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照片1899-1904年：神秘的茶馬古道【上】

        在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滇、藏、川的叢林草莽中，綿延盤旋著一條滇、川經西藏通往南亞西亞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連接著湍急的河流，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這是商人、探險家和馬幫踏出的路。其路線基本有兩條：一是雲南的普洱→大理→麗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薩→日喀則、江孜、亞東、柏林山口，分別到緬甸、尼泊爾、印度；另一條從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爾、印度。這是亞洲大陸以茶葉為紐帶的古道網路，長在千里以上，其中以雲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構成的三角地帶是茶馬古道網路分布最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馬幫交會最為頻繁的地方,來自雲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與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來自印度的珠寶首飾香料等等在這一帶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馬互市，宋代於雅安設置「茶馬互市司」，清代在雲南永寧亦設茶馬司。

　　

　　　　當京滇公路未修築時，這條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無日不有官商遊客往來，人背馬馱的貨物也時時可見，因而每一個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時甚至幾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稱繁盛官道。話雖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卻是鳥道羊腸，崎嶇難行，有人甚至認為不亞於「難於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蘇雅遊歷貴州的安順、貴陽等地，拍攝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橋樑，並涉足險峻難行的茶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經楚雄，從元謀沿金沙江而上，進入大小涼山，穿瀘定橋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處，拍攝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並傳真地記錄了這一古道的重要特徵：人背馬馱-茶葉·馬幫！

 

 

一個法國領事在中國 

身著龍袍的方蘇雅(1900年) 

曾有人懷疑方蘇雅穿的只是一件戲袍，但這確實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現存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展覽)，樣式與中國的很接近。從普通照片的角度來說這不算一個好創意，因為儘管方蘇雅一向認為他的鬍子能「增添威嚴」，但在這張照片里增添的卻是喜劇性，用他的方式來說，也許是「如果在馬戲團里出現準會獲得瘋狂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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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方蘇雅其人 

人類有許多方法描述歷史。 只有攝影能使人們澄清偏見，記憶復活…… 方蘇雅以實證風格紀錄了當時中國西南地區的社會現狀。從這一點上說，他也是出色的旅行家、攝影家。

奧古斯特·費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1857-1935），中文名字方蘇雅。1857年8月生於法國洛林地區一個殷實的呢絨商人家庭。15歲淪為孤兒。從軍參與政變失敗後，改學法律。1880年被省長比胡收為義子進入法國內務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國外交部長私人秘書。 1895年12月起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 1899年12月起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國駐雲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滿回國，同埃蓮娜·馬爾芒女士結婚後隱居鄉間，並修建了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庭院。 1935年7月4月病逝。 作為一個殖民外交家，方蘇雅是法國殖民外交政策的積極推行者，他所到之處與中國地方高級官吏交往很深，尤與廣西提督、抗法將領蘇元春交往甚密，結為兄弟，「方蘇雅」這一中國名字也因此而取。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在1903年昆明教案中方蘇雅輕易得到了清軍的護衛，從家撤離。這從一個局部反映了當時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徵。 1900年，義和團運動在全國形成高潮。方蘇雅以自衛為名，攜四十餘馱軍械至昆明，被南關厘金局扣壓。方蘇雅親率數十人以武力威脅將槍彈搶回。昆明民眾義慎填膺，包圍領事府，搗毀了部分天主教堂。昆明群眾的反帝鬥爭因清布政使治課帶兵鎮ya而告失敗。方蘇雅和32名法國人在雲貴總督丁振鐸的保護下全數撤低北部灣。1903年，昆明教案終以允許英法合辦公司開發礦產、向法方賠款白銀十二萬兩告終。 1904年滇越鐵路破土動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鐵路全長850公里，其中在雲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國政府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滇越鐵路不僅可擴張商務，而關係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鐵路修建權，以獲大量的礦產資源。」方蘇雅正是帶著這樣的使命來到雲南。滇越鐵路修建期間，大約有6萬中國工人死在工地上。

1985年，在法國鄉間的一個地窖里，人們發現了這批百年前中國西南部的舊照。其數量之多，內容之廣，保存之完好，世所罕見。 

1997年，雲南省兩名愛國人士殷曉俊、羅慶昌先生在有關單位的大力協助下，傾其家私，耗資百萬，幾度赴法，購得幾百幅照片的中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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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方蘇雅簡歷 

奧古斯特·費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中文名字方蘇雅。1857年8月生於法國洛林地區一個殷實的呢絨商人家庭。十五歲成為孤兒。從軍參與政變失敗後，改學法律。 

1880年被省長比胡收為義子進入法國內務部、外交部。 

1893年任法國外交部私人秘書。 

1895年間月起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龍州）領事。 

1899年12月起任駐雲南府（今昆明）名譽總領事兼法國駐雲南鐵路委員會代表。 

1900年3月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 

1903年9月兼任法國駐雲南省代表。 

1904年任滿回國，同埃蓮娜·馬爾芒女士結婚後隱居鄉間，並修建了一一座名為「小中國」的家庭。 

1935年7月4日病逝。

 

 

 「人上人」(1899年，雲南)： 

　　 

　　　　通過一種特殊裝置，戴瓜皮帽的人騎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為了讓對面出現的方蘇雅的行李隊先行通過。這種情況在兩支馬幫相遇時更為驚險，必須在聽到前方的馬鈴響後提前做好準備。只能單行的狹窄古道常常一邊懸空，一匹受驚的馬就足以釀成整個馬幫的慘禍。

 

 

 法國國慶日的盛宴(1898年7月14日，龍州) 

　　 

　　　　照片攝於方蘇雅任法國駐龍州(今廣西柳州)領事期間的最後一個法國國慶宴會上。堂上掛的「德敷遠人」橫幅表現的本是一個東方大國的自信與氣度，而在109年前的這一天發生的法國大革命追求的則是「平等、自由、博愛」；但在英法聯合進行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炮艦政策流行的當時，這些語言顯得異常的蒼白，就像閃光燈照射下的每個人的面孔。

 

 

 狐假虎威(1900年，昆明法國領事府)： 

　　 

　　　　方蘇雅時代的中國，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經常出現官府與洋人互相借力的情況。這張方蘇雅與其衛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現了這種關係。實際上，方蘇雅曾從官府手中救下其前衛隊長的性命，而這支官府派出的衛隊也數度幫助方蘇雅從民眾包圍中脫險。

 

 法國領事與抗法名將(1896年，廣西)： 

　　 

　　　　再沒有一張照片能這樣形象、準確，而且真實地反映當時中西文明的對比了。作為一個外交部的文官，方蘇雅的年輕、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將蘇元春露出了老邁，那身表明其官銜(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顯沉重。他們交往甚密，結為兄弟，但方蘇雅認為他們沒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個陌生人，儘管「方蘇雅」這個名字就是蘇元春所取：方是來自於「弗朗索瓦」，蘇來自於「蘇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風雅。

 

 

 總督的排場 1902年，昆明 

　　這是在昆明東南郊菊花村舉行的迎接雲貴總督進城儀式。籠 罩在圖片上方的這把洋布傘在當時的昆明已經意味著很高的地位和身份。那時一般男子出門，天晴戴一頂細篾帽，天雨則戴一油篾帽，撐油紙傘的已是極為講究之人。當然，真正有排場還是圖中坐在馬上的雲貴總督和雲南巡撫，他們都是一品，從一品或正二品的朝廷命官，而方蘇雅以法國駐雲南府領事身份獲得的官品是從二品，按規定在迎接更高官位的人時不得正面抬頭觀望，因而方蘇雅也只能在照片中給尊貴的雲貴總督留下一個背影。

 

 

 赤腳儀仗隊 (1902年)昆明: 

　　 

　　　　在離法國領事館很近的樺子坡街道上，巡撫的官隊正在通過 。雖然於迴避牌中穿行的儀仗隊給人以邏輯混亂之感，(它將炫耀及其反面遮人耳目集中 在了一起)，但這卻都是清廷高官威儀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照片中尖銳斜插的彩旗杆與沉悶 的背影也使畫面充滿衝突，不過右下角的那個男孩超脫於事件之外，他們通常都是臨時叫來 充當儀仗的街童。只有他與相機鏡頭產生了對話；因為他與攝影者一樣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好奇。

 

 

 盛大廟會(1899年，昆明)： 

　　 

　　　　由遠處牆壁上可見的「祝聖壽」三字，可斷定這是為慶祝慈禧生日舉辦的盛大廟會，地點是東嶽廟萬壽宮(今連雲巷賓館處)。當時昆明人極敬神佛，常常進香求佛，而各寺廟亦不失時機建立道場會場，大辦廟會，如正月初九金殿有會，三月十五鐵峰庵有會，七月十五各寺廟做盂蘭會，七月二十七則是東嶽廟開辦大會。據羅養儒回憶，屆時「一切攤子由萬壽宮前擺起，不斷的在街之兩旁直擺至三元宮前，其數字在五、六百……一連開辦三日，而此三日內，城裡的人或有一半到此而逛也。」描述的大概就是圖中的情景了。而逛廟會的人如此之多，一大原因據說是因為婦女可拋頭露面，「大府中人對於婦女入廟燒香一事，弛而不禁」，雖然人人手提香燭、元寶，在神佛前焚燒，頂禮膜拜，「以致煙火彌空，鐘鼓聲鬧」；但暗地裡「少男少女之心意或亦兼有其他之注在也」。

 

 

 茶客們(1899年昆明): 

　　 

　　　　據《紀我所知集》記載，往昔昆明「茶鋪內之一切設備極其樸陋，大火爐上支一把大至無比之銅茶壺，內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壺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鐵練套住，扣在一比較粗實之尾柱上。旁為磚砌蓄水塘，塘近於牆，牆上則繪一烏龍吐水。飲茶者至，則挈一小壺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這張照片中，方蘇雅的興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數第三人是他在中國民間看到的第一個戴眼鏡的人。此外從畫面判斷，戴眼鏡的人背後頭包白帕者可能是夥計，而左右兩邊各有一個男子穿著完全相同的裝束，也許就是當年的時裝吧。

 

 

 「沒有金鋼鑽，不攬磁器活」(1899年，昆明)： 

　　 

　　　　這張照片方蘇雅共照了兩次，而且在構圖上只有微小的變化——把碗從最前面移到了現在的位置，目的應該是擴大人物在圖中所佔比例。這種重複拍攝為方蘇雅的照片中所僅見，但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畫面構成的嚴格要求，即在紀實的基礎上追求美感。他的地位與身份在當時情況下也幫助了他實施這一理想化追求。今天的年輕人可能難以理解補碗這一職業，但在磁器並不普及的當時這是常見的。所謂「金鋼鑽」其實是用堅硬的高碳鋼製成，用它在磁器上鑽坑(不是穿孔)後用小銅釘鉚住，不影響磁面。

 

 全副武裝的更夫(1899年，昆明)： 

　 這個更夫在同行中堪稱衣著華麗、裝備齊全，而且工作範圍也小——僅限於法國駐昆明領事署內。他的工作用具除裝蠟燭的燈籠，中空的木魚以及木幫子以外，還有一把作為武器的小刀，理論上用於對付盜賊。方蘇雅戲稱他為夜間吵醒人的人，實際上則是代表法國人與中國生活方式接軌的一種象徵性嘗試

 

 

 小吃攤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民以食為天，而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許多習慣歷百年而不變：遮擋高原陽光的大傘至今街邊常見，傳統的豆花米線館、鍋魁甜漿館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傳統建築已大面積、無可挽回地消失了——當然也包括圖中人們那種對一個外國人的強烈好奇

 

 三人轎夫(1896年，紅河)： 

　　 

　　　　從照片中看不出中間轎夫起什麼作用，也許他只是個替補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兩人的負擔。無論如何這是個辛苦的職業，而轎中的人往往也並不舒服：如果爬坡，兩腳就會懸空，身軀後仰不敢動彈；下坡時則要用力用膝蓋和手撐著轎子的隔牆，以免從門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婦女都要緊閉門窗，不能沿途觀賞。從今天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一種折磨，而方蘇雅則認為這「像是為適應在洶湧波濤中航行而做的健身運動。」

 

 圍看西洋鏡的兒童(1900年，昆明)： 

　　 

　　　　從衣著上看，兩個正在觀摩「進口大片」的兒童應來自富裕人家。而更左邊的那個孩子也許正焦急地向父親提著這時髦的要求。對於古老的中國百姓來說，西洋鏡(皮影戲)與洋槍洋炮一樣給人印象深刻，代表著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這三個字中包含的驚奇含義一直保留至今。從攝影上說，這是一張層次分明、構圖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幾乎完全注意不到攝影者的存在，除了右邊那個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動地活在他們周圍的環境中，同時又像戲劇角色一樣襯托著主要的事件。在攝影才剛剛發明不久的那個年代，這樣水準的拍攝眼光和技巧的確令人稱奇

 

 

 鬧市即景(1899年，昆明)： 

照片攝於昆明市內一鬧市裡(地點不明)，是方蘇雅影集中不多見的即興拍攝作品之一，圖中人物均來不及反應，各自行走如常。整幅照片布局均衡、亂中有序、層次明顯、頗有現代感。正中清晰可見一頭纏帕子的撒梅族男子。照片背景建築是當時昆明大戶人家的典型模式，不僅承襲了中國古典建築的傳統，且吸收了白族的建築藝術，形成地方特色。其兩邊閣樓一般有戲台(朝向院內)，供伶人唱「堂會戲」之用。

 

 

 趕集路上(1900年，蒙自)： 

　　 

　　　　與豬同坐一車、抽著煙桿的男子在穿著打扮上與推車的人並無太大差異。他們或許是父子，也可能主僕，這無關緊要，令西方人驚奇的是中國人這種隨遇而安 、怡然自得的性格，因此這張照片在西方經常被登錄，甚至出現在教科書上(作為對中國人 的形象說明)。到後來，照片的作者和攝影年代也出現了多種不同的說法。現在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這張照片確實與方蘇雅的其它照片一起在他的私人相冊里躺了近百年；此外從人 物和景緻來看，照片極有可能攝於雲南蒙自。(1900年3月，方蘇雅兼任法國駐雲南蒙自領事

 

 

 跤鬥士(1898年雲南河口) 

　　 

　　　　這是方蘇雅照片中僅見的反映中國人民間從事運動的一張。從照片中圍觀人群的裝束來看，拍攝地應是苗族或壯族聚集地。如果說體育是人強壯和富裕之後的一項運動，則在煙毒泛濫、國家貧弱的狀況下此類照片的難得也是正常的。其實體質的羸弱倒在其次，了無生氣、神情木然的觀眾所呈現出的精神面貌尤刺人心。比較有趣的是，兩個摔跤鬥士在下體所縛布片的樣式與日本傳統相撲的裝束十分酷似，其中的原因何在，不獨日本人，大概所有研究、喜愛人類學、民族學的人士都有興趣。

 

 

 裸身村童(1900年,越南海防) 

　　 

　　　　1900年義和團運動之後，方蘇雅曾逃回東京(今越南北部灣一帶)，這張照片應該是攝於這段時間。但照片的內容極像昆明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白馬廟會的情景：在白馬廟附近一帶的河流上，這時會有很多村童裸身站在岸上，看見有船載遊客近前，就群起高呼：「丟!丟!丟!」，意思是叫遊客把銅錢丟到水中，村童則潛入河底水中將它摸取出，是一種有趣的節日活動，當時流行各地也未可知

 

 

 有小腳的男角： 

　 這是滇戲「三國分爭」的一個場面。按慣例，戲中女角由男伶扮演。但其露在襯褲外的小腳並非真裹而成，是一種安置在腳下的特製道具「踩蹺」，這一點完全可以從其寬大的喇叭褲腿和失常的大小腿長比例上看出。直到民國初年，由年輕女子演唱京戲的「髦兒戲」在雲南演出後，才有本地女子學唱滇戲，解除了類似彆扭

 

 示眾牌坊下(1899年，昆明)： 

　　 

　　　　受這種處罰的，多半是小偷。示眾之前，一般還要鞭打一百下。據羅養儒回憶，當時小偷極充斥，因而三個牌坊之下，時時都有十個八個扛枷之人；日晒雨淋一月二月，飲食全靠路人施捨或朋友維持。清末對小偷的懲治又有改進，不處以枷號，而罰入「習藝所」抹土基、挑泥土，類似於「勞改」。從牌坊上的石獅子來看，圖片中的牌坊不是三牌坊而是大觀樓前的牌坊。

 

 

 衙門前的站籠(1899年，昆明)： 

　　 

　　　　衙門右邊那塊空廊正是另一張照片中「奉旨修發」匠呆過的地方；而立在衙門外街邊的則是令人不寒而慄的威懾物——站籠，可看作是當時以暴治暴法理觀念的一個具體體現；從它擺放的位置來看，也算得上是衙門及其代表的專制制度的象徵。

 

 被弔死的囚犯(1899，紅河)： 

　　 

　　　　站籠又稱立枷，這種特製的木籠上端是枷，卡住犯人的脖子；腳下可墊磚若干塊，受罪的輕重和苟延性命的長短，全在於抽去磚的多少。有的死刑犯會被 如此示眾三天後論斬，有的則像圖中這名囚犯一樣被活活弔死。從木籠立柱上層層剝落的字 跡上依稀能看見「徐老九」三字，也許就是這名慘死者的名字。據記載晚清一名叫劉松廷的 滇戲演員也是死在站籠里。他因武生功夫了得，被誣偷了雲南藩台的銀子而將其裝進站籠逼 供，因忍受不了折磨自行踢開腳下磚頭被弔死。現在看來，官腐刑苛可算是大廈將傾前的表象吧

 

 

 桅滿篆塘(1900年，昆明)： 

　 由於當時昆明城內的橋樑拱高普遍較低，圖中運糧船上高高的桅杆在過橋時都必須放下，十分不便。因此吳三桂在滇時於小西門外挖修了這個「篆塘」，並在塘上蓋了糧倉，運到此地的糧食即可迅速入倉，而這一帶也因此被命名為「倉儲里」。當時大小篷船、雙單綵船和小拔船等各種船隻雲集於此，成為昆明最繁忙的水運碼頭。如圖這樣的景象一直持續到本世紀20年代前後，據統計，當時全部木船有700多隻，仍以帆船數最多，佔總數70%－80%。其中漁船多散在於河濱農村，遊船則集中於篆塘。

 

 

 「奉旨修發」匠(1900年，昆明)： 

　　 

　　　　中國傳統認為，骨肉膚髮，受之於父母，因而不得故意傷 害。由於嚴格實施確實有困難，有時只得變通。比如可以「修發」，但不能「剪髮」，區別在於用刀不用剪，而且還要打著皇帝的招牌，叫「奉旨修發」。從照片來看，這個「美髮師」的行頭可能是奉旨做事的人當中最因陋就簡的。他有效利用了衙門旁一塊遮陽避雨的空地作營業場所，其標誌性的東西則是紅銅臉盆和掛在鐵鏈上的毛巾。此外，一高一矮的兩根登子也是當時修發者必備：矮登供人坐，高凳則用於顧客扶撲身體時所用。按說這種沒有鋪面 的修發匠還應在擔頭上插一面「奉旨修發」的小紅旗，不知何故被其自行廢除。

 

 貴婦華服(1899年，昆明)： 

　 　這位貴婦衣袖上兩道明顯的摺痕表明，這套華服很可能是壓在箱底的陪嫁妝奩，是專為拍這張照片而特意穿上的。若在平時，這種裝束也只是在非常正式的場合(昆明人叫「做大客」)時偶爾穿穿。寬大是當時女裝的主要特色之一，袖寬一般在一尺三四以上，大到二尺三四。除照片中清晰可見的鑲銹服飾和頭部的珠翠鈿子(勒子)外，這種裝扮在女子的後髮髻上一般還有若干飾物：一對長約四寸、闊近半尺、重至三、四兩，銀底板上鍍金點翠的大寶石花，一枝大挖耳及若干枝玉茉莉果針、若干枝絨花，再連上簪子、綰針等，再加上一對金耳環附一對玉連環，其重可想而知。如此繁複的裝扮配在一雙小腳上，當時的貴婦自然是宜靜不宜動，囿於「婦道」之中的。

 

 蘇提督的全副戎裝(1900年，昆明)： 

　　　　完全可以想像方蘇雅是以什麼樣的眼光來看待廣西提督蘇元春的這身戎裝的，雖然蘇提督的確曾如此率軍抗擊過法國軍隊。如今這金盔鎧甲上的榮耀正與蘇提督一起在漸漸老去，甚至可能像掛在他身後沉重乏用的刀箭一樣成為負擔。歷史無情，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這身裝備就將永遠消失在戰場和軍隊里，成為博物館和戲團的收藏品——一個王朝曾經的輝煌與沒落都盡在其中。

 

 八卦圖前的全家福(1900年，昆明) 

　　　　照片中出現了五把樣式各異的扇子，一看之下彷彿是當代扇廠的仿古廣告；而與茶几背後八卦圖陰陽相對應的兩組人員也令人忍俊不禁；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對拍照持嚴謹態度的方蘇雅當時顯然是走神了：最靠右的男孩身體被削去一半，而左邊卻有大片完全不必要的空間。一切似乎說明這並不是一次興之所至的拍攝，儘管這個殷實的官宦之家(注意男主人的官靴)對此嚴陣以待，派上了不少道具。應該加以說明的是，當時昆明城內道觀雖多，信道的人卻遠遠少於信佛的；圖中左邊三人應該是小妾和她生的子女，右邊兩人則應該是正房所生之子

 

 

 她為何緊皺雙眉(1896年) 

　　　　從衣著上一望就可知，照片中的女孩決不是來自平常的人家。1896年她出自何方名門，方蘇雅與他的家人是何種交情，以及她後來的身世如何現在已難考證，但方蘇雅對她的特別關注是顯而易見的。在他的相冊中不僅有她與家人的合影，又讓他的侍衛官抱著她留下了這張傳神之作。無疑，她的引人注目之處全在於眉眼之間深刻的愁怨之情，這與她幼小年齡之間的巨大反差產生了驚心動魄的力量。那本是一個中國人理應憤懣的年代，方蘇雅鏡頭之下多的卻是圖中侍衛官一類低眉順眼的形象，看來令人莫名難受。這個裹在一身富麗之中的千金小姐卻不但有著與生俱來的憂鬱，更以一種凌厲無畏的眼光從一角逼視著遠處(根本無視她眼前的鏡頭)，使整幅照片驟然狹窄而且緊張，幾乎要將旁邊的成年男子擠出畫面。這悲情，這不可名狀的滄桑從何而來?又是什麼主宰著她令人迷惑的內心?——是沉痛的歷史，還是不祥的預感?這百年前令方蘇雅驚詫的神秘精靈，今天仍讓人震動

 

 

 東方美男子（1900年 昆明） 

　　　　圖中男子系當時一不可考的文官，他方臉隆鼻、眉眼有形，印堂寬大，不論在中國人還是方蘇雅眼中都是典型的中國俊男標本，所以留下這張模特式的胸像。但從今天穿越百年看回去，這名男子雖然氣質儒雅，神態也很端正，究竟缺乏生氣與力度，與方蘇雅拍下的其他清朝政府官員並無本質差別。

 

 

 金榜題名三名士 1903年昆明 

　　　　在三位同一年金榜題名的雲南名士當中，以右首袁嘉穀衣著最為樸素。據《紀我所知集》載，「袁實寒土也」。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昆明人士為培補昆明風水，使才人文士能「大魁天下」，集資在相公堤上修建聚魁樓，作為經正書院高才生的袁嘉穀因家境貧寒僅「捐金五錢」，名列刻名的倒數第一位。十年後，他終於在金榜上將自己的排名糾正。

 

 

 抱新娘上轎： 

　　　　在依依不捨扶住門框的母親的目送下，新娘的叔伯兄弟和父親一左一右抱起新娘走向娶親的紅轎，他們臉上的笑容表明他們對婚事是滿意的。緊跟他們身後的就是促成這樁婚事的媒婆。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新娘應該是在喜神香案前啼哭，一般認為哭得越傷心將來日子就越好過。在極端的情況下，新娘完全可能哭昏過去，這時由父兄把她抱上轎應該是非常自然的。

 

 

 「九品」新郎官： 

　　　　足登官靴的新郎在喜衣外套著官服，胸前的練雀圖案表明他是一個九品官。不過這官位多半是父母用錢捐來的，這也是當時大戶人家在娶親時的慣常做法之一。此時他手扶的木几上擺放的水煙桿、翡翠煙壺、雕花銅鏡等也都是可以表明其身份與地位的值得炫耀的東西。

 

 

 送葬的隊伍： 

　　　　從圖上方的北城門來看，送葬的行列正向小東門走去。棺材前走著散發披麻的女子和腰麻的兒童各一，頭上都有一小白尖，死者應該是他們的丈夫與父親。棺材後一名乞丐也不失時機地緊跟不舍——在這樣的日子，他往往能吃頓飽飯

 

 

 眉清目秀的青年乞丐(1901年，昆明)： 

　　　　他的右手緊握著一根「打狗棍」，左臂被一小張令人費解的草席所完全遮蓋，手拿得之不易(是照像的獎賞?)的食物——一個苤藍，神色茫然地 站在鏡頭前。年紀輕輕且看上去還算健康的他緣何淪落在這種命運里?也許答案就在那張小小的草席下面，只是對我們而言它就像歷史一樣沉重，使簡單的真相消逝在無法穿透的迷霧中。

 

 

 蜷縮的父子1900年，昆明)： 

　　　　失去人形，甚至不敢正眼前望的殘疾人的悲慘感受，通過扶在他雙肩上的那雙手傳遞到一個孩子心中，並投以世界以永久疑問和驚恐的一瞥。應該說照片 的內容是紀實和人道的，很難想像一個懷著強烈嫌惡之心的人有耐心為呈現這一種畫面而在 鏡頭後嚴謹細緻地工作。

 

 她們朝向食物(1901年，昆明)： 

　這幾個從城外來的女乞丐本來是在圓通寺的廟會上行乞，被方蘇雅帶到鄰近的法國領事署領取了食物。在等待的一刻，她們疑惑不解地朝著同一方向觀望。方蘇雅電影攝像機攝下了整個過程，並留下了幾張照片，這是其中最自然的一張，因為 她們此刻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照像機上

 

 

 這組照片全部攝於1903年，當時正處於清政府推行新政、擴編新軍的高潮之中，在洪化堂已經設立了軍事學校，請德國教官，以洋槍洋炮進行操練。方蘇雅常以法國領事的身份應邀參加檢閱新軍操練，先後拍攝了軍隊的多次訓練；而他見到的「迎霜降」典禮，也是以新軍為主。雖然這一典禮在當時已沒有昔日威武雄壯的場面，官兵都不甚振作(清朝在前幾年一直處於連續的軍事失敗中)，但這些照片仍為我們留住了晚清雲南這一獨特的典禮情況。

 

 

 洪化堂炮隊在操練： 

　　　　洪化堂(後稱講武堂)建立以後，聘請的是德國人任教官，創設綏靖新軍3個營，炮隊一個營。照片中的炮隊學員正在練習使用德國克虜伯炮，但近前三個學員似乎並不專心。此操場原為吳三桂官邸，現在省農展館一帶。

 

 

 起義首領們拋頭顱血染昆明南城牆(1903年，昆明)： 

　　 

　　　　方蘇雅刻意表現了左下角一個男孩難忍地捂住口鼻——這是一張關於血腥味的照片；也關於生死和強弱；關於反抗與鎮ya；關於自 由與禁錮；關於忍耐與憤怒；關於城牆以及比城牆更古老的歷史。類似的似曾相識的故事總不會令人安寧平靜，但它激起聯想和思考，而「一種可怕的美」早已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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