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大春 出自《戰夏陽》九州出版社

漢二年，劉邦兵出函谷關，收取魏國在黃河河曲以南之地。這時，秦以前的舊貴族勢力（像韓國）和項羽入關中之後分封的新政權（像殷王司馬卬）都先後歸附。在這一個歷史階段里，劉邦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聯合天下諸侯，共擊項羽。

這是一程不知要延續多久的大鬥爭，漢王出師不利，幾個月之內就在彭城打了一個大敗仗，據《史記》的描述，此役楚兵將漢王團團圍住，密逾三匝，幾至不能走脫。正在危急之際，大風忽然從西北而起，風勢狂暴異常，摧折巨木，傾倒房宅，砂石蔽天，日星昏昃。楚軍是在這樣的天候之下，行伍大亂，陣式瓦解，無奈放過了劉邦和幾十名親隨的將士，不得已收兵而回。

原本還在肘腋之間、信誓旦旦，要共取天下的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這時見風使舵，突然出亡楚營，投靠項羽。外圍原先可能結為聯盟的齊、趙兩大諸侯也立刻觀風轉向，亟欲與項羽謀和。相較於半年之前出陳倉、定三秦，奄有故秦之地的那一分顧盼自若之概，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到了六月間，魏王豹借口回家探視生病的父親，一旦渡過黃河，回到故國，馬上封閉了河關(後來的蒲津關之地)，這是很明顯的叛離，魏豹的使者也幾乎在同一天飛馳而出，與項羽媾和訂約去了。劉邦所能做的就是發付重賞，以萬戶侯的代價，請說客酈生去勸回魏豹，魏豹的答覆是歷史上很知名的一個段子，《史記·卷九十·魏豹彭越列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這時的漢王劉邦已經不能再用項羽誅殺義帝這種激人義憤於一時的借口來號召天下了。他正在生死存亡的關鍵上，需要展現統有大局的實力，用以威懾諸侯。所以他需要打贏一場戰役——哪怕是一次小小的勝利都可以。

這就是「戰夏陽」一節的背景了。

《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中提到這一場戰役時，只有寥寥數十字的記載：「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也就是這麼一段簡略的文字，使我產生了極大的好奇。

就楚漢之爭的歷史看，夏陽之戰極為要緊。沒有這一場勝利，莫說魏國不附，河東、太原、上黨三地不置，更重要的是韓信和張耳便沒有了領兵向東出擊的根據之地。如果沒有河東三郡的大本營，試問：韓、張二將如何攻克井陘，進擊趙國？如何斬殺陳余和趙王歇？如果夏陽之戰不能一舉滅魏，則劉邦更不可能兵扎滎陽之南，修築甬道，以取敖倉之粟，而與楚軍分庭抗禮。這麼重要的一場戰役，關於它的敘述，卻草率得可疑。

然而史料原就如此，再有什麼，便僅止於後人的窮詰推測之辭，聊入毫末而已。比方說：「木罌缻」是什麼？是一種木製的大桶，可容軍士們藏身其間，在黃河流經的夏陽南岸讓軍士們鑽入罌缻之中，經過一陣漂浮翻滾，渡過河去，再集結起來，由陸路沿河而下，摧毀臨晉關的敵人部隊，好恢復蒲津橋的運輸，方便大軍北渡。然而，這都只是我們的想像而已。

於是趁著一次司馬子長到訪，我提出了這個疑問：「在《淮陰侯列傳》里，描寫韓信打夏陽那一戰的時候，你是否基於什麼樣不能明說的理由而刻意隱藏了一些材料？」

在記錄我和司馬子長的對話內容之前，請容我先作一點兒背景的說明。司馬子長不是經常來訪的客人，加上我最近搬家，和許多老朋友想見面通話，居然甚是不易，他們找不著我，我也丟失了和他們通信的資料，更有些不值得來往的人，也就趁此機會再也不聯絡了。司馬子長不在拒絕往來之列，可他也不是我隨時會想起來要攀談、商量的對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所使用的語言跟我不同。

那是一種以兩千年前的中原地區通用楚語為基礎的古典方言，既不容易聽，也不容易說，我總是將他所發的字音用電腦打出來，輔以同步發音裝置，以之找尋到比較接近正確的用字，才能在鍵入電腦之後，猜出他所使用的字句，再加翻查、考釋，勉強理解。對他而言，我說的大白話也是極大的負擔，他總覺得我們現代人說的話里的廢字廢句太多，多到斷裂意義。關於這一點，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但是來往久了，就不爭辯了。

像我上面列舉的那一個問題：「在《淮陰侯列傳》描寫韓信打夏陽那一戰的時候，你是否基於什麼樣不能明說的理由而刻意隱藏了一些材料？」這話不是再清楚不過了嗎？司馬子長一聽就皺起了眉頭，直說：「否否否。」他不是否認自己隱藏了什麼材料，而是根本覺得我說話難聽。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分析，我終於知道他所「否」的是什麼了——他認為我應該這樣問：「夏陽事，君其有不能言者乎？君其無不能言而不欲言者乎？」

我說：「你這樣講話今天沒有人能明白，講了人不明白，又何必講呢？你自己寫《太史公自序》的時候引董仲舒說孔夫子為什麼作《春秋》呢？不是因為孔夫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嗎？『言之不用』還排在『道之不行』的前面呢！你凈說些人不懂的話，不正是掉進『言之不用』的泥淖里了嗎？」

這樣的爭論，幾乎每一次見面都會發生，而且始終貫穿著我們整個的對話。如非必要，在下面這一篇對談記錄里，我還是會盡量撙節篇幅，省略為之的。

司馬子長並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他反而問我：「何以知之？」

我知道他一定不想在使用語言的層次上再同我繼續打轉，所以他的問話當然是指我對夏陽之戰一節的發現。這裡面的機關其實很明白，只不過兩千年來讀歷史的人都不講究，所以不會提出撼動史料本質的問題。我對夏陽之戰的懷疑當然不只是因為描寫簡略得離了譜而已，我甚至根本懷疑這場仗，乃至於之後絕大部分歸諸韓信名下的仗都是他打的。

我於是用司馬子長自己寫下來的材料，將韓信的生平一路數落到登壇拜大將為止。基本事實是：韓信的養成背景之中並沒有隻字片語及於他有掌握軍事地理而克敵制勝的能力。而不論大大小小的哪一場戰役，一旦言及韓信用兵，又多多少少與擅用山川形勢之便有關。值得注意的不是韓信是否真正知兵、用兵，而是為什麼司馬子長在《淮陰侯列傳》里完全不交代韓信是如何能夠知兵、用兵的。畢竟，一個楚州窮困之地出身、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也不可能像那些周遊列國之士行跡遍天下，韓信後來是憑藉著什麼而能夠在臨陣之際立刻掌握山川形勢的呢？更明白地說罷：當魏王豹盛兵蒲坂，阻絕河關，固守臨晉，那時韓信是怎麼知道有夏陽這個地方，可以利用木罌缻渡河的呢？在此之前，他恐怕連河曲之地都沒聽說過呢！

「因為你根本沒有寫。」我的答覆也很簡單：「而且顯然是刻意不寫的。」

「固有不足以言之者也。」司馬子長的第一度反擊力道薄弱，用這樣的話當作反駁，不如說簡直地招供了——是的，他的話，翻成今天的用語就是「本來就沒什麼好說的」。

於是我接著說：「刻意隱藏了韓信在軍事方面的教養，只有兩種解釋：其一是他在這一方面的教養是上天賦與的，不求而知、不學而能，儘管難得可貴，這樣的天才卻不能說一定不會有。不過，如果真是一個如此這般的大天才，以子長兄你這樣好奇愛才的個性來看，是不會不稱道個幾句的……」

「噫嘻！」司馬子長嘆著氣，笑了。看樣子是認為我說得沒錯。

我接著追擊下去：「另一個解釋就是他根本不知兵，不會用兵，不懂打仗。」

「非將帥之才，淮陰侯何為者？」司馬子長依舊保持著笑容，彷彿在等待著我進一步的分析——搞歷史的人撞見一個同行，非要對這樣的笑容保持高度的戒慎恐懼不可。這裡面一定有陷阱。我暫停了片刻，把思緒重頭整理了一下，才不疾不徐地說：

「三條線索，也可以說是三個證據。而且每一項都是依據子長你自己的描述推繹而得的。首先，依據你的書寫慣例——每一個重要人物登場上台的時候所說的第一句話幾乎就是他這一生功果事業的寫照——韓信一上場，就是個跟著人討吃喝、惹人嫌厭的寄生蟲，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吹牛屄：「我將來一定會重重地酬謝漂母您的！」而聽見這話的漂母不但不樂意，還狠狠訓了他一頓，甚至還用「貴公子」之類的言語諷刺了他一番(『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此其一。

「接下來到亡楚歸漢之後，韓信差一點兒坐法而被夏侯嬰殺了，在他之前，已經砍掉了十三個腦袋，輪到他，又冒出來兩句大話：『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這又是兩句其氣壯哉，但是仍然不過是吹牛屄的話。此其二。

「到了登壇拜將之際，忽然一說一大套，這一大套話里，有相當一部分內容和視野根本不是他之前以一個『連敖』(典客)之流的小官吏所可能與聞的。此其三。」我說到這裡，故意停頓了一會兒，才繼續說下去：「所以我懷疑你在《淮陰侯列傳》里埋伏了一個不願意言明的謎，一個暗示：那就是韓信這人並不是個大將，他頂多不過是個能夠將大將的謀略用漂亮的語言描述出來，用以煽動帝王、煽動部隊、以遂行軍事行為的傳聲筒而已，他是一個宣傳工具、一個懸絲傀儡罷了。」

司馬子長完全不明了「傳聲筒」、「懸絲傀儡」這些詞，但是他最有興趣的是「吹牛屄」。我解說了很久，他依然無法理解。畢竟在我們兩人相去兩千年之久的兩個當代里，也都還沒有任何畜牧業者會真用嘴巴吹牛屄的方式解決過什麼宣傳問題。不過，到末了他終於點頭承認了一件事：他的確刻意省略了描述韓信的身世、教養、學習和經歷等等。我感覺重要的不是這表面上的結論，而是原因。

「是因為韓信這個在庶民歷史上一向被大肆吹捧的將才，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將罷？」

「果如君言，信非大將，仆亦以信非大將；然則其誰為大將哉？」

「當然是蕭何啰！」我索性翻開那本由我的老師台靜農先生題籤的《白話史記》，第三冊一千兩百七十八頁，指著上面的文字念說：

滕公夏侯嬰聽了他（按：指韓信）的話，甚感驚奇，看他的樣貌也不是等閑之輩，於是就把他放了，不斬他的頭。和他一談話，大為高興，就報告劉邦，劉邦就請他擔任管理糧餉的軍需官。劉邦並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特殊與眾不同之處。可是韓信好幾次跟蕭何交談，蕭何十分驚奇韓信之與眾不同。

司馬子長聽我念了兩三遍，才確認我所念的正是他在很久很久以前親手寫的，原文是：「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司馬子長認為他寫的原文乾淨利落又簡潔，而且更明白。我仔細將文言文和白話文一個字、一個字對照著讀了一回，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對。但是我所要爭的，不是古語、今語哪個比較啰唆、哪個比較清晰，我要說的是韓信在劉邦和蕭何之間起了某種獨特的作用。

要說識人之明，則夏侯嬰之拔韓信於死囚之間，語雖寥寥，膚廓簡略，仍可以看出史筆：那就是夏侯嬰發現了韓信在「言」、「貌」這種表面功夫上的特長——韓信是個有說服力，以及讓他人感到有威懾力量的青年。這並不表示韓信有「將才」。司馬子長顯然也不想強調：除了「奇其言、壯其貌」之外，韓信還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的實際內涵。而這正是蕭何看上韓信的地方。

蕭何自己是大謀略家。劉邦先入關中，《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有一段記載：「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在這一段話之後，如果接著說漢王引兵東定三秦、蕭何以丞相之尊「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是十分順理成章的。可是當年司馬子長不是這樣寫的。他在敘述了蕭何廣收天下圖書之後，立刻調轉筆鋒，插進來這麼一段：

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

不錯的——依照時序說來——舉薦韓信是在廣收天下圖書之後才發生的事，然而收圖書之後、定三秦之前，漢王與蕭何之間還有許多可以記錄的事；不此之圖，只提舉薦韓信的一節，卻又虛晃一槍，以「語在《淮陰侯》事中」帶過，全然不及於蕭何「收圖書」與「薦韓信」有什麼相關性，以司馬子長治史之深刻，筆例之嚴明，此中豈能沒有緣故哉？依照史記源乎《春秋》，屢有「不書」之例可知：蕭何必然在「具得秦圖書」這件事上廣泛地嘉惠了韓信。

換言之：在司馬子長自己的敘述之中，韓信所打過的仗看起來多與利用地形地物有關——尤其是對於韓信而言根本陌生的河川；所以在司馬子長未曾明說的「暗場」之中，我十分相信韓信只不過是蕭何的傀儡，一個影舞者投射在幕上的影子。司馬子長勾勒出布幕上驚心動魄的舞姿，並且讓千古以來的讀史之人相信了這人能夠忍辱負重，甚至也因之而相信了唯其能忍辱才得以負重的思維。

在我的想像中，韓信要比「不是將才」更不堪一點。即便事實並沒有我想像的那樣，蕭何月下追韓信的一節也不應該只是傳奇故事或戲曲所描繪的那樣：有一個慧眼識英雄的謀臣，一眼看出某個溷跡行伍、落落不得志的軍官其實是個「自與常人殊」的奇葩。我卻相信蕭何廣收圖書與舉薦韓信是相互並聯的一回事：蕭何在月光之下的承諾顯然不只有登壇拜將而已，他一定看出來韓信這人「奇言壯貌」之下可塑、可造的材質。「奇言壯貌」只是去打動主子的化妝品，真正有用的利器是韓信能夠稱職地扮演一個影子的角色。也許他有很強烈的學習動機和能力，也許他掌握訊息迅速確實，起碼我們從《史記》的本傳上可以看出，司馬子長有意將他和劉邦之間的對答、和廣武君李左車之間的對答、和范陽辯士蒯通之間的對答當成整個傳的主軸。後世的讀者可以看出：韓信簡直就是在一場又一場的論辯之中逐漸取得軍事勝利和政治地位的。

然則也正是月光下的蕭何，以他所收羅的天下圖書為籌碼，用這堆籌碼，他向韓信展示了日後奪取天下、一統諸侯的「勝券」。蕭何深知韓信充其量是一個演說家；在秦漢之交的演說家，已經不像春秋、戰國時代的縱橫之士那樣便宜好混了，這個時代的演說家需要直接說服的，除了霸業主還有老百姓，而且賴以說服的內容也不只是儒法道墨各家之學的性理高談——漢文帝不是這樣跟張釋之說過嗎？「卑之，無甚高論。」——正因為能夠說服人們的根據已經是需要迫切掌握的實學資料，誰能夠為漢興以來的演說家提供他最需要的講稿，誰就取得了最大的勝利。

為什麼是演說家而非將才呢？我們從漢興諸功臣的生平來看就一目了然了。樊噲、周勃、灌嬰、彭越、英布甚至夏侯嬰，這些人裡頭誰沒有顯赫的戰功呢？論戰功，更不能不說曹參了。

在《史記·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里劉邦親口議定群臣功勞次第時說：「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但是關內侯鄂千秋為蕭何抱不平時所說的一段話，頗可以驗證將才的地位是如何透過一個辯論程序而被貶抑的。對於劉邦而言，將才地位的貶抑，也許是保住皇帝寶座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對於司馬子長來說，把「將才」的定義延展、擴充、扭曲成「縱橫家之流的一個變形的末裔」，則稱得上是一個特殊的史觀了吧？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

當我緩緩地將這一些雜碎想法一點一滴告訴司馬子長的時候，他並沒有顯現出什麼異常的表情——這一點十分不尋常。固然，我並沒有預期他會在這天夜裡忽然來訪，但是基於對韓信這個歷史人物的本相之好奇，我一直感覺到司馬子長對於「歷史書寫」這件事一定有非常不同於我個人的解釋。他似乎有意讓一個經由他而寫定的人物容有一副藏隱起來的身世、面目。也就是說：他總會把他覺得有興味的歷史人物包藏在他要後世讀者產生的誤會裡面。

「如果你不希望《史記》的讀者有一個正確的歷史認識，以你操縱文筆的能力，何患而不能像我在我這一行一樣，變造蜚語，顛倒虛實，憑空杜撰，反正就是無中生有，不也一樣能讓人們讀得津津有味而信以為真嗎？」

「仆果欲存真耶？仆向未能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豈有隻字而及於『存旦夕之真』乎？」

聞聽此言，我愣了一下，一時答不上話來，只能囁著聲說：「那麼，那麼……」

「韓信殆非將才，蕭何亦非碌碌，君非小說家者流，而仆亦非太史令矣！」

司馬子長和我是同行嗎？一個倒錯和另一個倒錯加起來，會得到正確的理解嗎？至少在他那樣說著的時候，我對我們倆的行業都覺得尷尬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