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墨：香港，符號之外的記憶(中國青年報 2007-1-24)

    其結果，1月9日，香港政府首次公布496幢建築文物名單，並啟動持續的公眾討論與政府諮詢，以回應市民對文物保護的強烈訴求。政府表示，在判定文物保護的標準時，會加入「集體回憶」和「社會價值」的考量因素，不再單從歷史壽命去判定一座建築的生或死。

    然而有著青白色鐘樓的中環天星碼頭，已在2006年11月11日走過了它服務港人的最後時刻。修建於1958年、不滿50年的歷史，沒能保住天星碼頭在這個國際商業都會的地位，但48年從這裡駛出、往返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天星小輪，48年回蕩在中環的沙啞鐘聲，卻成了整整一代香港人無法磨滅的集體記憶。

    最後一天，原本15分鐘一班的天星小輪，加開到6分鐘一班。往返港島與九龍的渡輪，全天共發送300班，搭載了15萬尋找回憶的香港人。

    集體回憶，在流行懷舊的年代裡，本不陌生。但早已習慣於各種塵土飛揚的拆遷生活的我們，也許很難理解，香港這個人們印象里紙醉金迷、文化沙漠的商業社會，竟然會用如此煽情的方式表達和上演全民告別、集體回憶。

    北京的朋友在電話里問，哪裡的碼頭？哪裡的渡輪？往返香港和九龍的？啊，原來香港和九龍是兩個地方啊……天星碼頭沒有了？旁邊不遠就建了個新的？啊，那有什麼好告別的，不就多走幾步路嗎？……

    我在話筒這邊啞然。

    24小時的京九直通車，3小時的京港航線，電視里天天都在播的「直通香港」，每年都吆喝著在內地招生的香港高校，每年都蜂擁至香港購物的自由行遊客……1997年到現在十年了，我們看到的香港，原來還是十年前回歸紀錄片里，那個金碧輝煌的維多利亞灣，那個符號化的香港。天星碼頭的香港，原來離我們這麼近，那麼遠。

    面對永別的愛人，每一寸肌膚都要牢牢記住

    走進最後一天的天星碼頭，斑駁的木椅與欄杆，古老的樓梯與告示牌，一切都停留在上個世紀。混雜著咸腥氣息的海風，都好像從40多年前吹來。窗外的中環平地高樓、滄海桑田，只有碼頭和它頭頂的機械大鐘，像從不改變的老朋友，守著奔波其間的香港百姓。

    這一天，許多人都來了。有花一塊七毛錢廉價船票往返兩岸的打工仔，有在渡輪和碼頭編織愛情的年輕人，有習慣了用古老鐘聲計量時間的中環白領，有迎著海風高談闊論的老人家，他們說，碼頭見證了香港的歷史，這裡有他們的記憶。

    人人都拿著相機，專業的，不專業的。人頭涌動的碼頭裡，有全家人溫馨合影，有情侶親密留念。樸素的鐘樓底下，總有幾十個站著歪著跪著趴著各種姿勢的非專業攝影家，專業地從各個角度向大鐘按下快門。座椅、指示牌、樓梯、牆面、扶手……看來毫無意義的「景點」，今天都受到相機的熱烈追捧。

    對此，香港報紙用了「每一寸肌膚」這個詞：天星碼頭前市民們按下快門的熱情，就好像面對永別的愛人，每一寸肌膚都要牢牢記住。

    這一天，天星碼頭裡的報攤小販，天星小輪上的水手、船員都成了明星，擺放貨品，停靠船隻，牽拉纜繩，平時默默無聞的工作今天突然成了相機聚焦的對象。許多人要求和他們合影，他們很配合地在鏡頭前露出微笑。

    這一天，有人在這裡結婚，也有人在這裡跳舞。一個香港女孩兒在這裡嫁給一個外國男孩兒，在電視鏡頭前他們對所有觀眾說，將要告別的天星碼頭是全香港最浪漫的地方。一群蘇格蘭人在碼頭邊唱歌、跳舞，聽說是《友誼萬歲》的英文版，他們對蜂擁而至的記者說：天星不僅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是英國人的歷史故事。

    一對父母推著還在嬰兒車裡的孩子來碼頭拍照，父親全副武裝了長長短短的「炮筒」和三角架，媽媽抱起幾乎睡著的小孩，尋找各個有意義的角落。父親說，「孩子總要知道，他們的爸爸媽媽、阿公阿婆怎麼生活的，這些集體回憶，她長大，學校不會教她」。

    子夜12點，最後4艘「慈善告別航」的天星小輪由碼頭開出，它們拉響「摩斯電碼」的汽笛：一長三短表示英文字母「B」，長短長長表示「Y」，一短表示「E」，結合成「BYE」，然後載著1800位乘客緩緩駛離，作最後的告別。

    子夜12點，碼頭鐘樓奏響市民耳熟能詳的報時旋律。「叮—咚—叮—咚—」，12聲響，鐘聲落幕，鐵門拉閘，碼頭燈滅，從此走入歷史。

    上千市民等待到最後一刻，閃光燈在午夜閃成一片，好像滿天繁星掉落地面。

    天星碼頭，也許從沒有像告別時刻，這般符合它的名字。

    碼頭邊的變遷

    有人說天星碼頭之於香港，相當於衚衕對於北京的意義。

    你當然可以拆掉衚衕，再在旁邊修一條「仿古」小路，就像今天香港政府對天星碼頭做的那樣。新的碼頭一定更大更寬敞，有更多漂亮的新商店、座椅、欄杆，明晃晃，鐘聲也是年輕的，脆亮亮；新的道路也一定不似衚衕般擁擠、藏污納垢。但是衚衕里，那些老人、老樹、老鋪子、老故事呢？碼頭邊，那些我們一起走過，一起記住的生活呢？

    當載體不存在了，回憶還能留下嗎？當回憶漸漸散去，團聚在它周圍的人們，又該何去何從呢？

    1890年，維多利亞港上第一次出現天星小輪，當時有3艘，分別叫「晨星」、「暮星」、「導星」。黑白老照片記錄了一百多年前天星小輪的樣貌，和今天十分類似，同樣設立雙層，上層是上等艙，下層是下等艙，據說下等艙收費每人5分錢。只是，當時的天星小輪還沒有內燃機動力，而是用蒸汽機推動，中間有個大大的煙囪。

    這時的天星碼頭只是個海邊的破草屋，12年後因為填海工程搬遷，什麼都沒有留下。人們叫它作第一代天星碼頭。

    第一代天星碼頭的香港，在英國統治下近50年，工商業發展和城市規劃已初具規模：1890年，中環德輔道點亮了全香港第一批電街燈，香港進入電氣化時代，成為當時亞洲極少有電街燈的地區之一；1890年，香港已經有銀號30多間。這個時代，清人王韜來到香港，感慨於浩大的改造工程，撰文記載：「香港本一荒島，山下平地，距海只尋丈，西人擘畫經營，不遺餘力，幾於學精衛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價昂無埒。」

    商業史上很難看到的，還有1890年（光緒十六年），24歲的孫中山就讀香港西醫學院（即今天的香港大學醫學院），並倡導反清救國，推翻封建的理念。中山先生當年是否乘坐過5分錢一張票的天星小輪，無處可考，但從維港乘輪渡赴澳門、廣州的路途，確乎成就了最初的革命啟蒙。

    第二代天星碼頭1912年遷移到現在中環怡和大廈的位置，是一棟維多利亞式建築，一直運作了46年。

    這是中國飽經戰火的46年，從民國起義、軍閥混戰，一直到抗日戰爭、內戰。然而戰火意外成就了這個年代的香港。風平浪靜的避風良港，成了中國許多文人、思想家、學者漂洋過海的棲身之地，他們在這裡避開政府，避開戰爭，開闢更自由的思想天地。

    1934年，文學家許地山來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教授；1935年，報人鄒韜奮因遭遇國民黨在上海的壓制，轉而投奔香港，創辦《生活日報》；1937年,晚年的蔡元培寓居香港，撰寫《自寫年譜》；1937年起，詩人戴望舒在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星島日報》副刊；1940年，作家蕭紅和丈夫端木蕻良來到香港，因為這裡「有山、有樹、有漫山遍野的鮮花和婉聲的鳥語，更有澎湃的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

    他們乘著渡輪登上這片自由港，卻沒想到，日軍的炮火竟讓這裡也難免淪陷。3年零8個月的淪陷，許多人永遠留在了這片孤島上。蕭紅、許地山、蔡元培，今天他們的墓地，還留在這片有碧澄海水的小島上。可惜已沒有多少人記得。

    1939年，一個19歲的瘦弱女孩拎著大皮箱踏上天星小輪，穿過陌生的維多利亞港來到香港大學。她住在英式紅磚樓的女子宿舍梅堂，每天沉溺在馮平山圖書館內如痴如醉地讀書。後來，戰火蔓延，香港淪陷，女孩中斷學業，不得不離開。

    4年之後，她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記錄了這個華麗城市淪陷的故事。

    小說名為《傾城之戀》。女孩名叫張愛玲。

    第二代天星碼頭的香港，戰火紛飛，苦難的故事卻因為漂洋過海抵達的這些憂鬱和高尚的靈魂，顯得如此浪漫。

    時光流轉，又是填海。香港島好像一個巨大的擴張機器，不斷地向大海討價還價。今天我們目之所及中環的繁華，幾乎都是從海平面中拔地而起。1958年，新一輪大規模的填海工程把天星碼頭遷到如今的愛丁堡廣場，碼頭採用簡樸實用的建築風格，並設有和英國大本鐘同一家生產商製造的、香港最後一座機械大鐘。這就是我們今天告別的地方，它被稱作第三代天星碼頭。

    如果說第一代天星碼頭見證的，是殖民者拓荒、民國思想啟蒙，第二代天星碼頭見證了動亂年代裡，香港空前繁榮的文化盛景，那麼第三代天星碼頭，就真真是伴隨了一代代新移民腳踏實地的奮鬥，見證了今天維港兩岸逐漸盛開的燦爛燈火。

    它親眼見到中環如今不可一世的建築樓群，是上世紀50年代末的上百萬新移民怎樣一磚一瓦修建而成；它親眼目睹香港如何從上世紀50年代的世界製造業中心，逐漸演變成貿易中心、金融中心；它見證了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位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黃金時代，以及90年代回歸祖國的過程。

    天星碼頭報攤的小販，原先英語講得好過普通話，這兩年，也能偶爾帶出幾個「兒化音」了。社會深處的微妙變化，原來就在這一個小小場景折射。

    香港的記憶地標在哪裡

    天星的最後一夜，我坐在碼頭邊，看最後一艘渡輪離開這個古老的碼頭，心裡感動，但沒有感傷。和許多外地人一樣，我也相信，用不了多久，香港人就會習慣幾十米之外的新碼頭，以及新的電子鐘聲。歷史的車輪總要碾過，感傷也無濟於事。

    但是第二天，當我來到嶄新得有些不像話的新碼頭時，一切都彆扭起來。沒有斑駁的木椅，以前某某名人在這裡留下印記的聯想當然無從進行；沒有舊舊的欄杆，憑欄望海時，心裡無論如何，也難生出些強說愁的蒼茫；空調和海風混雜在一起，迎面吹來現代社會的遺憾。也許是懷舊情緒作祟，但我分明感到，許多重要的歷史瞬間，在許多一念之差里，就此消落，再也找不回來。

    當我回頭想尋找1890 年、1912 年、1958年,那個天星碼頭的香港，才明白這是多麼困難的事情。人們只記得某某高樓的建起，某某財團的成立，其他許多記憶，卻零落得讓人心痛。沒有人記得漂洋過海投奔香港的許地山、戴望舒、蕭紅，甚至沒有人知道天星小輪上，曾經站立過忐忑不安的張愛玲。

    保護天星碼頭的民間運動一直進行了幾個月，卻最終無法阻攔政府下定決心從這裡貫通一條新馬路，建起幾座新的「地標式」高樓。

    心痛的學者站在天星的廢墟上發問：香港真的需要那麼多「地標」嗎？香港人真正的記憶地標又在哪裡？

    保衛天星的民間博客上，記載著一個香港人這樣的留言：「從九龍望向對面海岸，極目儘是權力與財富的象徵。這刻，拆毀中的舊天星於我，是僅有的帶點溫度的建築。」

    「地標」樹立，溫度消散，於是香港退化成外人眼裡中銀大廈的香港、時代廣場的香港。

    難怪，如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所言：內地只看到香港的高樓大廈，內地的媒體報道香港只有成功人士，李嘉誠或者明星之類的。

    好在港府終於有了新的決議。1月9日的決議，對於天星，是晚了，對於香港，卻還不遲。這也許正是王紹光所強調的香港「常被忽略的許多細節的經驗」，恰在這些方面，儘管民眾來往不算少，但「內地和香港似乎還缺少溝通」。

    在香港居住多年的學者錢鋼說：「天星碼頭對於內地的意義，就在這裡。你看到，香港市民對於與自己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會表達自己的看法，讓政府重視普通市民的歷史記憶和鄉土情懷。所以香港才能允許繁華的市區里，人們在街邊供奉土地爺，香港才能保留許多古老的傳統。這是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的力量，是內地應該借鑒的。」

    （作者系香港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