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體驗：內地生讀在香港
三地體驗：內地生讀在香港
2007年06月30日11:01 21世紀經濟報道
他們來自內地，他們將去向何方？
這是一個特殊的族群，有著內地人和香港高校畢業生的雙重身份，他們是香港回歸的受益者之一，卻也面臨著巨大的困惑。
四年前，他們有幸從內地來到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讀大學，是同齡人中的幸運兒；四年後，當他們想在自己努力融入了4年的香港尋找一席之地時，是否還會同樣幸運？
不是每個學生來香港都能讀香港大學(下稱「港大」)和香港中文大學(下稱「中大」)，正如不是每個內地學生都能考上清華和北大。
同樣，也不是每個大學生都能選擇商學院這種熱門專業。
四年前，分別來自南京
2003年，從內地考到浸大的學生，不足50個。
2007年7月，香港回歸10周年，王雪和滕迪們也面臨著畢業和就業。從某種程度上說，她們身上濃縮著內地生的對香港的諸多感慨。
回首自己的四年香港求學路，王雪說，她從不後悔這個選擇。王是浸大的公費生，全額獎學金獲得者。用她的話說，她是在進入南京大學法律系後的第一個學期，偶然看到校園內香港高校的招生海報，才萌生試一下的念頭。只是因為當時申請浸大的人比較少，她才站到了浸大的隊伍里，理由是，「不用排隊」。
滕迪的朋友形容她是「上海美女」，伶牙俐齒。作為浸大的第一批自費本科生，她的父母為她的大學四年，花費了40多萬港元。
儘管耗資不菲，她仍然認為「值得」。不過，如果讓她重新選擇的話，滕迪說，她寧願當時來的不是香港。
三地教育體驗
正如大部分內地學生意料中的那樣，王雪說，自己在香港的四年大學生活，收穫還是很大。
「這裡開拓了我的視野，機會比較多，比如參加活動、交換(學生計劃)出國，都有各種各樣與國際接軌的機會。比如說，我大三的時候就去美國交換了，也參加過一些國際上的活動，我覺得在國內可能就很難有這個機會。」王雪說。
大一的半年，王雪是在南大度過的，比較而言，她認為香港的資源優勢還是相當明顯。
她說，在香港就算不是特別好的大學，資源也很豐富，比如英文書籍、圖書館、硬體設施，全都是內地很多大學無法相比的。
香港8間大學的圖書館都可以互通有無，比如王雪想找一本書，如果浸大沒有，還可以到港大去找，對方會自動幫你送來——換句話說，在香港，你沒有找不到的書。
「在香港不同於內地，有家長和老師約束著，香港完全是自己對自己負責，對自我管理的要求比較高。」滕迪說。
香港的大學是三年制，因此，內地來的學生基本都需要讀一年預科。
王雪和滕迪來香港前都在南大讀完了大一上學期的課程，下半年到浸大做一些語言和社會學方面的準備，比如，學校還專門開設了廣東話班。
四年下來，包括王雪和滕迪在內的大部分內地學生都能用廣東話交流了，但他們是否已經很好地融入香港生活？
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活潑可愛的王雪和聰慧漂亮的滕迪，都說自己的大學四年，沒有與香港男生談過戀愛。
「當然，我們跟香港學生也有很好的交流，交朋友也不困難。」滕迪說，但交男女朋友的就比較少，「因為文化的關係，我還是喜歡跟大陸的同學交朋友，我覺得香港可能跟我的文化不一樣，所以交朋友還是有一些隔膜」。
王雪也坦陳，現在的好朋友中，也大都是內地的同學。
實際上，當地普遍的觀點是，相比內地，香港的大學生比較活躍，但學術研究的基礎和氛圍相比則較為遜色，這一點上，王雪和滕迪都沒有否認。
但與國外的大學相比，香港的高等教育究竟處於什麼樣的水平？
滕迪是同級學生里第一個到海外交流的學生——那是在大二上學期，她選擇了加拿大多倫
王雪則在大三上學期交流到了美國俄亥俄大學。
王雪說，俄亥俄大學的新聞系在美國很出名，相比香港的大學，該校課程設置更合理，更能體現現代新聞發展的趨勢。
滕迪說，香港老師的學生太多，教學之外還有其它任務，難免會顯得來去匆匆，不像在加拿大交流時，老師會經常坐下來與同學交流。
簽證之惑
「我的第一選擇當然是留在香港工作。」王雪、滕迪以及她們的同學們，幾乎都有類似的想法。時至7月，找工作這個現實的問題，離她們越來越近。
對很多內地學生來說，選擇到香港讀書，除了在學習期間開闊眼界之外，非常現實的考慮顯然是，把香港作為一個跳板，在這裡完成增值和提升後，帶著一份漂亮的簡歷離開。
但是，臨近畢業，一個現實突然擺在他們面前：他們來自內地。
這意味著，想在競爭激烈的香港尋到一片自己天地，他們需要付出比香港本地學生、海外學生更多的辛苦，因為「內地生」的身份，牽涉到一個致命的核心：簽證。
香港政府規定，在港就讀的內地學生，其學生簽證可以申請延期最多3個月，屆時，如果他們沒有找到工作，或者說沒有找到能夠為他們解決簽證問題的工作，就必須離開。
記者了解到，跟很多海外留學生一樣，留港內地生為了一張工作簽證，大都不惜降低身份，只要對方同意並且能夠解決自己的合法居留權，無論是什麼工種，基本都能接受。
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會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來激勵自己。
但即便如此，對僱主來說，更現實的問題是，無論從成本還是效率的角度考慮，僱用一個內地生，都很可能是不那麼「划算」的生意。
根據規定，僱主決定聘用內地生之後，需要出面向香港特區政府為該學生申請工作簽證，當中涉及到很多繁瑣的程序，比如要向政府證明為何需要僱用一名內地學生，他(她)有什麼不可替代之處，甚至需要提交公司完整的財務和經營資料以供審核等等。
如此一來，對很多公司來說，花費時間和精力為內地生解決身份問題，實在需要很大的決心，尤其是對那些不怎麼願意公開自己經營和財務資料的公司，顯然就更不願費此周折。
結果就變成，小公司辦不下來，大公司不願意辦。
「簡單而言，你要給他們一個僱用你的理由。」滕迪說。
因為忙於課程和論文，王雪和滕迪一直到5月份才開始進入找工作的狀態，大致估算，她們只有最多5個月的時間可以繼續留在香港。
滕迪說，她之前有一份工作已經談得差不多，到了簽證的環節，但最後對方不願意等待辦理手續，結果就選用了當地學生。
王雪則打算往香港所有的媒體都投一份簡歷，此前她只投了一家，對方沒有通知她面試，也沒有解釋為什麼，「可能人實在太多了吧」。她說。
滕迪覺得，香港其實就是一個中等之選，往上的話，有機會到國外，實在不行就回內地。
「我現在心裡非常的平靜，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回南京。」王雪說，她很想家，接下來打算先旅遊兩個月，休息一下再接著找，國內的機會也會留意，也不排除繼續考研。
「應該從世界走回來」
經過了四年，滕迪覺得自己對人生規劃有了更深的認識，而這認識，多少有些沉重：「我現在突然發現，我走的方向是反了。」
滕迪說，如果可以重來，她會選擇先到國外讀書，再回到香港找工作，而不是像現在，在香港讀完書，要出去或者留在香港，都不那麼容易。
滕有自己的理由。
「在招聘的時候，香港的公司會把內地生歸在本地學生一類，而把海外學生歸在另一類，錄用的時候，也明顯是海外學生具有更多的優勢。」滕感嘆，香港比較喜歡國際性的人才，特別喜歡從外國回來的，這幾年國外讀完書回來找工作的都比較有優勢。
不僅如此。滕迪說，自己當初要到香港，簡單的說，無非是希望英語、廣東話、國際化方面得到更好的鍛煉。
「如果再給我一個機會我會去國外，那樣我的英文肯定會比現在更好。」滕迪說，當時自己對香港的了解不太多，只是覺得相比內地來講，香港是一個更為發達的城市，在這裡能夠走向世界，但現在看來是反了，應該是從世界走回來。
但王雪則不一樣。王說自己跟滕迪不同，當年沒有出國的機會，如果沒有看到那張海報，她現在就是從南大畢業，所以也無所謂遺憾。
滕迪還是一個樂觀的女孩子。她說，自己已經花了幾年的時間去適應香港，也學到了一些東西，現在香港經濟這麼好，她不是很擔心找不到工作。
「如果可能，我還是願意在香港工作兩三年，最多四年，把自己的資源再夯實一下，然後再決定是出國還是到國內。」滕說，她相信內地經濟發展這麼快，沒有幾年，北京
但香港是一個高度競爭的地方，滕迪說，留下來的勇氣和動力，主要是工作經驗的積累和征服困難的成就感。
下周，滕迪會跟另外一家公司談工作的意向和細節。「應該有機會。」 滕迪笑著說。
南方日報記者陳 楓 張蜀梅
特約記者 羅綺萍
葉興國熱心公職，所以他出任區議員和業主委員會聯會的主席，平日幫助居民處理爆水管、通污渠等瑣事。但他沒有想過，這些公職要令他與死神打交道，令他活在鎂光燈下，成為抗擊非典的英雄。
2003年3月底，香港非典疫情告急，重災區是九龍觀塘區牛頭角的大型住宅區淘大花園，先後共有329人染病，42人死亡，其中E座最為嚴重，超過200人染病，22人死亡。2003年3月31日，香港衛生署宣布封鎖E座，4月1日，E座260多名住客搬至兩個隔離營。
「我那時天天去E座，已經記不清去了多少次了，E座居民被困在隔離營時，我也是天天穿上保護衣去探望他們。」 葉興國接受本報訪問時，談及當時進出「鬼域」的情景，仍難掩恐懼。
「每天有病患被抬離E座，有些就此永別，餘下的人在哀悼死去的親友，擔心住院的至愛，憂心自己的安危。」葉興國本身住在I座，他是觀塘區議員，選區正是淘大花園，他又是淘大花園業主委員會聯會的主席，所以這裡出現疫情時，他責無旁貸地奔走。
E座「隔離營」
葉興國的正職是機場貨運站經理，工作之餘很多時間，他在做著公職。他在淘大商場設立區議員辦事處，門外貼上他的手機號碼，平日居民什麼爆水管、通污渠的問題，都會向他求助。
而在非典期間，葉要處理的問題已升級至關乎全港的安危。
一開始，他在各家醫院間奔走，探望病患以至幫助居民處理身後事。「我印象最深刻是一位男士來找我，他說妻子感染了非典，已經快不行了，他想見她最後一面，但醫院不準，怕他也受到感染，我幫他求情，令醫院答允，但他最後還是放棄了，沒有見妻子最後一面，因為他仍要照顧一家，不能染病。」
「我非常理解他的決定，我也怕染病，也怕把病毒帶回家。」葉說，「我每天回家，12歲的兒子便遞上兩支探熱針，確保沒有發熱，沒有病徵，但實際上，我們當時都不知道病毒的傳播途徑，只能一博。」
「人人都會怕死，但我們更怕疫情不受控制，會更多人死。我在醫院看到很多醫護人員，他們都很沉重，但仍緊守崗位，我想他們所想的和我一樣：這些工作，我們不做，誰做？」葉感慨。
但安撫終究無法從根本上減緩疫情。最初，外界只知道淘大花園不斷有人發病，卻不知道原因，葉興國以區議員身份，得到政府的內部資料，知道E座最多人發病，便動員到E座消毒，後來人們逐漸知道淘大花園是」疫城」，E座是「疫樓」，清潔工人都不敢來開工，最後只有一些吸毒者，才敢賺這些「要命錢」。
愈來愈多人選擇逃離「疫城」，最經典的場景是一位女士以白色塑料袋套頭，拖著行李箱急步離開。
葉興國擔心居民逃離淘大花園，會把疫情擴散至全港，趕緊到香港衛生署，和當時的署長陳馮富珍會面，請求署長運用法定權力，對E座實行封鎖，阻止居民離開。
當天下午，他組織記者會公布淘大花園的疫情。「當時我很激動，透不過氣來，便摘下口罩講話！第二天被全香港報紙罵死了，說我沒公德，不戴口罩傳病毒。」
香港衛生署在2003年3月31日決定封樓。此後，葉興國的電話不斷，都是E座居民的來電。「到現在仍有一些E座居民在恨我，他們當中有些是在這一天後發病的，他們認為如果沒有封鎖E座，可能就不會被感染。」
封了一天樓，衛生署又懷疑是污水渠泄漏傳播病毒，所以把E樓的260多人搬出來，送到兩個隔離營。
這是香港歷來首次出現的傳染病隔離營，葉想起當日情景，仍然心有餘悸：「困在隔離營的居民擔心自己的安危，又擔心躺在醫院裡的親友。我只能壯著膽子，穿上保護衣入營安慰。第二天知道那邊有天有10多人陸續發病，令我確信封樓及隔離的措施是對的，否則被傳染的人更多。」
溫暖的橙色窗檯
葉在幾個月後才看到調查報告，「我們後來知道是糞渠出了毛病，病毒在天井隨水蒸氣擴散，但在當時卻無人知道發生什麼事，封樓和隔離對政府來說都是困難和重大的決定。」
香港人的團結和溫情，也在危難之時顯現。E座的居民10天後解除隔離，凌晨時分，他們陸續回家，葉興國帶著業主會給每戶買了水果和愛心卡，迎接他們的歸來。「有些人還不敢立刻進入家門，還要我先進去開燈開窗，通風后再進去。」
業主會其後在每座大堂安裝了感應消毒器和紫外線消毒燈，還籌資改造污水渠道。5月份疫情平靜後，葉還發動了一次業主愛心捐款，給每戶遭遇不幸的家庭平均捐款7000港元。「這雖然是一點小錢，但顯示大家同渡難關的決心和信念。」
拿著香港媒體頒發的抗炎勇士獎狀，葉興國追憶當年6月30日溫家寶總理來淘大探望、撫慰港人心靈創傷，令港人倍感溫暖的一幕。
當天上午10時半，溫總理專程走訪了E座30樓的郭善雄家。郭善雄的妻子在非典期間受到感染，產下兒子郭翔星後不幸逝世。像慈愛的祖父，溫家寶抱著只有3個月大的星仔，對郭善雄說：「我特意來看望你，表示我深切的哀悼。」在樓外，老葉和守候已久的市民們激動地揮舞著手中的國旗和區旗，感謝總理。
如今的淘大已經恢復繁華，夜幕下的商店、飯店非常熱鬧，電影院里正放著目前最火熱的《加勒比海盜3》。
淘大花園婦女會主席蔡碧治感慨地說，經歷了非典以後，大家都覺得能活著是美好的，在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伸出援手幫助他人是一種幸福。所以現在，她和四五十位淘大的姐妹經常收集舊報紙和舊衣服，到廣東清遠等地的小學參加扶貧工作，覺得很有意義。
「不開心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要用開心的胸懷來迎接我們的明天。」離開淘大時，葉興國像小孩子推薦心愛的玩具一樣，一定要記者轉身，看看他最近的傑作：淘大樓盤的窗檯不再是米灰色，而是統一粉刷成溫暖的橙色。在萬家燈火映照下，就像一個個綻開的笑唇。
本報記者 於曉娜
有這樣一組數字。
2006年，「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批的申請共有5031宗，較2005年上升7.5%，較2004年的4029宗，大幅上升25%，按照每引入一名內地人才，可為香港新增1.2個職位計算，這批內地人才可為香港創造高達6000個職位；
2006年6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稱「優才計劃」)推出，截至去年年底，香港入境處接獲587宗申請，其中472宗由內地居民提交，佔比高達80.4%；
2006年，獲再次來港的內地畢業生批准人數達到405人，較2005年的236人，大幅增加71.6%，相比之下，2003年和2004年的獲批人數，分別為113人和157人。
這是香港策略發展委員會在今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
數據顯示，香港回歸以來，尤其是在2004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正式實施後，內地人才越來越成為香港人才庫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儘管香港政府在人才引進方面做了諸多嘗試，但是業界對於人才引進力度加強的呼聲仍然不減，甚至「十一五」與香港發展金融服務專題小組召集人、東亞銀行(0023.HK)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年初也直呼，香港政府最新推行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無法惠及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力度不夠。
那麼，內地人才入港的通道究竟有哪些？香港需要的人才到底是什麼標準？
香港入境處有關人士介紹，目前，香港政府主要的人才引進通道有三，即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才計劃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排他」的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可以說是為內地人才入港而量身定做的入境計劃，該計劃從2003年7月15日開始正式實施，取代了之前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
該計劃的目的是為了引進一些具有認可資歷的內地優秀人才和專業人士來港工作，以提升香港競爭力。
但這一計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即根據該計劃引進的內地人才，「必須擁有香港缺乏或者無法及時提供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必須能夠為本地企業的日常運作及有關行業作出貢獻，以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
這意味著，這些人才必須具有「不可替代性」，或者「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任」，換句話說，可能與香港居民「搶飯碗」的內地人，將被排除在此計劃之外。
根據入境處規定，內地人才若要通過該計劃入港，必須要首先在香港找到落地平台，即僱主，並且獲得與當地相關專業人士大致相同的薪酬福利，包括薪金、住宿、醫療及其它附帶福利，然後才由僱主向入境處提出申請，而僱主身份則僅限於在香港註冊的公司。
根據香港入境事務處的統計數據，2003年7月至今，該處根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批准的入港申請數量已達到16600宗，獲批申請人的平均月薪為2.5萬港元。其中，學術研究和教育行業佔58%，商貿領域佔10%，金融服務行業佔7%。
其中，今年第一季度，該處批准的內地人才共有1409宗。
「高端」優才計劃
相比而言，「優才計劃」則是針對更加「高端」的人才，目前配額僅1000名。
入境處介紹，該計劃旨在「吸引新入境而不具有進入香港和在香港逗留權利的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以提升香港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因而，該計劃的引入對象無需提前獲得香港僱主的聘用。
這也意味著，優才計劃的甄選標準將更加嚴格。
入境處規定，在滿足年齡(18-50歲)、財政要求、良好品格、語文能力、基本學歷的前提下，還要通過「綜合計分制」和「成就計分制」兩套計分體系進行打分。
舉例而言，綜合計分制會根據申請人的年齡(30-34歲得分最高，30分)、學歷或專業資格(2個或以上博士學位得分最高，45分)、工作經驗(不少於10年相當於學位或專家水平的工作經驗，其中最少5年為高級職位得分最高，50分)、語文能力(最高20分)和家庭背景(最高10分)等五項進行打分，滿分165分，最低及格分80分。
而成就計分制則專門針對具有「超凡才能或技術，並擁有傑出成就的個別人士」，如獲傑出成就獎，包括奧運獎牌、諾貝爾獎、國家(國際)獎項，或其工作獲得同業肯定、對界別有重大貢獻，如獲業內終身成就獎等。
若滿足兩項中的任何一項，則可立獲165分，若不符合，則一分不得。
入境處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共有587宗優才計劃申請，其中472宗由內地居民提交，第一批配額250個，合資格的共83人，其中73人來自綜合計分制，其餘則來自成就計分制。
著名鋼琴演奏家朗朗是優才計劃引入的第一人，其後還有李雲迪等人。其中，通過綜合計分制來港的申請人，主要來自金融和會計服務、資訊科技及電訊、商業及貿易等領域，而成就計分制來港的則主要來自體育運動、藝術及文化領域。
其它通道
第三個內地人才入港渠道是「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該計劃實際上並不直接針對內地人才，而是針對那些中國籍同時又獲得外國永久性居民的人，個中緣由主要是內地仍有資本管制，內地人士要通過投資入港，還有很多障礙。
截至2007年3月31日，在成功獲批的2141名投資計劃申請者中，中國籍的佔到1219人，超過一半。
除上述之外，內地人才入港通道還包括因公來港工作、輸入勞工、在港院校取得學士及以上學位的內地畢業生等。
其中，因公來港工作主要針對國營或合資企業的駐港人員，須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或授權的省市人民政府申請；內地工人的輸入勞工計劃也必須由僱主向入境處提出申請；內地畢業生則需獲得相關學位，並由僱主提出申請，與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相類。
緊還是松？
事實上，儘管香港政府在引進人才，尤其是內地人才方面政策不斷，相關標準也一再放寬，但業界仍認為相關政策仍有寬鬆餘地。
去年10月份，立法會議員楊孝華就提出，政府應當考慮彈性處理1000名上限的優才計劃配額，而田北俊議員更直呼，「1000名配額會令人懶得申請」。
再比如，根據在港內地畢業生聯誼會主席耿春亞此前的說法，2005年來港讀書的內地學生已達到4112人，2006年更超過5000人。但去年持有香港學位的內地學生才僅有405人，前年更是只有236人。
當然，香港政府也有自己的難處，在引入外腦的同時，還要保護本地居民的就業機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個足以考驗政府智慧的難題。
立法會表示，將不時檢討相關入境計劃。
特約記者 羅綺萍
星期天，38歲的Leine從沙田到中環遮打花園，這裡已經坐滿了一群又一群的菲律賓家庭傭工(下稱「菲佣」)，她要花一點時間才能在人群中找到她表姐和朋友的那群人。她們已經開始了每周的聚會，各人拿出在僱主家中準備好的食物，在這個香港商業心臟地帶，過一個免費的假日。
菲佣假日聚集在中環已成了香港一景，她們分布在遮打花園、滙豐銀行大廈地下、皇后碼頭，甚至是國際金融中心那些星期天不開業的露天餐廳，用最少的資源，聊天、聚餐、聽歌、跳舞，享受一個與同鄉共聚的假日。
Leine用的一分一毫都要算計清楚，她用8元多從沙田坐火車到尖沙咀，再由天星碼頭用2元多坐小輪到中環。她不會坐地鐵或隧道巴士，因為這兩種交通工具分別要近10元。她一個月的薪水約3400元，申請來香港，要向外佣代理分期支付2萬港元，她還要匯款到家鄉，只能省吃儉用。所以她不是每個假日都會到中環，大部分時間她會留在沙田，省下一點交通費。
她的僱主是香港典型的雙職家庭，男主人和女主人都要上班，9歲的兒子由她照顧。Leine的兒子Mc Kleien也是9歲，但媽媽要帶別人的孩子而不能帶他，Leine只能通過書信和電話教導Mc Kleien好好做人。
「所以我對僱主的兒子像親生子一樣，希望教導他學好。」Leine說。
Leine的僱主張太慶幸終於找到一個好菲佣，由她兒子出生開始，Leine已是她9年來第四個菲佣。
「我也不想換人，第一個菲佣幹得好好的，做了4年後要回鄉結婚，介紹她的姐姐來；她的姐姐幹得沒她好，但也可以，後來被我發現她借了財務公司巨款，還偷了我錢，只能報警兼炒人；第三個菲佣英語特別標準，但幹了不到一年突然說要回鄉結婚，走了之後音訊全無，我估計她或是也借了高利貸，或是找到了薪水更高的工作，到迪拜這類待遇更好的地方。」張太說。
外佣在香港的出現，始於1973年。當時只有菲佣，是時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是每月450港元。政府設立最低工資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本地僱員，使他們毋須與廉價外地勞工競爭，同時保障外佣免受剝削。
外佣解決了香港一些家庭問題，也釋放了女性的勞動力，推動香港經濟迅速發展。聘請外佣料理家務，有助改善本港家庭的生活素質，可讓兒童、長者和殘疾人士與家人同住，女主人可以出外工作。
但外佣同樣帶來社會問題，最普遍的便是「盜竊"。2006年，外傭工因觸法律而被警方或入境處提出檢控的控罪，共有934項(同一人可能涉及多於一項控罪)，比2005年的862項增加8%。當中以「盜竊」控罪占最多(34%)，其次是「逾期逗留」(33%)，占第三位的是「店鋪盜竊」(15%)。被定罪人士的刑罰由罰款100元至入獄3年6個月不等。
菲佣只是香港外籍家庭傭工(Domestic Helper)的其中一種，外籍家庭傭工還有來自印度尼西亞及泰國等東盟國家。近年菲律賓政府對於菲佣來港增加了一些限制，包括必須通過政府開辦的訓練學校考試，與此同時印度尼西亞政府放寬了印度尼西亞傭工來港規定，故近年印佣數目直逼菲佣。
1982年，外佣數目有21517人。1992年，外佣數目增加至101182人。在1997年年底，香港有外籍家庭傭工171000人。
截至2007年2月，香港共有外籍家庭傭工234170 人。在過去近10年，菲律賓傭工的數目持續減少，印度尼西亞傭工則大幅上升。菲佣數目由1997年的138100人，跌至今年2月的121410人。印度尼西亞傭工則由1997年的24700人，升至目前的105490人。香港印佣協會主席梁慶基預計，明年印佣數字將會超越菲佣。
張太經常到內地工作，很多內地人知道她有菲佣，以為她很富有，不少人也會抱怨她為何不用3400港元的月薪聘請同胞。
「我當然希望家佣是同文同種，燒的菜也會較合口味，但我熟讀法例，知道外佣跟其它低技術外地勞工一樣，不論留港多久都不會享有居留權。如果我代朋友聘請她的妹妹來港，雖然對他們來說家庭團聚了，但其赴港後，可能去從事其他職業，政府難以管理，這令680萬人口的小島承受了很大的人口壓力。」
特約記者 羅綺萍
從「風之後」到行政學士
1996年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風之後」李麗珊拿下「香港第一金」，大會播放英國國歌，英國國旗徐徐升起，她坦言「感覺麻木」；1998年泰國曼谷亞運會，李再奪滑浪風帆金牌，大會奏起中國國歌，升起中國國旗時，她激動得淚流滿面。
「1998年那次是我以中國香港身份參加國際比賽，奪得金牌是為國為港爭光，加上那次是我第三次參加亞運滑浪風帆比賽，之前兩次都屈居亞軍，這次奪金可以說是完成了我人生的重要目標，所以特別激動。」6月26日，李麗珊接受本報專訪時，憶述兩次奪金的不同感受。
「我們從小便天天聽英國國歌，電視每天播映完畢都會播出，所以我會感到麻木。到了1998年的亞運，作為中國的一分子，在頒獎台上聽到激昂的中國國歌，情緒自然受到牽引。」 李說。
李麗珊也牽引著香港人的心。回歸前後，很多香港人曾感到迷茫，1997年及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又令很多人傾家蕩產。在這期間，李麗珊兩度奪金，她的刻苦努力、不屈不撓的精神，成為香港人的強心針。
內地運動員的「推力」
「香港運動員不是垃圾！」這是李麗珊11年前奪金後的「金句」，如今仍為人津津樂道。
她回憶，當年由於缺乏資源和激勵，香港運動員的地位低微，質素也差強人意。1990年時，李麗珊代表香港參加歐洲滑浪風帆錦標賽，大會最初鼓勵更多非歐洲選手參與，結果參賽者人數超出了60人限額，歐洲選手便對香港代表說：「你們香港運動員是垃圾，為何還要和我們爭參賽席位？」這口氣李麗珊忍了6年，李終於在獲得奧運金牌後，向全世界證明了香港運動員的實力。
「這11年變化很大，香港運動員的地位已大大改善，當然相對外國甚至中國內地，我們的地位和待遇仍有差距，但已出現很大的變化。在我那個年代，你跟人家說你要當職業運動員，對方會以為你是瘋子，父母也會極力反對，現在當然仍有父母反對子女投身體育界，但支持的也日漸增加。」
這種變化的動力，最重要的是政府、商界及公眾對於體育事業增加了資金和精神上的支持。李麗珊說，比如，現在大學對於有志成為職業運動員的年輕人，已經有較多支持，出色的運動員可以取得大學學位，不過在小學及中學層面，有潛質的運動員則要在學業及訓練中作取捨。
在中國內地，當教練和運動員，都是很光榮的事，具有潛質的孩子很早便在學校中得到提拔，之後由國家重點栽培，所以父母會較為支持孩子從小便受訓，但這方面香港仍要努力。
硬幣卻有另一面——內地重視運動員的培訓，人才濟濟，但僧多粥少，有潛質的運動員未必能得參加國際比賽的入場券。由此，一個新狀況出現了，近年不少內地體育精英，通過特區政府的「優才計劃」，或其它移居香港的方法，代表中國香港參加國際比賽。最新的一個例子，是雅典奧運女單銅牌得主的中國羽毛球隊隊員周蜜，已在香港參加訓練，並希望代表中國香港參加北京奧運；在她之前，已有其舊隊友王晨的成功案例，她代表中國香港在多哈亞運會中取得了一塊金牌。
「這對香港本土運動員來說當然有壓力，因為出賽的名額可能只有兩個，其中一個被內地來的運動員佔去，本土運動員便少了一個機會。但另一角度來說會是好事，因為內地運動員帶來更高水平，本地運動員可以在訓練時得到刺激而提升水準，內地運動員代表香港地區在國際比賽上取得好成績，也會提高香港體壇地位，吸引更多資源。」李麗珊坦言。
此外，2003年的非典疫情，令很多香港人驚覺健康的寶貴，全城颳起運動風，這對提升運動員地位也有好處。
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更多人參與運動，港人的體質整體被提高，同時有潛力的運動員更容易被找到。運動員地位提升了，令他們可以得到更多商業贊助，有時拍拍廣告增加收入，運動員不一定是窮鬼，這令更多家長支持子女成為運動員。」李說。
「400萬」熱議
叱詫香港體壇的李麗珊，去年又有另一金句：「養大一個小朋友要400萬」。
這是她在一個銀行廣告中的經典對白，鼓勵人們為未來計劃，積極理財，儲足本錢去培育下一代。
現年36歲的李麗珊1999年與同是滑浪風帆選手的黃德森結婚，2005年誕下女兒希皚，現在懷著第二胎，8月臨盆，所以近日已專心待產。當時決定生第二胎時，她即同時決定告別2008年奧運會，不會再參加比賽。
「現在有電視台希望我主持奧運節目，但我說需要考慮，我的優先次序是照顧小朋友，是兩個小朋友！」她已不戀棧「風之後」，只願做「好媽媽」。
此前，奧運和亞運為李麗珊帶來數百萬元的獎金，她只是放在銀行做定期收息。而今天的她，為了掙「奶粉錢」，已經學會了金融市場的種種技巧，投資組合中有高風險的新興市場基金，亦有低風險的債券投資。為了增進投資知識，她閑時便到書局買下一堆理財書籍，更計劃考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先做自己的財務顧問。
但「養兒需要400萬」的金句一出，便成為社會爭議的焦點，有人認同附和，亦有人指這個數目太誇張。
因應香港人生育愈來愈少的現象，特首曾蔭權曾呼籲香港每對夫婦應該「生三個」。李麗珊金句一出，有人便以「我沒有1200萬」作為不生育的借口。一時間香港「生仔派」和「不生派」展開熱烈討論，連帶特首的新聞統籌專員何安達，也要與妻子雙雙接受訪問現身說法，闡述「生仔不用400萬」。
「400萬是我看過一位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研究的數據，人生每個階段要有不同考慮，以前我在沒有資源下做職業運動員，本著乞米就乞米(乞食)的心態，我自己也在貧窮的環境下長大，但我要給我的小朋友最好的，必須為他們做好計劃。」
李麗珊出生於貧窮家庭，8歲喪父，母親獨力養大10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八，兒時基本上沒有得到什麼注意，所以母親任由她選擇前路，倔強好勝的她選擇了追風逐浪。
「運動員退休是一個大問題，我憑自己的努力已取得澳洲堪培拉大學的體育行政學位。」此外，李去年已成為香港專上教育學院的進修大使，她希望通過自己的親身經驗，鼓勵中五、中七畢業生以及在職人士積極進修。「但很多運動員未必像我那樣幸運，香港政府應該幫一把，為他們安排後路。」(記者於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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