貿易的掌控——一般表現為殖民或者半殖民地的數量，三表現為社會階級的權力分布——社會階級鬥爭情況——主要是新興階層（資產階級）逐漸掌握社會生活生產資料，四是社會經濟制度——福利、勞動、貿易、金融、投資等等的利益至上的經濟制度的廣泛確立，五是社會觀念，尤其關於經濟方面的，六是政治制度——新興資產階級（中產主力，部分貴族）在政治權力機構能夠發揮影響度的程度。（Semi-Constitutional Monarchy不算民主制，離君主立憲制還差一步的都算是君主制，只是比Absolute Monarchy好一點點，更勿論隔壁的法國在搞大革命，革命後的政治制度比英國好多了。）七是自由的社會環境，足以讓人口充分流動。八是對舊有經濟、社會制度的充分打擊。
以上八點是本萌新從《革命的時代》中總結出來的，抱歉，我水平不夠只能到這裡了，請大神下手輕點兒。
從這個總結來看，只要是舊有中華政權基本沒有機會爆工業革命，無論大明大清大順都一樣的。（我也是p社玩家，大明爆全球貿易這個梗說說就算，我只是來請教的）
那要怎麼做，才能讓舊中華封建王朝爆發工業革命？

需要外部壓力，敵人的實力也不強不弱，既沒有強大到會一口吃掉他們的程度，也沒有弱小到無法激發他們沒有危機感、積極進取、等等精神的程度。

需要內部制度，皇權不集中也不崩壞，宗教不極端也不包容，上升通道沒有鎖死但也逐步固化。

需要物質刺激，需要大量的原始積累來產生大批不事生產，脫離體力勞動的中產階級，生產力的解放帶來更多的技術進步。

基本上……不可能。如果非要說，那基本上就是近現代中國史的路數，外部強力衝擊摧毀原有經濟結構，然後內部強權政府以國家權力掠奪農業補償工業，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

類似的問題，其實可以套用建國以來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我曾經在研究漢代經濟結構的時候寫過這麼一段東西，基本的結論就是：在整體的經濟結構中，當農業的發展成為了非農產業發展的前提的時候，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就具備了自我強化的能力，這種結構會變得非常穩定。實際上這個結論是可以推廣到近代以前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以下是當時的分析：

漢代的經濟結構中，農業在三大產業中佔據絕對優勢地位。這種經濟結構，宏觀上決定了民間資本在三大產業間的投資比重與結構，在微觀上也影響了民間資本在二、三產業的投資特性。

一般來說，古代社會的農業經濟具備以下兩個基本特點：第一，投資回報率比較穩定。類似「百畝之田，五口之家」的說法，從戰國的李悝至漢代的賢良文學都在使用，說明在一段時期內，在技術條件和自然環境不發生大的變化的前提下，農業的投資回報率是基本固定的，這也是其投資安全性的來源。第二，在投資回報率穩定的前提下，農業的投資收益表現出與生產規模高度相關的特點。所以，在近似的投資回報率下[1]，擁有「千畝畝鍾之田」的大土地所有者可以成為「素封」，而有幾十畝土地的小農家庭只能勉強維持溫飽。農業的這兩個特點從以下兩個方面制約著民間資本投資的產業結構：

首先，消費能力的上限制約了二、三產業的投資規模。如圖1所示：市場的實際規模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共同決定的。在一定時期內，如果不考慮規模效應和技術進步，非農產業的產量應當按照一個固定的「斜率」（即增速）線性增長（曲線1）。這一產量決定了工商業產品的市場供給，而市場的需求則主要由相關產品的消費能力決定。這種消費能力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漢代以農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其整個社會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農業，那麼收入的增加速度應當與農業的投資回報率類似，同樣近似的按照一個固定的「斜率」線性增長（曲線2）。而所謂「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二、三產業的投資回報率是超過農業的，故曲線1的斜率要大於曲線2。故收入，以及由其決定的需求的增速低於供給的增加速度。

因此，主要由農業產量決定的收入水平，決定了漢代社會的整體消費能力只能支撐A點以下陰影部分的非農產業產量，這就為漢代社會二、三產業的規模設定了宏觀上的上限。所以，漢代民間資本在非農產業的投資，雖然個體上存在差異，但總體上擴大再生產的激勵不足。當投資規模達到一定程度後，「卻僅在流通領域內流轉，或投向土地，或轉化為高利貸資本，或窖藏起來，或揮霍浪費，或被封建國家及貪官污吏所剝奪侵吞」[2]，這一現象被近世史家反覆提及。這其中有投資組合、政策環境等微觀因素的影響，但宏觀上來說是因為主要由農業決定的收入以及消費水平，能夠支撐的非農產業規模有限。

其次，農業投資的利潤與規模高度相關，導致了小農家庭消費能力有限，農村市場雖然較前代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依然表現出「粗創型個性」[3]。因此，民間資本在非農產業的投資是高度依賴於城市市場的。漢代的城市市場的消費者主要由官僚、貴族、富商以及各類小生產者組成。這些消費者對三大產業的產品都有需求，這也引導著民間資本在不同產業上都有投資。但是，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特性與能力是不一樣的：下層小生產者的主要需求是生產的原材料和生活必需品，但消費能力較低，導致產品的利潤有限。如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之後，開了一間小酒肆，史載他「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4]可見生活還是比較艱難的。而城市上層的富商貴胄，消費能力強，雖然也需要生活必需品，但由於其一般都或多或少兼營農業，生活必需品的市場供給率比較低，故其主要通過市場來滿足的是對各類高檔奢侈品的需求。如《鹽鐵論·散不足》所言：「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台榭連閣,集觀增樓」；「逐驅殲閣置,掩捕庵毅,耽酒沈酒鋪百川。」巨大的需求帶來了高額的利潤，「一文（紋）杯得銅杯十」，「紈素之賈倍縑」[5]。這種利潤率的差別，引導著民間資本在非農產業的投資大量的湧入高檔奢侈品的生產，導致了其產品結構的缺陷。

產業結構是漢代民間資本投資決策的宏觀環境。漢代民間資本在三大產業之間的投資結構，即受到了產業結構的制約，反過來也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結構：

首先，從宏觀來看，主要由農業決定的收入水平限定了非農產業規模的上限，在長周期內使得農業的發展成為了非農產業的規模擴張的前提條件。民間資本對非農產業的投資，從總量到結構都依附於城市經濟，而由於中國古代城鄉一體以鄉為主的社會經濟結構，漢代的城市經濟本身就是「鄉村的城市，是鄉村的集合和代表」[6]。農業從消費能力和市場兩個維度制約著非農產業的發展。這種「雙重枷鎖」使得漢代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自身就具備了自我強化的能力：工商業若想發展，必須以農業的發展為前提。從而也使得漢代以至整個古代社會的非農產業被「鎖定」在了低水平增長的路徑上。

其次，以微觀來說，民間資本由非農產業向農業流動，進而與農業結合，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工商業資本短期盈利的能力，但由於農業的行業特點，實際上在長期內增加了資本運作的安全性。許倬雲先生在《漢代農業》中提出的漢代農村經濟的「Z模式」，即農村經濟依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而隨時調整與市場關係的彈性結構，正是這種安全性的體現。這種安全性形成的微觀主體的投資意願，進一步的強化了漢代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

漢代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從宏觀上決定了民間資本的投資結構：一方面從消費能力上為非農產業的發展設定了上限，另一方面也制約了非農業產品的市場空間。這種雙重枷鎖使得農業的發展成為了非農產業發展的前置條件，從而將非農產業的發展，以及民間資本在非農產業的投資「鎖定」在了低水平增長的路徑上。同時，也使得以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備了自我強化的能力，一直延續了我國整個古代社會。

[1] 事實上，大土地經營與小農家庭經營在投資回報率上也是有差異的。大土地經營可以使用更多的大型牲畜、大型水利灌溉設施，更先進的耕作組織方式（如代田法），生產效率比小農家庭要高。這也是農業生產與規模高度相關的進一步表現。

[2] 張弘：《戰國秦漢時期商人和商業資本研究》，齊魯書社，2003年，第133頁。

[3] 黃今言：《秦漢商品經濟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4頁。

[4]《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第3000頁。

[5] 桓寬：《鹽鐵論·散不足篇》，第350-351頁。

[6] 齊濤：《中國古代經濟史》，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頁。

首先你得有大規模的機器化生產，這就要求物理學材料學數學都能夠支撐起這一切，然後嘛……

腐儒即刻自裁，請

有種有趣的說法---馬爾薩斯彈簧。人口密度大會導致人力便宜，無法引發技術進步。所以來一場大瘟疫可能有用。

馬爾薩斯彈簧｜大象公會_大象公會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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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腰，題目太宏大，不自量力地強答一些。

不得不承認哪怕在十六世紀，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在技術上的對比已經出線不樂觀的趨勢，正德十六年出現在屯門的葡萄牙人的火器已經優於大明官軍的裝備。往好里說，可以認為還沒出現代差，但技術上的差距確實無可否認。

科技這個詞可以看做科學與技術這兩個詞的總稱，科學是理論體系的總結，技術是實際應用的範疇，雖然直到十九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勃發，科學與技術才真正結合在了一起，但在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曾經貌似並行的科學與技術兩條線已經出現了交匯的趨勢。比如伽利略既在科學範疇內提出了日心說理論，也在技術的層面上造出了天文望遠鏡。

中國古代的傳統技術積累在中古國家裡不算差，在很多領域甚至表現突出，初高中歷史課本里類似的例子俯拾皆是，無論是最早設計出十九年七閏，還是僧一行測量本初子午線，抑或郭守敬設計的開封天文台，還有較早掌握鑄鐵技術等等。但在理論總結上，古代中國確實存在短板。

題主列舉的更多從內生動力角度去看，但我覺得真正決定性的就是兩點，第一，確實歐洲戰亂頻繁的環境造就了某種注重技術進步的客觀環境，第二，西歐國家在航海大發現的時代發現了近乎空曠而又資源豐富的美洲大陸，給歐洲注入了額外的流動性，誘發了價格革命和商品革命。從地理決定論的角度看西歐各主要國家之間基本都存在明顯的自然地理障礙——如法國西班牙之間的比利牛斯山，英法之間的拉忙什海峽，德國義大利之間的阿爾卑斯山——有效地阻礙了統一帝國的建立，維持了大體的實力平衡，形成了國際競爭的客觀條件。比之於第一點，第二點，美洲財富的注入更加關鍵，額外的美洲財富的注入才是歐洲走出自然經濟束縛的最關鍵的因素。

對比啟蒙時代的中國，明朝沒有太多漢唐那種勒石燕然、懸首藁街、羈縻波斯的武功，但在二百七十多年的統治中也基本維持並保住了漢族聚居的傳統國土，對周邊的傳統游牧漁獵敵對部落政權除了末年以外，至少守御堅固。同周邊的農耕文明國家實力對比更是碾壓，沒有太強的國際競爭壓力。自然經濟高度發展，生命力十分頑強，商品經濟相較西歐發展緩慢。加之官紳地主統治階級的短視，以一條鞭法為代表的賦稅貨幣化改革，雖然符合歷史前進趨勢，但事實上激化了國內矛盾，造成了北方更加嚴重的土地兼并，加之小冰河期影響、封建王朝腐朽積累造成了王朝崩壞。明中後期有利於新生產方式出現的因素有隆萬開海，美洲白銀輸入，江南等傳統繁榮區域商品經濟繁榮發展，但大明沒有增量國土，難以消化內卷化趨勢的負面影響——過剩人口積累。傳統中華帝國恐怕確實難以成為工業革命科技革命的引爆者。

但中華文明的積累卻也給了中國在工業革命浪潮中實現後發追趕的可能性。中國中古時代積累下了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的文化傳統沒有閃米特一神教的偏執狂熱，中國主體民族一直以來注重教育尊重知識，中國主體民族基本佔據了東亞大陸上的主要宜居區域，中國人民視統一為常態，相信天無二日民無二主，願意尊重政府權威，江南為代表的人口密集的傳統繁榮區域也出現了新生產方式的跡象。

如果1644年後取代明朝的政權不壓迫主體民族，不搞屠刀海禁，延續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王徵等開創的積極吸收西洋學問的趨勢，不搞文字獄，不去屠城江南，不去屠殺四川，不去屠殺大同揚州廣州肇慶。十九世紀的中國大概最差也能有江戶日本的發展水平。真不知道生活在1900年的清國大學士徐桐是否知道他的本家，生活在1630年的明朝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信天主教，並作何感想。不壓迫主體民族，遇上西洋先進國家叩關就可以搞尊王攘夷，喚起民族主義熱情，更早奠定現代民族國家的心理基礎，不搞屠刀海禁就能進一步促進商品經濟發展，讓手工業進一步發展，延續明末江南商品作物種植的繁榮，甚至有可能催生出中國的自己的注重商品農業的「新貴族」，不去屠殺四川江南就能很大程度上維持住明末的物質積累。繼續接納西學東漸，未必不能用西方的理論體系彌補中國傳統上只注重具體技術的短板。其實哪怕在古代中國也往往不是關鍵技術的發源地，鐵器是赫梯人的發明，比中國早差不多兩千年，但不影響中國在中古時代常年把持鐵製品產量質量雙高。中國車同軌書同文的傳統也很有利於構建民族國家的心理認同。錯過了西北歐國家殖民美洲的現代化第一班車，沒能學盎格魯人開殖民地這種萬能神掛，但中國的單一主體民族人口優勢也是歐洲國家所沒有的。只要中國這種人口與領土面積雙高的國家普及教育，系統開展工業化建設，哪怕技術代差也能得到部分彌補（參見PRC的歷史）。不要太高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歐美國家在東方的投送能力，哪怕清國的半吊子工業建設——洋務運動不也在1884-1894年間維持住了某種大國架子么？歷史證明哪怕如日本1870左右開始實現近代化，照樣趕得上升級為帝國主義列強。當然客觀上1949路線雖然真正開化自立太晚，但也有好處——社會革命相對更加徹底。

這個問題是變相的李約瑟之謎。（為什麼中國先天條件那麼好沒有爆發工業革命？）

說的簡單一點。在手工業有利可圖的前提下，人力生產成本高於機器（原始）生產，並且這兩個條件同時且長期存在。才有可能擦出工業革命的火花（能不能點燃看政治因素）。

根據這條理論舊中華政權不可能成為工業革命的領導者。（本身不可能爆發工業革命，又離發源地那麼）

先得有基本的科學教育，有一批以探索自然規律為目的的科學家，以及以精益求精為畢生事業的技術人員，這是產生一定規模工業的先決條件。如果連工業都談不上，就不要奢求什麼工業革命了。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基本沒有受過科學教育的人才，有一二獨立探索的人士如祖沖之等，又數量實在太少，猶如星火濺於汪洋，起不到作用。這是理論方面的情況。從技術實踐來看，中國的金藝並不領先於西方，無論從現在保有的古董、或是利瑪竇的著述來看，這都是實情。金屬工藝水平才是工業發生髮展的基礎保障，像蒸汽機這樣大型設備，金屬工藝不過關，即使知道動力的原理，也難以化為現實。

雖說很不想承認，但是必須要說的是，宋朝之後，中華封建王朝是做不到工業革命的。工業革命你提到的那些是外在條件，最重要的一條應該是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宋朝因為商業佔比大，所以有足夠的積極性去進行發展科技，四大發明有兩個是在宋朝完善的。而且，宋朝是對外貿易認知最充足也是最積極的朝代，有交流才有進步。接著就像你說的，新興階層掌握社會生活生產資料，明清兩朝官本位嚴重，而且對外貿易萎縮，即便是明朝，對外貿易也基本局限於對日和對朝貿易。清朝更不用說，視發明者如仇寇。

如果非要讓中華封建王朝爆發工業革命，只能是宋朝。四面受敵，也就是你說的惡劣的國際環境；然後對外貿易量非常大，商業稅收是宋朝稅收的主要來源；緊接著是新興階層掌握了社會生活生產資料，當時大量宋朝官員都是由各地區大商人保送的，所以新興階層掌握了相當的話語權。交子的產生更是推進了經濟的發展，而且宋朝有官方錢莊，宋朝的銅錢幾乎是通用整個亞洲。最重要的是，宋朝還不需要君主立憲，因為宋朝的皇帝得朝不正，屬於歷朝歷代裡面集權做的最差的。以皇帝的旨意為例，中書門下不蓋章，那是不叫聖旨，叫中旨，各官員都可以封還中旨，不予執行，但凡執行被中書門下封還的中旨的，還會被蓋上寵臣的帽子。所以，宋朝若是沒有被打斷發展歷程，工業革命是有可能在中國開始。但是我並不覺得工業革命在中國開始是什麼好事。不敢想中國開疆拓土導致世界單極化發展的可怕，只能說，希望世界能夠保持多極化發展，一直到我們發現下一個二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