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潔：教派主義與中東政治

　　 摘要：伊斯蘭教教派的產生與不同人群在伊斯蘭社會政治發展中的不同權力主張有著密切的關係，其本身也對政治的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特別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教派主義的影響日益彰顯。近年西亞北非的政治變化中，教派主義的概念更是被頻頻使用。本文通過對近年中東政治中教派主義因素進行系統分析，指出宗教既非中東地區安全問題的主要根源，也非治癒此問題的靈丹妙藥。如把教派差異視為目前中東政治變局產生的主因，不僅不利於衝突的解決，反而會使得所謂「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千年之爭」成為真正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教派主義伴隨著宗教在人類生活中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它是指人們對某一宗教或宗教派別的強烈信仰和忠誠，以及由此對其他宗教或教派及其信仰者產生的過高優越感、偏見、歧視甚至仇恨。這不僅存在於各宗教之間，也存在於同一宗教傳統的內部。在某些時候，產生於宗教內部的教派主義由於強烈的共同情感和自我認同感，更強調本教派信仰的唯一正確性，因而更具排他性。在伊斯蘭教內部，教派主義長期以來主要表現為遜尼派與什葉派的正統性之爭，以及對與之相伴的有關差異和分歧的強調。

　　 與世界其他宗教一樣，伊斯蘭教產生後不久，內部即因諸種原因發生了意見分歧，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教派區分。教派的產生與不同人群在早期穆斯林社會政治發展中的不同權力主張有著密切關係，其本身也對政治發展產生著重要的影響。在此後一千多年的歷史中，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個教派一直是伊斯蘭宗教和政治思想爭論的一個主要問題，同時也時常對伊斯蘭世界的現實政治發展產生重要影響。不論是在四大正統哈里發統治的結束時期，還是在伍麥葉王朝後期的社會動蕩中，亦或蒙古人西征後留下的政治真空中，教派主義的旗號都曾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

　　 一、伊朗伊斯蘭革命與教派主義因素的凸現

　　 20世紀前半期是中東地區各伊斯蘭國家政治格局變遷最為劇烈的時期。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伊朗愷加王朝解體之後，現代民族國家紛紛建立起來。整個中東地區在20世紀中期出現了世俗化的趨勢，在政治領域，帶有世俗化色彩的思想超過了具有宗教背景的思想，一度成為各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帶有普世主義色彩的宗教觀也在思想界擴散。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派主義在該地區的影響，一些遜尼派知識分子也開始號召彌合不同教法學派之間的差異，包括遜尼派和什葉派教法學派間的差異。在這一大環境下，1959年愛資哈爾大學宣布承認什葉派所屬的加法里教法學派為伊斯蘭教的第五大教法學派，與遜尼派盛行的四大教法學派享有同等的地位。愛資哈爾大學的謝赫馬哈茂德·沙爾圖特也發布「法特瓦」，允許遜尼派和什葉派一起禮拜。此後，伊朗知名什葉派宗教人士開始在開羅設立機構，致力於彌合不同教法學派間的差異。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一些什葉派宗教組織非常活躍，在埃及出版了不少什葉派書籍。遜尼派和什葉派宗教學者也在雜誌上共同發表了多篇文章，以調和兩個教派間的關係，促進相互理解。

　　 然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爆發迅速中止了這一趨勢。在近代歷史上，伊斯蘭世界絕大部分淪為西方殖民地或勢力範圍。雖然20世紀中期以來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令伊斯蘭世界部分地擺脫了殖民主義的困擾，但總體而言，社會發展狀況不盡如人意。在與受西方支持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鬥爭中，阿拉伯一方屢戰屢敗，受壓迫、被西方主宰的第三世界情緒在伊斯蘭世界蔓延。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中，伊朗民眾主宰了自己的命運。新政府對待美國與以色列的堅決態度，使有著深刻挫折感的伊斯蘭世界感到振奮。霍梅尼的教法學家統治理論中雖有一定的什葉派因素，但他號召伊斯蘭世界大團結和統一的革命主張卻是泛伊斯蘭主義的。不同地區與背景的穆斯林從不同角度對革命作出解讀，有些認為這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沉重打擊」，有些則視其為對順從美國的本國專制政府的挑戰，有些認為這是摒棄西方式道路、以本土方式謀求發展的有益嘗試，有些則視之為伊斯蘭教的勝利，或是整個非西方世界的一次勝利。總體而言，這場革命極大地鼓舞了自近代以來屢屢受挫的伊斯蘭世界，其影響並非局限於什葉派社團，而是整個穆斯林世界。

　　 伊斯蘭共和國建立之後，伊朗開始以伊斯蘭世界團結的捍衛者自居，意識形態宣傳具有非常明顯的泛伊斯蘭特點，並採取了一系列舉措淡化其什葉派色彩，以證明該訴求的正當性。革命後不久，伊斯蘭文化和指導部宣布禁止在佈道、出版、廣播和電視節目中出現一切反遜尼派的言論；此後阿亞圖拉霍梅尼向所有前往麥加和麥地那朝覲的什葉派穆斯林發布「法特瓦」，要求他們和遜尼派穆斯林一起，進行公開的集體禮拜；1982年，阿亞圖拉阿里·蒙塔澤里啟動了每年伊斯蘭教曆3月12-17日的伊斯蘭「團結周」活動，以紀念穆聖誕辰等。[1]伊朗強化自身泛伊斯蘭特性，並藉此擴展其地區影響的做法，對沙烏地阿拉伯在伊斯蘭世界的宗教地位和地區政治影響構成巨大的挑戰。

　　 自20世紀初麥加和麥地那兩聖地被納入現代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的疆域以來，沙特就以「兩聖地監護者」和「正統伊斯蘭信仰代言人」自居，積極扮演著伊斯蘭世界盟主和世界穆斯林精神領袖的角色。什葉派的一些信仰和實踐與作為沙特官方信仰的瓦哈比主義相悖，因此時常被認為違背了「認主獨一」的根本信條。生活在沙特的什葉派因而遭遇嚴峻的挑戰。但沙特把建國的歷程定義為反對異族統治、重振伊斯蘭信仰的過程，此後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作為「兩聖地監護者」的身份更強化了其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中的地位。它倡導建立了世界穆斯林大會和伊斯蘭世界聯盟兩大泛伊斯蘭國際組織，憑藉巨額石油財富在全球範圍內開展活動。它領導著伊斯蘭世界聯盟並開辦學校，資助從奈及利亞到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學生在沙特學習，其宗教與政治影響隨之擴散到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社團。可以說瓦哈比主義激發其雄心，而石油財富資助其事業不斷發展。沙特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者地位由此奠定。

　　 霍梅尼號召的伊斯蘭世界大團結，是以伊朗為首、以伊斯蘭革命為榜樣。他公開對沙特苦心經營的伊斯蘭世界領袖、「兩聖地監護者」的身份提出質疑，認為沙特奉行的君主制腐敗、墮落，背離了真正的伊斯蘭道路，缺乏人民的支持，也不配擔任麥加、麥地那兩聖地監護者。由於沙特在美蘇兩極對抗的世界格局中一向親美，霍梅尼指責沙特不過是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走卒。伊朗對沙特泛伊斯蘭主義運動領導地位的挑戰，極大地影響了沙特地區戰略的實施，伊朗和沙特關係日益緊張。

　　 自此之後，教派主義以一種更為明顯的方式表現了出來，並成為地區政治中的一個重要標杆。雖然霍梅尼一直宣揚伊斯蘭世界大團結，但與西方認知的伊斯蘭革命連鎖反應所相反的是，很多伊斯蘭國家並不認為伊朗革命是真正的伊斯蘭運動的勝利，認為它是一場挑戰各國現存政治秩序的政治動蕩，更是什葉派對遜尼派的宗教挑戰。代表遜尼派的沙特與代表什葉派的伊朗，在中東及其他地區的穆斯林社團當中展開了以宗教為旗幟的意識形態宣傳戰，並將其與自身爭取地區霸權和伊斯蘭世界領袖的戰略目標結合起來。

　　 教派主義的影響涉及地區格局和國際政治層面。什葉派和遜尼派歷史上的差異和衝突被置於伊朗和沙特兩個地區大國擴展自身地區影響力、謀求各自政治目標的鬥爭的背景下，顯得格外引人矚目。兩國帶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義宣傳使得有穆斯林的地方，就有教派間的互相攻訐和衝突。教派主義成為當代中東地區政治中的重要因素。

　　 二、作為宗教少數派的遜尼派和什葉派

　　 中東各國不同程度地存在教派問題，其中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國教派構成多元，教派衝突也較明顯。伊朗和沙特雖都是以某一教派為絕對多數，但教派區分依然對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具體來說，什葉派在沙特國內是毋庸置疑的宗教少數派，而遜尼派在伊朗也屈居什葉派之後。在教派主義影響日益濃厚的背景下，宗教少數派的身份令其所處的地位和境遇都非常微妙。

　　 沙特什葉派人口比例約為10-15%[2]，其分布以東部省為主，占該省居民總數的1/3左右，其中90%以上的什葉派穆斯林又集中居住在沙特油氣資源最為豐富的哈薩、卡提夫和加瓦爾附近。近幾十年來，石油資源的開發使大部分什葉派的經濟狀況有所改善，但他們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處境並無多大變化。對於沙特這樣一個以瓦哈比主義為立國之本的國家來說，承認什葉派的合法宗教身份就等於否定自己的宗教合法性。即使在1959年愛資哈爾大學權威學者發布「法特瓦」，認可什葉派乃是與遜尼派四大教法學派並立的第五大教法學派之後，沙特依然拒絕承認什葉派的穆斯林身份。在這種環境下，什葉派信徒的人身安全雖有保障，但其宗教習俗和活動依然受到種種限制。政府一直竭力讓什葉派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領域之間劃分明確的界限，即什葉派信徒可以保持自身傳統，但不能在公開場合表露，更不應過分強調自身信仰的特殊性。什葉派作為穆斯林的身份不被認可，但又不是受傳統伊斯蘭教法保護的「有經人」，其地位比沙特境內為數甚少的猶太人和基督徒更低。可以說，在海灣各國中，沙特國內什葉派人數僅次於伊拉克，但其融入現代國家的程度卻是最低。被佔據主流的瓦哈比派意識形態排斥之後，什葉派的二等公民地位讓其一直對外來新鮮政治思想和政治環境的變動非常敏感。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沙特國內的什葉派隨即開展了一系列社會抗議運動，這促使政府對有關什葉派地區和社團的政策進行調整。但在社會經濟條件有所改善的同時，沙特政府並沒有採取積極措施來融合什葉派國民。對什葉派的不信任感和文化方面的壓力持續存在。伊朗革命後的10年，被沙特什葉派視為自身境遇最差的10年，沙特與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使沙特什葉派時常被視為潛伏的「第五縱隊」。

　　 「9·11」事件之後，沙特連續幾次遭受恐怖主義活動的威脅。出於對帶有宗教色彩的極端主義組織迅速發展的憂慮，一些開明的遜尼派改革主義者意識到，相較於宗教極端主義者，什葉派對國家安全的危害更小，他們不再排斥與什葉派聯合，進而共同倡導社會政治方面的變革，反對腐敗，促進少數派權益。一場要求全面改革的社會政治運動席捲整個沙特。有研究者將這場運動稱之為「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因為它改變了此前沙特伊斯蘭主義運動和自由主義運動各行其是的狀況並表現出某種合流跡象。[3]在此趨勢下，沙特什葉派反對派開始走上與政府的和解之路。在清楚表達對沙特國家忠誠的前提下，他們提出了平等權利的要求，即要求國家正式承認什葉派是與遜尼派平等的國民，並尊重其權利。[4]

　　 伊拉克局勢的變化把什葉派推至國家權力舞台的中央，黎巴嫩真主黨因其對以色列的不妥協態度在阿拉伯世界廣受歡迎。在一個什葉派似乎要佔據優勢的時期，沙特作為遜尼派國家的代表似乎不會在此刻縱容什葉派力量的增長。國王阿卜杜拉一度準備公開與什葉派領導人會晤，但最終放棄了這一計劃。除外來影響外，國王本人也很難說已完全摒棄對什葉派的提防之心。2007年，一家科威特報紙的記者曾問及目前有什葉派致力於轉化遜尼派，沙特作為遜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權威和真主法度的維護者，應如何應對？國王顯然承認了問題中關於什葉派在力促遜尼派改宗的預設，回答說沙特的領導者在密切關注這一問題，但什葉派的行動會失敗，因為遜尼派堅信自己的信仰。[5]

　　        被視為什葉派世界「精神祖國」的伊朗，是全球什葉派人口最多、所佔比例最高的國家，但據不同的估計，其境內也有6%-8%的遜尼派。這些人口分布在伊朗全境，主要居住在俾路支斯坦、庫爾德斯坦和呼羅珊地區。伊斯蘭革命迄今的30多年中，伊朗一直高舉以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團結為旗幟，宣傳伊朗經驗的普適性，強調伊斯蘭世界團結的重要性。但對本國的教派主義問題，伊朗政府顯然還未能完全解決。確實，在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至今的30多年中，伊朗政府和官方宗教人士很少強調自身的什葉派特殊性。從法律上看，遜尼派的合法宗教地位得到了法律的充分認可。但在政治參與方面，遜尼派實際上處於劣勢；在宗教生活方面，遜尼派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1979年以來，文化部就禁止在佈道、出版、廣播和電視節目中出現一切反遜尼派的言論，近年來，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發布教令，明確禁止追隨者譴責前三大哈里發及其家人。但事實上，有上百萬遜尼派人口的德黑蘭至今沒有官方認可的遜尼派清真寺。據說哈塔米在競選總統之時曾承諾當選後會修建一座，不過因未得到哈梅內伊的同意而無果而終。

　　 由於和民族問題相聯繫，教派主義對伊朗國家的挑戰似乎更為嚴重。雖然伊朗各地都有遜尼派穆斯林，但俾路支斯坦和庫爾德斯坦地區的大多數居民都是遜尼派。他們不僅在宗教信仰上與主流的什葉派不同，還分屬於不同的民族：其中庫爾德人居住在伊朗西部，與伊拉克、土耳其的庫爾德地區接壤；俾路支人則居住在伊朗東南的錫斯坦-俾路支省，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接壤。兩者都屬於跨境民族，不同程度上都有分離主義傾向。伊朗庫爾德人自治運動在1979年後曾一度非常活躍。由於近年局勢的惡化，巴基斯坦俾路支分離主義運動也影響到了伊朗俾路支地區。2003年以來，俾路支地區曾發生多起反政府暴力活動，其主力是自稱「真主旅」（Jundollah）的遜尼派恐怖組織。就目前的情況看，這一地區暴力活動的組織和宣傳方式越來越像鄰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吉哈德組織，對外宣傳中頻頻動用教派主義觀點來說明自身的正當性。[6]在這種局勢下，伊朗政府一直強調與當地部落和宗教領袖合作的重要性。隨著核問題的不斷升溫，伊朗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嚴峻。伊朗政府宣稱俾路支地區的反政府活動得到了美國的軍事支持，一些遜尼派武裝組織首領也承認從美國獲得武器。目前緊迫的形勢迫使伊朗不得不在國內遜尼派問題上步步設防，這些防範措施帶來的緊張氣氛反過來又強化了普通遜尼派民眾對政府的不滿，也坐實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伊朗宗教自由狀況不佳的譴責，並進而成為遏制其擴大地區影響的道義借口。

　　 可以說，「伊斯蘭團結」是自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的理想，也是推進其現實政治目標的有力手段。但在過去30年中，伊朗一直在宣傳中致力於促進團結，卻未能成功地在國內教派區分的隔閡上搭建堅實的橋樑。實際上，由於「伊斯蘭團結」這一口號伴隨而來的是伊朗影響力的外溢，其固有的政治訴求反而妨礙了目標的達成，有時反而拉大了兩派間的距離。

　　 可見，不論是伊斯蘭團結還是教派主義帶來的問題中，政治因素與宗教因素難分彼此，如伊朗與沙特的緊張關係和互相攻訐，可以說是兩者作為什葉派和瓦哈比派在宗教教義方面的根本差異所致，但也是兩個地區大國間的政治博弈。伊朗對哈馬斯和巴勒斯坦解放事業的支持，既是為了配合自己反美的戰略目標、爭取在地區事務中的發言權，也可以看作是對穆斯林兄弟正義事業的一種支持。而伊朗國內遜尼派地區的民族分離主義與宗教因素相互糾葛，卻更加難以處置。 

　　 三、什葉派新月地帶與地區政治

　　 「9·11」事件之後，伊斯蘭世界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但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阿拉伯國家什葉派卻贏得了新的發展契機。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後暴力鬥爭道路逐步被摒棄，什葉派社團走向與其他派別和解並對話的道路。他們藉助政治手段，逐步擺脫了此前的弱勢地位，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國政治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伊拉克，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之後，政治上長期受壓制的什葉派影響力開始擴大。戰爭之初，美國的軍事存在遭到遜尼派的激烈抵抗。什葉派作為伊拉克國民，同樣對美國在伊拉克的長期目標亦懷有戒心，但佔領畢竟為一直處於弱勢的什葉派提供了難得的政治活動空間。這促使什葉派重新自我定位，改變遜尼派主宰近一個世紀以來所形成的少數派心理，也讓什葉派政治反對派重新充滿活力，並將人口優勢轉化為政治權力。事實上，自美國入侵伊拉克至今的10多年裡，什葉派已經從薩達姆時期人口統計學上的多數派，變成了事實上的多數派，在伊拉克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日益重要。

　　 在黎巴嫩這個中東教派最為複雜的國家裡，以真主黨為代表的什葉派也在政治上迅速崛起。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真主黨的宗旨和策略已經逐漸發生變化，開始從一個什葉派政治軍事組織向全國性政黨過渡，並成為黎巴嫩民主進程的積极參与者。自1992年真主黨首次參加議會選舉以來，一直在議會中佔據約10%的席位。90年代中期，真主黨成功地在黎巴嫩領導了一場重建地方民主管理的運動。在1998年一人一票的地方選舉中，真主黨在15%左右的市鎮取得絕對優勢。2004年真主黨控制的市鎮增至21%。同時，真主黨以「服務於民」為口號，積極從事社會服務。真主黨及其附屬組織在貝魯特郊區、黎巴嫩南部等政府公共服務缺失的地區，提供垃圾清運、電力和飲水供應的服務。此外，還在政府不願或無力企及的地方修建學校、醫院、公共衛生設施、低收入人群住房，並為小商業者提供貸款和資助。這些服務不僅針對什葉派，而是面向所有低收入階層。特別是在黎巴嫩南部地區，一些低收入的基督徒也把自己的子女送進真主黨開辦的學校學習。

　　 與此同時，伊拉克和黎巴嫩的什葉派社團組織與伊朗一樣，一直堅持反美反以立場。特別是在阿拉伯世界已普遍放棄與以色列的正面對抗之時，真主黨還在堅持同以色列展開武裝鬥爭。什葉派堅定的反以立場使其在中東各國都有不少擁護者，一些遜尼派因對其政治態度的認同轉而受到什葉派信仰的吸引。美國著名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份報告指出，近年在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等國都有相當數量的遜尼派改宗什葉派。[7]這一情況引發了遜尼派對什葉派復興、什葉派主宰中東地區的猜疑和警惕，而什葉派在阿以關係問題上的統一立場，更使得他們被認為隸屬於同一個陣營。

　　 實際上，早在海灣戰爭之後，沙特的一些瓦哈比派學者就認為以什葉派為核心的中東新秩序正在出現，最典型的例子是沙特著名的宗教學者麥加烏姆·庫拉大學伊斯蘭學院的院長薩法爾·哈瓦里和利雅得伊瑪目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大學從事《古蘭經》研究的教授納斯爾·伊本·蘇萊曼·歐麥爾向沙特高級烏勒瑪協會提交的備忘錄。哈瓦里警告說，一個由伊朗、（阿拉維派領導的）敘利亞、伊拉克，以及沙特和海灣其他君主國的什葉派組成的什葉派陣營將要形成。[8]此後，這一概念逐漸清晰。2004年1月，約旦國王在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時表達了對什葉派在伊拉克政局中影響力的關切，並提出了「什葉派新月地帶」的說法[9]，這一概念迅速成為地區新秩序辯論中的核心辭彙。一些人認為，在伊朗的支持下，從黎巴嫩到海灣國家會出現一個什葉派掌握政治主導權的「新月地帶」，由此改變中東地區的政治版圖。為此，沙特在2006年開展了題為《什葉派新月地帶與什葉派復興：神話和現實》的國家安全評估項目，專門對伊朗的經濟實力、油氣資源、軍備等情況進行了比較分析。

　　 可以說，由於伊拉克和黎巴嫩什葉派新近的賦權，他們在地區政治中力量有所上升。結合此前一直特立獨行的伊朗，在中東其他一些國家看來，似乎確實存在一個什葉派力量的復興趨勢。對這一趨勢及其可能帶來的威脅，更成為地區政治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伊拉克戰爭後，敘利亞成為中東地區反美陣營中的主要力量，它面臨的國際環境更為嚴峻。巴沙爾政權不斷受到西方「縱容恐怖主義」、「殖民黎巴嫩」、「邪惡軸心成員」、「破壞和平進程」的指責。自2012年初以來，敘利亞問題不斷惡化。中東地區政治中以教派主義為標準，對局勢進行分析、判斷，甚至定性的做法屢見不鮮。敘利亞周邊的阿拉伯諸國多對目前的巴沙爾政權持反對態度，急於促其政權更迭的企圖極為明顯。在這種局面下，阿盟成員國反對制裁巴沙爾政權的只有伊拉克和黎巴嫩，而阿盟之外的支持者只有民族上與敘利亞有異的伊朗。阿拉伯國家多指責阿薩德家族的統治是少數的阿拉維派對多數遜尼派的暴政。在一些較極端的遜尼派人士看來，敘利亞和伊朗的聯合，已成為遜尼派世界的最大威脅，其危害遠超以色列。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分析者就把這場國際政治的博弈歸因於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差異，認為伊朗支持敘利亞是因為宗教上的同源性，目前的動蕩主要源自於遜尼派和什葉派的長期不和。

　　 那麼，目前凝聚所謂「什葉派集團」的力量到底是什麼？從宗教上說，敘利亞的執政者是阿拉維派（又稱努賽里派），隸屬於什葉派中的一個支派伊斯瑪儀派。該派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地中海沿岸各種宗教混雜的因素，長期被正統的什葉派宗教人士視為「異端」，與伊朗和伊拉克什葉派穆斯林奉行的十二伊瑪目派有著非常重要的差異。可以說伊朗對敘利亞的支持，並不是單純出自宗教上的親近感。在目前局勢中，敘利亞國內遜尼派有很大一部分支持現政權。同時，自20世紀90年代起，伊朗就一直在阿拉伯世界精心培育遜尼派背景的政治力量，如支持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秘密支持埃及和利比亞的穆斯林兄弟會、約旦的伊斯蘭行動陣線等，這些都反證了在目前政局中，教派並不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可以說，使所謂什葉派集團在目前的政治變局中結盟的仍是國家利益問題。在敘利亞目前的政治動蕩中，阿盟和西方國家的共識是變更大馬士革政權，進而削弱伊朗，並最終將伊朗的影響力壓縮到波斯灣一帶甚至封殺在伊朗本土。作為地區大國的伊朗，儘管一直受西方的制裁和圍堵，但它從來沒有放棄成為地區強國的夢想。支持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國的什葉派也一直是伊朗擴大其地區影響力的重要手段。為避免戰略上的孤立，伊朗必然也必須和敘利亞現政權持同一立場，這遠比宗教上的共性或是內部的差異性重要。

　　 四、結語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現代民族國家成為中東地區主要的國家形式。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多數國家未能成功尋找到一個作為全體國民共識並分享的認同體系，或雖然宣揚伊斯蘭教的主導地位，但對其的認識卻分歧重重。在這種局面下，教派主義的因素非但沒有削弱，相反，民族國家的出現和不同群體在國家體制內的政治利益之爭，更加強化了教派身份認同，使之成為國內政治博弈中的主要因素。在缺乏穩固的國家認同的局面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使各國宗教少數派聞風而起。

　　 在地區政治中，教派主義是宗教在國際政治中慣常會發揮的作用的縮微反映。自蘇聯解體、特別是「9·11」事件之後，文明衝突（包含宗教衝突）的理論範式受到廣泛關注。對宗教在政治領域的作用和影響進行的研究越來越多。具體到中東地區政治問題，就是關注伊斯蘭教內部不同派別在地區政治中的影響和作用。實際上，這同在更大的國際政治範圍內強調伊斯蘭教、基督教或猶太教的區分，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是類似的。

　　 然而，正如冷戰範式從未完全決定國際關係的本質，也未能解釋其複雜性一樣，宗教對國際政治的影響，既不能忽視，也毋需高估。國家行為是多種因素和動機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不是任何單一因素就可完全予以解釋。宗教既非當前中東地區安全問題的主要根源，也非治癒該問題的靈丹妙藥。如果把教派差異視為目前中東政治變動產生主因，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所謂「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千年之爭」成為真正的自我實現的預言。

　　 注釋：

　　 [1]Wilfried Buchta, 「Tehran"s Ecumenical Sociaty: A Veritable Ecumenical Revival or Trojan Horse of Iran?」, in Rainer Brunner,Werner Ende,eds., The Twelver Shia in Modern Times: Religious Culture & Political Culture, London: Brill, 2001, PP.333-334.

　　 [2][4][5]Joshua Teitelbaum, The 「Shiites of Saudi Arabia」, Current Trends in Islamist Ideology, 2010, Vol.10.

　　 [3]吳彥：「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自由主義』運動初探」，載《西亞非洲》，2011年第4期。

　　 [6]Alex Vatanka, 「Baluchistan gives Iran policy headache」, Jane"s  Islamic Affairs Analyst, February 2011.

　　 [7]Isaac Hasson, Contemporary Polemics Between Neo-Wahhabis and Post-Khomeinist Shiites, Research Monographs on the Muslim World, city: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2009.

　　 [8]Yitzhak Nakash, Reaching for Power: The Shi"a in the Modern Arab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P.53.

　　 [9]Robin Wright, Peter Baker, 「Iraq, Jordan See Threat to Elections from Iran，」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8,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