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簡介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動，據《屈原列傳》所載，並用屈原作品相印證，主要有：內政方面輔佐懷王，議論國事及應對賓客，起草憲令及變法；外交方面參加合縱派與秦鬥爭，兩度出使於齊。屈原的政治活動是和當時歷史發生變革的情況相聯繫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統治制度已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發展的要求，諸侯國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爭霸，楚國的形勢與中原各國有相似之處，並由於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條件，發展成新興大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先後實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經過長期兼并，形成了七雄並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為最強。屈原輔佐楚懷王，正在七雄激烈爭鬥之時。屈原起初很受懷王信任重用，懷王讓他「造為憲令」，即主持國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項。「憲令」涉及推行變法之事。楚國在悼王時，已有吳起變法的先例。懷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為，曾爭到合縱之長，因而屈原希望變舊更新，一度受到懷王的支持。可是，楚國的變法本來就不夠徹底，政權主要掌握在貴族重臣手中，他們為了保持個人祿位而反對變法。當時楚國朝廷中佞臣充斥，與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懷嫉妒，與屈原爭寵，屈原起草憲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奪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懷王進讒言，說：「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懷王庸懦昏聵，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遠，根本原因在於他的政治改革計劃觸犯了貴族利益，遭到舊貴族們的中傷打擊。屈原和舊貴族集團的鬥爭，還表現在對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當時形勢，堅決主張聯合齊國、抗擊秦國的策略，這是對楚國有利的正確策略，懷王曾採納他的主張，並派他出使齊國。屈原被疏遠後，秦國派張儀出使楚國，以土地誘惑楚懷王。目光短淺的懷王就改變了對外政策，採取絕齊親秦方針，結果使楚國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虧。懷王惱怒，又輕率出兵伐秦。由於沒有齊國的支援，被秦國打得大敗，還喪失了漢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勢下，屈原曾被懷王再次派往齊國，以圖修復兩國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兩國聯姻，要與楚王會面，屈原諫阻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之子子蘭卻勸懷王去秦，說：「奈何絕秦歡?」懷王終於去了秦國，果然被扣留，最後客死於秦。當時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漢北地區。楚懷王死了以後，長子頃襄王繼位，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當時，楚國人都責怪子蘭勸懷王入秦的過錯，所以，屈原受到廣泛的同情。但子蘭非但不思其過，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頃襄王誹謗屈原。頃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區。大約此時郢都在庄暴郢之後，「百姓震愆」，「民離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鄉而就遠。輾轉流離在沅、湘一帶大概有九年之久。他遠離故國，又無職位，對於國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嘆而已。於是，他又慢慢地順著沅江，向長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遠遊、求賢又不成，這時他「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後，在無可奈何之際，他自沉於汨羅江中，以明其忠貞愛國之懷。除左徒外，屈原還曾擔任過「三閭大夫」一職。三閭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閭大夫應當就是春秋、戰國以來晉、魯等國的公族大夫，職務是管理宗族事務，教育貴族子弟，漢代的宗正與之相當。屈原之為三閭大夫，肩負著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這在《離騷》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他為培養後備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結果卻是「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變成了反對自己的敵對力量，使他感到極大的苦痛。屈原的思想和創作屈原學識淵博。他對天文、 地理、禮樂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亂興衰和一些重要的歷史傳說，都很熟悉；對於春秋以來各大國的歷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對楚國先王的創業史，尤為精熟。在這廣闊的領域裡，他總結了許多經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見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隨處都表現出強烈的憂國憂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他的政治理想的內容就是「美政」，即聖君賢相的政治。他認為只有聖君賢相才能改變楚國的政治和社會的現實，使楚國強大起來。他熱烈頌揚古代的聖君如堯、舜、禹、湯、后稷、文王以及齊桓、晉文和楚之三後等，熱烈頌揚古代的賢臣如伊尹、傅說、呂望、周公、寧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齊、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還用對比的方法講一些非聖之君如桀、紂、羿、寒浞、澆等。他想通過對比來說明聖君賢相的重要，並藉以說明楚無聖君賢相的危險性，這些都是針對現實而發的。「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離騷》)，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對國君的最高要求。所謂賢臣，則以伊、傅、呂、寧為楷模，而不以貴胄為對象。這就是主張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的意思，屈原在講到賢臣時，往往用忠貞、忠誠、忠信這些語辭。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愛國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堅持真理，不向邪惡勢力低頭：「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離騷》)古代賢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現。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內容就是民本思想。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反覆談到「民」的問題，「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離騷》)；「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九章·抽思》)。這實際上是古代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引)思想的發展。所謂聖君賢相，所謂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決民生疾苦問題，能否致民於康樂之境。屈原的作品，根據劉向、劉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離騷》1篇，《天問》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各1篇。據《史記·屈原列傳》司馬遷語，還有《招魂》1篇。有些學者認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懷疑《遠遊》以下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筆。大體說來，《離騷》《天問》《九歌》可以作為屈原作品三種類型的代表。《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魂》《大招》，其內容與風格可與《離騷》列為一組，大都是有事可據，有義可陳，重在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愫。《離騷》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熱情以至整個生命所熔鑄而成的宏偉詩篇，其中閃耀著鮮明的個性光輝，是屈原全部創作的重點。《天問》是屈原根據神話、傳說材料創作的詩篇，著重表現作者的學術造詣及其歷史觀和自然觀。《九歌》是楚國祀神樂曲，經屈原加工、潤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發和環境氣氛的描述上，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並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顯示了南楚文學傳統的痕迹。《離騷》一組，《九歌》一組，構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風格。屈原作品和神話有密切關係。許多虛幻的內容就是承襲神話發展而來的。屈原又是關注現實的詩人，作品裡反映了現實社會中的種種矛盾，尤以揭露楚國的黑暗政治最為深刻。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詩經》明顯不同。這與長江流域的民風和黃河流域的民風不同有關。當時，北方早已進入宗法社會，而楚地尚有氏族社會的遺風，民性強悍，思想活潑，不為禮法所拘。所以，抒寫男女情思、志士愛國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豐富，什麼都可以奔入筆底。寫人神之戀，寫狂怪之士，寫遠古歷史傳說，寫與天神鬼怪游觀，一切神都具有民間普通的人性，神也不過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們使作品顯得色澤艷麗，情思馥郁，氣勢奔放。這樣的作品，表現了與北方文學不同的特色。從體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詩歌，不管是《詩經》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發展為長篇巨制。《離騷》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現手法上，屈原把賦、比、興巧妙地糅合成一體，大量運用「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識和複雜的現實關係生動形象地表現出來。在語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詩經》以四字句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參差錯落，靈活多變；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於」「乎」「夫」「而」等虛字，用來協調音節，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嘆的韻致。總之，他的作品從內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創造性。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漢王朝定都關中後，便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楚辭」的不斷傳習、發展，北方的文學逐漸楚化。新興的五、七言詩都和楚騷有關。漢代的賦作家無不受「楚辭」影響，漢以後「紹騷」之作，歷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詩句抒發自己胸中的塊壘，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這是屈原文學的直接發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為題材的詩、歌、詞、曲、戲劇、琴辭、大麴、話本等，繪畫藝術中如屈原像、《九歌圖》、《天問圖》等，也難以數計。所以魯迅稱屈原作品「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漢文學史綱要》)。(選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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