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這篇99年的文章，就知道莫言獲諾獎不足為奇了：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

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節選）

劉再復 

諾貝爾獎的第一個世紀，中國作家完全缺席。亞洲國家獲獎者雖然少，但印度畢竟有一個席位(泰戈爾)；日本畢竟有兩個席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而中國卻一席也沒有。一百年來，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一浪接一浪，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文學走向世界，熱情很高，到了世紀末，回顧過去，卻覺得自己被某些眼光包括被諾貝爾文學獎所冷淡，於是，心理難免不平衡。 

偉大的作家自然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他人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與評語，但是，作為一種現象，即中國的作家作品為什麼不能在更廣闊的國際文學批評範疇內得到肯定，卻是文學研究者應當想想的，自然也是關心中國文學的人不免要問問為什麼的。 

中國人向來自我感覺很好，作家自以為是的也居多。具有自大心理的人甚至傳出謠言，說瑞典文學院就問過魯迅願意不願意接受諾貝爾獎，而魯迅不願意接受。事實上，作為中國現代文學最卓越的偉大作家魯迅，儘管他有足夠的文學成就與許多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媲美，但他卻自己認為「不配」，對本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初二三十年，他有一個非常清醒的認識。這一認識在他給台靜農先生的一封信中表現得格外清楚。１９２７年，瑞典考古探險家到中國考察研究時，曾與劉半農商量，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由劉半農托台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這年９月２５日，魯迅便鄭重地給台靜農回了一封信。這封信涉及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字如下：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哪裡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後能否創作，尚在不可知之數。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學，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魯迅這封信，寫得極好。他是中國作家對待諾貝爾獎的一種最理性、最正確的態度。他既沒有著意輕蔑諾貝爾獎的矯情，也沒有刻意抬高諾貝爾獎的心思。當時他已完成了里程碑式的《吶喊》、《彷徨》、《野草》等作品，但他卻清醒地覺得自己還「不配」、「還欠努力」。此信寫於五四運動後十年，中國文壇上已出現了郭沫若、郁達夫、周作人、葉聖陶、冰心、茅盾等，但他覺得一個也不配，希望瑞典最好是不理我們。這封信之後的２０年，又出現了三四十年代一群作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從文、李劼人、張恨水、丁玲、張愛玲、路翎等，這群作家寫作相當努力，正是繼魯迅之後而代表中國新文學的希望，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時代政治風氣的影響太深，使自己的作品過於意識形態化從而削弱了文學價值，如茅盾，當然無法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視野。而巴金、老舍、曹禺等，則在創作生命最成熟的年月，進入了本世紀的下半葉，結果他們整整三十年把才華浪費在一些無價值的寫作上，有的甚至用階級鬥爭的簡陋觀念修改和踐踏自己的作品(例如曹禺)，令人驚心動魄。待到八十年代，巴金二度進入真正的寫作狀態，已是八十高齡了，儘管《真話集》樸實動人，讓人感到寶刀不老，但在日新月異的國際文壇上，畢竟難以使批評家們讀後衷心激賞了。 

在三四十年代有三位十分努力而且政治色彩較淡的作家——李劼人、沈從文、張愛玲，本來應是進入諾貝爾文學家族最合適的人選，可惜因為陰錯陰差，也未能順應人願。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如果說《阿Ｑ正傳》、《邊城》、《金鎖記》、《生死場》是最精彩的中篇的話，那麼，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應當是最精緻、最完美的長篇了。也許以後的時間會證明，《死水微瀾》的文學總價值完全超過《子夜》、《駱駝祥子》、《家》等。這部小說的女主人公鄧幺姑就是中國包法利夫人，她的性格蘊含著中國新舊時代變遷過程中的全部生動內涵。其語言的精緻、成熟和非歐化傾向也是個奇觀。１９８８年，在國內「重寫文學史」的議論中，我曾說過，倘若讓我設計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框架，那麼，我將把李劼人的《死水微瀾》和《大波》作為最重要的一章。很奇怪，李劼人的成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評價，國內的小說史教科書相互因襲，複製性很強，思維點老停留在一些「魯郭茅、巴老曹」的名字之上，而對李劼人則輕描淡寫，完全沒有充分認識到他的價值。而更不幸的是李劼人在１９４９年之後也老是按照新的尺度來修改自己的作品以迎合「時代的需要」，因此，更沒有人認真地推薦李劼人了。 

沈從文是一個特例。他的特別有兩個方面，一是在三四十年代作家們都熱心於政治並使自己作品的意識形態色彩愈來愈濃的時候，他卻逃避政治，逃避政權的干預，仰仗自然神靈的力量，專註於人性的研究與描寫，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的，沈從文的文學廟堂里供奉的僅僅是人性，這種選擇使他的作品顯得冷靜並具有永恆的價值，他的創作路向類似日本的川端康成；第二是１９４９年之後，當其他作家緊跟政治而創作謳歌文學時，他卻嚴格地選擇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也就是說，４９年之前他獻給世界的是文學的人性美，４９年之後他獻予的則是作家的沉默美。沉默，使他從未糟蹋過自己的良心和作品。直到八十年代，這位把自己深深埋在「中國古代服裝史」的故壘之中的作家，才重新被人們所發現，而有心的馬悅然教授也及時把他的小說集翻譯成瑞典文。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也很快地把他放在自己的第一視野之內。到了１９８８年，他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據說，瑞典文學院已初步決定把該年的文學獎授予他了。可惜，他卻在這一年的５月１０日去世。按照文學獎章程的規定，死者是不可以作為獲獎者的。就這樣，陰錯陽差，中國失去了一個機會。聽到沈從文去世的消息時，馬悅然很著急，立即打電話去問中國駐瑞典的使館，詢問死訊是否真確，但使館回答說：我們不認識沈從文這個人。對於使館的這一回答，馬悅然一直困惑不解，耿耿於懷，對我說了好多回。 

下半葉國內產生一群新的作家，但由於文學生態環境不好，作家創作陷入「敵與我」、「好與壞」、「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革命與反革命」、「先近與落後」等兩極對立的統一模式中，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雖然出現一些努力寫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這群作家自然無法進入世界性的文學批評視野。直到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才出現新的生機，一群新起的作家，特別是中、青年作家，創作力非常旺盛，很快就顯示出創作實績，也很快地被國際文學批評的眼睛所注視，然而，他們創作的時間畢竟不長，成就畢竟有限。諾貝爾文學獎不管授予哪一個人，都有些勉強，都會使人想到是否「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的問題。 

但是，我又覺得，這群作家的傑出者在十多年的奮發努力中，已走向世界文學的隊列，他們很有前途，２１世紀是屬於他們的。 

　 　　７ 

儘管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很難，但是它在瑞典和西方還是找到不少知音。這些知音們的熱情是很讓人感動的。１９８８年我隨中國作家代表團第一次到巴黎，１９８９年和這之後我又到巴黎五次。在與漢學家們的接觸中，我知道他們不少人喜歡巴金，而且竭力推薦巴金，這固然與巴金曾到法國留學過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巴金確有成就，在倖存的產生於上半葉的一代作家中，巴金是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如果諾貝爾文學獎能授予他，倒是較為自然，至少中國作家群會比較服氣。儘管他在下半葉的頭三十年，因人文環境的原因未能創作出較有價值的東西，但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也是他近入八十高齡之時，還寫下了散文巨著《真話集》，這部大書負載的是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的覺醒之語。只要熟悉中國國情和中國文壇，就會知道，能像巴金這樣做的人很少。與巴金同一時代的作家沈從文，倒是在瑞典找到知音，而第一個知音就是馬悅然。馬悅然告訴我，早在他的青年時代就喜歡沈從文，但不敢譯，美麗的文字是不能輕易譯的。直到１９８５年，他被選為瑞典文學院院士之後才著手翻譯沈從文的作品。１９８７年，他所譯的《邊城》瑞文版正式出版，緊接著，沈從文作品集又出版，沈從文代表作的翻譯和出版，成了瑞典文學界的盛事。沈從文也立即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並進入最前列。 

據懂得瑞典文的朋友告訴我，馬悅然翻譯的沈從文作品漂亮極了。從１９４８年翻譯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開始，到了１９８７年，馬悅然已經歷了４０年的中國文學翻譯生涯。４０年間，他翻譯了老舍、聞一多、艾青等許多中國作家詩人的數百種作品，並翻譯了《水滸傳》(《西遊記》是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另一工程)和四卷本的二十世紀中國詩歌與散文選集，因此，到了翻譯沈從文的作品時，譯筆已完全成熟，因此，瑞典文本的沈從文作品集一旦問世，馬上贏得瑞典人的審美之心。 

馬悅然是瑞典文學院中唯一懂得漢語的院士，因此，他在擔任院士後便更加努力翻譯中國現代、當代的作品，更加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沈從文去世之後，他又選擇了北島、高行健、李銳作為他的主要譯介對象。他和北島認識得比較早，並翻譯了北島的全部詩作。這也許是緣分，馬悅然真是非常喜歡北島、顧城、楊煉的詩。我在瑞典的時候，常常聽到馬悅然談起他們的名字。那時顧城在德國，馬悅然多次和我說，真想請顧城再到瑞典，就是一下子找不到錢。他稱顧城是「會走路的詩」，衷心地愛他，可是顧城後來卻發生那樣的悲劇與慘劇，辜負了馬悅然一片情意。他認為北島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語言，是前人沒有的，而楊煉則是尋找的詩人，可以回到先秦的時代。馬悅然覺得他們都年輕而富有活力，也許可以展示中國新詩的未來。也因此，馬悅然非常關注他們前行的足音，把他們當作朋友。９２年深秋的一天，馬悅然夫婦聽說我和妻子采蘑菇採得入迷了，非常著急，就警告我說：以後不許你再去采了，中毒了怎麼辦？他還告訴我，楊煉來瑞典時也採得入迷，為了安全，不得不把他的住房搬遷到一個沒有蘑菇的地方。 

高行健是他喜愛的另一位作家與戲劇家。他首先看中高行健的戲。１９８８年１２月我初次到瑞典時，他就對我說，高行健的每一部劇作都是好作品。當時他很高興地捧起一大疊手稿，告訴我說，這是高行健剛剛完成的長達４０萬字的長篇小說，可是都是手寫的，他讀得很費力，不知道怎麼辦？我因為也喜歡高行健的劇作和他的其他文字，所以就說，讓我把稿子背回中國，列印好了再寄還給你。於是，我把《靈山》初稿帶回了北京，列印校對好了之後，我請瑞典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交給馬悅然。馬悅然接到列印稿後立即譯成瑞典文，因此，《靈山》的中文本尚未出版，瑞典語《靈山》譯本已經出版了。《靈山》長達六七百頁，而且與中國小說的傳統寫作很不相同，它沒有連貫性的人物與故事，結構十分複雜，第一人稱「我」同第二人稱「你」實為一體，後者乃是前者的投射或精神的異化。第三人稱「他」則又是對第一人稱「我」的靜觀與思考。全書８１章，便由這三者分為三個層次。除了結構心理複雜之外，文化內涵也相當複雜，它揭示了中國文化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即他所定義的中國長江文化或南方文化，換句話說，也就是被歷代政權提倡的中原正統教化所壓抑的文人的隱逸精神和民間文化。這部小說，上溯中國文化的起源，從對遠古神話傳說的詮釋、考察，到漢、苗、彝、羌等少數民族現今民間的文化遺存，乃至當今中國的現實社會，通過一個在困境中的作家沿長江流域進行奧德賽式的流浪和神遊，把現時代人的處境同人類普遍的生存狀態聯繫在一起，加以觀察。對許多讀者來說，《靈山》可不是那麼好進入的，閱讀起來非常費勁。而馬悅然，一個非中國人，卻能如此欣賞《靈山》，譯得非常漂亮，我相信，翻譯者如果沒有一種感情，沒有一種精神，是難以完成如此艱巨的工程的。《靈山》的法譯本在１９９６年於巴黎出版。出版時法國左、中、右各報均給予很高的評價。 

高行健還有其他許多作品也已譯成瑞典文、法文、英文、德文、義大利文、匈牙利文、日文和弗拉芒文出版。他的劇作在瑞典、德國、法國、奧地利、英國、美國、南斯拉夫、台灣和香港等地頻頻上演。西方報刊對他的報導與評論近二百篇。歐洲許多大學中文系也在講授他的作品。他在當代海內外的中國作家中可說成就十分突出。 

除了北島與高行健之外，馬悅然還努力譯介、推崇立足於太行山下的小說家李銳。 

李銳的短篇小說集《厚土》，馬悅然在十年前就注意到，並很快就翻譯出版。近幾年，他又翻譯了李銳的長篇小說《舊址》，大約不久後也可以問世。李銳的兩部最新長篇��《無風之樹》與《萬里無雲》馬悅然也很喜歡，他告訴我，這兩部小說就像詩一樣。在和我的幾次通訊中，他都對《舊址》稱讚不已。馬悅然本人具有很濃的詩人氣質，一旦遇到自己心愛的作品，則表露無餘。從１９９６年開始，他就一直念著，希望９８年秋天能到太行山下去看看李銳，只是因為太忙，至今還未能成行。 

馬悅然是有藝術眼光的，李銳的《厚土》、《舊址》確實是不同凡響的傑作。我在一篇短文中這麼說：「我真的非常喜歡李銳的小說。他的《厚土》早就讓我沉醉。呂梁山下那些貧窮的莊稼漢，那些純樸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讓人發笑又讓人心酸的性糾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麼精粹又那麼深厚地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李銳的短篇是真正的短篇，短而厚實，精粹而精彩。而《舊址》則是真正的長篇，這個『長』不是篇幅的冗長(僅三百頁)，而是它容下了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整一個革命歷史時代，並氣魄宏大地書寫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國革命大悲劇。」我的這篇短文，是讀了我的朋友葛浩文教授的《舊址》英譯本之後寫的。葛浩文是李銳的另一知音，他把《舊址》譯為《銀城》。出版不久，美國最權威的書評雜誌Publisher Weekly就加以推廣。美國作家Iisa See評論說：「這是我讀到的有關中國的書籍中最令人驚嘆的一本，它是中國的《齊瓦哥醫生》。」近日葛浩文告訴我，《銀城》的銷路不太好，這雖可遺憾，但也不奇怪。如果說馬悅然是把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成瑞典文的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那麼，葛浩文可以說是把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翻譯成英文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了。夏志清教授去年在《大時代——端木蕻良四十年代作品選》的序言中，說葛浩文是「公認的中國現代、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這一評價是公正的。葛浩文的英文、中文都出類拔萃，偏又異常勤奮，因此翻譯成績便十分驚人。 

迄今為止，被他譯為英文出版的中國小說和其他文學作品有蕭紅的《呼蘭河傳》、《商市街》、《蕭紅小說選》；陳若曦的《尹縣長》；黃春明的《溺死一隻老貓》；楊絳的《幹校六記》；李昂的《殺夫》；端木蕻良的《紅夜》；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白先勇的《孽子》；艾蓓的《綠度母》；賈平凹的《浮躁》；劉恆的《黑的雪》；老鬼的《血色黃昏》；蘇童的《米》；古華的《貞女》；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李銳的《舊址》；虹影的《飢餓的女兒》；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以及中國當代短篇小說選《毛主席看了會不高興》等。葛浩文特別推薦莫言，他的代表作，幾乎每部都譯，已出版和譯畢的有《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酒國》，正在譯的有《豐乳肥臀》。我到科羅拉多大學「客座」多年，感到老葛口裡最積極的辭彙便是「莫言」二字。其對莫言的愛超過了蕭紅。幸而我也喜歡莫言，所以就有許多共同語言。去年我有一篇短文，題目叫做《莫言：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文中有一段我這麼說： 

莫言沒有匠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紅高粱》的出現，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性退化了，生命萎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是被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後的勇敢與生機，因此，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慾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和赤熱的紅高粱，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十多年來，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敘述方式上並不重複自己，但是，在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中，他始終是一個最有原創力的生命的旗手，他高擎著生命自由的旗幟和火炬，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 

在北美，除了葛浩文之外，還可以看到其他中國文學的知音和積極傳播者，如王德威、詹森、杜邁可、戴靜等。王德威主編的《狂奔·中國新銳作家》，收入莫言、余華等作家的小說(也有香港作家)，已於１９９４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詹森翻譯的殘雪的兩本小說集《天堂里的對話》(收入短篇小說十幾篇)和《蒼老的浮雲》(收入中篇小說兩篇)。詹森與中國學者張健合作，使翻譯更為成功。《紐約時報書評》通過譯本發現中國也有類似卡夫卡的描寫頹敗的傑出女作家。這位女性作家筆下的「諷刺性寓言」和絕望感，讓書評家感到驚訝。殘雪的確是個具有獨特思路、獨特視覺、獨特文體的作家，我在自己的文字與講演中，多次推崇她。王安憶近年突飛猛進，她與殘雪應是中國當代兩位最有才華的女作家，我衷心祝福她們前程無量。 

由於葛浩文教授如此努力譯介、推薦，莫言應當會逐步進入瑞典文學院的視野。除了文學研究教授有推薦權之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也有推薦權。而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在獲獎不久就發表了一個講話，表明他欣賞中國當代的兩位小說家，一位是莫言，一位是鄭義。這自然使莫言更引人注目。但莫言的小說至今沒有瑞典文譯本，他要在瑞典贏得知音還需要時間。而鄭義的小說則連英譯本也沒有。鄭義的兩部中篇��《老井》與《遠村》的確是難得的精彩之作，《老井》比較著名，而我則特別喜歡《遠村》。這兩部中篇出現之後，鄭義到廣西對吃人現象做了實地調查，寫了長篇報告，但這部作品恐怕是社會學價值超過文學價值。我９２年剛到瑞典時，羅多弼教授和陳邁平先生就告訴我，因為他們把鄭義長篇中的一章譯成瑞典文在報上發表，立即引起強烈爭議。幾位社會學者譴責報紙發表這種文章。文明發展到今天，怎麼可能發生吃人現象。瑞典報紙說中國吃人，這是不是種族偏見？問題提得很尖銳，羅多弼教授讓我寫一篇文章談談看法。我就寫了一篇「也談中國的吃人現象」，由羅教授譯成瑞典文發表在斯德哥爾摩的報紙上。我在文中說明：廣西的吃人現象發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時間，那時社會處於無序狀態。而中國自古以來確有吃人現象，「五四」時期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以「吃人」二字批判中國的虛偽文化後，吳虞便寫了《吃人與禮教》一文，例舉了史書上所記載的確鑿無疑的吃人事實。魯迅和吳虞自然不是不愛國，也不是種族自虐。在本世紀日本文學中，川端康成與大江健三郎分別屬於相對的兩極，前者是唯美主義者，遠離社會風煙；後者則熱烈擁抱社會，批評社會。瑞典文學院能以寬闊的文化情懷兼容兩者，是值得稱讚的，只是這兩者之外更大的作家三島由紀夫卻未能進入諾貝爾文學家族，卻是可惜。作為一個熱烈擁抱社會而取得成功的大江健三郎，他喜歡莫言與鄭義是可以理解的。 

放下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漢學界不說，僅談馬悅然、大江和北美譯界，就可知道，中國文學在世界上並不缺少知音。 

　８ 

與內地的作家相比，台灣作家應當會感到寂寞一些。其實，台灣文學是很有成就的。在下半葉前三十年，台灣的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創作，一直處於相當興盛的狀況。上半葉中國的新詩運動在台灣得到繼續，其形式、語言、技巧日益成熟，以至出現了一個包括瘂弦、余光中、洛夫、鄭愁予、楊牧、周夢蝶、羅門、商禽等在內的傑出的詩群。我曾表明過，從整體上說(不是指單個作家)，本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學最突出的兩大成就，一是五六十年代(延伸到七十年代)的台灣詩歌；一是八十年代(延伸到九十年代)的中國內地小說。台灣的小說，就個體而言，白先勇的《台北人》，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陳映真的《將軍族》，李昂的《殺夫》，張大春的《四喜憂國》等都是傑作，但就整體來說，內地的八九十年代小說家因為經歷了時代的大動蕩、大折騰，展示的大愛大恨也更動人心魄，所以引起更大反響和更多的關注也是不奇怪的。而台灣詩歌總的來說卻更有光彩，也就是比起內地詩群來說更有成就是因為他們具有兩個明顯的長處：一是詩中文化底蘊比內地強；二是漢語表達能力尤其是古漢語的修養與表現能力比內地強。這是我讀兩岸詩歌的總感覺，倘若要論證，則需要作學術論文。 

我到瑞典的那一年，曾留心過台灣文學在瑞典的評介狀況，發現幾乎是空白。除了有一小本商禽的詩集《冰凍的火炬》之外，看不到別的詩集。很明顯，在九十年代之前，台灣文學是被瑞典漢學界和瑞典文學院忽略了。 

但是，作為瑞典漢學界的泰斗式人物馬悅然，他對台灣並沒有偏見，頂多只能說顧此失彼，即顧了一頭，台灣的另一頭就忙不過來了。值得高興的是，我到瑞典時情況已在變化，馬悅然和他的學生們已開始在閱讀台灣的詩歌。我和馬悅然交談了好幾次，興緻很濃，談得很熱烈。我從馬悅然的書架上借閱了余光中、瘂弦、洛夫等詩人的詩集與詩論集，《瘂弦自選集》、《瘂弦詩集》以及瘂弦的詩歌研究集《中國新詩研究》，我都是從馬悅然那裡借閱的，余光中、洛夫的幾本詩集也是因為借閱的方便，才第一次認真地讀。 

「寫得真好!」讀後我向馬悅然衷心感嘆，馬悅然回答說：「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詩人。」「你為什麼不翻譯？」「以後會譯一些，不過有的詩很難譯，比如余光中先生的詩，就很難譯。像你的散文一樣，真難譯。」馬悅然也覺得，台灣詩人的古典文學素養比內地的詩人高。內地的一些年輕詩人，古詩詞讀得不勤，甚至連三十年代李金髮、徐志摩、聞一多的新詩也讀得很少，創作全靠靈氣與才氣。我回美國後，特別是近兩三年，馬悅然對台灣詩歌更為關注，幾次在電話上贊口不絕。他還告訴我，他已和奚密、向陽組成一個編譯小組，開始翻譯台灣詩選。並會分別用中文、英文、瑞典文在中國、美國、瑞典出版。這真是令人高興的好消息。

香港文學同樣也被忽略，在瑞典一年，我從未見到任何一部香港詩歌或小說的瑞典文譯本。像金庸這樣的小說大家，他的《雪山飛狐》和《鹿鼎記》英譯本，也是近一兩年我才看到的。１９９８年我參加召集的《金庸小說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者(都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學者教授)多數都認為，金庸的貢獻恰恰是把本屬通俗文學範圍的武俠小說提高到傑出嚴肅文學的水平。在會上，我提出一個論點，即本世紀的中國文學在世紀的前二十年發生分裂，之後便形成兩大流向，一是在「五四」命名並占文學舞台中心位置的「新文學」流向，這一流向的代表是魯迅、周作人、胡適、郭沫若、聞一多等；二是處於文壇邊緣地位的「本土文學傳統」流向，這一流向的代表是李伯元、鴛鴦蝴蝶派諸君、張恨水、張愛玲、金庸等。金庸是本土文學傳統的集大成者。他真正繼承並光大了文學劇變時代的本土文學傳統；在一個僵硬的意識形態教條無孔不入的時代，保持了文學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語文被歐化傾向嚴重侵蝕的情形下創造了不失時代韻味又深具中國風格和氣派的白話文；從而把源遠流長的武俠小說系統帶進了一個全新的境界。金庸小說本不容易被學院派文學教授所接受，但它卻以自己不平凡的藝術魅力和最廣大讀者的支持，逼使教授們不能不注意和研究，但因為它太暢銷、讀者覆蓋面太大，而瑞典文學院向來不喜歡暢銷書，所以反而不容易進入他們的視野。香港文學的另一極的代表，恐怕要算是西西了，在異常熱鬧的大繁華世界裡，她卻異常冷峻地看世態人生，這實屬難得。不過，我也沒有見過她的作品的瑞典文譯本和英譯本。 

９ 

討論起中國作家為什麼在諾貝爾文學家庭中缺席的問題，總是爭論不休。我曾聽到幾位朋友說，主要是語言障礙問題，也就是沒有做好翻譯的問題。 

我並不認為這是最主要問題，但也確實是重要問題之一。瑞典文學院的１８名院士只有馬悅然教授一個人可以直接閱讀中國文學作品，其他人都要藉助翻譯，這自然有個語言轉換和轉換中的障礙、誤差甚至變質的問題。張承志有篇文章說：美文不可譯。這在某種範圍內是個真理，但不是絕對真理。我們讀朱生豪、傅雷的中譯本，仍然會覺得莎士比亞、羅曼·羅蘭的作品美不勝收。可惜，不管是中國內地還是台灣、香港，把外國小說、詩歌、散文、戲劇譯成中文而且譯得相當漂亮的很多，而把漢語寫作的本國文學作品譯成外國文學的則很少，這一逆差非常明顯。在我國的翻譯史上，出現過英譯中的，諸如朱生豪、傅雷等傑出的翻譯大家，但缺少把中文翻譯成英文的傑出人才。現在能把當代中文作品譯成外國文字並保持原著文學水準的，幾乎都是外籍翻譯家(如馬悅然、葛浩文等)，國內辦的外文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一些中國小說，但在海外幾乎沒有影響。 

有的學者把語言障礙問題看得特別重要，因此建議瑞典文學院改革評選辦法。這個辦法的要點就是，每經一段時間後，瑞典文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預定贈給一位用某一種「不通常」文字(即非英語及非西方主要國家語言)寫作的作家。文學院一旦決定後，即可徵求使用這種文字的國家的文學專家的意見和全世界專家的意見，以尋找出適當人選，然後譯成「通常」文字，最後由十八位院士投票決定。 

１９８４年，黃祖瑜先生(歐洲華人學會會員)正式致公開信向瑞典文學院提出這一建議(《歐華學報》第二期)，意見書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而且得到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宇冷斯藤認真的回信。這一復函寫得很誠懇、很有意思。它坦白地訴說了瑞典文學院的困難、苦衷和他們堅定的工作態度，它甚至這樣誠懇地承認諾貝爾獎天然的局限： 

諾貝爾獎金，每年每項只有一個；在某種項目，最多只有三位，共分獎金，可是世界上的文學作家和科學家——所有科學範圍，包括物理，化學，醫學，經濟學以及促進和平——為數很多，決不只這幾位諾貝爾獎金得獎人，其中有些可能有同等資格得到獎金，甚至於有些人的資格，比獎金得獎人的資格還要高。諾貝爾獎金，無論是文學獎金或其他項目的獎金，並不贈發給世界上那種項目里最優秀的作家或學者，因為所謂「最優秀的」，根本就不存在。在極複雜的科目像文學，醫學或物理或獎金的其他科目，其中除原有材料外，有新創造的材料，我們如何能以客觀態度，來比較同一項目中的作家或學者？ 

而對於黃祖瑜先生的建議，宇冷斯藤教授也作誠懇的回答。這一回答主要是兩點意思： 

（１）承認黃祖瑜提出的問題(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寫作的作家作品)的存在。他說： 

瑞典國家文學研究院深深地感覺到這些問題的存在；這種感覺，非自今天開始，從贈發獎金開始時即已有了。諾貝爾氏本人對這些問題也已顧慮到，因為在他的遺囑中，明明地寫著：「我確切地希望，在決定各獎的得獎人時，不顧及得獎人的國籍；只有貢獻最大的人，可獲得獎金，無論他(或她)是不是出生在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裡。」諾貝爾獎金的國際性，已在這裡預先肯定。遺囑的最後一短語，特別有用意，因為由此可見諾貝爾氏本人，也自然地感覺到斯堪的納維亞三國的作家和科學家，在開始時，因為語言文字關係，就已佔優勢；若與歐洲以外的作家和科學家相較，當更佔優勢了。以後果不出諾貝爾氏所料，這種趨勢的確存在，尤其在贈發諾貝爾獎金(各種獎金)的初期。 

到了後來，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大家積極地感覺到我們住的世界，並不只包括歐洲和西方的國家。在我們的世界中，國際間的聯繫，無論是在文化或政治方面，愈加活躍；過去西方國家的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元老派唯我獨尊的觀念，不能繼續存在了。 

這種思想，當然影響到諾貝爾獎金的贈發，特別是文學獎金。大家熱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學獎金的可能得獎人時，也應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語言文字和文化領域。我們常常得到各地的來信，提醒我們注意到這件事；這些批評，不僅來自中國，還有來自印度(其中的語言文字以百計)，非洲以及大洋洲內國家，一齊抗議瑞典國家文學研究院把他們國家的文學忽略了。不惟這些歐洲以外的文字區域認為不公平，就在歐洲之內，還有很多義憤的作家和科學家，為他們(或她們)本國抱不平。 

因為正視這一問題，所以他說，「有目的地注意那些所謂『不通常』文字的文學作品」，正是「研究院工作的路向」。 

(２)認為解決問題要靠翻譯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譯者、文學研究者的「密切合作」，而不能單靠「文學專家」。他說： 

瑞典國家文學研究院不能把贈發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工作，交託給文學專家們辦；最終決定人選，還是要研究院的同人自己負責，所以我們要依賴翻譯家。要讀歐洲以外文字著作的翻譯——其實歐洲以內少數人用的文字，也有些須要翻譯——我們也和一般書友和讀者一樣，高度地聽任偶然性賜給我們的產品，這裡所謂「偶然性」，大多是越來越商業化的文學出版事業。所出版的翻譯作品，不一定都是自己不受約束和最優秀文藝家的作品。國際出版事業是一個超級市場，為一種專利貨品所操縱；這類貨品，隨著當日的文藝風尚產出，或由高度成功的文學市場推銷員所經營，有很多這類的出品，來自美國。這個市場里的作家，不一定都是壞的，可是常常有這種現象發生，就是不在這個市場里的作家，反而比較在這個市場里的作家，更惹人注意。市場里真正優良的作家，所出版的常常是他(或她)的作品中少量且無系統的選集，讀者不能由此可窺文學家作品的全豹。 

瑞典國家文學研究院，有時自己找人翻譯某種文學作品，但自然不能大量地這樣辦。說也奇怪，翻譯詩歌反而比翻譯散文簡單，因為詩人的作品，可由其少量的作品代表，而散文家的作品，必須讀了他(或她)大量的作品，才可加以評判。為促進文學的傳布，並且打開文字和文化的障礙——這些障礙把西方國家和中國及亞洲分開，也把西方國家和非洲，大洋洲等國家分開，同時把「不通常」文字區域的文藝，封閉在他們語言文字的壁壘內——最好的辦法是發揚翻譯的技術，把認為優秀的文學，譯成所謂「通常」文字，出版問世。 

瑞典國家文學研究院當然不能只坐在那裡，瞪著眼，等候優美和豐富的翻譯作品，源源而來。我們必須在當時情況之下，儘力工作。有些方法，我已在上面提到了。困難之處，並不完全在作品的文字方面，而在乎如何滲透入作家本國的傳統思想，設身處地地懂得作家在寫作時所處的文學及文化背景；我們必須要這樣做，才能使翻譯的作品，不完全失掉原文的風格和意義。這樣我們就必須先讀很多其他有關的材料，才能稍稍地了解一位住在另一文化世界作家的思想和寫作。在這一切工作中，一位局外的文學專家，自然應和最後決定得獎人的文學研究院院士們，密切合作，做對這位作家的最後評價。 

瑞典文學院這一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不願意把大權交給「局外的文學專家」們，他們不能在文學專家們選擇之後最後起一個「橡皮圖章」的作用。這除了他們本是一群把獨立自主性原則視為生命的人之外，還因為他們對文學專家們的主觀偏激態度懷有戒心。宇冷斯藤坦率地說： 

＊最後一件事，是如何鑒定文學專家，他們能選擇適當的文學作家，對作家評價時，能夠保持可靠和公正無私等等的態度。這件事並不是那麼容易。很多的專家，愛國的熱忱太大；也有很多專家，自己的愛憎太強，不能以客觀態度，評判作家；也有些專家，在評判其國內作家時，特別注意作家的年齡，使年紀長的有優先權；還有些專家，遮蔽地或明顯地特別注意到作家的政治立場；還有其他等等。在這一方面，也常常遇到文化上的差異，例如特別注重作家的年齡或其在外交上的地位，在日本或中國或其他國家，比較在西方國家內，重要得多。 

宇冷斯藤先生對文學研究者、推薦者的這些批評，值得中國的文學教授們借鑒。他的這封回函的主要意思很清楚，語言障礙、文字障礙的困難不能交給非西語國家和非北歐國家的文學專家們，還是要由他們自己通過翻譯文字進行鑒別與選擇。瑞典文學院的院士們選擇了五位俄國作家獲獎，這並非他們懂得俄文，沒有語言障礙，而是他們在譯文中仍然感受到這五位作家詩人的天才。 

翻譯的確重要，如果不是《邊城》、《沈從文作品集》及時譯成瑞典文，沈從文就不可能站到諾貝爾文學家族的門口，但是，這畢竟是沈從文自身的卓越，是他一生的創作成就和傑出的作品所決定的。其實，在沈從文之前，已有不少中國當代的小說、詩歌已譯成瑞典文和英文，但是，他們都未能像沈從文那樣：作品的瑞典文本一旦問世，便立即在地球的北角大放光芒，讓文學院的院士們個個眯著眼睛讀得連連點頭。 

何況，現在分布在世界各大國的翻譯家們都在追蹤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步伐，一旦有優秀作品出現，他們就抓住不放，瑞典的文學院士們必定很快就可以看到葛浩文所翻譯的李銳、莫言的作品，這之後，就看李銳、莫言們是江郎才盡還是馬力無窮了。關鍵還是自身的精彩與強大，但願他們個個都能面壁十年，面壁一生，寫出不僅讓當代評論家欣賞而且讓今後千百代知音感動的作品。 

　　１０ 

中國文學的百年缺席，似乎是令人不快的事，但也可以藉此反省一下自身。我們不怪別人，卻必須求諸自己。這個「自己」，一是本世紀中國文學的大思路；二是本世紀中國文學的生態大環境。應當坦率地說，兩者都有大問題。 

中國現代文學在二十年代才剛剛從傳統的觀念中解脫出來，在三十年代卻又走入政治意識形態的牢籠；文學變成意識形態的轉達，階級鬥爭的觀念變成文學的靈魂，「主義」對世界的解釋變成作家的創作前提和創作框架，這樣，從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學寫作都形成一種與大愛、大悲憫、同情心相反的「一方吃掉一方」的兩極對立的大思路。這種大思路是一種黑洞，它幾乎吸盡文學的本性和吸盡作家的靈性。在「五四」之後出現的一些很有希望的作家，如郭沫若、丁玲、茅盾和大群的左翼作家，以及下半葉的內地作家，都先後陷入黑洞之中，從而耗盡了自己的才華。這種大思路的出現，又與文學的生態大環境有關。文學被要求為政治目標服務，甚至要求文學成為工具，作家被組織化、制度化，把作家變成手操另一種武器的軍隊。這種軍隊自然沒有寫作個性的存身之所。 

許多作家又組織各種政治性的文藝團體，為不同的主張而打派仗，爭陣地，搶旗幟，以喧囂代替創作，也就是所謂「功夫在詩外」。 

文學本來是孤獨的事業，是充分個性化的事業，它面對的不應當是黨派的現實目標，而是人類永恆的困境和未來無數年代的知音，但是，孤獨的詩人無地彷徨，逃避集團、逃避政治的作家無藏身之所。身在集團中的人，借集團的名義說話，沒有自己的聲音；身在集團外的人，一旦發出自己的聲音便被圍攻與消滅，這怎麼會有輝煌的精神創造？此時，我想起海明威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話：「寫作，在其處於巔峰狀態時，是一種孤獨的生涯。各種各樣的作家組織固然可以減輕作家的孤獨，但我懷疑它們未必促進作家的創作。一個在眾人簇擁之中成長起來的作家，固然可以擺脫他的孤獨之感，但他的作品往往就會流於平庸。而一個在孤寂中獨立工作的作家，假如他確實超群出眾，就必須天天面對永恆，或面對缺少永恆的狀況。」 

海明威的演講詞不到一千字，他把自己一生寫作的最重要的體會作了如此表述，可見，作家的孤獨狀態，即不受「集團」、市場等外在干攏而獨立不依的寫作狀態是多麼重要，這是作家成功最重要、最基本的前提。在２１世紀到來的前夕，中國作家如果不是陶醉於「成就」，而是面對「代價」，從痛苦的代價中學到一點東西，那麼，明天一定是屬於中國作家的，可以肯定，擁有表達自由的作家不僅會跨進諾貝爾文學家族的大門，而且會跨入更偉大的精神價值創造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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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在批評中國作家的大思路和社會的大環境時，我想還應該批評一下我和我的同行從事的工作——文學批評與文學史寫作。 

本世紀下半葉中國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一直是非常糟的。其原因是這種批評與寫作已完全變質，即文學批評及文學史寫作完全變成按照長官意志而設置的政治法庭，文學史變成左翼政治史的文學版。這種版本的文學史公然把現代文學史最優秀的作家如沈從文、張愛玲等開除出歷史之外，實在是荒謬到極點。八九十年代所作的文學史，包括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現代詩歌史等，比起前三十年固然好一些，但有兩個致命的弱點：一是複製性太強；二是以謳歌代替審美判斷。內地出版的現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史(包括通史與分類史)恐怕不下兩百種，但都是大同小異，現代文學史(包括小說史、詩歌史)基本上是王瑤先生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翻版、延伸、擴充和分類寫作，框架沒有大的變化。有人把小說史愈寫愈厚，但內行的人士一看就知道這是「紙老虎」，因為它的建構、它的框架、它的線索、它的評價都和以往已出現的文學史差不多，也就是骨架是複製的，只是血肉有點增減，文字有點差異而已。更糟的是在漂亮的敘述文字掩蓋下，文學史作者把所有的出版物，不管它的優劣，幾乎都放在自己的框架內；然後按照習慣性的看法和評價標準重新做個「英雄排座次」。坐在「章」的位置上自然是「魯、郭、茅、巴、老、曹」，坐在「節」的位置上則是沈從文、李劼人、張愛玲、張恨水等，坐在「段」的位置上則是新感覺派、現代派作家。這種文學史的缺點是讓人讀後如入迷宮，宮中的六大菩薩、十八羅漢、三十六小鬼雖被濃妝艷抹但卻模糊不清。六大菩薩到底哪些作品是精華、哪些是糟粕，哪些是成功之作，哪些是失敗之作，放在人類文學創造的背景下，他們在貢獻之中有什麼根本局限？時代造成他們何種局限？個人應負何種責任等等，我讀後常常一片朦朧，掩卷之後只記得一片頌揚之聲。這類文學史教科書對於正在進入文學之門的大學本科生可能有些幫助，但不可能提供真切的審美判斷，一些關注中國文學的海外的文學評論家、翻譯家很難從中得到啟發，只能覺得這種被筆墨打扮的中國作家個個可愛但個個不可信。 

八十年代中國內地出現的非學院派的文學批評情況要好得多。這些新出現的批評家，不像文學史作者靠「複製」過日子，而是靠自己敏銳的藝術鑒賞力，因此他們發現一些初露鋒芒的作家並為他們的生長吶喊。可是這些中、青年批評家多數並非文學教授，並無向瑞典文學院推薦的資格。而具有推薦資格的文學史教授，則缺乏藝術鑒賞力，對當代文學發展的脈搏懵懵懂懂，結果能向世界推薦的批評家變得非常稀少。中國沒有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無法有力地推薦本國的作家，在近一百年的歷史上，只有異國的賽珍珠推薦過林語堂和大江健三郎推薦過莫言、鄭義(後者是口頭上說)兩例。中國有代表性的作家協會只有一個(台灣有沒有我不清楚)，埃斯普馬克先生《諾貝爾文學獎內幕》一書談到亞洲國家的推薦情況，他說，本世紀上半葉只有１９４０年賽珍珠推薦過林語堂，「不過完全無法使人相信」。他們只能從探險家斯文·赫定那裡得到某些幫助，還有就是從高本漢那裡得到一些情況，在六十年代前期，賽珍珠還推薦過日本的谷崎潤一郎，日本文學院推薦過西脅順三郎，日本筆會推薦川端康成，美國方面則推薦三島由紀夫。１９８５年５月３日《亞洲周刊》曾發表文章批評瑞典文學院對亞洲的忽視；文中提到幾個作家的名字：日本的井上靖，中國的巴金，印尼的Ｐ·Ａ·多埃，印度的長篇小說藝術代表人物Ｒ·Ｋ·納拉揚。 

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在回答記者時說：亞洲作家的提名仍然不是很多，特別困難的是，即使在文學專家中也缺乏統一意見。還有一個問題是，對於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完全不同的文學目的的作家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而且在西方對上述的提名者也缺少譯本。在記者的窮追不捨之下，這位常務秘書還透露，亞洲不少國家有權提出建議的機構放過了提出候選人的機會。中國筆會主席巴金就說，他得到過提候選人的邀請，但是沒有回答。在其他國家，筆會也白白放過機會，比如瑞典文學院與泰國筆會每年都有聯繫，但是對此沒有反應。泰國筆會主席尼拉萬·炳通就不是很確切地知道，他的國家是否有作家被推薦為候選人，而且說：「在泰國，就翻譯文學作品而言，我們沒有做多少事情。我們可以從我們自己的語言對他們作出判斷，事實是我們還沒有看到某一部作品真有資格，因此我們沒有認真對待這件事。」埃斯普馬克批評：「這段話清楚地表現了多次阻礙有意義的候選人被提名的失敗主義。」我不知道台灣、香港有沒有這種「失敗主義」，而中國內地，我敢說是沒有的，有的只是缺少推薦的熱情和雖有熱情而不知從何入手。推薦是需要認真態度、需要時間和需要情懷的，茫茫的中國大江南北，有幾位認真的、酷愛中國文學、毫無私心和妒嫉心的推薦者呢？龐大的中國作家協會機構又真的嚴肅地、下過功夫地推薦過自己的作家嗎？我不清楚。 

不過，也不必悲觀，只要作品傑出，即使國內缺少知音，國外也會有知音。而且瑞典文學院特別找了一位中國文學知音作為自己的院士。埃斯普馬克說：「當１９８５年漢學教授和翻譯家G·馬爾姆奎斯特(即馬悅然)被選入文學院的時候，人們確信，他是一位西方世界了解中國現代文學的傑出專家，同時他個人與其他東方文學的專家保持著密切關係。」馬悅然確實正如埃斯普馬克所評價的那樣，他是傑出的，而且是積極的，他的眼睛時時在尋找中國文學的星光。１９９３年我「客座」斯德哥爾摩大學時，曾與羅多弼教授及陳邁平先生組織「國家、社會、個人」國際學術討論會，邀請了５０多位世界各地的漢學家。會議期間，馬悅然特別邀請了余英時、李歐梵、劉紹銘、李澤厚、王元化和我到院士們經常聚會的小樓上座談，他誠懇地徵詢大家對中國文學現狀的意見，在那個夜晚明亮的燈光下和溫馨的氛圍中，我感到：諾貝爾文學家族是個有趣的存在，中國作家缺席只屬於２０世紀，絕不屬於２１世紀。「代價」是「成就」的母親，２０世紀的中國作家已付出巨大的代價，包括心靈飽受折磨的代價。他們已把一部分代價化作成就，還將孕育更大的成就，可以肯定，２１世紀的諾貝爾文學火炬家族將會迎接不止一個的中國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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