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三族，用管窺天——上古玉器族、中古夏商周觀天玉器總論
（上海200435）
【內容摘要】該文為作者所創伏羲學第二部分《玉器之道》系列論文之五。根據考古、文獻雙重證據，論證上古玉器三族的玉器分為觀天玉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四類；觀天玉器是華夏一切玉器的源頭，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是觀天玉器的衍生；上古玉器三族的觀天玉器被夏商周三代承襲，成為華夏天文曆法長期領先世界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伏羲族立圭測影；玉器族用管窺天；觀天玉琯；璇璣玉衡；多孔玉圭。
【作者簡介】張遠山，作家，學者，現居上海。研究先秦諸子、中華道術三十餘年，創
立新莊學、新老學、伏羲學三學。
弁言：伏羲族立圭測影，
玉器族用管窺天
人類異於動物，始於舊石器時代的創造工具，學會用火，仰望星空。有些動物能夠製造和使用簡單工具，但是沒有一種動物學會用火，更沒有一種動物為了發現天象的周期變化而仰望星空。
舊石器時代的遠古先民已經開始觀測天象，也能製作粗糙的石制工具、木製工具、骨制工具，但是普通石頭無法精密加工，木頭容易腐爛磨損，骨頭的形狀則有天然限制，所以不能製作精密的觀天工具；只能憑藉肉眼夜觀星象，除了發現太陽每日東升西落和月亮每月盈虧圓缺，無法發現更深層次的天文規律。
新石器時代的上古先民不再僅憑肉眼夜觀星象，而是開始製作觀星工具，記錄天文曆法。
華夏新石器時代，除了精細石器，另有兩種「新石器」：一是人造石器——陶器，這是全球新石器時代的共同標誌。二是特殊石器——玉器，這是華夏新石器時代的獨有標誌。
我在伏羲學首部專著《伏羲之道》中，已經運用遺傳學、考古學、文獻學三重證據，系統論證了華夏上古的兩支四族：華夏全境，生活著六萬年前從非洲抵達華夏區域的晚亞洲人兩支四族。
內陸的晚亞洲人西支，是唯一的彩陶族：甘青地區、大地灣一馬家窯文化的伏羲神農族。他們創造了抵達全球巔峰的精美彩陶，使用除了玉器之外的各種材料製作精密觀天工具，並以彩陶的形制和紋樣記錄天文曆法知識。
沿海的晚亞洲人東支，是玉器三族：蒙東遼西地區、興隆窪一紅山文化的黃帝族，黃河下游、大汶口一凌家灘文化的東夷族，長江下游、河姆渡一良渚文化的南蠻族。他們創造了抵達全球巔峰的精美玉器，使用包括玉器在內的各種材料製作精密觀天工具，並以玉器的形制和紋樣記錄天文曆法知識。
《易傳·繫辭》記載：「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後漢書·天文志》記載：「天文之官，仰占俯視。」兩種記載共同證明，新石器時代的上古先民：仰觀星象在先，俯察圭影在後。《繫辭》所言「仰則觀象於天」，《後漢書》所言「仰占」，就是抬頭夜觀星象，由上古華夏四族各自獨立發明。華夏境外的新石器時代先民，也都各自獨立發明。因為夜晚的月亮盈虧周期，是最易發現的天文規律，滿天繁星也只能夜晚觀察，所以夜觀天象是全球智人的普遍行為，只不過夜觀星象的工具、方法、領悟、發現，各族既有差異，也有早晚。《繫辭》所言「俯則觀法於地」，《後漢書》所言「俯視」，就是低頭晝觀圭影，由上古伏羲神農族首先發明。因為白天只能看見太陽，強烈的陽光遮蔽了月亮和繁星的光芒。肉眼雖能直觀發現太陽每日東升西落的淺層規律，也能直觀發現太陽每年北歸南藏的深層規律，但是無法直觀判斷太陽每日東升西落、每年北歸南藏的精確移動距離，除非藉助於立圭測影。而華夏全境甚至全球範圍，唯有伏羲族發明了立圭測影。
伏羲族既能「仰觀於天」夜觀星象，又能「俯察於地」晝觀圭影，能夠不間斷地全天候觀測天象，觀測體系最為完備，因此早期伏羲族創造了上古最為完善的太陽曆——伏羲連山歷，晚期伏羲族（神農族）又用伏羲六十四卦配伏羲太極圖，創造了上古最為完善的陰陽合曆——神農歸藏曆，成為中國天文曆法和農業文明領先全球長達七千年的終極原因。
玉器三族只會「仰觀於天」夜觀星象，不會「俯察於地」晝觀圭影，無法不間斷地全天候觀測天象，觀測體系不夠完備，因此天文曆法全面落後於伏羲神農族。但是玉器三族均有觀天玉器，專註於夜觀星象，儘管天文曆法水準落後於伏羲神農族，但是全都發現了作為北極天樞的北極七星和圍繞北極天樞旋轉的北斗七星，並且創造了獨特的天文曆法符號．，體現於玉器的形制和紋樣。
玉器三族的所有玉器，可以按照使用功能分為四大類別：觀天玉器，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觀天玉器用於夜觀星象，是另外三類玉器的源頭和原型。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形制，植根於觀天玉器。而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紋樣，記錄了使用觀天玉器夜觀星象獲得的天文曆法知識，以及植根於天文曆法知識的宗教神話內涵。
本文總論上古玉器族、中古夏商周的觀天玉器，作為論證華夏一切玉器植根於觀天玉器的基礎。
一、黃帝族觀天玉器：
興隆窪玉琯，紅山旋垣
上古黃帝族的玉器文化，是華夏八千年文化的兩大源頭之一。其對華夏文化的影響力，僅次於上古伏羲族的彩陶文化。上古黃帝族的興隆窪一紅山文化區域，處於西遼河流域，今內蒙古東部、遼寧西部、河北北部，是華夏東部沿海玉器三族中最北的一族。興隆窪一紅山文化區域的上古黃帝族，具有悠久的觀星傳統。始於八千年前的興隆窪文化(公元前6200-前5400)，中經趙寶溝文化(公元前5200-前4400)的發展，在紅山文化（公元前4700-前3000）時期達於極盛。小河沿文化（公元前3000-前2500）時期向南擴張，融入覆蓋華夏全境的龍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龍山末期，黃帝族通過「炎黃之戰」南下入主中原建立夏朝。夏商周黃帝族的玉器，承襲上古黃帝族的玉器。
興隆窪文化早期的黃帝族天文窺管，是骨管、石管。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的白音長汗遺址，出土了動物腿骨製成的骨管（圖1-1）和漢白玉製成的石管（圖1-2）。赤峰市敖漢旗的興隆窪遺址，也出土了兩件石管（圖1-3、4）[1]。
骨管的加工難度最低，優點是天然有孔，不足是直度、長度受到天然限制，於是黃帝族把天文窺管從骨管升級為石管。石管的加工難度較高，優點是直度、長度不受天然限制，不足是硬度不夠，容易風化損壞，於是黃帝族又把石管升級為玉琯。玉琯的加工難度最高，優點是千年不壞，便於長期觀測星象。興隆窪文化的早期黃帝族，攻克了玉質太硬的加工難題，掌握了打通玉琯中孑L的管鑽技術，製作了華夏最早的玉琯，開啟了華夏八千年玉器史。
赤峰市興隆窪遺址出土了三件觀天玉瑁（圖2-1、2，圖3-3右最長者），另有三件徵集品和傳世品（圖2-3、4、5）。遼寧阜新查海的興隆窪文化遺址，出土了一件觀天玉琯（圖2-6）。赤峰市白音長汗的興隆窪文化遺址，出土了四件觀天玉琯，其中一件長達9.5厘米（圖2-7）[2]。赤峰市興隆溝的興隆窪文化遺址，出土了四十多件觀天玉琯（圖3）[3]。興隆窪文化早期，黃帝族製作了骨管、石管，開始使用天文窺管夜觀星象。興隆窪文化中期，黃帝族製作了少量玉琯，提升了天文窺管的質量。興隆窪文化後期，黃帝族製作了大量玉琯，進入了系統化的夜觀星象。
裝飾派學者認為玉琯是裝飾品，但是無法解釋骨管、石管有何裝飾作用，更無法解釋長達10厘米的玉琯是什麼裝飾品。興隆窪文化的骨管、石管、玉琯，均為實用觀天工具，是華夏最早的天文窺管。
上古黃帝族的第二種天文窺管是塊形玉琯。內蒙興隆窪遺址出土了四件（圖4-1、2、3、4)，另有一件徵集品（圖4-5）。遼寧查海遺址也出土了一件（圖4-6）[4]。
裝飾派學者認為玉塊是耳環，但是無法解釋塊琯如何充當耳環。長達4厘米的塊琯，超出了耳垂的寬度，不可能是用於裝飾的耳環，而是用於觀星的特殊天文窺管，即單星追蹤儀。使用方法是：中孔瞄準北極天樞，塊口瞄準特定的亮星，觀測什麼時間旋轉到什麼方位。
玦琯用於觀星的證據，見於興隆溝4號墓：墓主右眼眶內嵌有一枚塊口向右的玉塊（圖5）[5]。`
有些學者猜測，或許古人有「以玉示目」的風俗，因為牛河梁女神廟的泥塑女神也用玉珠作眼珠（圖6）[6]。然而後者與前者並無因果關係，何況後者所嵌是玉珠，前者所嵌是玉塊。另有學者猜測，或許墓主生前右目失明，或許古人有「目盲嵌玉」的風俗。姑且不論兩項均屬猜測，即使墓主生前確實右目失明，也不可能生前就把玉塊嵌入眼框。
探索眼中玉塊的意義，首先必須釐清玉塊進入眼眶的過程：入葬之時，玉塊置於墓主右眼之上。右眼腐爛以後，玉塊落人眼眶。其次必須釐清兩個互有關聯的重要細節。一是玉塊置於墓主右眼的眼皮之上，證明玉塊的母型玦琯是觀星工具，因為大多數人單眼觀察時使用右眼，夜觀星象者也不例外。二是玉塊的缺口方向向右，亦即向東，也證明玉塊的母型玦琯是觀星工具，因為東方是日出方向，夜觀星象的起點也是東方。
除了上古考古證據，中古文獻證據同樣證明玉琯、玦琯是天文窺管。其一，《大戴禮記·少間》註：「琯，所以候氣。」「候氣」是天文術語，動詞。「氣候」是曆法術語，名詞。使用玉琯夜觀星象「候氣」，方能編製符合「氣候」的曆法。證明玉琯是「候氣」的天文窺管。其二，《莊子·秋水》日：「用管窺天。」「管」即玉琯，證明玉琯是夜觀星象的天文窺管。其三，《玉篇》日：「珖，琯也。」珖是琯的異體字，從玉從光，證明玉琯是觀測星光的天文窺管。
上古考古證據和中古文獻證據共同證明：興隆窪文化的骨管、石管、玉琯、玦琯，是華夏最早的天文窺管。黃帝族在興隆窪文化時期，首先發明了初級版的天文窺管，即骨管、石管、玉琯，追蹤大量亮星。通過長期觀測，黃帝族發現了基礎性的天文規律：整個星空圍繞北極天樞順時針旋轉，一年一循環。為了驗證這一天文規律，黃帝族又發明了升級版的天文窺管，即塊琯；中孔瞄準北極天樞，玦口瞄準特定亮星。通過長期觀測，黃帝族驗證了基礎性的天文規律：整個星空圍繞北極天樞順時針旋轉，一年一循環。
黃帝族長期使用玉琯、玦琯夜觀星象，又發現了更為簡便易識的天文規律：整個星空圍繞北極天樞順時針旋轉的標誌，就是北斗七星。黃帝族以北斗七星為天文核心，考古發現的直接證據、間接證據、相關證據無數，本文先舉直接證據。
赤峰市敖漢旗的小古力吐祭壇（圖7-1)、城子山祭壇（圖7-2），均有北斗七星岩刻。遼寧建平牛河梁遺址十三處地點的選址，按照北斗七星總體布局（圖7-3）[7]：最高祭壇女神廟所在的第一地點，對應北斗第一星「天樞星」；制高點所在的第十三地點，對應北斗第七星「搖光星」。可見上古黃帝族的天文學核心是北斗七星。
牛河梁是晚期黃帝族的最大祭祀中心，不僅按照北斗七星總體布局，而且大量出土了用北斗七星判斷四季的觀天玉器：四斗旋垣（圖8）。
紅山文化的四斗旋垣，學術界稱為「勾雲形器」。這是缺乏文獻依據、與中國文化脫鉤的錯誤命名，正確命名應為「四斗旋垣」，簡稱「旋垣」，因為黃帝族的族名是「玄黿氏」或「軒轅氏」，而華夏天文學把北極天區分為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黃帝玄黿氏」發明「旋垣」，正如「伏羲連山氏」發明連山歷。
「勾雲形器」有三種基本形制，即觀天玉器「旋垣」及其衍生的祭天玉器「玄黿」「玉帝」（詳見續文《黃帝族玉器總論》）。「四斗旋垣」僅指勾雲形器I型（圖8-1），形制分為內外兩部分。中心的順時針旋轉，標示北斗七星圍繞北極天樞旋轉。其正面的中心是順時針，反面的中心則是逆時針，正反面的打磨痕迹差異很大（圖8-2)[8]。外緣的四條弧線，標示春夏秋冬的四季北斗。比對四季北斗與四斗旋垣，即可判斷一年四季。黃帝族以漁獵、採摘為主，以農耕為輔，穀物僅占食物的三分之一，無須精密曆法，只要使用四斗旋垣判斷一年四季即已足夠。
中古黃帝族通過「炎黃之戰」入主中原建立夏朝以後，根據上古黃帝族的旋垣（圖8-1），造字為「亘」。「亘」是「垣」的初文，金文作亘，擬形天象旋轉，逆時針是地面坐標。後來亘旁加土，作垣，訓牆，「旋亘」遂成「旋垣」。「垣」又稱「元」，二字音同。《淮南道訓》日：「元者，氣之始也。」[9]意為：北極旋元（旋垣），氣候之始。
上古黃帝族的三種觀天玉器玉琯、玦琯、旋垣，是上古黃帝族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源頭和基因（詳見續文《黃帝族玉器總論》）。
二、南蠻族觀天玉器：
河姆渡漆管，良渚玉琯
河姆渡一良渚文化區域的上古南蠻族，也有悠久的觀星傳統。始於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和馬家浜文化（公元前5000-前4000），中經崧澤文化（公元前4000-前3300）的發展，在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前2200）時期達於極盛，融入覆蓋華夏全境的龍山文化（公元前3000-前2000）。南蠻族的良渚文化雖然在「炎黃之戰」中遭到黃帝族重創而急劇衰落，但是抵達上古頂峰的良渚玉器卻被夏商周黃帝族充分吸收，成為夏商周玉器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興隆窪文化的觀天玉器玉琯、玦琯，以及取自玦琯截面的祭天玉器玉塊，迅速向外傳播，因為其他區域尚無玉器文化。但是紅山文化的觀天玉器旋垣，基本沒有向外傳播，是紅山文化獨有的觀天玉器。其他民族接受黃帝族的玉琯、玦琯以後，形成了本族玉器的傳統，發明了本族的新型觀天玉器，於是不再接受黃帝族的新型觀天玉器。
早期南蠻族接受了黃帝族影響，製作了觀天玉琯（圖9—1、2）[10]，觀天玦琯（圖10-1-5)[11]，以及祭天玉塊（詳見續文《南蠻族玉器總論》）。今俄羅斯遠東濱海地區的上古民族和日本的上古民族，也有小型的觀天玉琯（圖9-3、4、5）[12]。
南蠻族在河姆渡文化時期，尚未掌握打通大型玉器中孔的技術，只能製作小型的玉琯、玦琯，不能製作大型的玉琯、玦琯，於是用木管代替玉琯夜觀星象。為了避免木管腐爛，發明了髹漆工藝，製作了華夏最早的漆管，開啟了華夏七千年漆器史。
河姆渡遺址出土了二十多件打通中孔的髹漆木管（圖11-1），長達二十多厘米。餘姚鯔山的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了兩件打通中孔的木管（圖11-2、3），長達三十多厘米[13]。
南蠻族在良渚文化時期，掌握了打通大型玉器中孔的管鑽技術，於是製作了大量的觀天玉琯（圖12）[14]，精美程度超越了黃帝族的興隆窪玉琯。
良渚玉琯是觀天玉器，形制是圓柱圓孔，中古文獻的專名是「琯」，學術界舊稱「柱形器」或「玉管」。紋樣樸素，雕飾簡單。器形中等，通常長度五六厘米，巨制可有十幾二十多厘米。
良渚玉琮是祭天玉器，形制是方柱圓孔，中古文獻的專名是「琮」。紋樣精美，雕飾繁複。器形有大有小，通常長度十幾厘米，巨制可有四五十厘米。由於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於玉琯的觀天功能，所以無論玉琮多長，必須費盡萬難地仿照玉琯鑿通中孔。
長江中游的西擴南蠻支族「屈家嶺一石家河文化」區域，也有圓柱圓孔的觀天玉琯（圖13）[15]，俯視圖是一條首尾相銜、終始循環、順時針旋轉的塊形龍，是玉塊取自塊瑁截面的重要旁證。
南蠻祖族處於長江下游，西擴南蠻支族處於長江中游，長江中下游是全球範圍最早出現人工栽培水稻的地區。目前考古所知的最早人工栽培水稻，見於公元前8500年的湖南道縣玉蟾岩。長江中下游的南蠻族，是華夏全境的三大農耕民族之一，比內蒙古區域的黃帝族更加依賴農業，更加需要使用觀天工具夜觀星象，發現天文規律，編製精密曆法，所以南蠻族雖然從模仿黃帝族的觀天玉器開始起步，琢玉技術卻很快超越了黃帝族，天文曆法長期領先於黃帝族和東夷族，僅僅落後於伏羲族。
上古南蠻族的觀天玉器，是上古南蠻族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源頭和基因（詳見續文《南蠻族玉器總論》）。
三、東夷族觀天玉器：璇璣玉衡，原始渾天儀
上古東夷族的大汶口一凌家灘文化區域，處於黃河下游和淮河下游，北有從西遼河流域南擴的黃帝族，南有從長江中下游北擴的南蠻族，西有從黃河上游東擴到黃河中下游的伏羲族，生存空間和文化發展受到三大外族擠壓。而且第四紀冰川末期的全新世（11000年前至今）全球氣候變暖，兩極冰帽、高山積雪融化，海平面上升，海岱地區長期遭遇洪災、海侵，導致東夷族在新石器時代早期、中期的文化發展時斷時續，常有斷裂期和空白期，玉器製作和天文曆法較為落後。東夷族玉器始於大汶口文化中期，早期玉器深受黃帝族玉器、南蠻族玉器及其天文曆法內涵的雙重影響，後期玉器又深受伏羲族彩陶及其天文曆法內涵的強烈影響。
目前考古所見的東夷族最早觀天玉琯，見於安徽凌家灘遺址（圖14）[16]。
三大外族的持續影響，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爆發出多種文化融匯聚變的巨大能量，於是東夷族發明了超越黃帝族、南蠻族的玉制渾天儀「璇璣玉衡」。「璇璣玉衡」共有三大構件，主件是玉琯，輔件是東夷族創製的兩種異形玉器，學術界舊稱「三牙璧」「有領環」。
「三牙璧」的演變過程，較為複雜。最早的牙璧，是黃帝族接受伏羲族影響而製作的太極形二牙璧，目前發現的一例見於遼寧大連四平山的紅山文化遺址(圖15—1)，二弧分別標示上下半年。隨後黃帝族按照北極三垣分區和斗魁豬崇拜，製作了豬首形牙璧，目前發現的一例見於遼寧大連長海縣大長山島吳家村的紅山文化遺址（圖15-2）。東夷族接受了黃帝族影響，也製作了豬首形牙璧，目前發現的一例見於大汶口文化區域的江蘇花廳(圖15-3)。這是牙璧的早期起源。隨後東夷族把黃帝族的豬首形三牙璧，改造成標準三牙璧，見於海陽司馬台、安丘老峒峪、膠縣三里河、滕縣莊裡西、五蓮丹土、臨朐西朱封等大量遺址（圖15 -4-9）。東夷族的標準三牙璧，北傳黃帝族，見於遼寧大連的文家屯、四平山和遼寧建昌和尚房子等遺址（圖15 -10- 12）。東夷族的標準三牙璧，南傳南蠻族，見於石家河文化區域(圖15-13、14)；再西傳西擴黃帝支族，見於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圖15—15）。至此，東夷族的標準三牙璧傳遍了玉器三族及其支族。然而西擴黃帝支族的陝西神木石峁遺址，除了三牙璧，另有四牙璧（圖15-16）。伏羲族的中原龍山文化區域，目前沒有發現三牙璧，卻在山西臨汾下靳陶寺文化遺址和陝西延安蘆山峁等遺址發現了四牙璧（圖15-17、18）[17]。因為伏羲族為了對應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區，把三牙璧改造成了四牙璧，西擴黃帝支族緊鄰伏羲族，因此既接受了東夷族的三牙璧，也接受了伏羲族的四牙璧。
以上是龍山時代牙璧演變和傳播的基本情況。欒豐實《牙璧研究》統計：
有出土地點的54件牙璧中，遼東半島地區發現了16件，約佔全部的30%，其中四平山和文家屯積石冢就出土了10件。山東地區發現了21件，約佔全部的39%，其中三里河和丹圭兩處遺址就發現了10件。僅遼東和山東兩個地區之和，便超過了已發現牙璧總數的三分之二。而且遼東半島和山東地區的牙璧出現時代較早，除後兩件外，其他均為新石器時代。其他地區發現的牙璧則多屬夏商和西周時期。另外，在遼東半島還發現有陶質牙璧，山東地區則有蚌殼做成的牙璧，這是其他地區所未見到的現象。因此可以認為，牙璧首先產生於山東和遼東半島南部，後來逐漸向外傳播，其擴散方向以西部地區為主。
山東地區的21件牙璧，除了莊裡西和劉家店子發現的兩件外，均應屬於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準確地說，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到龍山文化前期之間，其絕對年代約為距今5400- 4300年[18]。
綜上所述，龍山時代的牙璧共有三型。黃帝族的二牙璧是初形，對應上下半年。黃帝族的豬首形三牙璧是三牙璧的雛型，東夷族的標準型三牙璧是定製，對應玉器三族的北極三垣。伏羲族、西擴黃帝支族的四牙璧是特例，對應伏羲族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區。三種形制均有精確的天文曆法內涵。
「三牙璧」是缺乏文獻依據、與中國文化脫鉤的錯誤命名，正確命名應為《尚書·堯典》所言「璇璣玉衡」之「璇璣」。清末吳大澂所著《古玉圖考》，根據商代璇璣的傳世品（見下圖27-8），最先予以正確命名：
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者是也。但是吳大澂僅見「璇璣」實物，未見「玉衡」實物，不知「璇璣」必須與「玉衡」配套才能旋轉，因而錯誤理解了「璇璣」的旋轉原理：
是玉外郭，有機牙三節，每節小機括六，若可鈐物使之運轉者，疑是渾天儀中所用之機輪。今失其傳，不知何所設施。夏鼐《所謂玉璿璣不會是天文儀器》一文，對吳大澂誤解的「璇璣」旋轉原理，進行了有力駁斥（撮引）：
我們看它的圖像，便知道這玉器不能起齒輪的作用，不能扣住他物使它運轉的。吳氏雖承認這只是一個「疑是」的假設，也承認他不知道這零件怎樣配起來使用。後來美國漢學家勞佛在《玉器》一書中大量引用吳大澂的說法，包括璿璣在內，並加以高度的讚許。由於這兩位學者在學術界的地位，所以後來中外學者幾乎都相信他們的說法。但是他們也都提不出它們的使用方法。1947年比利時人密舍爾提出一個說法，認定它是『環極星的觀測板』，還認為玉琮是套在板的中心圓孔的窺筒。他的意思似乎以為二者一起便可作簡易的渾儀使用。他的說法一出來後，便被許多中外學者接受，包括李約瑟教授在內[19]。夏鼐《商代玉器的分類、定名和用途》一文，再次駁斥了吳大澂所言的璇璣旋轉原理：
另一異形的璧，吳大澂稱為「璇璣」，據說是渾天儀一類天文儀器的構件。這種璧的外周邊緣有三組齒狀突出，實為邊緣有飾的璧，和天文儀器無關。這樣以凹槽分離開作三組齒形突起，各齒高低闊狹又不一致，是不能作為儀器中齒輪以起轉動之用[20]。然而夏鼐的正確駁斥，僅僅適用於吳大澂所言的錯誤旋轉原理，並不適用於璇璣的正確旋轉原理，不足以否定三牙璧是「璇璣」和渾天儀構件。然而夏鼐卻以中國考古界最高領導的身份，「建議今後璇璣這名稱在古玉實物的命名中可以刪除不用」，蠻橫干涉學術自由，導致牙璧研究長期誤入歧途。
吳大澂誤解璇璣的旋轉原理，夏鼐被吳大澂誤導而否定三牙璧是「璇璣」，共同原因是沒有見到考古出土的「璇璣（三牙璧）玉衡（有領環）」玉器套裝。「有領環」（玉衡）是為「三牙璧」（璇璣）定製的玉制渾天儀配件，沒有複雜的演變過程，出現以後很快定型。目前考古所見的東夷族最早「有領環」，是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期遺址的七件象牙「有領環」（圖16-1），內緣僅有單面凸起。台灣卑南文化的玉制有領環也是內緣單面凸起（圖16-2），是東夷族有領環東傳所致[21]。上古、中古的大量「有領環」，內緣均為雙面凸起。
「有領環」或「碟形璧」「凸緣璧」「異形琮」等等，都是缺乏文獻依據、與中國文化脫鉤的錯誤命名，正確命名應為《尚書·堯典》所言「璇璣玉衡」之「玉衡」。錯誤的命名，導致了錯誤的解說。早期的「乳環說」過於荒謬，近年已被「手鐲說」取代。然而「手鐲說」只能勉強解釋直徑10厘米左右、略微大於手腕的小型「有領環」，無法解釋直徑20厘米左右、遠遠大於手腕的大型「有領環」[22]。
1982年，山東海陽司馬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遺址出土了「三牙璧」套在「有領環」之外的玉器套裝（圖17）[23]，一舉推翻了夏鼐的錯誤觀點，證明「三牙璧」正是《堯典》所言「璇璣」，「有領環」正是《堯典》所言「玉衡」。
1988年曲石發表《為璇璣正名》一文，2000年王大有出版《三皇五帝時代》一書，都認為司馬台玉器套裝是「璇璣玉衡」[24]。2005年欒豐實發表《牙璧研究》，認為：「能否最終否定牙璧和有領環就是古文獻所載用來『以齊七政』的『璇璣玉衡』，還需要假以時日。」也有學者認為，司馬台玉器套裝僅是孤證，尚難動搖夏鼐的觀點[25]。
司馬台的「璇璣玉衡」玉器套裝，並非孤證。山西芮城清涼寺的廟底溝二期文化（又名「山西龍山文化」）遺址，也出土了伏羲族的「璇璣玉衡」套裝（圖18）[26]，只不過「璇璣」是對應二十八宿四大天區的四牙璧，「玉衡」外緣亦非圓形，這是東夷族「璇璣玉衡」西傳伏羲族產生的變異。
東夷族兩大異形玉器「三牙璧」「有領環」之謎破解以後，東夷族發明的玉制渾天儀「璇璣玉衡」的三大構件組裝方式及其旋轉原理，均已水落石出（圖19）：組裝方式——「璇璣」（三牙璧）套在「玉衡」（有領環）外面，「玉衡」套在「玉琯」（天文窺管）外面。旋轉原理——居內的「玉瑁」不旋轉，僅用於觀星。居中的「玉衡」也不旋轉，其平面是「璇璣」的承托面，其內緣凸起是「璇璣」的穩定軸，確保「璇璣」圍繞「玉琯」平衡旋轉，減少旋轉誤差，提高觀測精度。「玉」言材質，「衡」言平衡，故稱「玉衡」。最外的「璇璣」，三牙對應北極三垣，隨其同步順時針旋轉。「璇」言旋轉，「璣」言幾微，故稱「璇璣」。 《周髀算經》如此記載「璇璣玉衡」的使用方法：
欲知北極樞、璇璣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遊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遊所極，日加卯之時東遊所極。此北極璇璣四游，正北極璇璣之中，正北天之中……春分、秋分，日在中衡……立二十八宿，以周天曆度之法……立周度者，各以其所先至游儀度上……凡八節二十四氣[27]。使用「璇璣玉衡」，首先可以「知北極樞」「正北極璇璣之中，正北天之中」。其次根據「北極」的「璇璣四游」判斷二分二至，「南遊所極」為夏至，「北游所極」為冬至，「日在中衡」為春分、秋分。最後根據二十八宿旋轉到「游儀」上的刻度，測知全年的「周天曆度」「八節二十四氣」。
《尚書·堯典》如此記載堯舜時代的「璇璣玉衡」：
正月上日，（虞舜）受終於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遍於群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後。「璇璣玉衡」後面的八字「以齊七政」「禋於六宗」，乃言北極七星、北斗七星、蒼龍七宿、朱雀七宿、白虎七宿、玄武七宿共計「六宗」的「七政」。「政治」二字的本義：政，即正天象；治，即治萬民。夏商周「政治」的兩大要義：一是使用渾天儀「候氣」，編製符合「氣候」的曆法；二是根據天文曆法，治理天下萬民。
漢代以降的歷代天文學家，曾經反覆論證《堯典》所言「璇璣玉衡」是堯舜時代的渾天儀，姑舉五例。
其一，東漢的馬融——
璇，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日機。衡，其中橫篙。以璇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史記·天官書索隱》）
其二，東漢的鄭玄——
璇璣玉衡，渾天儀也。運轉者為璣，持正者為衡。（《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馬融所言「以璇為機，以玉為衡」，鄭玄所言「運轉者為璣，持正者為衡」，正確解釋了《堯典》所言「璇璣玉衡」的使用方法。馬融所言「機，渾天儀」，鄭玄所言「璇璣玉衡，渾天儀也」，石破天驚地認為堯舜時代的「璇璣玉衡」是中國最早的渾天儀，把渾天儀從公元前後的西漢落下閎、東漢張衡，上推至公元前2200年代的堯舜時代，提前了兩千年，逼近東夷族發明「璇璣玉衡」的龍山時期。
其三，東漢的蔡邕——
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並懸璣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璣窺衡，以知星宿。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史記·五帝本紀》「璇璣玉衡」集解）「懸璣以象天」，明言璇璣（三垣牙璧）的三牙，對應北極天樞的三垣。比馬融的含糊之言「蓋貴天象也」，更加明確。「轉璣窺衡，以知星宿」，正確解釋了璇璣玉衡的使用方法和初始功能。蔡邕所言渾天儀，並非龍山時代的1.0版、堯舜時代的2.0版、西漢落下閎的3.0版，而是其親眼所見的東漢張衡4.0版，即「今史官所用候台銅儀」[28]。「候台」即天文台，「銅儀」即銅製渾天儀。張衡的4.0版銅製渾天儀，「玉衡」「玉琯」已經合一，所以長八尺，徑一寸。
其四，三國的王蕃——
《虞書》（即《尚書·堯典》）稱「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為機，持正為衡，皆以玉為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其器設在候台，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鄭玄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也。（《宋書·天文志》引王蕃《渾天象說》）
王蕃贊成鄭玄的觀點，認為《堯典》所言「璇璣玉衡」即「今渾天儀」的祖型，為「羲和氏」創造。反對漢代經學家對「璇璣玉衡」的錯誤解釋，理由與蔡邕相近，認為渾天儀「設在候台，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意」。王蕃不僅見過張衡的4.0版渾天儀，而且製作了新型的5.0版渾天儀，成為其後各版渾天儀的定製。
其五，北宋的沈括——
以璣衡求極星，初夜在窺管中，少時復出，不能容極星游轉，乃稍展窺管候之，凡歷三月，極星方游於窺管之內，常見不隱。（《夢溪筆談·象數一》）沈括所言「璣衡」，是「璇璣玉衡」的簡稱。所言「窺管」，是張衡以後「玉衡」「玉琯」合一的銅製天文窺管。所言渾天儀，是其親眼所見的北宋蘇頌8.0版渾天儀，並非東漢張衡的4.0版、三國王蕃的5.0版、東晉孔挺的6.0版、唐代李淳風的7.0版。沈括所言「以璣衡求極星」「極星方游於窺管之內」，點明「璇璣玉衡」是以北極為中心、以北斗為核心的觀天工具。
馬融、鄭玄、蔡邕、王蕃、沈括都是精通天文曆法的天文學家，至少親眼見過渾天儀，甚至親手製作過渾天儀，所以都能正確解釋《堯典》所言「璇璣玉衡」，僅因兩千年來未有考古實證，不被經學家們採信。
正如王蕃所言：「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由於經學家們都不精通天文曆法，也沒見過深藏秘府的渾天儀，只能望文生義地胡亂解釋《堯典》所言「璇璣玉衡」，然而兩千年來，經學家們的錯誤解釋壓倒了天文學家的正確解釋，成了權威謬見。幸而考古出土的上古東夷族「璇璣玉衡」玉器套裝，證實了歷代天文學家對《堯典》「璇璣玉衡」的正確解釋，並把中國渾天儀的起源時間從西漢上溯至龍山時代，提前了整整三千年，終結了西漢以降的兩千年聚訟。
龍山時代的1.0版渾天儀，深埋地下四千年而倖存至今。而從堯舜時代的2.0版渾天儀，到北宋蘇頌的8.0版渾天儀，均已化為歷史塵沙。只有元代郭守敬製作的終極版中國渾天儀，亦即9.0版渾天儀，今存北京國家天文台（圖20）[29]。
清代孫家鼐《欽定書經圖說》的「璇璣玉衡圖」（圖21），仿照元代郭守敬的9.0版渾天儀，圖解《堯典》所言2.0版渾天儀「璇璣玉衡」，儘管照貓畫虎，時代錯置，不符合歷史發展的複雜過程，但是再次證明：即使經學家們拒不採信天文學家的正確解釋，但是天文學家始終堅信《堯典》所言「璇璣玉衡」正是渾天儀。
龍山時代的1.0版渾天儀實物，元代郭守敬的9.0版渾天儀實物，以及文獻記載的中間各版渾天儀，清晰呈現了中國渾天儀的五千年發展史。
東夷族的玉器製作和天文曆法，原本落後於黃帝族、南蠻族，更落後於伏羲族，為何能在龍山時代創製1.0版渾天儀「璇璣玉衡」？一是東夷族具有融匯三大外族文化養料的後發優勢，二是東夷族受到了伏羲族天球儀的啟發。
仰韶時代中期（公元前4500），伏羲族製作了1.0版天球儀（圖22-1）。龍山時代早期（公元前3000），西擴南蠻支族接受了伏羲族影響，製作了2.0版天球儀（圖22-2-5）。龍山時代中期（公元前2500），東夷族接受了伏羲族、南蠻族雙重影響，製作了3.0版天球儀（圖22-6-13）[30]。
東夷族受到了伏羲族天球儀的啟發，於是為南蠻族的「玉琯」增加了兩個有助於精密觀星的配件。配件之一「璇璣」（三牙璧），是對黃帝族二牙璧、三牙璧的改造。配件之二「玉衡」（有領環），是東夷族的創造。上古華夏四大族群文化交融的共同結晶，導致了1.0版渾天儀「璇璣玉衡」的問世。
東夷族的觀天玉器「璇璣玉衡」，是融匯三大外族文化養料的產物。東夷族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也是融匯三大外族文化養料的產物（詳見續文《東夷族玉器總論》）。
四、龍山時代觀天玉器：
多孔玉圭，星組定位儀
上古玉器三族的觀天玉器，各有特色，各有所長，也各有不足。黃帝族的四斗旋垣，可以定位觀測北極天樞和北斗七星，但其不足是觀測精度較低，只能大致判斷四季轉換。南蠻族的觀天玉琯，可以定位觀測任何天區，但其不足是僅有單孔，無法鎖定兩顆以上亮星的相對位置。東夷族的璇璣玉衡，可用璇璣三牙鎖定北極三垣，提高了觀測精度，但其不足仍是僅有單孔，觀測範圍仍然局限於北極天樞及其周邊，不能擴大到北極天樞以外的全部星空。
早在先仰韶時期(公元前6000-前5000)，伏羲族已把夜觀星象的範圍，從北極天區擴大到全部星空；仰韶時期（公元前5000-前3000），伏羲族又把地面坐標二十八山投射為天空坐標二十八宿，對全部星空予以精確分區和坐標定位。
仰韶、龍山之交（公元前3000），東擴伏羲支族到達黃河下游，與玉器三族相遇，進入了華夏四族文化交流與文化融合的龍山時代，於是龍山時代的華夏全境，出現了一種按照伏羲族二十八宿的分區需要觀測星組的新型觀天玉器：不規則多孔玉圭（圖23）[31]。
龍山時代的不規則多孔玉圭，出土數量極大。由於是實用觀天工具，所以極其樸素，鮮有雕飾。孔數、孔徑、孔距、孔位全無定製，是上古最為奇特的異形玉器。學術界對其功能做出了種種猜測，普遍認為：上古先民不能打成孔數、孔徑、孔距、孔位相同的多孔，一不小心就會打歪打偏，打大打小，打遠打近。
這一觀點完全無法成立，駁正如下。其一，龍山先民若欲製作孔數相等、孔徑相同、孔距劃一、孔位筆直的有規則多孔玉圭，輕而易舉，證見無數精美玉器。其二，龍山先民為玉器鑽出孔徑不同的鑽孔，必須調換直徑不同的管鑽。鑽孔並非開槍，無法瞬間完成，每一鑽孔，必須鑽磨甚久。假如一不小心拿錯管鑽，打錯孔數、孔徑、孔距、孔位，可以立刻修正位置、調換管鑽，無須將錯就錯、費時費力打通鑽孔，做出毫不美觀的不規則多孔玉圭。其三，假如沒有實用功能，費盡萬難製作毫不美觀的不規則多孔玉圭，就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行為。從古至今的人類歷史，非理性行為固然不少，然而某種特定的非理性行為，多為特定地區的特定民族所為，不可能是不同族群共有的普遍行為，更不可能成為不同族群持之以恆的千年傳統。
龍山時代遍布華夏全境的大量不規則多孔玉圭，決非技術低劣的無意失誤，而是技術高超的有意製作，亦即對應特定星組的星組定位儀。每一星組的星數多少、星體大小、星距遠近、星位正偏都不相同，必須特製一件星組定位儀，所以龍山先民製作了大量的不規則多孔玉圭：孔數多少，對應星數多少；孔徑大小，對應星體大小；孔距遠近，對應星距遠近；孔位正偏，對應星位正偏。
夜觀星象者使用不規則多孔玉圭，就能鎖定特定星組的二維分布，及時發現任何一星的異動：某星偏離孔心或偏出孔外，某星亮度突然提高或突然降低，二星距離逐漸增大或逐漸縮小等等。龍山先民遂從此前的初步認知天象基本恆常，進至深入認知天象偶有異常，甚至發現短期異象的長期規律：某星並非年年出現，而是按照特定周期有規律地出現，比如約12年循環一周的木星，約76年出現一次的哈雷彗星等等。
龍山先民通過使用不規則多孔玉圭夜觀星象，確定了大量星組的二維分布，於是製作了四千年前的最早中國星圖：有些無孔，僅以若干凹坑標示星組的二維分布（圖24-1）。有些鑿有一孔、二孔標示主星，再用若干凹坑標示其餘各星(圖24-2、3)。[32]
作為觀天玉圭的無規則多孔玉圭，衍生出了作為祭天玉圭的有規則多孔玉圭，孔數雖然不同，但是孔徑相同，孔距相等，孔位對稱。正如祭天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於觀天玉琯的觀天功能；祭天玉圭的祭天功能，同樣植根於觀天玉圭的觀天功能（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龍山時代的不規則多孔玉圭和有規則多孔玉圭，學術界統稱「多孔玉刀」。這是缺乏文獻證據、與中國文化脫鉤的錯誤命名，正確命名應為「玉圭」，因為創製靈感來自伏羲族的圭表。
圭表用於晝觀日影，玉圭用於夜觀星象，兩種天文工具的觀測對象、觀測方法、觀測時間全都不同，為何均以「圭」名？首先是玉圭的創製靈感來自圭表。其次是兩者的功能實有相似之處，圭表用於觀測太陽的位置，玉圭用於觀測星宿的位置。
二種不同的天文工具同名，容易搞混。口語區分，加言材質：晝觀日影的天文工具，稱為「圭木」。夜觀星象的天文工具，稱為「玉圭」。書寫區分，採用專字：晝觀日影的天文工具，專字為「晷」，全稱「日晷」。夜觀星象的天文工具，專字為「珪」，全稱「玉珪」。
龍山時代的觀天玉器無規則多孔玉圭，是龍山時代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源頭和基因（詳見續文《龍山玉器總論》）。
五、夏商周觀天玉器：承襲上古，兼收並蓄
中古夏商周的觀天玉器，全盤承襲上古玉器三族的觀天玉器，而以伏羲族的天文曆法體系為基礎，融合了上古華夏四族的天文曆法精華。但是黃帝族通過上古、中古之交的「炎黃之戰」入主中原建立夏朝以後，實行「絕地天通」，嚴禁傳播涉及天文曆法的一切知識和一切器物，觀天玉器屬於「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王蕃），中古文獻基本不記夏商周的觀天玉器，因此本文只能根據考古發現，抉發夏商周的觀天玉器。
考古發現的夏商周觀天玉器，無不承襲自上古觀天玉器。但是夏代尚未被公認為信史，導致龍山文化的下限被延長了四五百年，截至於商代以前。目前考古界習慣上把夏代文物的時間，判定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或龍山文化晚期。將來夏代被公認為信史以後，需要有系統地從新石器時代晚期或龍山文化晚期的文物中，把夏代文物甄別出來。目前還不具備這一條件，因此下文僅以商周觀天玉器為例。
其一，商周的玉琯。夏商周黃帝族承襲了上古黃帝族的「用管窺天」「以琯候氣」，仍以玉琯、玦琯為天文窺管。形制基本不變，僅是增加一些紋飾。
商代玉琯（圖25上排），與興隆窪玉琯（圖2-1、2、5）一樣，也有斜口。斜口便於觀星者的眼睛緊貼玉琯，興隆窪之後四千五百年的商代，由於功能不變，所以形制不變。
周代玉琯（圖25中排，最右者除外）和春秋戰國玉琯（圖25下排）、玉琯（圖25-17）的工藝逐漸精緻，琯身外壁刻有精美的天文紋樣。
江蘇徐洲漢墓出土的雙管玉琯（圖25中排最右），類似現代的雙筒望遠鏡，長達26.2厘米，居於目前所見的中國玉珀長度之最[33]。
長度四五厘米以下的玉琯，可以勉強解釋為組玉佩的管狀珠。但是長度10厘米以上的玉琯，很難解釋為組玉佩的管狀珠。比如殷墟花園庄東地的最長玉琯是10.25厘米，山西潞城的西周玉琯長16.5厘米，江蘇徐洲西漢楚王墓的雙筒玉瑁長26.2厘米，都不可能是組玉佩的所謂「管狀珠」，是裝飾派學者無法逾越的障礙。
從上古黃帝族的興隆窪一紅山，上古南蠻族的河姆渡一良渚，上古東夷族的大汶口一凌家灘，到夏代首都二里頭、商代首都安陽殷墟，都沒有出現用管狀珠編聯而成的西周式組玉佩，因此用西周組玉佩的管狀珠，解釋此前五千年的一切觀天玉琯，犯了以後例前、以今釋古的時代錯誤。沒有理由認為，八千年前的興隆窪骨管、石管、玉琯，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木管、漆管，都是古人以為美觀，可做裝飾品，才費盡萬難加工出來。
更為合理的解釋是，上古的骨管、石管、木管、漆管、玉琯都是天文窺管。中古以後，宮廷職業玉匠的多餘產能被移用於裝飾玉器，才出現了組玉佩的主角「管狀珠」。
其二，春秋的玦琯。目前尚未發現商代和西周的塊管，正如作為玦管截面的玉塊，中古以後也很少見。因為塊管是單星追蹤儀，其觀星功能已在龍山時代被渾天儀「璇璣玉衡」覆蓋，因此龍山時代和夏商周都基本沒有塊管。由於觀天玉器塊管被歷史淘汰，其所衍生的上古祭天玉器玉玦也同時被歷史淘汰，所以玉塊沒有進入夏代祭天五玉、商代祭天六玉、西周祭天六玉。
目前考古發現的中古塊管，均屬春秋時代（圖26）[34]，與興隆窪玦管、紅山塊管一樣，塊管的長度超過耳垂的厚度，是裝飾派學者的「耳環說」無法逾越的障礙。
其三，商周的璇璣玉衡。夏商周承襲了龍山時代、堯舜時代的渾天儀「璇璣玉衡」，仍有大量的璇璣和玉衡。
商代的璇璣，見於河南安陽殷墟的婦好墓和小屯西北地、河南淮陽馮塘鄉、河南羅山天湖、河北藁城台西村等處。周代的璇璣，見於陝西長安張家坡、湖北黃陂魯台、河南浚縣辛村、山東沂水劉家子店春秋墓等處。形制基本承自上古，也有一些新的特點。
商代璇璣以三牙為主(圖27 -1-7)，有些璇璣的三牙有六個扉齒，呈「業」字形，便於觀測星宿的細微移動。吳大瀲的《古玉圖考》的璇璣也有同樣的扉齒（圖26-8），當屬商代三牙璇璣。但是目前發現的西周三牙璇璣沒有扉齒(圖27-9、10)。
商代的四牙璇璣（圖27-11、12）和春秋的四牙璇璣（圖26-13），承自上古伏羲族，對應二十八宿的四大天區。
商代另有上古沒有的五牙璧（圖27-14），西周承之（圖27-15），對應黃帝族的「五行說」[35]。
商代的玉衡，見於中原的河南安陽殷墟（圖28-1），又見於商代中期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圖28-2、3）、廣東深圳大梅沙（圖28-4），又見於商代中期的四川廣漢三星堆（圖28-5-9）、商代晚期的四川成都金沙灘（圖28-10-12）[36]。形制與上古全同，因為玉衡的作用僅是連接玉琯和璇璣，功能長期不變，所以形制也長期不變。三星堆、金沙灘的玉衡全同於上古的玉衡和商代的中原玉衡，是三星堆文化、金沙灘文化承自華夏上古、並非外來文化的重要證據。
商代玉衡有兩個新特點。一是璧面刻有多個同心圓（圖28-1、2、8、9），類似於《周髀算經》的「七間六衡圖」，可能是觀星的刻度。二是個別玉衡器形碩大，三星堆的一件直徑17.5厘米（圖28-7），金沙灘的一件直徑26.4厘米（圖28-12），說明商代渾天儀比龍山時代、堯舜時代的渾天儀更為碩大，也使裝飾派的「手鐲說」徹底無法成立。
目前的考古，尚未發現周代的玉衡，可能原因是周代已把玉衡與玉琯合一，成為後世銅製渾天儀把玉衡、玉琯合一的先驅（詳上第三節）。
如上所言，夏商周承襲了上古的三種觀天玉器，即「天文窺管」玉琯，「單星追蹤儀」塊琯，「渾天儀」璇璣玉衡。
夏商周沒有承襲上古黃帝族的「北極天文儀」旋垣（勾雲形器I型），因為旋垣只能大致判斷四季，不能制定精密曆法，已被歷史淘汰。不過夏商周承襲了「北極天文儀」旋垣（勾雲形器I型）衍生的祭天玉器「玄黿」（勾雲形器Ⅱ型）和「玉帝」（勾雲形器Ⅲ型），詳見續文《黃帝族玉器總論》。
夏商周也沒有承襲龍山時代的「星組定位儀」不規則多孔玉圭，因為夏商周的渾天儀「璇璣玉衡」不斷完善，不規則多孔玉圭的觀天功能已被覆蓋，也被歷史淘汰。不過夏商周承襲了「星組定位儀」不規則多孔玉圭衍生的祭天玉器有規則多孔玉圭和威儀玉器單孔玉圭、無孔玉圭，詳見續文《夏商周玉器總論》。
夏商周不承襲上古的兩種觀天玉器，卻承襲兩種觀天玉器衍生的祭天玉器，是因為觀天技術一旦進步，落後的觀天儀器就會遭到歷史淘汰，但是植根於觀天玉器的祭天玉器，植根於天文曆法的宗教神話，卻會融人文化傳統而萬世長存。
夏商周的兩千年文明，承襲了上古華夏四族的四千年文化。其中的核心部分，就是夏商周的天文曆法及其觀天儀器，承襲了上古華夏四族的天文曆法及其觀天儀器——夏商周的天文台「靈台」，承襲上古伏羲族的天文台「崑崙台」。其上樹立著上古伏羲族晝觀日影的圭表，並用伏羲六十四卦記錄全年圭影（卦象）。其上架設著上古東夷族夜觀星象的渾天儀「璇璣玉衡」，核心部件是上古黃帝族首創、上古南蠻族完善的天文窺管「玉琯」。夏商周玉器的天文曆法之道，以上古伏羲族的天文曆法之道為核心，融合了上古華夏四族觀天儀器的精華，延續著始於上古的全天候天文觀測，保存了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星象記錄，不斷完善中國的天文曆法體系，強力支撐中國的農業文明發展，領先全球數千年，直到農業文明升級為工業文明的近代。
結語觀天玉器屬天文，
祭天玉器屬人文
本文扼要抉發了「玉器之道」的基礎部分與核心內容，即上古玉器三族的主要觀天玉器，兼及中古夏商周承襲上古的觀天玉器，最後簡要概括如下。
其一，上古早期的黃帝族，在興隆窪文化時期發明了華夏最早的天文窺管：興隆窪骨管、石管、玉琯、玦管。上古後期的黃帝族，在紅山文化時期發明了升級版的觀天玉器：旋垣（勾雲形器I型）。衍生出祭天玉器「玄黿」（勾雲形器Ⅱ型）、「玉帝」（勾雲形器Ⅲ型）。祭天玄黿的祭天功能，植根於觀天旋垣的觀天功能。
其二，上古早期、中期的南蠻族，在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時期，接受了黃帝族的玉琯、塊管，但是尚未充分掌握管鑽技術，只能製作小型的玉琯和玦管，於是製作了二三十厘米的木管、漆管。上古後期的南蠻族，在良渚文化時期製作了超越黃帝族玉琯的天文窺管：良渚玉琯。衍生出良渚文化的祭天玉器良渚玉琮。良渚玉琮的祭天功能，植根於良渚玉琯的觀天功能。
其三，上古早期的東夷族，在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時期，由於地理限制和持續海侵的多重影響，文化發展時斷時續，先仰韶時期和仰韶時期一直落後於三大外族。上古晚期的東夷族，在凌家灘文化時期，充分吸收了三大外族的文化養料，實現了文化爆發，發明了華夏最早的1.0版渾天儀「璇璣玉衡」，成為《尚書·堯典》所記堯舜時代2.0渾天儀「璇璣玉衡」的先驅，也是西漢落下閎3.0版、東漢張衡4.0版、三國王蕃5.0版、東晉孔挺6.0版、唐代李淳風7.0版、北宋蘇頌8.0版、元代郭守敬9.0版等等一切中國渾天儀的源頭。
其四，龍山時代的玉器三族，由於華夏西部伏羲族的東擴、華夏南部南蠻族的北擴、華夏北部黃帝族的南擴，在黃河下游區域的東夷族祖地，發生了激烈的文化碰撞和高度的文化融合，產生了以山東龍山文化為核心、輻射華夏全境的龍山文化。龍山時代的主要觀天玉器是作為星組定位儀的不規則多孑L玉圭，雖然中古以後因其觀天功能被升級完善的渾天儀覆蓋而遭到歷史淘汰，但其衍生的祭天玉圭、威儀玉圭，仍然成為夏商周禮玉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玉器。
上古四千年（公元前6000-前2000）的四類觀天玉器，都是發明族群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的源頭、基因，並被夏商周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大量繼承。
儘管上古玉器三族的夜觀星象不晚於上古伏羲族，而且觀天玉器不斷進步，持續升級，日益精密，但是玉器三族只會夜觀星象，不會晝觀圭影，無法不間斷地全天候觀測天象，因而天文水準、曆法水準長期落後於伏羲族。儘管玉器三族已經發現了以北斗七星為核心的全部星象圍繞北極天樞旋轉，但是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唯有伏羲族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根據上古玉器三族的四類觀天玉器，既能窺見玉器三族的天文水準，也能部分窺見玉器三族的曆法水準，然而天文與曆法儘管高度相關，畢竟屬於不同層面，未必完全同步。天文是曆法的基礎，所以沒有相應的天文知識，不可能創造相應的曆法，但是具有相應的天文知識，未必產生同等水準的曆法。曆法水準不可能超越天文水準，卻可能落後於天文水準。
探索「玉器之道」，亦即玉器三族的天文曆法之道，首先必須根據玉器三族之觀天玉器的觀星功能，判斷其相應的天文曆法水準；其次必須根據觀天玉器衍生的祭天玉器、威儀玉器、裝飾玉器，判斷其相應的天文曆法內涵，這是後續論文的內容。
注釋：
[1]圖1-1、2，采自《白音長汗》第311、91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o圖1-3、4，采自楊虎：《內蒙古放漢旗興隆窪聚落遺址1992-發掘簡報》，載《考古》1997年第1期。
[2]圖2-1、2，采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內蒙卷）第13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興隆窪觀天玉琯，A長3.5厘米（以下計量單位均為厘米，不再標出）、B長3.6。圖2-3、4、5，古方主編：《中國傳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4、37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長6.3，外徑2.3，長6.2，直徑2.3。圖2-5，《中國民間藏玉精品特集》第17頁，[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圖2-6，采自《遼寧阜新縣查海遺址1987-1990年三次發掘》，載《文物》1994年11期。圖2-7，采自《白音長汗》第309頁。
[3]圖3，采自楊虎、劉國祥、鄧聰主編：《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第189-191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07年版。
[4]圖4-1、2、3、4，興隆窪M118、M142玦琯，采自《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第9頁。圖4-5，興隆窪塊瑁傳世品，現藏遼寧省博物館，采自《中國傳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3頁。圖4-6，查海塊瑁，采自郭大順：《紅山文化玉器鑒賞》（增訂本）第3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5]圖5，興隆溝M4眼內玉玦，采自《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第118頁。
[6]圖6，《牛河梁》下冊圖版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7]圖7-1，赤峰敖漢旗小古力吐遺址北斗七星岩刻，敖漢旗博物館前館長邵國田先生髮現，2015年10月6日邵先生在現場指給我看，照片攝於現場。圖7-2，赤峰敖漢旗城子山祭壇北斗七星岩刻，圖7-3，牛河梁遺址斗形布局，采自孫小淳、何駑等：《中國古代遺址的天文考古調查報告——蒙遼黑魯豫部分》，載《中國科技史雜誌》2010第12期；文中還提及黑龍江雙鴨山市炮台山遺址的魏晉時期北斗七星岩刻。
[8]圖8-1、2，采自《牛河梁》第37、92頁，出土於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14號墓，[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版。
[9]引自《說文》段注。《淮南道訓》又名《九師易》，專言伏羲象數易，異於《周易》義理易。伏羲象數易之「氣」，專指氣候。地球氣候變化，源於全部天象圍繞北極天元旋轉。
[10][12]圖9—1、2，浙江塔山玉瑁，浙江河姆渡玉瑁；圖9-3，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上古玉瑁；圖9-4、5，日本三引遺址玉琯、日本桑野遺址玉琯；采自《玉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第132、133、134頁。
[11]圖10-1、2、3，江蘇祁頭山馬家浜文化遺址玦琯，《土器起源探索——興隆窪文化玉器研究及圖錄》第127頁。圖9-4、5，江蘇圩墩馬家浜文化遺址塊瑁，采自葛金根：《馬家浜文化玉玦小考》，載《東方博物》2006年第9期。
[13]圖11-1、2，河姆渡髹漆木管，A型1式筒形器T17(4)：23，《河姆渡》下冊彩圖37，[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圖11-3、4，餘姚鯔山木管，采自《浙江餘姚市鯔山遺址發掘簡報》，載《考古>2001年第10期。
[14]圖12，良渚玉瑁24例，1-6采自《反山》，7- 24采自《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
[15]圖13，石家河觀天玉琯，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第140頁，[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16]圖I4，采自《凌家灘玉器》第114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17]圖15—1，紅山文化二牙璧，遼寧大連四平山出土，采自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二冊第44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版。圖15 -2，紅山文化斗魁豬三牙璧，遼寧大連長海縣大長山島吳家村出土，采自《長海縣廣鹿島大長山島貝丘遺址》，載《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圖15-3，江蘇新沂市花廳遺址出土，采自《花廳》第27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15 -4，山東海陽市司馬台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東卷第35頁。圖15 -5，山東安丘老峒峪採集；圖15 -6，山東膠縣三里河出土；圖15 -7，山東滕縣莊裡西出土；圖15-9，山東臨朐西朱封出土；圖15 -10，遼寧大連文家屯東大山五號積石冢出土；圖15 -11，遼寧大連四平山出土；圖15 -12，遼寧建昌和尚房子採集；圖15 -15，齊家文化三牙璧，陝西神木石峁出土；圖15 -16，齊家文化四牙璧，陝西神木石峁出土；圖15 -17．山西龍山文化四牙璧，山西臨汾下靳出土；圖15-18四牙璧，陝西龍山文化四牙璧，陝西延安蘆山峁出土，均采自欒豐實：《牙璧研究》，載《文物》2005年第7期。圖15-8，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丹土遺址出土，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東卷第30頁。圖15 -13，武漢博物館藏，采自古方主編：《中國傳世玉器全集》（第1卷）第61頁。圖15 -14，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采自常素霞：《中國古代玉器圖譜》第132頁：
[18]欒豐實：《牙璧研究》。
[19][20]《夏鼐文集》（中冊）第4l、20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21]圖16-1，大汶口有領環，直徑12.8，共7件，采自《大汶口考古報告》第102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圖16-2，台灣有領環，采自鄧聰主編：《東亞玉器》（第二冊）第361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年版。
[22]楊建芳：《中國古玉研究論文集》下冊《略論有領環的起源、傳播與用途》（[台北]眾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169頁：「關於有領環的用途，已故的馮漢驥教授認為是釧一手鐲，這個判斷是正確的……至於婦好墓出土的四件形體較大的有領環璧（直徑I5-19厘米），其功能與一般有領環（直徑約10厘米）似有不同。」
23]圖17，山東司馬台璇璣玉衡套裝，采自欒豐實：《牙璧研究》o參看王洪明：《山東省海陽縣史前遺址調查》，載《考古》1985年12期；《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東卷）第34頁。
[24]曲石：《為璇璣正名》，載《文博》1988年第10期。王大有：《三皇五帝時代》第375頁，[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版。
[25]安志敏《牙璧試析》仍然支持夏鼐觀點，見《東亞玉器》第一冊。
[26]圖18，山西清涼寺璇璣（四牙璧）、玉衡，出土于山西芮城清涼寺146號墓和100號墓，均為廟底溝二期。圖片采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第1、3頁。
[27]引自錢寶琮校點：《算經十書》（上冊）第54頁，[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
[28]《後漢書·天文志》注引蔡邕日：「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日周髀，二日宣夜，三日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銅儀，則其法也。」
[29]中國渾天儀的歷代各版，沒有公認的定論，本書所列僅供參考。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今存明代正統四年(1439)仿製的宋代渾天儀複製品，異於北宋蘇頌的水運渾儀，本書未予計人。
[30]圖22-1，伏羲族陶制空心天球儀，姜寨二期(前4500)，采自《姜寨發掘報告》第266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圖22-2，西擴南蠻支族陶制實心天球儀，屈家嶺早期；圖22-3-5，西擴南蠻支族陶制空心鏤孔天球儀，屈家嶺晚期二（前3000），采自《京山屈家嶺》第22、82頁，[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版。圖22-6-13，東夷族陶制空心鏤孔天球儀，薛家崗三期（前2500），采自楊德標：《潛山薛家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載《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
[31]圖23-1，陝西延安蘆山峁七孔石圭；圖23-2，甘肅古浪縣峽口五孔玉圭，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陝西卷、甘青卷。圖23-3、4、5、6，齊家文化五孔、七孔、四孔、三孔玉圭，采自彭燕凝、仁厚：《齊家古玉》，[成都]天地出版社2005年版。圖23-7，山東臨朐西朱封四孔玉圭；23-8．山東五蓮丹土圖四孔玉圭，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東卷。圖23-9，山東龍山文化三孔玉圭，采自《中國傳世玉器精品畫集》第71頁。
[32]圖24，龍山時代多孔石圭星圖，采自《中國民間藏玉精品特集》，第9、7、2頁，[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年版。
[33]圖25-1-10，河南安陽花園庄東地M54出土，采自《安陽殷墟花園庄東地商代墓葬》第446、448、450頁，[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圖25-11-17，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山西卷、陝西卷、北京卷。圖25-18，采自《大漢楚王》第287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圖25-19-27，采自《中國古代玉器圖譜》。
[34]圖26-1-3，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第185頁、山東卷第48頁、安徽卷第99頁。圖26-4，采自鍾華培：《熙墀藏玉》，[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35]圖27-1、2、12．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北京卷）第123頁，（河南卷）第113、53頁。圖27-3、4、5、9、10、13、14、15，采自欒豐實《牙璧研究》。圖27-6、7、11，采自古方主編：《中國傳世玉器全集》（第一卷）第84、85、86頁。圖26-8，采自吳大澂：《古玉圖考》，[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
[36]圖28-1-12，采自《中國出土玉器全集》河南卷、江西卷、廣東卷、四川重慶卷。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