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大國遊戲——面對美國，中國從容崛起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1992年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日本經濟因為泡沫破裂難以自拔，亞洲實力格局變化的同時，蘇聯的解體令歐洲國家發現了機會，迫切渴望填補這一新的空間，於是在1992年2月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這是歐洲聯盟成立的基礎。同時，巴爾幹半島上南斯拉夫分裂，開始了歷時數年的民族戰爭。

      

圖1.11 蘇聯崩潰後，當時被視為挑戰美國的歐盟在1992年成立時的簽字儀式

    當時的中國正確地確立了國內的經濟改革發展是最重要的國策，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因此中國無力也無心在世界事務上挑戰美國的霸權，相反還採取了與美國合作的態度，於1992年3月份簽署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對美國來說，中國潛在的巨大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投資機會都是巨大的誘惑，當然不會輕易放棄。但是中國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成長為大國的潛力，又令他們擔心。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美國國內在對華政策上的爭論，而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根據他們不同的商業利益，各取所需，形成了對華外交政策的兩大陣營。

    一個陣營是「交往派」（Engagement）。這一政策派別主張美國通過與中國進行更多的交往，來確保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商業利益，並在這一過程中，對中國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按照美國設計的方向轉變。在這個政策的設想中，美國的企業界既可從中獲利，而中國又會在美國的影響和壓力下轉變，成為一個美國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像經濟發達但政治、軍事和外交完全以美國馬首是瞻的日本和德國。這一政策要求外國對中國的經濟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例如讓外國資金在中國的金融等關鍵行業里控制相當的比重。但同時又意欲逐漸削弱中國的國家能力，甚至不惜暗中支持中國內部的分裂力量（包括國土和思想上的分裂）。

    另一個陣營是「圍堵派」（Containment）。這一派別主張對中國進行圍堵，以確保中國的發展不會對美國的強權在任何方面形成挑戰。這個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增加美國的軍事預算，使美國的軍事力量對中國具有壓倒性優勢，然後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建立起軍事同盟，完全控制中國的經濟生命線。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通過對中國的威懾，比如對中國分裂力量的支持，來迫使中國在經濟利益上做出讓步。

    這兩個政策本身都包含各自不可解決的悖論。主要問題是他們都只是考慮到雙邊關係中自己一方的的予取予求，而不考慮對方的利益和意願，因而缺乏雙邊良性互動。中國則以鄧小平的「二十四字口訣」(注:指「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二十四個字。)為基點，盡量低姿態，少露面，除了牽涉中國關鍵利益的事務，在其他無足輕重的事情上都是以和為貴，以讓為主，為中國的發展爭取難得的外部環境。

    這種不對稱不平等的互動，其實為未來的雙邊關係埋下了不穩定因素。如果按照第一種「交往派」的思路走下去，當美國在經濟上與中國更加密切，獲利匪淺的時候，其他的意識形態目標就變得無足輕重，而成了口頭空話。而與此同時，當中國的經濟對美國和世界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美國對中國施加壓力的能力就越來越小。此時，中國在應對壓力上進行策略上的調整，在人權問題上提出「生存權」的觀念，讓美國企業完全退出意識形態上的爭論，並使美國政府不再把人權作為中美關係的首要考慮因素。至於美國國防工業比較支持的「圍堵派」政策，同樣存在問題，因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國的合作，而且中國周邊的國家對圍堵中國的提議並不是很有興趣。

    其結果就是，交往不能令中國轉變成美國的傀儡，圍堵只會令中國變成美國的強敵。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小心翼翼，埋頭苦幹，國力變得越來越強，90年代特別是2000年以後, 美國政治上影響中國的能力越來越弱。

    幾個主要的事件決定了中美關係以及中國和西方關係的複雜性。

    1993年，西方國家試圖在第二次世界人權會議上推行其「人權大於主權」的理念，試圖以此徹底顛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以《聯合國憲章》中尊重會員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原有的聯合國原則下，任何國家只有在自衛的情況下才可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入侵。當然，這個世界仍然大國橫行，但《聯合國憲章》最起碼能讓大國受到一些限制，對弱小國家具有保護作用。而一旦「人權大於主權」這一「人權帝國主義」成為國際法，所有大國都會以此為借口，對弱小國家隨心所欲地進行武裝侵略，把這個世界重新帶回炮艦政策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而對於大國如美國，小國家卻沒有能力去干涉其主權。可想而知，推行「人權大於主權」的政治企圖遭到了中國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抵制。

    同年，為報復中國在人權會議上的領導作用，西方破壞了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的努力，顯示了西方的政治實力和對中國的不滿。（註：當時提出「文明衝突論」的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里，對此事件有詳細描述。）

    1994年，原本揚言要對中國強硬的柯林頓，在亞洲各國和美國商界的壓力下，宣布將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同「人權問題」脫鉤，美國政府以意識形態作為外交手段的策略逐漸失效。但同時，柯林頓建議美國國會大幅度增加對中央情報局的代理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註：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NED），是美國官方背後支持的滲透機構，在最近二十年來取代了過去中央情報局在顛覆外國政府中的許多職能。策划了在南斯拉夫（2001）、喬治亞（2003）、烏克蘭（2004）、吉爾吉斯斯坦（2005）、烏茲別克（2005）、白俄羅斯（2006）、緬甸（2007）、巴基斯坦（2007）等多次成功或未成功的「顏色革命」。）的撥款，並創立了不少美國政府操縱的非政府組織，在全世界對美國重要的地緣政治重點地區，以民間組織的名義，通過支持目標國的反對派力量，以非軍事手段的方式，開展有利於美國的「顏色革命」。

    1995年，美國允許李登輝訪問美國，使中美關係跌入谷底，增加了台灣問題的不穩定因素。

　1996年，美國以台灣地區選舉為契機，開始了中美雙方在台灣海域的軍事對抗，並引發了關於中美可能為台灣問題而戰、並引發局部核戰爭的猜測。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大幅度加強。同年，由美國風險投機家索羅斯領頭的西方金融資本家在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合謀下，對金融政策失誤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發動了經濟掠奪戰。而中國以全國之力為後盾，在香港擊退西方風險基金，並通過人民幣不貶值，穩定了亞洲經濟，使其他受到重創的各國能夠倖存，從此確定了中國在東南亞的大哥地位。

    1999年，美軍在南聯盟「誤炸」中國大使館。這一事件刺激了中國軍隊加快現代化進程，並讓中國看明白了美國（至少在國防工業和軍界）在戰略上已經開始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轉變。

    這一切在小布希上台之後，卻突然變成了一波三折的局面。

    隨著小布希入主白宮，美國由那些在對外策略上激進的「新保守派」當權，形成了小布希上台初期對華強硬的態度。然而，隨著本?拉登的戰士們將劫持的民航客機撞入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和華盛頓五角大樓，美國的首號敵人變成了中東的伊斯蘭激進組織，而中國則從美國的監敵雷達中暫時消失。

    接著，美國以其一霸獨大的超強實力對中東進行美國式民主改造，遂陷入伊拉克戰爭。這使中國在其權力真空中站穩腳跟。等華盛頓的戰略家們幾年以後再次回望中國時，已經對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無可奈何，不得不調整其全球戰略，希望能夠在東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四面出擊，抵消中國日漸增長的實力。

本書已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不日即將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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