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和處境：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基本思路探究
內容摘要：本文探究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問題，特別關注具體處境中基督教價值的公共意義問題，論文包括：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來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主要內容，總體上看，其中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對基本倫理概念(比如人性、愛的觀念)及其與中國傳統思想相關觀念進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實踐和具體社會處境的角度，包括從基督教角度對於中國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範圍的社會公共問題的研究；第二部分依據相關的基督教倫理研究成果，參照中國思想資源和當代社會的道德議題，反思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處境性問題並尋求重新闡釋某些基督教教義的可能性。研究採用基督教倫理研究中的實在的和處境化的進路，將之放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並考慮到其具體和當下的條件來展開對基督教倫理思想的論述。
關鍵詞：基督教倫理；神愛；人性；中國文化；社會 作者簡介：謝志斌，1970年生，哲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督教神學研究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基督教倫理。從近三十年的研究內容和成果來看，基督教倫理研究可以說是漢語基督教研究開展得較為豐富的一部分。漢語基督教學者對於基督教倫理的研究，主要包含兩大方面：一是對於西方基督教倫理基本思想的引介並進行相關的研究，[1]二是對於基督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社會處境的關係研究，本文將在對第二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的考察中展開。基於此，本文主旨是探究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基本思路問題，其中特別關注具體處境中基督教價值的公共意義問題。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1980年以來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主要內容，總體上看，其中包括兩大方面：一是對基本倫理概念(比如人性、愛的觀念)及其與中國傳統思想相關觀念進行比照的研究。二是實踐和具體社會處境的角度，包括從基督教角度對於中國基督徒的道德生活以及全球和本土範圍的社會公共問題(如生態、經濟、政治、全球倫理議題、道德教育等)的研究；第二部分將依據相關的基督教倫理研究的成果，參照中國思想資源、中國人的生存經驗和當代社會的道德議題，反思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處境性問題並尋求重新闡釋某些基督教教義的可能性。這一研究將採用基督教倫理研究中的實在的和處境化的進路，將之放在一個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並考慮到其具體和當下的條件來展開對基督教倫理思想的論述。
一、基督教倫理與「『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
對於基督教的倫理角度和思想及其與中國文化、社會處境的關係的研究在漢語基督教研究上一直得到明顯的關注，甚至被認為是理解基督教在中國發展的關鍵，其重要性日益突出。楊慧林指出，「行為規範意義上的『倫理化』或者『道德化』始終是漢語基督教的主要路向。」[2]他以「『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的觀念來概述基督教在中國發展歷史的特點和現實意義，並分析了這種觀念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可能遇到的挑戰以及基督教提供的倫理資源對於漢語基督教的意義。這種倫理化的取向落實到具體的基督教教義，基督論是一個例子。陳永濤在《倫理的基督論：中國教會神學思想建設中基督論思考一個可能的方向》一文中便試圖在當前中國處境中理解基督論並闡發構建一個倫理的或實踐的中國基督論的可能性。他指出，倫理的基督論是一個實踐的而不是西方傳統的論理性的基督論。他認為這種倫理的基督論的意義在於它要求基督徒不是去「談論」基督，而是去效法基督，從而「為中國社會和教會造就出許許多多基督徒君子。[3]這種漢語基督教的「倫理」向度通過與中國文化與具體的社會處境和實踐的關係中體現出來。
二、理論：基督教倫理及其與中國文化
基督教研究的開展所積累的思想資源與中國處境的關聯，關鍵的部分在於其對於上帝、人性、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對於作為核心道德律令「愛」的獨特理解，這些理解與中國思想傳統存在著某些差異，但已開展相關的對話和溝通積累了不少成果，並形成了漢語基督教研究中一方面重要的內容。[4]在對於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關係的研究上，基督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關係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也成為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關鍵部分。根據趙敦華的看法，「系統地比較基督教倫理和儒家倫理的異同，至少要涉及神聖本體、絕對命令，倫理動因、道德責任、德性序列和實踐途徑等六個層面。」[5]以下將就「愛」和「人性」的觀念來梳理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中的主要成果。
1.愛的觀念：「愛」在基督教信仰及其倫理中佔有顯著的位置，沒有其他宗教像基督教那樣如此突出地把「愛」與「上帝」置於同一的位置。「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基督教倫理是愛的倫理。」[6]漢語基督教學者對於此觀念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關注。羅秉祥在「愛與效法——對話及詮釋性的神學倫理學」中試圖建立一種漢語基督教關於基督教「愛」的觀念研究的典範，即以一種建構性的神學倫理學區別於描述性的聖經倫理學：「神學的倫理學，也必須是對話性及詮釋性的；在方法上，應試圖把基督信仰的道德信息這一視域，與當代道德處境這視域，作視域上的融貫。」[7]考慮到具體的中國道德處境，他試圖以朱熹的仁學、以龍樹為核心的大乘佛學的慈悲觀為例來闡析它們與基督教「愛」觀的關聯和區別，這是一種以三種宗教/哲學的基本題旨(仁、慈悲和愛)為核心的對話和詮釋性的神學倫理學。然而，他又特別指出，「基督教的神學倫理學同時也強調，信徒對他人的愛與終極實在對人的愛也有斷裂性(discontinuities)，而這種斷裂性卻不見於仁愛及慈悲之愛中。」[8]由此他排除一種「以仁或慈悲去詮釋神愛，以建立本色化的基督教倫理學」的「誘惑」。[9]更多的漢語基督教學者集中於基督教的「愛」觀與中國傳統思想尤其是與「仁」的思想的比較研究。姚新中的專著《儒教與基督教——仁與愛的比較研究》[10]指出仁與愛分別是儒教傳統與基督教傳統的核心觀念和根本原則，作者通過對兩個概念的深入比較分析，得出作為人性的仁與作為神性的愛的相似點和差別：仁與愛的差異和統一，仁與愛的排他性和包容性。這種比較研究旨在揭示這兩種傳統文化背後所隱含的深層意義，即尋找兩種文化對人生目標和終極價值的深層關懷。這種具體倫理觀念上的比較，可以落實到兩種傳統里相關人物的思想上。如區建銘的「愛與仁：比較田立克與朱熹宗教倫理原則的研究「便是一個範例。他從本體論的向度、縱向的向度(直接朝向超越主體)、橫向的向度(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等角度來比較兩個思想家在「愛與仁」觀念上的異同，認為「仁和愛都是原則和都是驅動朝向聯合整個人類的實在」，然而，「沿著儒家的天與基督教的上帝之間的不同，朱熹的仁是以人為中心的，而田立克的愛是以上帝為中心的。」[11]而重要的是，「仁與愛都有作為聯合的力量的功用」，[12]從而人的生存梳理狀態可以由此得以克服。 2.人性的問題：基督教倫理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溝通和對話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人性的問題。很多情況下，這種比較在儒家和基督教之間展開。[13]「『人性』的探討自始就是中國道德哲學的重心。」[14]而基督教對於人的獨特理解正是它與其他文化關係的一個突出的焦點。「基督教在中國，跟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家有不諧和之處，整個問題的中心仍在人觀。」[15]在這一點上，兩者之間的比較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1)對於人的基本理解。張德麟在「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之比較研究」中指出儒家視野中的人具有義理之性和氣質之性，而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人為被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人是罪人這三方面要素一起構成其獨特的人觀，在對於人的本質的理解上兩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即使可以發現其中某些相似點。[16](2)具體教義的比較：如儒家的性善論與基督教原罪說之間的比較。趙敦華在「性善和原罪：中西文化的一個趨同點」一文中特別指出「儒家的性善論與基督教原罪說的比較是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一個焦點。」[17]他進而闡明了兩者在邏輯上不矛盾、理論可以上互補、實踐上具有相似作用的基本立場。[18]這種比較，也可體現在儒家和基督教的其他品德上，如誠信、敬畏之心等。[19](3)「關係」範疇同時在儒家和基督教傳統人觀中佔有重要地位。根據許志偉的闡釋，西方的神學哲學(如托馬斯·阿奎那的「在關係中的實體」觀念，馬丁·布伯的「我-你關係」範疇)表明關係的本體意義：「人的關係性不僅具有本體意義，它更有神的存有與意圖作為其形而上的基礎。」[20]而儒家仁學的中心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儒家的仁及愛人不僅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行為或道德標準，仁是體現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故關係在儒家人觀中亦同樣佔中心地位。」[21]而「關係」在這種傳統中的地位正好印證了基督教聖經中的關係人觀：「三位一體的上帝既有關係性的本質，當他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時，亦將這關係性賦予他的形象——人的本性中，而這關係性首先落實於神-人的關係中。」[22](4)道德實踐之異同。根據張德麟的概述，儒家的道德實踐是內求於良知本體、著重「研機」、終極日標是成聖並且是無限的過程，而基督教的道德實踐的主動在於上帝，信心與行為緊密相關(從信心中分析倫理行為)，基督教倫理建立在其上帝觀上(尤其是「效法上帝」的觀念)並且與「上帝國」的觀念密切相關，這種道德實踐是動態、持續不斷的。這種比較讓我們看到，基督教和儒家同樣肯定道德實踐之必需，而且都是一種不斷的過程。但兩者在道德實踐的方法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在道德主體上的差異：儒家強調內求而致道體(良知)，而基督教則主張道德實踐的主動在於上帝，是對上帝恩典和作為的回應。[23]三、基督教倫理與社會處境
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在開展基礎倫理及其與中國思想文化對話研究的同時，也把視野投向具體社會處境的道德問題的考察和探究，在我看來，這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中國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基督教倫理與一般社會公共議題、基督教倫理與中國社會。
1.中國基督徒的道德生活：這方面內容基本建立在實證性研究的基礎上，基本涉及三方面：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工作倫理、基督徒道德生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黃劍波和楊鳳崗在「北方某沿海城市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倫理」[24]中通過實地考察，分析了中國基督徒的家庭倫理(主要體現在與父母關係、夫妻關係、婚喪禮儀等方面)和工作倫理(如基督教的天職觀對基督徒在工作中的影響：忠心、誠實、認真、殷勤等品德的形成)。康志傑和徐弢在「當代中國基督徒倫理生活的考察——以鄂西北磨盤山基督徒社區為例」中以「信仰與倫理「為框架考察了當地基督徒體現在經濟關係與家庭生活中的倫理生活基本準則和特點(如孝道、善惡觀、財富觀等)，並指出了它們對當地社會生活的影響(如矯治世俗生活流弊等)。[25]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生活中基督徒的倫理問題，楊鳳崗和李向平有多篇文章做了專門的研究。楊鳳崗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的基督徒倫理：實證研究的初步總結和分析」中考察了基督教信仰和倫理對於中國基督徒商人(基督徒僱員和基督徒老闆)的經濟活動的倫理問題(涉及工作倫理或職業道德，商業倫理，管理倫理等方面)的影響，以此驗證以致支持「馬克斯·韋伯的論題」：「就是說，當代中國基督教倫理和現代理性市場經濟制度的精神是相符的。基督徒商人企業家的存在和努力把中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朝著一個方向推動，這個方向就是現代的、理性的市場經濟，是法制化的市場經濟，是道德化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裙帶關係的市場經濟，不是腐化的市場經濟，更不是人吃人的市場經濟。這種理性的、道德的市場經濟其實也就是人道主義的市場經濟。」[26]在「基督教倫理與社會信任的中國建構——以當代中國的基督徒企業為例」中，李向平和楊鳳崗進一步分析了基督教倫理對基督徒商人的具體影響，特別體現在社會信任關係(人際信任和組織信任)的形成，他們在「職業實踐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職場性基督教倫理』，進而呈現了一個信仰群體的行動規範。」[27]以中國基督教徒的倫理生活為背景，李向平深入闡析了他們的社會身份和認同方式，並以此來認識他們作為信教公民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並認識中國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定位和功能。在這裡，基督教倫理的認同成為理解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定位的重要途徑。[28]2.基督教倫理與社會公共問題：漢語基督教研究尤其基督教倫理研究對於社會處境的關注，通過以下議題集中體現出來：(1)生態問題——「生態神學」的觀念已進入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視野，並已有不少相關的引介和研究。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曾出版以「生態神學」為神學論題的《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刊號，介紹了生態神學的基本觀念和相關神學家(如蒂利希、潘霍華)的神學中的生態思想。[29]
漢語基督教學者結合自身的文化傳統對生態問題進行研究的一個範例是賴品超和林宏星合著的《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其中涉及對基督教與儒家思想傳統一些人物的生態倫理觀的挖掘(如基督教的蒂利希、柯布，儒家的張橫渠、王陽明等)、基督教與儒家在生態問題上的對話(包含人性、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等範疇)和借鑒(其中有一章即為「基督教可以向儒家學些什麼？」)等方面的內容。[30] (2)經濟生活——在基督教倫理對於經濟生活的關註上，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曾做了一些工作，如出版了《天主教經濟倫理學》[31]和《經濟和倫理》，[32]涉獵基督教經濟倫理的原則和標準、教會與經濟領域、教會與金錢、教會與恩典等主題。中國人民大學的《基督教文化學刊》也出版了《信仰的倫理》和《選擇窮人》專刊，介紹和研究基督教視野中的經濟問題，[33]其中不乏漢語基督教學者對於貧窮的神學反省，他們試圖從聖經、基督教神學和倫理的角度(如三一神觀、創造觀、天國觀、救贖觀、教會觀、社會觀等)來理解貧窮(包括本土的處境)的問題，並闡發相關的基督教經濟倫理思想。[34]「基督教與經濟」的問題近幾年也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逐步關注，開展了相關的學術研討活動。[35] (3)政治議題——香港學者關啟文在「基督教倫理和世俗主義倫理：一個批判性比較」[36]一文中勾勒了基督教倫理的基本輪廓，並從基督教倫角度解讀人的尊嚴、人權、民主思想，即使這會遭遇世俗主義倫理的反駁，作者從人類大家庭的觀念、道德實踐、社會實踐等角度指出世俗主義的缺陷並支持基督教倫理在這些方面的獨特資源與貢獻。由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香港不少基督教學者還從基督教倫理角度積极參与有關色情、傳媒和同性戀等議題的公共辯論。[37]基督教與政治議題的關係也同樣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不少學者對基督教神學、倫理與西方世界的憲政、民主、人權、外交等議題開展了相關的研究，[38]其中不乏從特定基督教神學傳統來進行相關的引介和思考。[39](4)全球倫理——全球倫理的議題自上世紀90年得到國際宗教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也引起中國學術界(包括基督教研究的學者)的廣泛重視，並也給予了及時的介紹。[40]中國學界深切地感到人類面臨的諸多問題(暴力、恐怖活動、兩極分化等)與全球倫理的關聯，充分注意到尋求全球倫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少基督教學者也積极參与有關的學術探討和建設，努力挖掘中國傳統倫理與全球倫理的關係，包括參與中國學界舉辦的兩屆「中國傳統倫理與世界倫理」國際學術研討會(1997年和2001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與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負責承辦)。研討會就世界宗教議會1993年通過的《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充分討論，並著力推進中國倫理資源與全球倫理關係的討論。第二屆研討會曾建議進一步編輯中國傳統倫理中有益於建設全球倫理的文獻，組織針對《走向全球倫理宣言》的「兩個基本原則」和「四項不可取消的規則」等內容，進行系統的研究和闡發。[41] 3.關於基督教倫理與中國社會的思考：歷史與現實——關於基督教倫理與中國社會的一般性思考，可從歷史與現實兩方面加以考察。郭清香的《耶儒倫理比較研究——民國時期基督教與儒教倫理思想的衝突與融合》從歷史角度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基督教倫理與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關係及其對於中國社會變遷的意義，它從人與終極實在的關係、個人與社會的關係、救國與救世的關係、社會理想建構以及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的關係幾個方面，考察二者倫理思想變遷、衝突與融合的表現，試圖證明二者倫理思想的發展，是沿著民族主義與普世主義相結合的路子前進的。[42]在現實方面，基督教倫理資源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尚在進一步挖掘之中，尤其道德力量的影響得到了多層次的體現。劉小楓在「中國當代倫理秩序中的宗教負擔」一文中特彆強調宗教倫理在中國道德教育中的重要角色。[43]汪維藩在「基督教倫理與當代精神重建」中認為，在發展經濟、追求財富的同時，當代亟需精神重建，而作為一種天啟的宗教倫理，基督教倫理在呼籲公平公義，喚起良心的過程中應當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44]了解基督教對於中國社會轉型的影響，離不開對具體特定的基督教神學教義(特別是倫理思想)的闡析，如對愛、聖約、呼召、天職、責任等觀念的闡釋，並把握這些教義與中國社會生活的關聯。溫偉耀特別論述了基督教「犧牲與受苦的愛」的精神對於中國社會的意義。[45]高師寧也指出，基督教對於中國社會在價值道德方面的影響在一些方面是明顯的，如維持傳統價值觀、以比較高尚的道德價值觀發揮影響等。[46]中國人民大學曾主持「基督教在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文化功能」的項目研究，特別探究基督教倫理在中國市場經濟轉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關注基督教倫理是對基督徒商人的影響，以此來考量馬克斯·韋伯關於基督教倫理與經濟關係的經典命題。四、反思：基督教倫理研究的漢語處境——意義與問題
應該承認，本文對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主要成果的勾勒是不全面的(應該還有一些研究議題不在本文的考察範圍之內)。除了說明漢語基督教學者從事基督教倫理研究時對一般基督教倫理思想(包含相關神學家的倫理思想)進行的引介和研究外，我的意圖是明顯的：試圖通過相關的研究成果來展現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的處境性特徵——無論文化的還是社會的處境，這具體體現在：基督教倫理思想與中國傳統思想的對話和溝通(在具體教義上如愛、人性和在特定的議題上如生態問題、全球倫理議題)、對於中國基督徒道德生活的考察、對於社會公共議題的關切、關於基督教倫理與中國社會的思考。這種特徵對於漢語基督教研究包含漢語基督教神學的構建在廣義的基督教神學的框架下的闡釋有其顯著的意義。
芬蘭神學家卡維里指出，「基督教神學一直都是處境的。令談處境化神學在今天變得適切的，是神學家在多大程度上明白神學需要由處境模塑，即使不是由處境決定。」[47]費萊(Hans Frei)曾提出基督教神學類型的五種進路，其中除了完全忽略處境、僅以基督教傳統為基礎的進路(巴特)外，其他的類型無論是將文化和基督教關聯起來的進路(蒂利希)、試圖讓基督教傳統被周圍文化理解的進路(右翼福音派)還是根據特定的哲學或世界觀來解釋基督教信仰的進路(進程神學)都讓我們看到處境對於神學研究的重要性。[48]漢語基督教學者關瑞文對神學的處境表現出同等的關切：「當神學家發現基督教信仰是如何回應著當前處境時，神學家才是真正開始認識神。」[49]神學研究的處境性不言而喻。根據范彼得(Peter Phan)的理解，亞洲神學的資源除了聖經和傳統外，還應參照特定的亞洲資源，包括亞洲人民的故事(如「喜樂和受苦，盼望和失望，愛和狠，自由和壓制的故事」)、亞洲宗教和哲學的神聖典籍以及倫理和靈性的實踐、亞洲的修道傳統(宗教禮儀、禁慾苦行)及社會參與、亞洲整體的文化(包括神話、民間傳說、詩詞、故事、藝術等)。[50]總體看來，「亞洲的處境可以被描述為深邃的宗教性(或許這是亞洲的最大財富)與極大貧窮混合而成。」[51]亞洲不同社會的處境和條件會有所不同，然而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國)他們自身深厚的文化和宗教傳統不能不進入和影響著他們的基督教神學思考和表達。由此，「在亞洲的每一處地方，基督教神學都是與其他現存的宗教對話，並與其接觸而被塑造。」[52]中國豐富的宗教和哲學傳統、文化資源和特殊的社會處境對於發展漢語基督教研究包含神學思想建設同樣重要。即便存在著不用的聲音和理解，漢語基督教研究從一開始就有強調結合不同地區漢語群體的生存經驗和文化處境的主張，並表明這些經驗和處境對於闡發漢語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性(「構成其神學內容的獨特原素」)，而「漢語神學與中國傳統文化」、「漢語神學對中國社會的可能影響」等議題也被考慮納入漢語神學的研究大綱的組成部分。[53]從近三十年漢語基督教研究的成果來看，基督教倫理研究的內容和導向看來是漢語基督教研究結合自身文化和社會處境最為突出的一部分。本人並無意忽視作為基督教倫理中心的耶穌的有關道德教導以及對於基督教倫理基本思想和傳統的系統研究，而是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基督教倫理作為實踐性導向尤其明顯的神學分支，與具體處境的溝通和結合顯得尤為突出和必要。在這種前提下，我的考慮是我們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處境能為漢語基督教研究中基督教倫理的開展提供什麼：中國文化傳統相關的倫理資源、中國基督徒的道德生活實踐、中國社會的道德問題，不僅是基督教倫理研究必須觸及的處境及其意義實現的特定空間，而且能為我們深入思考闡發基督教倫理的某些教義提供特定的議題。或許，在某些場合，我們需要更多的是倫理在一定程度上的處境化闡釋，進而去理解其相關的神學。 以基督教倫理的愛的觀念為例，羅秉祥在確認神愛與仁作為基督教和儒學的基本題旨後，認定「中國的處境神學與倫理學就應該是某種形式的神愛與仁結合」，[54]並提出建立一種「神愛的漢語處境神學」的可能，這種神學看來應該是一種「文化融合」(即承認「仁的道德規範與德行在中國基督徒的倫理中有其合法的地位」)但排除「宗教融合」(忽略信仰的獨特性，從而「剝奪基督教信仰的意義和全能」)的神學。[55]在這一點上，楊慧林的觀察同樣具有啟發性：「基督教倫理所能提供的最重要資源將不再是任何一種『倫理的底線』，而是對價值理想的終極性解說。從而，漢語基督教的『倫理化』必當轉向基督教自身的倫理意義。」[56]這樣看來，在指出漢語基督教研究的處境性特徵後，下一步應該是相應的漢語基督教神學觀念的構建問題。正如我們在很多漢語基督教倫理的研究成果看到的，在基督教與中國傳統的關係(無論在具體的教義還是在特定的議題上)，已做了不少比較性的工作，或考察了基督教在道德層面的具體影響。如何在結合處境(無論是傳統的思想資源還是當下的道德實踐)的同時，既尊重基督教神學/倫理本身的基本傳統，又努力去豐富和發展其中的內涵，並試圖對某些教義(諸如人性、愛、聖約、天職等觀念)給予新的闡釋，看來是漢語基督教倫理研究面臨的一大挑戰，也可為下一步開展深入研究在方法上和相關議題上提供了更大的思考空間。注釋：
[1]這方面的成果頗多，在有關基督教倫理方面著述的翻譯出版方面，代表性的著作頗多，限於篇幅，不一一贅述。 [2]楊慧林：《「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與基督教的倫理意義——基督教倫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難題》，載《俗世的神學：基督教文化學刊》第8輯，2002年，265頁。另參照楊慧林：《漢語基督教的道德化及其後果》，載張志剛、斯圖爾德主編，《東西方宗教倫理及其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96-106頁。 [3]陳永濤：《倫理的基督論：中國教會神學思想建設中基督論思考一個可能的方向》，載卓新平、伯玲、魏克利主編，《信仰之間的重要相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165-196頁。 [4]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劉小楓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秦家懿、孔漢思著，吳華譯《中國宗教與基督教》(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何光滬、許志偉主編《儒釋道與基督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1年)，賴品超編《基督宗教與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2年)，等等。 [5]趙敦華：《基督教倫理與儒家倫理的『舊話』與『新題』》，載《信仰的倫理·基督教文化學刊》第9輯(2003年春)，289頁。 [6][7][8]羅秉祥：《愛與效法——對話及詮釋性的神學倫理學》，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35期(2003年7月)，第68-69頁。 [9]在這個問題上的其他相關論述，另見羅秉祥：《論儒家的「仁」主題及融合作為基本題旨的仁，及神愛與仁結合的處境神學之前景和問題——與尼格仁對話》，載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125-142頁和羅秉祥《約翰·韋斯利「完全的愛」與龍樹「大慈大悲」的絲綢之路對話》，《宗教對話與和諧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265-284頁。 [10]姚新中著，趙艷霞譯《儒教與基督教——仁與愛的比較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11][12]區建銘著，李天鈞譯《愛與仁：比較田立克與朱熹宗教倫理原則的研究》，載賴品超編，《基督宗教與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第191-192頁。[13]當然也有基督教和其他中國思想傳統的比較研究，如何除著《基督教與道教倫理思想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年)。另參見何光滬、許志偉主編《儒釋道與基督教》「人生觀(人性論)」部分，其中包含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在此問題上的基本立場。
[14]溫偉耀：《心性之學與新約人性論》，載劉小楓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483頁。 [15]張德麟：《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之比較研究》，載劉小楓編，《「道」與「言」——華夏文化與基督文化相遇》，451頁。 [16]關於儒家和基督教在人性問題上的比較，另可參見溫偉耀的《心性之學與新約人性論》，楊適的《基督教與中西文化傳統中的人性觀》，載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175-193頁，張穎夫、曹照潔：《論儒學和基督教人性論與善的教化》，《蘭州學刊》2008年第3期，11-14頁。 [17]趙敦華：《性善和原罪：中西文化的一個趨同點》，載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3頁。 [18]這種具體的比較，另可參見張慶熊：《基督教和儒家論「罪」與「惡」》，載羅明嘉、黃保羅主編《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第29-42頁和區建銘：《朱熹和田立克：對人類境況詮釋的比較》，載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154-174頁，後者涉及對罪、自私的觀念的比較分析。 [19]見褚瀟白：《儒家與基督教倫理中的「誠信」與人格》，載《中國宗教》2008年第1期，第60-62頁，任劍濤：《敬畏之心：儒家立論及其與基督教的差異》，載《哲學研究》2008年第8期，49-58頁。 [20]見許志偉：《儒家與基督教的人格觀中關係的中心地位》，載賴品超、李景雄編《儒耶對話新里程》，第252頁。 [21]同上，256頁。 [22]同上，257頁。[23]見張德麟：《儒家人觀與基督教人觀之比較研究》，474-476頁。
[24]黃劍波、楊鳳崗：《調查報告，北方某沿海城市基督徒的家庭倫理和工作倫理》，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1輯(2004年春)，326-354頁。 [25]康志傑、徐弢：《當代中國基督徒倫理生活的考察——以鄂西北磨盤山基督徒社區為例》，載《基督教思想評論》第8輯(2008年9月)，295-307頁。 [26]參見李向平：《新教倫理及其中國實踐模式——以基督徒企業為中心》，《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29期(2008年秋)。 [27]李向平、楊鳳崗《基督教倫理與社會信任的關係建構——以當代中國的基督徒企業為例》，載《中國民族報》2009年5月26日。 [28]李向平：《倫理 身份 認同——中國當代基督教徒的倫理生活》，載《天風》2007年第7期，30—35頁和第9期，26-33頁。 [29]見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編《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18期(2003年春)。相關的成果，如龔立人：《大地的消費者抑或大地的祭司——基督教生態倫理初探》，載《中國神學院期刊》第36期(2004年1月)，111-131頁。 [30]賴品超、林宏星著《儒耶對話與生態關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在此問題上，相關的研究還有何建宗：《對比儒家和基督教的可持續發展視野》，載賴品超編《基督宗教與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127-138頁。 [31]席林著，顧仁明譯《天主教經濟倫理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32]王曉朝、楊熙楠主編《經濟與倫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33]如《信仰的倫理·基督教文化學刊》第9輯(2003春)中的「基督教與社會倫理問題研究」專欄文章包括：周功和的《舊約中的禧年律法與約的責任——經濟倫理的一個進路》，歐迪安的《猶太教-基督教聖約社會與儒教社會：與天同工》和摩凱恩的《工商與職業中的聖約：一個天主教的視角》，而《選擇窮人 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6輯(2006年秋)包含《上帝與窮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初期教父的生命見證》，約翰.博特的《基督徒的職責：『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等引介性專文。
[34]如楊慶球，《從基督教神學看貧窮》，《香港貧窮，教會有責》，載《選擇窮人 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6輯(2006年秋)。相關的研究成果，如毛麗婭，《從〈聖經〉中的工作觀和財富觀看基督教的道德義務》，載《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馬斌，《基督教的理性傳統如何促進西方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載《當代經濟》(2008年第15期)。 [35]如2008年4月四川大學舉辦了「基督宗教商業倫理與管理研討會」，會議主題涉及基督宗教思想家的經濟倫理思想、基督教商業倫理基本原則、基督教的企業價值觀、基督教的工作觀基督教的財產觀、基督教企業慈善事業、基督教的領導倫理與企業的發展和基督徒企業家的商業倫理與管理等方面內容。2009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也主辦了「基督宗教與經濟發展」的學術研討會。 [36]關啟文：《基督教倫理和世俗主義倫理：一個批判性比較》，載《基督教文化學刊》第7輯(2002年)，139-172頁。另參見關啟文：《神學能為人權提供基礎嗎？》，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43期(2007年7月)，205-228頁。 [37]如關啟文：《自由性愛觀——從基督教倫理的角度回應》，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36期(2004年1月)，15-45頁，鄭順佳：《單而不獨——對單身與性的神學和倫理反省》，載《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36期(2004年1月)，47-81頁。 [38]近期相關的研究成果有，程乃勝著《基督教文化與近代西方憲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張佳生：《基督教倫理與西方世界的興起》，載《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徐愛國：《探索人權的基督教神學基礎》，載《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寧玲玲：《論基督教倫理對美國民主機制運行的支撐作用》，載《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杜紅波：《基督教對美國憲政文明的影響》，載《政治與法律》(2008年第3期)，彭小瑜：《基督教道德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挑戰——以〈公益〉雜誌的戰爭與和平觀為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 [39]如冀誠：《論盟約神學對美國憲法的影響》，《中國神學研究院期刊》第45期(2008年7月)，149-164頁，凱利(Douglas F.Kelly)著，王怡、李玉臻譯《自由的崛起：16-18世紀，加爾文主義對五個政府的影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40]如孔漢思、庫舍爾著，何光滬譯《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漢思.昆著，周藝譯《世界倫理構想》(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漢思·昆著，張慶熊譯，《世界倫理新探——為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世界倫理》(香港：道風書社，2001年)。孔漢思本人也多次獲邀到中國舉參加有關學術活動，如參加了北大宗教文化研究院舉辦的全球倫理報告會(2009年11月)。 [41]有關會議內容參考：http://isc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670&Pid=17&Version=0&Cid=186&Charset=big5_hkscs [42]郭清香著《耶儒倫理比較研究——民國時期基督教與儒教倫理思想的衝突與融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43]見劉小楓：《中國當代倫理秩序中的宗教負擔》，載《二十一世紀》第30期(1995年8月)，15-23頁。
[44]汪維藩：《基督教倫理與當代精神重建》(上、下)，《金陵神學志》2008年第1期，61-91頁和2008年第2期，26-52頁。 [45]參見溫偉耀著《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督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64-93頁。 [46]高師寧：《從實證研究看基督教與當代中國社會》，載《浙江學刊》2006年第4期，61頁。 [47]卡維里著，陳永財、蔡錦圖譯《上帝論：全球導覽》(香港：基道出版社，2007年)，272頁。 [48]參見卡維里對費萊關於基督教神學類型的分析，《上帝論：全球導覽》，272-273頁。 [49]關瑞文：《神學與社會間的互動：以廣義的處境神學為例》，載吳梓明編《宗教與社會角色重探》(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2年)，135頁。 [50]參卡維里著《上帝論：全球導覽》，377-378頁。 [51]皮爾斯(Aloysius Pieris)語，轉引自卡維里著《上帝論：全球導覽》，378頁。 [52]卡維里著《上帝論：全球導覽》，378-379頁。[53]參何光滬：《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載《維真學刊》1996年第3期，16-24頁和楊熙楠：《一個停不了的故事：漢語神學》，載何光滬、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讀本》(香港：道風書社，2009年)，1-6頁。
[54]羅秉祥：《論儒家的「仁」主題及融合作為基本題旨的仁，及神愛與仁結合的處境神學之前景和問題——與尼格仁對話》，134頁。 [55]作者在分析尼格仁的觀點後提出這個問題。參同上，141頁。 [56]楊慧林：《倫理化」的漢語基督教與基督教的倫理意義——基督教倫理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可能性及其難題》，273頁。推薦閱讀：
※Dubia究竟意味著什麼？
※道德偏見——記同情的啟蒙
※詮釋與解構——皈依在佛教倫理實踐的運思
※元倫理漫談：先秦道德的優雅
※倫理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