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紹偉：朱學勤的「革命話語」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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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紹偉：朱學勤的「革命話語」錯了嗎？

發布時間:2013-02-21 09:15 作者:方紹偉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001次

　　《共識網》以《革命的產生機制與革命的三種話語》為題，發布了朱學勤先生2012年3月的一個演講。這個演講圍繞著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特別討論了革命的產生機制、革命的三種版本與革命的三種話語。本文的目的在於指出：朱學勤先生的分析引人入勝，但關鍵之處卻由於基本邏輯和基本認識的原因而陷入一種「啟蒙錯亂」；這種「啟蒙錯亂」不幸正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理論貧乏的典型反映。

　　1，革命的產生機制

　　關於革命的產生機制，朱學勤認為：「一個還不算最黑暗的國家在並不是最黑暗的時代觸發了反抗性最強的大革命，有長期原因、有短期的導火線。長期的原因，托克維爾說革命實際上並不是發生在受壓最緊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原來壓得很緊，然後逐漸放鬆的時候。……並不是像歌劇《白毛女》里說的那樣，什麼『哪裡有專制哪裡就有反抗，專制越嚴重反抗也越激烈』。真壓緊了，其實根本無從反抗。一鬆開，可能反而反對的聲音就來了。……導火索是什麼？錢，稅收。我一直講稅務部門是給中央政府收錢的部門，但同時，也可能是給政府造成最大的麻煩的帶來革命的部門。……世界歷史上四大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只有俄國革命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造成混亂，給列寧一個可乘之機，……馬克思說蒸汽機是比布朗基危險百倍的革命家之後，應該加一句，就是財政部是比蒸汽機還要危險千倍的革命家。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革命都是因為抽稅不當出發的。」

　　托克維爾的「鬆動崩潰論」一直被包括朱學勤在內的許多中國學者所推崇，它甚至還被概括成一個「托克維爾定理」：「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於是人們情緒更加激烈」。另外，還有所謂的「托克維爾效應」：當一個人同時被手銬和腳鐐所束縛時，他對自由的憧憬微乎其微；然而一旦手銬被打碎，腳鐐的存在就會變得百倍的不能容忍。

　　可是，「鬆動崩潰」真的是「革命產生的機制」嗎？邏輯上，如果「鬆動崩潰」是大革命的長期原因，如果「專制越嚴重反抗也越激烈」是錯的，那麼，所謂「橫徵暴斂」是大革命的短期導火線一說就等於是自相矛盾，因為，「橫徵暴斂」本身就是導致「反抗也越激烈」的那個「專制越嚴重」。專制意味著在不同的方面的不同壓制，所以我們不能一般地說「專制越嚴重反抗也越激烈」錯了，問題在於不同方面的不同鬆動程度背後的控制力。

　　這個簡單的邏輯矛盾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不是「托克維爾定理」不對，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透明度」和蘇聯的解體就證明了「鬆動崩潰論」的正確；但是，俄國革命、最近的「中東革命」以及其他類似革命的發生，也同樣證明了有「鬆動」和「徵稅」之外的引爆大革命的原因，而更具一般意義的原因一定是把「鬆動」或「不鬆動」的邏輯包含在其中的原因。

　　我們知道，亨廷頓曾經在某種意義上對托克維爾的「鬆動崩潰論」作過發展。他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里提出，社會變革導致期望膨脹，而期望膨脹則會由於舊制度鬆動和新制度滯後而導致社會動蕩。這個「亨廷頓定理」與「托克維爾定理」不謀而合，但是，背後那個具有更大概括力的邏輯是：革命不僅僅是政治鬆動之後的「統治成本」和新「制度需求」的上升帶來的，革命同時也是政治鬆動或不鬆動時「統治能力」的下降帶來的；「統治能力」除以「統治成本」所得到的「統治商數」的高低，才是決定革命發生和成敗的原因。革命者的「制度需求」和「革命能力」永遠是統治者的「統治成本」，而統治者的「統治能力」則取決於統治者持續其「統治能力」的「制度供給」。

　　換句話說，政治鬆動導致政治崩潰僅僅是一種特例，它只有在政治鬆動導致「統治能力」不足以應付「統治成本」的瘋漲時才發生（如辛亥革命、蘇共的崩潰和蘇聯的解體）；在政治鬆動而「統治能力」足以應付「統治成本」的情況下就未必會出現政治崩潰（如當下的中國）；另外，在政治鬆動沒有發生的情況下，如果「統治能力」突然下降或（和）「統治成本」突然上升，就都可能導致低「統治商數」和革命的發生（如俄國「十月革命」、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和埃及「廣場革命」）。

　　迷信「托克維爾定理」的一般有效性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對於理論的停滯，即便是托克維爾自己也不會太高興。

　　2，「多中心疊加」與「文化決定論」

　　出於對「革命產生機制」的狹隘理解，朱學勤對「多中心合一」和「文化決定論」都作出了有問題的判斷。

　　朱學勤說：當年法國的「貴族、富戶都住在凡爾賽，全國的財富也都集中在那裡。它後來對整個巴黎的影響、對整個法國的影響大致是什麼呢？一是洗空了全法國除巴黎之外的地方財力，以至於後來巴黎成為了全國最繁華之地，而首都一旦傾覆全國即刻瓦解。這個局面實際上是路易十四時代奠定下來的。當時的巴黎是整個法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今天的北京和這還有一點點像。……更重要的是這三個中心每一個層面如果發生一個動蕩，它會延及到另外兩個層面，形成共振。……美國的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才可達的距離。如果鬧學潮，那基本上就是在波士頓；如果是經濟出了危機，那基本上亂在紐約；如果政治上有什麼『倒戈風潮』那就在華盛頓。三者是可以分離的，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民國時期，學術中心在北平，政治中心在南京，經濟和傳媒中心在上海。所以民國初期，共產黨搞學潮，天天跟國民黨搗蛋。從『一二九』，一直到1945年『反飢餓、反內戰』，在組織上比「89」的時候嚴密多了。可是哪一次，像89學潮把執政黨搞得這麼狼狽？」

　　「多中心合一」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但問題還是應該從「統治商數」的角度去理解。在統治者強大時，「多中心疊加」可以提高「統治能力」或降低「統治成本」（「天高皇帝遠」會提高控制成本）；可在統治者虛弱時，「多中心疊加」也可能提高「統治成本」和降低「統治能力」。所以，問題不在「多中心疊加」本身，問題在於統治者能否保持住自己的持續強大。這裡，「多中心共振效應」的擔心最能說明問題，這個擔心毫無道理，因為它只考慮了「同地共振」而忽視了「異地共振」，在「絕對規模相對化」的今天，說「如果是經濟出了危機，那基本上亂在紐約」已經文不對題，「多中心疊加」的壓倒優勢其實已經下降，「異地共振」也有可能更能製造「犄角之利」和「燎原之勢」。

　　「多中心疊加」還僅僅是一個小的技術問題，相比之下，「文化決定論」則是一個更加重大的認識問題。

　　朱學勤說，《舊制度與大革命》「第三篇的第一章：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後果如何？這章我是百看不厭。它是第一次揭示出法國這個政治傳統的文學化的性格。整個法國就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貴族喪失了精神領導優勢，然後官僚來填補貴族的位置。官僚的技術化，非常精細，在每一個領域裡面都是一把好手。但是卻不懂超越各個領域之下那個普遍性的自我的普遍知識，普遍規律。它這裡面講的就是，那麼誰來填補官僚留出來的這個真空呢？哪個真空呢？就是關於國家是怎麼來的？國家機器是怎麼組建的？國家和社會是什麼關係，這些大的問題，貴族無能回答，官僚不願回答，就留給寫小說，寫雜文，寫報告文學，寫詩歌，這些作家來回答。

　　……我們知道作家，包括藝術家他，在『真善美』中，總是把美放在第一位，把善放在第二位，把真放在第三位。讓作家來回答這些問題，無異於把政治藝術化，把政治道德化，把政治作為一個藝術品來塑造，可以這樣也可以那樣。托克維爾第一次指出這種危險，……

　　魯迅對辛亥革命非常不滿，辛亥革命整個的變動就是城頭變換大王旗，紹興城外的趙莊，阿Q、吳媽、小弟都沒變……這種想法作為一個文學家可以理解，但作為政治思維是非常危險的。它意味著革命不能停留在小革命階段，政治革命階段。要把它引到城外，進入永正，趙莊，要進到阿Q、吳媽的心裡，要引爆社會革命，要引爆文化革命。

　　魯迅的思維說到底就是一條，凡是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就不可能存在。專制制度為什麼存在呢？因為國民沒有教養，所以要改造國民性。一直到現在，這個改造國民性，『扼殺舊人，塑造新人』等等都是今天中文系那些大牌教授們還信奉的一個教義，實際上根本就是錯的。你看這本書裡邊，總結法國革命的教訓，這一章裡面他講，他說阿奎那有一句名言，這句名言奠定了法國政治文學化的悲慘命運——如果國民有教養，專制制度不可能存在。所以整個啟蒙運動，它針對的是什麼呢？針對的是精神世界，針對的是宗教，針對的靈魂，針對的是人的信仰。要在這三塊裡面重新改造國民性。但是對他們不熟悉的政治、經濟、社會這一塊，統統用文學來取而代之。如果說要改造國民性，那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決定論』。」朱學勤對「文化決定論」的以上批評是有表面說服力的，不幸的是，這個「表面說服力」卻被他自己的另一個判斷給完全取消了。朱學勤在分析法國人為何難以「告別革命」時說：

　　「法國實際上是個藝術性的國家，他不是一個科學型，不是一個理性化的國家，或者理性化遠遠及不上東面的日爾曼或者西邊的英國。……但是從政治性格來講，我覺得如果要在世界歷史上找出一對最接近的民族，恐怕只有法國和中國。當年陳寅恪曾經憑他天才的直覺感覺到這個民族的性格，尤其在政治上和中國非常的接近。……他發現，其實大革命塑造出來的很多新的東西，在革命以前已經存在了。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歷史是以斷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托是在史學方法上第一個讓我們得到啟發的就是，在那種斷裂性的歷史事件中看到歷史的聯繫。」

　　我們知道，《舊制度與大革命》除了提出「托克維爾定理」及「自由與民主的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另一個就是這個「歷史是以斷裂的形式焊接在一起」的「文化慣性論」。然而，面對「文化決定論」與「文化慣性論」的明顯矛盾，朱學勤令人驚訝地採用了「里外有別」的手法：他極力誇獎托克維爾讓我們「在那種斷裂性的歷史事件中看到歷史的聯繫」，然後一轉身就變臉說：「此前我們奉魯迅為思想領袖說明我們幼稚」。奇怪，托克維爾從法國大革命里看到舊制度的慣性是深刻，魯迅同樣的洞察力怎麼反而會是「幼稚」呢？我們到底該如何理解朱學勤對文化「路徑依賴」的這種自相矛盾呢？

　　原來，朱學勤從「政治藝術化」方面去解讀魯迅的「文化決定論」，卻從「斷裂中的焊接」去解讀托克維爾的「文化慣性論」，這種「選擇性解讀」在邏輯統一上顯然有問題，因為魯迅所說的「國民性」完全可以是中國人「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的「斷裂中的焊接」。朱學勤本來應該分析「政治藝術化」在中國是不是一種「文化慣性」，可是，他沒這麼做，他從毛澤東「欣賞魯迅」、與魯迅「心心相印」出發，然後得出了毛澤東也認為「革命不能停留在小革命階段，政治革命階段。……要引爆社會革命，要引爆文化革命」。

　　朱學勤從革命的政治、社會、文化類型去區分革命的大小，卻沒有看到，魯迅的文化革命完全不同於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因為，魯迅的文化革命是「社會的文化革命」，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則是「政治的文化革命」。「政治的文化革命」是政治內鬥，它不僅與魯迅的「國民性改造」毫不相干，而且恰恰就是魯迅所批判的「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的文化延續。

　　3，最小的革命才是最好的革命？

　　就在「社會的文化革命」與「政治的文化革命」的混淆中，朱學勤把「文化慣性論」與「文化決定論」的是非問題拋開了，然後他下結論說：

　　「最小的革命就是政治革命，最小的革命是什麼？是魯迅最瞧不起，而我卻非常珍惜的『城頭變換大王旗』。城牆之下，街旅之上，馬照跑，舞照跳，卡拉OK照樣唱。城牆之外，阿Q、吳媽，小弟，原來怎麼生活，現在還繼續怎麼生活。這個革命才是最好的。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的革命。不得已衝出了城牆，進入到社會領域，是2.0版本。2.0版本就是各位都熟悉的，產權急風暴雨的轉移或者再分配，即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革命，也就是進入到經濟領域了。這個用共產黨的革命的階段來講，1949年是領導層的更迭，從蔣到毛。1956年公司合營，實際上就是中革命了，再加上土改。3.0呢？那就不象話了，就進入到人心深入，要剷除舊人，塑造新人。用魯迅的話來講，叫『改造國民性』，那就是文化革命了。

　　……放棄穩定壓倒一切所需要的條件之一，就是社會本身能出現一個模式，讓他相信老百姓是講理的，是知進退的。而老百姓也覺得政府也是講理的，也是知進退的，雙方共贏，需要這麼一個成功的案例。這些事情放在那裡，就能夠更有理由說服他。我相信領導層後一代人的智商不會低於前兩代人，他不會看不到烏坎事件給他帶來的希望。……當然，操盤不在我們，在掌權者。如果他不這樣判斷，是另外一個做法，那到時候我只能說我判斷失誤，再收回這句樂觀的話。」

　　這裡，朱學勤對革命的認識陷入了一個「三重混亂」。

　　一是，他從革命的類型而不是革命性質或規模去定義「革命的大小」，混淆了「社會的文化革命」與「政治的文化革命」，結果，他抬高了政治革命而貶低了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這等於迴避了他自己所強調的「政治藝術化」的「文化慣性」如何解決的問題，更是拋開了「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的「文化慣性」如何解決的問題。

　　二是，在政治革命的問題上，由於「烏坎模式」的「基層革命」主要是老百姓「爭利」而不是「奪權」或「分權」，「高層革命」與「基層革命」於是就被混為一談，結果，他拔高了作為「基層革命」的「烏坎模式」的政治意義，把「城頭變換大王旗」的「高層革命」壓縮成烏坎的「基層革命」，迴避了「高層革命」的政治改革訴求問題，起碼是在邏輯上迴避了這個問題。

　　三是，如果「城頭變換大王旗」的辛亥革命就是「最好的革命」，那麼，革命之後的帝制復辟、憲政失敗、民國之亂、專制延續等等，朱學勤應該作何解釋？實際上，朱學勤似乎沒有看到，「政治藝術化」的背後其實是更為本質的「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問題，而《舊制度與大革命》的最重要結論其實正是「文化慣性論」。「文化慣性」存在於每個人的身上，跟他原來是否是「文學家」毫無關係；文學家也許用政治道德化的手法去描述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但政治道德化的本性實際上已經存在於每個人的「國民性」之中。

　　很顯然，革命的大小可以象朱學勤那樣從類型上去區分，也可以從革命的性質或規模方面去區分，但任何標準區分出來的革命的大小，並不能單獨決定革命的好壞。革命的好壞要看類型（是否從政治、社會深入到文化）、要看性質（朝代循環還是制度變革）、要看代價和規模，更重要的是要看不同政治主體的立場及不同政治主體的人數比例。一個厭倦了「城頭變換大王旗」的人可能希望「告別革命」，但一個認為「這回真的不一樣了」的人則可能反對「告別革命」。

　　以上分析的理論含義是：不分層次和條理地看待從《舊制度與大革命》引出的「鬆動崩潰論」、「文化決定論」和「告別革命論」，其實正是當代中國學者在方法論上把「願望與認識」、「實證與規範」混雜在一起的思維習性的最典型地反映。具體地說：

　　第一，由於有鬆動似乎導致崩潰的表面現象，人們就滿足於頂禮膜拜「托克維爾定理」，不再去挖掘表象背後的「統治能力」、「統治成本」和「制度供求」問題，從而導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迷信所謂的「鬆動必動蕩」、「反腐必亡黨」的願望型口號；結果，大家都不再去探究不管鬆動不鬆動、反腐不反腐，關鍵的問題是不是持續的控制力有沒有一種不一樣的制度保障。

　　第二，從「政治藝術化」方面去解讀魯迅的「文化決定論」，與從「斷裂中的焊接」去解讀托克維爾的「文化慣性論」所出現的矛盾，其實是前者的「規範思維」（「政治藝術化」不好）與後者的「實證思維」（「文化慣性」到處存在）的隱形矛盾。解決這種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把「規範分析」與「實證分析」清楚地放在不同的層次上去分開進行。這意味著說，如果「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依然實證性地繼續存在，「告別革命」就是一種「規範願望」，批評魯迅的「文化決定論」幼稚本身反而是一種更大的幼稚。

　　第三，「文化決定論」的問題，其實並不在它所指出的「文化慣性」的作用，而在於「文化慣性」本身的內容。《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從「舊制度」的名目去分析「大革命」，而實際上它涉及的卻是「文化」的內容（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主題也是「民情」的文化），這種模糊中其實包含了對制度與文化的共同作用的肯定。在現實中我們其實也很容易看到，文化決定不了一切，南北朝鮮文化相同結果卻大異；制度也決定不了一切，印度的民主制度就因為文化的運作特性而大不同於任何發達民主國家。唯一符合邏輯的理論只能是「制度與文化的組合決定論」，各國度不同正是因為各國有著不同的「制度與文化的獨特組合」。

　　這意味著說，「國民性改造」不是一個文化問題，也不是一個制度問題，它是一個「制度與文化的組合問題」。文化革命或政治革命都不可能單獨解決「主子-奴才、暴君-暴民本性」問題，只有「制度與文化的組合革命」才能解決中國的本質問題。不幸的是，即便能看到問題，中國現實中的政治精英或文化精英，也許都對解決中國的「制度與文化的組合問題」不感興趣，他們往往只對短期的「分配優勢」感興趣，因為真正解決這個「制度與文化的組合問題」實在太難了，僅僅看到這個問題本身其實就已經不容易了。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由於某個高層領導人的重視而引起了新的激動，可中國的問題還是老問題，這個老問題不僅是一個「制度文化慣性」的老問題，而且是一個沒有新的理論思維就不可能理解那個「中國問題」的老問題。當我們都沉淪於金光燦燦的實際利益和沉溺於電閃雷鳴的生動細節時，我們改造不了舊制度，也不可能有什麼新理論。實利至上的國度邏輯不可能被看重，改革和革命因此都可能是葉公好龍。

來源: 作者博客 | 來源日期：2013-2-21 | 責任編輯：王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