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摘自《軍事博物館》]
古老的春秋竹弓
在《古代戰爭館》里,陳列著一件春秋晚期的竹弓。此弓由湖南省博物館提供,1971年2月長沙瀏城橋 1號墓出土。這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我國最早的弓的實物之一。弓呈黑褐色,弓幹完整,做工精細。弓長1120毫米,弣部寬27毫米,厚20毫米。弣部向兩端走向漸細,至末梢有20毫米長的部分再收細。兩端連線至弓弣的垂直間距為190毫米。弣部用三層竹片疊合而成,然後用絲線纏緊,外表髹漆。漆皮已松裂,脫落。《考工記》說,做弓需要用"干、角、筋、膠、漆"六種材料。該弓出土脫水後仍不變形,由此可證明製作系用優良材料,經過特殊加工處理而成。弓是古代一種彈射兵器,主要由有彈性的弓乾和弓弦構成。拉弦張弓過程中積聚的能量在瞬間釋放時,可將扣在弦上的箭或彈丸射向目標。弓的各部名稱有:弓乾的兩端末梢稱為簫,簫端裝弭。弭是供掛弦用的,多以骨、角製作,也有銅製。弓弦用牛筋等製作,也有用絲繩絞合而成的。弓干中央的部分名弣。弣和弓梢之間的兩個孤形部分名淵,亦名肩。
弓箭的特點是:輕便、發射速度快,能在較遠的距離殺傷敵人,是戈矛所不能及的。因此,自有戰爭以來,即成為戰場上主要作戰兵器之一。著名詩人屈原在《國殤·九歌》中,以"矢交墜兮士爭先"的詩句,描寫戰場上使用弓箭的情景。 兩軍相遇,弓弩當先。優秀的射手裝備精良的弓箭,在戰鬥中能夠有效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春秋戰國的弓分王弓、弧弓、夾弓、庚弓、唐弓和大弓六種。用於作戰的主要是王弓和弧弓。其它弓均用於狩錯和習射。與此弓同時出土的兵器還有戈、矛、劍、戟、矢等十餘種,共80餘件。據此推測,墓主是春秋晚期楚國的一位掌兵權的人物。 鑄造精湛的戰國兩色劍這是一柄戰國時期的鑄造精湛的楚國兩色複合青銅劍,陳列在《古代戰爭館》。它反映了當時的鑄劍技 術和作戰方式,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該兩色劍屬柳葉形青銅劍,為刺殺短兵器,長480毫米。劍身前有銳利的鋒,其兩刃呈流線型。在前約1/3處收細呈束腰,以利穿透。中間有脊。劍柄較扁,又稱"扁莖"。與眾不同的是,該劍由劍脊至劍柄為淺草綠色的,而兩刃部分又是深翠綠色的,顯得非常漂亮。經過檢測發現,這是一柄複合劍。劍脊和劍柄含錫量較低,有一定韌性,不易折斷。而劍鋒和兩刃含錫量又較高,達到19%,提高了硬度,保持鋒利,便於砍殺。鑄造時,先用一種配方澆鑄劍脊、劍柄部分,再用另一配方澆鑄劍鋒和兩刃部分,並使二者緊密結合。於是,劍脊、劍柄和劍鋒、兩刃就呈現兩種不同的顏色,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這是中國古代人民的重大創造,在青銅鑄造技術上領先於當時世界上的許多國家。 兩色劍是春秋戰國時期激烈戰爭的產物。隨著戰爭的發展,步戰的規模日益擴大,次數愈加頻繁。為了適應近體格鬥的需要,各國紛紛改進技術,鑄造良劍。越國的歐冶子為越王允常鑄造了"純鈞"、"湛盧"、"盤郢"(或叫"豪曹")、"魚腸"、"鉅闕"五口精良銅劍(《越絕書》)。吳國的幹將、莫邪夫婦則鑄造了以自己名子命名的"幹將"、"莫邪"兩口精湛的名劍(《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稱霸南方廣大地區的楚國,一方面通過戰爭繳獲了吳、越兩國大量的銅劍,供作戰使用;一方面又想方設法學習兩國的鑄劍技術。楚王還派人去請歐冶子、幹將為自己鑄造了"龍淵"、"泰阿"、"工布"三口高質量的劍(《太平御覽》卷三四三)。楚國提高了鑄劍技術,便立即為自己生產良劍。兩色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精心製造出來的兩色劍完全能夠適應當時的作戰特別是步戰的狀況。它堅韌的劍脊,能經受住兵器在格鬥時的猛烈碰撞,而不斷裂;而其堅硬銳利的鋒刃,又能刺穿當時普通的鎧甲,使"劍承其心"(《晏子春秋》),造成有效的創傷。這種在戰國時期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兵器,在戰爭中可以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戈發展比較完善時期的代表--楚全戈 楚全戈由戈頭、柲(即柄)、鐏(柄下端的飾件)組成,長1.62米。戈頭、鐏由青銅鑄造,柲由硬木作成。戈頭通長198毫米。其中援(用於勾啄)長125毫米,援和胡(可割殺)上開有刃,援上有脊;闌(用於固定)長111毫米, 闌側有三穿(用於穿繩綁紮);內(用於穿柲固定)長73毫米,上有一穿,兩面均有陰紋環繞。柲全長1.55米,上部已脫水變形彎曲,表面塗有褐色漆,現仍可見。柲桿斷面呈卵形,長22毫米,寬19毫米,在距頭部280毫米處收縮成直徑為14毫米的圓形。距柲頂端11毫米處向下開有一個長33毫米、寬4毫米用於穿內的長方形孔。孔下面有一長70毫米的槽,以固定胡部。柲下部裝入鐏內的部分長38毫米。鐏全長100毫米,口部呈卵形,寬19毫米;長22毫米。距口部11毫米處有一直徑為4毫米的圓孔,用以固定。距口部31毫米處一側有一耳,以下部分為蛇頭狀,上面有蟠螭紋。 戈是中國古代特有的一種"句(勾)兵",戈盛行於青銅時代。兵器有長、短之分。這件楚全戈是一種短兵器。周代兵器一般以弓矢、戈、矛、殳、戟五種兵器為一組配合使用的,號稱"五兵"。五兵又區分為"車兵"和"步兵"。《考工紀》記載:"車兵五兵為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戟(長一丈六尺)、殳(長一丈二尺)、戈(長六尺六寸)"。以上各種兵器的尺寸都是按周制說的。周尺,每尺合199.1毫米(見《中國度量衡史》)。依此計算,這種戈的長度僅有1314毫米,屬於短兵器。另外從1935年河南汲縣山彪鎮出土的水陸攻戰圖銅鑒中看,攻城的步兵左手拿盾,右手持短戈的作戰的情況。這些都足以說明,當時作戰用了許多屬於短兵器的戈。楚全戈的長度僅有1米多,只能適於近體格鬥,為短兵器的一類。 "楚全戈"是戈這一兵器種類發展比較完善時期的代表,對研究中國古代兵器史、戰爭史等情況,均有重要的價值。 威風千年的四馬戰車
古代戰車的形制一般是單轅、兩輪、長轂(車輪中部與輻連接的部位)、後面辟門的橫長方形車廂。車轅前端有衡,上縛軛,用以駕馬。車為木質結構,其重要部位裝有青銅飾件用來加固和裝飾。戰車駕四匹馬,中間的兩匹轅馬稱"服"馬,左右兩側的叫"驂"馬。駕四匹馬的戰車,或一車所駕的四匹馬,稱"駟"。車上乘有三名甲士:左邊甲士主要持弓,負責射箭,是一車之首,稱"車左",也叫"甲首";右邊甲士主要執戈矛,負責用戈矛等長柄兵器對敵擊刺,稱"車右",又叫"參乘";中間的甲士稱"御",主要負責駕馭戰車。由於有畜力牽引,戰車增強了軍隊的機動性。甲士裝備了精良的青銅兵器具有一定的殺傷力。有的車上配備了旗鼓鐸鐃,保證了通訊聯絡和作戰指揮。在古代,兩軍交戰時,國君、諸候必須親自乘戰車指揮作戰。國君居中拊鼓擊金,指揮軍隊進退。國君所乘的戰車叫"戎車"。春秋中葉以後,軍隊中出現了專職將帥,戎車遂成為將帥的指揮車。每輛戰車除車上的三名甲士外,還隸屬有固定數目的步兵,再加上一些後勤徒役及裝備,構成當時軍隊的一個基本編製單位,稱為一"乘"。
公元前21世紀末,夏啟伐有扈氏之戰時,啟發布《甘誓》,要求每輛戰車上的車左、車右和御手,都要恪守職責,勇敢作戰;否則就要"戮於社"。規定了戰車的任務。商湯攻夏桀時,軍隊也裝備戰車。牧野之戰時,周軍出動300輛戰車。周"武王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夏戰於牧野,作牧誓"。春秋時期,諸候國之間兼并戰爭加劇,戰車數量有了明顯增加,一次戰爭行動往往動用戰車千乘以上。到春秋末期,晉國和楚國,擁有戰車的數量已有4000乘以上。直到戰國晚期各諸候國還擁有大量的戰車。比如秦國的軍隊就是"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此後,這種古老的戰車逐步被步兵、騎兵所取代。在先秦時期馳騁戰場上1600多年的"四馬三人"戰車終於退出了戰爭舞台,成了今天人們進行歷史研究的對象之一。珍貴的秦王政七年銅戟
1979年9月秦陵兵馬俑坑出土。戟為戈、矛分體聯裝,通高320毫米。戟體為長戈,長170毫米,寬266毫米,援微曲,脊厚5毫米。內上一穿,上斜,有刃。內正面鐫刻銘文二行十五字,是:"七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告丞義工兢"。內背面末端鑄有"寺工"二字。戟刺為葉形矛,長150毫米,脊厚20毫米,兩側作血槽。銎長45毫米,中空直至鋒端,正面鐫刻"寺工"二字。戟通身呈青黃色,製造精緻,形制完美,銘文清晰,鋒刃十分銳利,是青銅戟中少見的精品。 關於戟的年代,戟銘記為:"七年",當為秦王政七年,即公元前240年。 戟銘"相邦呂不韋造",為時任相邦的呂不韋督造。《史記·呂不韋列傳》載"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 "相國"即"相邦",秦官,其職位較丞相略高,掌管全國政務,系最高行政長官。 戟銘"寺工"是工官之職,即具體負責製造兵器的機構的工匠之長。"告"是工官的名。"丞"次於寺工的工官,即寺工的助手,"義"亦是他的名。"工"是實際鑄造戟的工匠,"兢"是工匠的名。"寺工"、"丞"、"工"是具體鑄造時的各級鑄造者。"寺工"、"丞"為二級監造,"工"是直接生產者。 戟是一種裝有木必和尊,兼有勾和刺兩種作用的冷兵器。它自商周產生至秦時,正處在一個被大量使用的時期。《史記·高祖本記》載:"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之外,持戟百萬"。從秦始皇七年銅戟銳利的鋒刃中,可以想見當年秦國大軍手持利戟,馳騁中原,滅六國,統一中華的壯舉。銅鼓是我國古代西南和南方少數民族獨創的一種富有民族特色的銅質打擊樂器,它是將青銅發音清朗洪亮、不易受潮的優點與鼓類樂器發音渾厚雄壯、表現力豐富的優點溶為一體的產物。它的結構特徵是:通體皆銅,平面曲腰,一頭有面,側附四耳。其結構的固定名稱有:面、胸、腰、足、耳五部分。
銅鼓通過鼓面而發音,但無音階變化,屬於無調打擊樂器類。由於它音高聲大,傳播遼遠,古時人們常把它作為傳信的工具,《隋書·地理志》說,俚人"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明代談遷在《國榷》中說:"始出動,必擊鼓高山,諸蠻聞聲四集"。鼓聲既是信號,也是命令。聞之而動,不可稍怠。尤其是在戰爭中,其號召力和鼓動力,遠非別的信物可比。因此,戰爭的雙方都很重視對銅鼓的爭奪。在一個時期,銅鼓的得失,成了戰爭勝敗的重要標誌。明代朱國楨在《涌幢小品》中說:"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奪得了銅鼓就等於奪得了敵方的旗幟和指揮權,置敵方於崩潰瓦解之地。銅鼓又是勝利的象徵。 隋代府兵調兵的信物—銅虎符(好精緻...)虎符系黃銅所鑄,為立虎狀,高48毫米,長70毫米。-枚正面為陰刻小篆"長利府"三字,背面陰刻楷書"右武衛"、"長利二"六字。另一枚正面為陰刻小篆"大華府"三字,背面陰刻楷書"左武衛""大華三"六字。 兵符是傳達命令或徵調部隊的憑證。以金、玉、銅、竹、木等製成,雙方各執一半,合之以驗真偽。每隻兵符上都有編數。編數的多寡不僅體現著兵符的用途,而且控制著軍事行動的規模、範圍和許可權。《漢書·文帝紀》載,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師古說:"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庄浪所發現銅虎符共十四枚,每枚均有編數,編數最大的是五,屬發兵之例,與應劭之說符合,當然也可以認為這批銅虎符是用于軍事行動的憑證。東漢以後,符的使用範圍漸廣,符上編數隨之擴大,以適應多種情況的需要。 庄浪銅虎符上"系之以衛府,冠之以地名",是隋大業三年以後兵符上的一大特色。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這是隋代府兵組織系統的一次重大變更。各地鷹揚府分別隸屬於十二衛。《隋書·百官志》載:"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並統諸鷹揚府"。鷹揚府分內軍和外軍,原三衛改名三侍,也統一設置鷹揚府,此為內軍鷹揚府。大業三年後,鷹揚府逐漸冠以地名。庄浪銅虎符正面均小篆陰刻鷹揚府名,為外軍鷹揚府名。庄浪位於甘肅東部,是聯結天水、隴東、關中地區的交通要衝,隋代屬天水郡。庄浪成批發現銅虎符,均為右半,按規定當存內庫。可能是因隋末兵敗,內庫有職吏攜符逃亡至此,見隋王朝大勢已去,遂埋符於地下。元至正十一年銅銃
火藥的發明是中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貢獻,而管形射擊火器的發明與創製同樣也給世界帶來了一份驚喜。從此,在刀光劍影的戰場上出現了火器的聲響與瀰漫的硝煙。早在我國南宋時期陳規就創製了竹竿火炮,是一種原始的管形火藥噴火武器。其後壽春府造"突火槍",亦是以竹為筒,內安子窠,這便是管形射擊火器的鼻祖。雖然以竹、木製成的火槍、火筒,射程近,威力不大,尤其槍身容易燒毀炸裂,但它卻促進了金屬管形射擊火器--銃的出現。
那麼中國乃至世界究競什麼時候開始使用金屬管形火器,目前仍是一個謎。但就目前所知,有銘文斷代的最早的金屬管形火器是元至順三年(1332年)銅銃,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藏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有銘文火銃,長435毫米,重4.75千克,銃口直徑30毫米,銃身鐫有"射穿百札,聲動九天"、"神飛"、"至正辛卯"、"天山"等銘文。此銃比例勻稱,鑄造精美,是館藏古代軍事文物的珍品。 金屬管形火器的出現,是火器技術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元代製造了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並應用於戰爭,尤其到元末使用更加頻繁。元至正年間張士誠起兵反元,在高郵稱王,國號"大周"。元廷派納速刺丁率兵鎮壓張士誠起義軍時,曾使用了"火筒"、"火鏃。而張士誠也迅速掌握了鑄造和使用火銃的技術。新近在浙江餘杭發現了一件"天佑"銘銅銃,其形制與"至正辛卯"銅銃十分相似,銃前膛外壁鐫有"天佑丙申,朱府鑄造"銘文兩行共8字。"天佑"為張士誠初稱王時的年號。天佑丙申,相當於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與至正辛卯銃鑄造於同一時期。 由於元代金屬火銃出土數量太少,以至日本著名火器史家有馬成甫曾懷疑至順三年與至正辛卯銃的真實性。"天佑"銃的發現,足以說明元末我國已使用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於戰爭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比歐州出現的火炮整整早了半個世紀。至正辛卯銅銃為僅有的元代有銘火銃三件藏品之一,具有很高的文物價值,堪稱中國軍事技術史之瑰寶。 "仁字伍號大將軍"鐵炮 火器以其巨大的威力成為戰爭的驕子,縱橫疆場後,暗淡了刀光劍影。隨著戰爭的多元化,它又進入了一個新 的發展階段,帶有科技含量的大口徑大型火炮也相繼出現。明代中期製造了多種形制的大將軍鐵炮。所謂"大將軍"或"將軍",是明、清兩代對大型火炮的稱號。古代戰爭館陳列的"仁字伍號大將軍鐵炮",鑄造於公元1592年,長1.45米,口徑105毫米,炮身鑄有9道箍和兩個鐵環。銘文:"保陣邊疆,仁字伍號大將軍,巡撫順天都御史李頤置,整飭薊州兵備僉事楊植立、整飭永寧兵備僉事楊鎬、監造通判孫興賢,萬曆壬辰孟冬吉日,兵部委官千總杭州陳雲鴻造、教師陳胡、鐵匠盧保"。這是中國當時比較先進的火炮。 明末中國固有的火器技術已落後於當時的西方,隨著西方貿易商船和耶穌會傳教士的東來,西方先進的火器技術也返傳到中國本土。最早傳入的西方火炮稱佛郎機,由葡萄牙人於正德年間率先傳入東南沿海。而由荷蘭商船傳入的重型火器,明代稱為紅夷大炮,其輸入時間約在萬曆年間。但據"仁字伍號大將軍"鐵炮的形制,還不屬於紅夷炮類型。多道固箍與明初中國固有的鐵炮相似,但有一對炮耳和用作瞄準的前後兩個鐵環,是吸取了佛郎機的新技術。西方重視對火器技術的研究,由於伽利略和他的學生托里拆利對運動學的研究,早已使點放火器的外彈道學成為了一門科學。因此,體現在西方火器的形制上,具有炮耳和瞄準具,可以靈活調整發射角度,能"無奇不中",而這在中國原有的火器上是不曾具備的。"仁字伍號將軍炮"雖然已經引進了西方的-些火器新技術,但僅是模仿鑄造,沒有能究明其中的科學道理,故其炮耳、照門、照星都顯得十分稚拙。 明洪武五年碗口銃元至元二年(1336年),日本內部分裂為以天皇醍醐和大封建領主足利尊氏為首的南北朝,相互攻伐不已。
戰亂中的潰兵敗將,亡命海島,與冒險商人相結合,到中國沿海進行走私和瘋狂掠奪。這些武士、浪人和商人被統稱為"倭寇"。中國境內的一些窩主、海寇、奸商和流氓分子也乘機打劫,與倭寇狼狽為奸,為害百姓。明朝政府為防止倭寇的侵擾,不斷加強海防,所以在嘉靖以前雖然不斷有倭寇來犯,但終未釀成大禍。至嘉靖時期,明朝國勢衰微,軍備廢弛,使倭患日重,沿海人民深受其害。嘉靖後期,明廷適時起用俞大猷、戚繼光等抗倭名將。他們組練新軍,改變陣法,使抗倭實力大增,相繼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給倭寇以重創。嘉靖四十五 (1566年),徹底剿滅倭患,中國人民的抗倭鬥爭最終以勝利而告結束。 1987年,南京市藥材公司退休工人呂道綬先生將這副收藏多年的倭寇盔甲捐獻給了軍事博物館,現在陳列於古代戰爭館。這副盔甲除頭盔缺一顆頂珠外,其它完整無損。其領口處標有盔甲的製造日期"正平六年十二月一日"的字樣。"正平"為日本年號,相當於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這也正是日本倭寇形成並不斷侵擾和掠奪我國東南沿海的時期。這副盔甲是日本侵略我國的罪惡鐵證。後膛槍炮的開山鼻祖--明嘉靖二十四年子母銃 (無圖)
明嘉靖二十四年造的子母銃,由母銃和子銃兩部分組成,其中,母銃1枝,子銃4枚,系青銅所鑄。 母銃由前膛、長口、尾銎三部分構成。前膛長390毫米,長口長180毫米,尾銎長70毫米。銃口內壁直徑27毫米,口沿厚l0毫米。長口凹下呈半圓形,後沿兩側末端各有一個20毫米長、 8毫米寬的小口。尾銎內壁直徑34毫米,中空,口大里小,均有木柄痕迹,已腐朽。長口與尾銎連接處左側有一個20毫米寬橫紐,紐中有一豎孔。通體7道固箍,最大外徑63.5毫米,重4千克。銃身陰刻銘文一行,字款是:"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造,勝字三千二百五十八號,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京運,鑄匠劉春"。 子銃四枚,形制均一致。由前膛,葯室,尾冠三部分構成。前膛長80毫米,葯室長60毫米,尾冠長15毫米,銃口內壁直徑15毫米。口沿厚5毫米。葯室中部上方有一小火線孔。葯室兩端上方各有1毫米寬高的提鋬,中各有一繩孔。通體3道固箍,最大外徑35毫米,重0.85千克。銃身陰刻銘文一行,字款均是,"勝"字型大小。 1984年9月10日,河北省撫寧縣庄河鄉農民在城子峪古長城倒塌的軍械樓處割草時發現這組子母銃。城子峪地處山海關東北約30公里。這一帶地埋位置十分重要,歷來是兵家爭戰之地。明朝中、後期,明政府為防禦我國北方民族的襲擾,一方面,加固和改進舊長城,把長城作為進攻時的依託點,防禦時的退守陣地,用以遲滯、阻礙以騎兵為主的蒙古軍。另一方面,在兵器的製造和裝備上,十分重視火器的改進和生產。為統一管理全國的火器製造,設立了國家兵仗局,火藥局等機構,以監製火器、彈藥的生產。據《明會典》記載,弘治以前,每三年定例要造,碗口銅銃3000門,手把銅銃3000枝,銃箭頭90000個。嘉靖年間,僅1558年一年就造鳥嘴銃達10000枝。到明代中期,火器僅在"京軍"中裝備的數量就已達到:"京軍十萬"而"火器手居其六"的高比例。此外騎兵部隊中,除主騎射外,還設火器"手。步兵作戰列陣時,冷兵器和火器的比例是:一人執長矛,二人持火器,近則白刃格鬥,遠則以銃炮擊之。 火銃是用金屬鑄造的以火藥氣體壓力發射彈丸的管形火器。《明史·兵志》中將明代的管形火器分為炮、銃、槍三大類,每一大類中又分出許多種,僅銃一類就有:手把銅鐵銃、無敵手銃、千里銃等十幾種。古代戰爭館展出的這組子母銃,銘文清晰,表面光滑,工藝精良,而且體積小、重量輕、便於攜帶,最宜於野戰時步騎兵使用,是嘉靖年間火器製造的精品。使用子母銃時,首先在子銃內裝填彈藥,然後將子銃裝入母銃的長口內,再用鐵銷拴牢;銃尾接一個3~5尺的木棒,一手握棒、一手點燃子銃的火藥線,即可發射;發射後再換一個子銃,這樣便可提高發射速度,又可防止銃膛發熱。如果子銃彈藥用盡,母銃還可當冷兵器擊傷敵人。子母銃是火兵器史上後膛槍炮的開山鼻祖,是標誌火兵器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佐證,也是研究我國古代火兵器發展史的珍貴實物資料。 朝鮮贈送的龜船模型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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