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甲午之二十·戰區清朝百姓為何積極幫助日軍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zhanchangminzhong/#_www_dt2

引言：在中日甲午戰爭中，出現了這樣的一幕：身處戰區的清朝百姓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完全與我們想像中的不同。在日軍佔領的大清領土上，當地百姓不但完全配合日軍，並且在提供勞力，保持治安等方面積極幫助日軍，以至於隨行的日軍記者有「簞食壺漿」之嘆。這一情況並不只出現在少數第二，而是在戰區普遍體現。為何會出現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讓我們來探究一下這一情況背後的機理。

民心難測：清朝百姓出現阻撓清軍幫助日軍的行為

面對中日甲午戰爭，日本臣民「如醉了一樣，全國各地連貧民都把身上僅有的一點錢也想貢獻出來，一天只有20錢的勞動者們也捐獻10錢，竟連給小孩壓歲的幾個銅板也用布包好後貢獻出來。」

日軍開赴朝鮮和中國時，在出發地所到之處，「到處掛滿國旗，各家口掛著燈籠」，「時而有煙火升空，紫色、白色的煙焰騰空而起」。「"帝國萬歲』的大旗和鼓掌祝賀的民眾隊伍，各站大同小異。」

甚至雖「窮鄉僻壤」「村童群集，豎起大旗高舉燈籠，冒著盆大雨在站外高唱軍歌。」日本國民形成空前的支前。

而清朝的情況卻是相反的。中國民眾未能形成空前的熱情，很多人選擇成了反對戰爭的阻力。比如在保定，五營清軍開赴大沽前往與日軍作戰的前線，就在出發前一天，「有家長們走到營門口，大聲的對他兒子嚷著："小三兒!你可不能去呀!家裡就剩我自個兒啦!萬一有個好歹，可叫我怎麼著？』」

部隊出發時，「當地的男女老幼、同營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們，手連著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的送行。」有人「拉著她兒子的手，淚流滿面，嗚咽不已，死也不讓她的兒子成行。這樣的情形，觸眼皆是。從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嚎，聲震雲霄，只是不肯罷休。」

鴨綠江防之戰，日軍攻進幾連城和岫岩。根據日本官方的《日清戰爭實記》記載，九連城「當地居民簞食壺漿迎我王師，攜來雞和豬獻給我軍」，日本隨軍記者因此感慨：「"東西夕相望，庶民子來』，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來，愚民等焉能不歸順?」

日軍打進遼東半島，當地居民有人「請求天兵(即日兵)保護」，有人「高興相迎」，主動幫日軍「打柴挑水」，「挑負輜重」，「偵察軍情」，「願當順民者眾多」，並為日軍「送來慰問品以買其歡心」。

海城失陷後，當地「居民聽說宋慶率大軍要來海城，非常驚慌，剛剛恢復正常的各業又為之驚動，並有人再次逃入山野。」當日軍擊敗清軍，「凱旋海城」，並貼出「告示，居民為之完全放心了。」

這一切出現在東北戰場的各個地區，並非罕見景象，清朝的百姓為何阻止自己的軍隊，卻對入侵的日軍表現出這樣的態度呢?

日本的宣傳戰：挑撥滿漢矛盾號稱助漢反滿

日本對甲午戰爭的宣傳有著明確的定位。在國際上，面過國際社會和歐美列強，日本竭力將將朝鮮問題轉化為這樣的描述：日本積極帶領鄰國朝鮮進步，而清朝卻百般阻撓，因此，日本出兵朝鮮打擊清國是「文明之戰」。以此迎合併爭取國籍輿論。

在日本國內，日本政府將進軍朝鮮和清國描繪成為日本民族在亞洲大陸上爭取更大空間，是事關日本民族興亡的「生存之戰」，以股東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凝聚國內人心進行戰爭。

而面對清國百姓，日本方面則將攻擊清國冠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反滿色彩，挑撥滿漢矛盾，自我標榜為「解放之戰」，以蠱惑占絕大多數的清朝漢族百姓。

日本第一軍還邀請著名間諜學者，中國通宗方小太郎，擬制了一篇神完氣足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告示，將日軍描繪成從黑暗的滿清統冶下拯救中國人民的解放者。這篇不長的告示從滿清「劫奪」明朝政權開始說起。稱「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承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

隨後，作者又對清朝的內政外交、尤其是清廷在直接引發中日衝突的朝鮮問題上的行為進行全面攻擊，宣稱「上天厭其德，下民倦其治」，所以，清軍一敗再敗，是「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下與棄之因也」。告示說，日本「之所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諧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號召中國人「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爾復三代帝王之治。」最後號召清朝的漢族百姓幫助日軍，反抗清朝統治「卿等速起，勿為明太祖所笑」。

類似這樣的檄文，在甲午戰爭期間的日軍文告中比比皆是。挖掘、放大並激化滿漢矛盾，以爭取清朝的普通漢族百姓是日本在甲午戰爭時的重要宣傳策略之一。

日本人「反滿」宣傳的策略是相當有效的。

淪陷地的清國百姓很快接受了日本軍的宣傳，適應了日軍在佔領區的施政。被佔領地許多鄉紳、市民、貧民，自願向日軍請求保護，百姓代表懇請日軍寬大施恩，垂憐拯救百姓於流離之苦，謂日軍為拯救我等的大明國大元帥。

日本方面的《報知》(1894.10)也曾報道，「時下我軍駐屯金州，清國百姓秩序井然，城內猶如國內一樣平靜。當地支那人皆已歸順，小商販用日文單語在大街上叫賣，砂糖、香煙、饅頭物品豐盛。清人主動與我兵交談，說我軍是朋友，清軍是敵人，清人爭相報名應徵日軍運輸夫謀取生計，每當我軍凱旋歸城、後面會跟隨許多迎送的清人，實感我皇恩威在外域之隆盛，卻不思議支那人此乃一種如何的情感。」

可見在清朝本身存在滿漢矛盾的情況下，日本成功利用了漢滿間的民族矛盾，引導部分清廷官吏和民眾甘願為日本奉獻。

注重紀律：日本軍紀嚴格官吏清廉比清朝更能爭取民心

明治維新體制下的軍隊為了塑造文明軍隊形象，政府向國際社會公開戰爭，批准超過百名的國內記者、外國新聞記者、外國武官隨軍監督戰爭。

當日軍侵入清國本土時，日第一軍司令山縣有朋向部隊發出訓令：「我軍作為文明國軍隊必須嚴格軍紀，儘快恢復民眾的日常生活秩序，將良民和對抗分子予以分割區別。」；第二軍司令大山岩也發出訓令：「我軍人平素有與人為善之教示，在敵國領地須嚴禁不義舉止。隨軍之軍夫缺少教養，須特別嚴格管制，防止佔領地民眾反抗，影響我軍國之威嚴。」兩支侵入清國的大軍及時發布戰地軍紀條例，對軍內士兵和無教養的軍夫起到了約束和震懾的作用。

事實上，這些訓令各國隨行記者和武官的監督下也得到了較好執行。

如佔領九連城後，日軍陸軍大臣親自擔任第一軍司令長官的山縣有朋，隨即下令發出安民告示，免除當地百姓本年度賦稅，招撫逃避戰亂的居民回家。安民告示促使請國人自願為日本軍隊效力。「告示貼出以後，效果頗佳，逃避戰亂的人陸續回家，其中甚至有人請求為日本軍隊效力。」 許多百姓家大門貼出「順民」、「良民」字樣的條幅，類似情形幾乎在各個戰區都可以見到。

又如日軍進攻大孤山，情報稱當地居民已四散逃亡，日軍隨即將一名原籍大孤山的清軍俘虜孫某釋放，要求這位「親眼看到了大日本軍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的戰俘，回鄉宣講日軍「恩德甚多」，「孫某感泣伏，謝恩而去」。隨後，日軍進入大孤山，孫某率家人和鄰居們跪迎，說：「大王到來，愚民等焉能不歸順？」此類記載在洋洋五十卷《日清戰爭記實》中屢屢出現。

而相比之下，清軍就是在自己國家中行軍駐防，也屢屢軍紀渙散，所到之處燒殺搶掠、奸淫擄掠，而敗兵更善於偽裝成平民百姓，將死亡的危險轉嫁給百姓。相比之下，清軍丟失民心，日軍爭取民心也就是不難想像的情況了。

而日軍在佔領地建立了完善高效而又廉潔的行政體系，也在爭取民心上將腐敗低效的原清朝基層行政系統遠遠甩在身後。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軍越過鴨綠江佔領了安東縣。10月31日，軍司令官制定了民政廳機構編製及許可權，於11月1日在安東縣設立第一個民政廳，辦理民政事務，日本駐清公使小村壽太郎擔任第一任行政廳長官。此後每佔領中國地區，都會安排設置相應民政廳負責管理。配備憲兵、警官。規定對清國人犯罪的處置，輕罪和違警罪由民政長官裁決；重罪和軍事犯罪稟請第一軍司令官裁決。日軍人對清國軍人軍屬的犯罪，通報所屬部隊司令官處置。清國人之間發生民事事件由民政長官裁決。軍管區內對清國人給予保護，根據軍隊作戰需要僱用當地民夫。徵購軍需物品，免除百姓一年租稅。

日本人的行政比清國官吏公正清廉，迎合了百姓的心理。戰爭沒有破壞戰地的經濟環境，日軍推行的民政措施穩定了當地的社會局面，促進了經濟的恢復。

日軍的民政機關根據佔領地本地實情開展各種工作。主要施政包括：對強取豪奪危害地方的奸商施以處分；對貧民及飢餓群體的救助；嚴控物價穩定經濟；城市農村居民貧苦人口調查；招撫逃跑的地方官員或新選吏員參與當地行政；制定城門出入監管規則、道路監管規則、船舶進出監管規則、市場監管規則、城市清潔法、家畜飼養場清潔法、傳染病預防規則、稅務徵收規則、兵器監管規則等法規，在軍隊憲兵隊的監督下實行。

司法警察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法規開展公務；為救護地方饑民，向百姓施與繳獲的米、鹽等物；用相當的代價收買富豪的儲蓄再施與百姓；衛生方面為地方百姓施療種痘。

日軍民政機關按照清國律令及與其他各國間締結的條約、規則、慣例，對出入營口的傳播實施課稅管理；實施耕地稅，對佔領地耕地租稅徵收狀況進行調查。

日軍民政機關不僅管理清國人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對佔領地內的日本軍人和僑民施以同等的法治約束，嚴格管理從國內前來清國經商的日本人。

戰區的百姓為了生計，成為日軍募集民工的主要對象。民工每日勞作可以領取相應的報酬，按照職業分類，報酬金額存在較大差異。因為軍需物資的運輸一直是困擾日軍的薄弱環節，所以自帶騾馬車輛的勞務是最受歡迎的。

日本第二軍攻佔金州城後，軍部兵站向本地住民發布民工招募告示，很快得到當地民眾的踴躍響應，報名者絡繹不絕。在金州城根的騾馬市的廣場上，每天都熱鬧非凡，從各地彙集大量應募的清國騾馬大車，等待日軍兵站的官員前來派發運輸任務。

清國百姓組成的大車隊不但給日軍運輸日常用品類的軍需物資，還運輸武器彈藥、轉運傷員。在金州、貔子窩、柳樹屯沿岸村鎮，以及山東榮城龍睡澳，遼河營口、牛庄等地的民工市場，雲集求職的清國民工形成規模。窮苦的百姓在貧困饑寒之中都想爭得一份報酬優厚的臨時工作。

在百姓看來，這些外來入侵者，不像那些盤剝搜刮他們的清國官吏那樣凶神惡煞，所勞所得一切都來得合情合理。在日軍臨時行政廳管理下，戰地民眾的生計很快恢復平靜。勞工市場、交易集市又出現往日熱鬧叫賣的場面，人群中有商人、小販、平民、衣衫襤褸的乞丐，以及採購均需的日本軍人和管理市場治安的憲兵。甚至集市攤位上還有日本民間商販的叫賣

日本方面還在佔領地設立警察，擔任非常龐雜的監管任務。職責涉及對違反者的諭說、檢視、檢證、救護、告發受理、喚問、拘留、逮捕等業務，其中對日本人違反者的處理件數占相當高的比例。

日軍在佔領區實行頗具成效的民政政策，成為當時國際社會讚賞明治軍隊的話題之一。

日軍爭取清朝百姓背後：前近代國家走向民族國家的陣痛

陳獨秀曾在《說國家》一文中回憶：「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哪知道國家是個什麼東西，和我有什麼關係呢？到了甲午年，才聽見人說有個什麼日本國，把我們中國打敗了。到了庚子年，又聽什麼英國、俄國、法國、德國、意國、美國、奧國、日本八國的聯合軍，把中國打敗了。此時我才曉得，世界上的人，原來是分做一國一國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們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之一國，我也是中國之一人……我生長到二十多歲，才知道有個國家，才知道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應當儘力於這大家的大義」。

梁啟超則在《新民說》中認為，中國人並非沒有愛國的天性，之所以不知愛國，是因為不知道什麼是國，「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於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

事實上，一直到甲午前的清朝，廣大中國人，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對世界的理解還是這樣的「天下」觀。在這種觀念下,中國便成為天下，中外關係也成為天朝與蠻夷、發達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代名詞。中國的歷史從來只「亡國」而不「亡天下」。

因此，只要東亞社會以中國為核心的朝貢體系沒有被徹底打破，中華帝國依然可以擁有天朝的感覺，到了甲午戰爭時期，中國無論朝堂之上還是報章之中，都充滿對「蕞爾倭國」的蔑視，而只有當曰本徹底打敗了大清，東亞朝貢體系終於徹底瓦解，中國人才感覺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驚，開始了「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相比較清朝上下還沉迷於「天朝」幻夢，日本人則在第一時間融入了近代國家體系。明治維新後，日本就將主權訴求作為國家首要目標，對西方要爭取儘快廢止不平等條約，對東方則要儘快進行「拓殖」。日本的民族主義迅速形成。山縣有朋九層明確闡述：「國之強弱根於國民忠愛之風氣，國民愛戀父母之邦，如無以死固守之念，雖有公私法律，國將一日無存。國民愛國之念，只有通過教育得以養成，如此，使其成兵時即為勇士，當官時即為純良之吏。」

日本快速轉型成為了近代民族國家。面對顢頇古老的前近代大清帝國，優勢之大，我們在之前的《重讀甲午》系列中已經做了說明。

民族主義出現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或曰公民的主權觀念。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在推翻了神權和王權，民族利益取代了王朝利益，民族國家取代了王朝國家後才出現的。國家的統治者不再被等同於國家,而不過是國家的臨時首腦，民族國家成為公民的最高效忠目標。

日本比中國更早形成民族主義，也正在於其早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基本解決了國家是全民的這一基本政治命題，和最根本的政治改革。而清朝直到滅亡，也沒有能解決這個最基本的問題，而在原來的圈圈裡面打轉。

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指出愛國的前提是「國家要先可愛」，只有以民權為歸依的國家,才能夠真正贏得國民的認同感,國家先須求「好」，方能圖「強」。他說，「近世歐美人之視國家也,為國人共謀安寧幸福之團體,人民權利,載之憲章。犬馬民眾以奉一人,雖有健者莫敢出此。……土地、人民、主權者,成立國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為成立國家之精神。」所以,要樹立「愛國精神」，首先要有「立國精神」。陳獨秀說:「愛國者何?愛其惟保障吾人權利、謀益吾人幸福之團體也。自覺者何?覺其國家之目的與情勢也。是故不知國家之目的而愛之則罔,不知國家之情勢而愛之則殆。」國家如不能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他尖銳地認為當時的中國「外無以禦侮,內無以保民,不獨無以保民,且適以殘民,朝野同科,人民絕望」，不愛也罷。

清朝統治者恰恰是不明白這些道理的，從而出現了清朝百姓被日軍爭取過去的狀況，其實也並不奇怪了。

戰場上清軍與日軍尚在角逐，日軍佔領區的清朝百姓已經用自己的行動給了大清朝狠狠一個耳光。與其在百年後責怪這些民眾不愛國，倒不如想一想，前近代的清帝國在面對近代化民族國家化大潮時，做到趕上潮頭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