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研究】張廣翔、李振文：俄國保守主義的實質與變遷——關於理查德·派普斯俄國保守主義的研究
俄國保守主義的實質與變遷
——關於理查德·派普斯俄國保守主義的研究
作者：張廣翔，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
李振文，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來源：《俄羅斯研究》2016年第6期
【內容提要】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派普斯對俄國保守主義的研究，是對俄國政治文化傳統的總結之作，對中國的俄羅斯學界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他認為，俄國保守主義的實質就是擁護專制制度，而俄國專制制度的性質是君主的家長制統治，即國家與君主一體，君主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於君主，國家機構只是君主的私人機構，而未發展成為公共機構。理查德·派普斯分析了數百年間俄國保守主義思想的變遷，認為它是俄國的主導政治思想。俄國1861年改革後，民族主義和反虛無主義成為俄國保守主義的重要內容，自由主義則演變成獨特的自由保守主義。但是政治鬥爭的激烈化導致政權與社會的鴻溝加深，自由派與保守派無法合作，帝制最終傾覆。派普斯對俄國保守主義的分析具有相當的深度，認為俄國社會的發展程度太弱，是導致專制主義強化的根源。但是他並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對俄國保守主義的認識比較狹隘，而且對俄國專制制度在現實中的政治活動及其與社會的相互關係的認識太過簡化。對於俄國保守主義的歷史與現實，學者們還需更進一步地理解與闡釋。
【關鍵詞】理查德·派普斯 俄國 保守主義 專制制度 自由主義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學者和政治家對俄國保守主義的理論和歷史的關注迅速增長，帝俄時期和俄僑中的保守思想家的著作紛紛出版並且多次重印。特別是普京當政之後，不少政界人士和政黨都開始從俄國保守主義經典作品中為自己的政策尋求思想資源。在這種背景下，保守主義研究在俄羅斯逐漸熱絡，其標誌便是2004年聖彼得堡大學保守主義研究中心的成立和一批有分量的著作的問世[1]。
著名波蘭裔美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埃德加·派普斯（Richard EdgarPipes, 1923-）撰寫的《俄國保守主義及其批評者：政治文化研究》[2]一書，顯然與當今俄羅斯國內保守主義的升溫有密切關係。作者說，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人像1917年那樣迅速放棄民主制度，轉而屈服於「強人之手」以尋求保護，讓他再次關注俄國的保守主義傳統[3]。但追溯起來，派普斯對俄國保守主義思想的研究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開始了。1959年，他翻譯出版了19世紀初俄國著名歷史學家Н.М·卡拉姆津關於俄國保守主義的經典宣言——《俄國古代近代史報告》[4]。這份奏摺在促使亞歷山大一世放棄自由主義政策、罷免М·斯佩蘭斯基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後來，派普斯歷時十餘年，為著名思想家彼得·司徒盧威撰寫了兩卷本的傳記，研究他從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經自由主義轉變為保守主義者的思想歷程[5]。1970年，派普斯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第十三屆國際歷史學大會，提交的論文是《19世紀下半期的俄國保守主義》[6]，引起了較大反響。該文雖然名為論述19世紀下半期，實際上勾勒出了從莫斯科公國時期至20世紀初俄國政治形勢和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的大致變遷。該文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並為35年後出版的《俄國保守主義及其批評者》所繼承。它的缺點是太過簡略粗糙，而且，將俄國保守主義按時間順序分為教會保守主義、貴族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保守主義和官僚保守主義四大類，則顯得過於機械和武斷。1974年，派普斯發表了研究俄國政治史的專著——《舊制度下的俄國》[7]，認為俄國從未發展出私有財產的傳統和國家與社會相互協作的傳統。20世紀80和90年代，派普斯的學術興趣轉向蘇聯史，撰寫了大量關於俄國革命的著作。2007年，派普斯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獎章。
《俄國保守主義及其批評者》是作者歷經數十年的學術積累而對俄國保守主義從16世紀初到斯托雷平時代數百年歷史的總結。而何為保守主義？在派普斯看來，「保守主義」這個概念在不同國家的政治文化中有著不同的意義，而正是這種文化決定著保守主義要保守的是什麼。在俄國，保守主義的精髓就是專制制度，它是得到政府高層和主流輿論堅決支持的基本管理思想。「保守主義，即堅決要求不受法律和議會限制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是俄國政治思想史的主導方向」[8]。這樣，本書的任務就成了揭示俄國選擇專制統治的歷史原因和保守主義思想家們為專制制度辯護的依據。本書中，專制制度的「批評者」，指的是以某種方式企圖限制君主權力的思想家或國務活動家，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者和自由保守主義者。因此，派普斯將本書界定為結合思想史與具體社會政治制度的研究著作。
一、俄國專制制度的形成及其特徵
要理解俄國保守主義，必須分析俄國專制制度的特點。保守主義是對俄國政治制度的邏輯回應。理查德·派普斯在本書俄文版序言中說，他一直在思考，為何俄國人會拒絕民主、公民自由和法律至上？為何俄國傑出的知識分子和國務活動家都斷言，俄國必須臣服於專制權力，否則就會滅亡？為何俄國人在面臨自由和秩序的選擇時大多會選擇秩序，而將自由視為混亂和犯罪？還有，自從彼得改革以來，俄國的文化、藝術、經濟、軍事都開始西方化，為何政治卻沒有這種改變？派普斯相信，俄國支持專制統治的保守觀念在政治文化中已經根深蒂固。他認為，要追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回溯到俄羅斯國家形成之初的情況，並考察東正教和蒙古人統治對俄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一）俄國專制制度形成的條件及其與西方的差異
在論述俄國專制制度之前，派普斯首先概括了西歐政治制度的特徵，並且將二者進行比較。
派普斯認為，歐洲君主制的形成得益於三種因素的綜合：羅馬帝國的遺產、蠻族佔領者的文化和天主教會。在羅馬帝國時代，國家與社會的概念已經區分，形成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合作的局面。在蠻族部落，首領沒有無限的權力，而是實行集體議事制度；在畜牧業和農業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土地私有權，成為無限王權唯一無法逾越的障礙；國王的權力不僅屬於他本人，他也有自己的義務。天主教會則要求按照教義統治。除此之外，歐洲政治傳統因為封建主義和城市公社的出現而得到鞏固：領主與封臣之間的契約關係後來演變成為立憲統治制度，而城市自治保護了民眾的財產所有權，形成公民權利制度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西歐專制王權，雖然剝奪了民眾的政治權利，但不會侵犯基本的民事權利和財產。而且國家管理的不是原子化的單個的人，而是由享有一定權利和承擔一定義務的等級組成的社會。這樣，西歐王權在出現之初就受到思想和制度的許多限制。西歐的君主專制是與封建割據相對立的概念，並不意味著絕對主義和暴政。西歐的民主革命只不過是傳統原則——「涉及所有人的事，應該由所有人討論並得到所有人同意」——的恢復和擴大[9]。
但是俄羅斯國家形成的條件卻與此不同。首先，派普斯認為，國家的穩定和自由與國家的規模和外部安全成反比，俄國廣袤的領土和易受侵犯的邊境產生了中央集權管理的趨勢。在外部威脅之下，國家驅使除了貴族以外的所有階層為國服役，這樣就不可能存在獨立於國家之外的團結合作的社會，其結果是俄國全民皆被奴化。
其次，俄國沒有形成作為公民權利基礎的土地私有財產。在農村，農民在廣闊的土地上遷徙無常，沒有土地財產的概念，認為土地就像空氣和水一樣是上帝所賜，由大家共同使用。在城市，市場關係發育程度低，大多數市民從事農業勞動，被固定在城市，禁止遷徙，也沒有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權。貴族雖然擁有領地，但領地並非他們的私有財產，而是君主為換取貴族的服役而賞給他們的報酬，貴族只能臨時掌握它們。隨著諾夫哥羅德共和國被莫斯科公國吞併，那裡的私有財產也隨之消失。
再次，俄國未能形成西方那樣能夠限制君權的貴族。從起源上看，西方貴族起源於佔領者，而俄國貴族則由被莫斯科公國佔領的其他公國的統治者和王公衛隊組成，他們要聽命於莫斯科沙皇。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農民的遷徙，貴族的土地缺少勞動力，為了將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開始了農奴化進程，農奴制將貴族與君主聯繫起來，迫使貴族不得不放棄政治野心 。貴族機構——波雅爾杜馬和縉紳會議都沒有立法權，其成員並非選舉產生，而是沙皇召集的，參加會議是一種義務而非權利。因此，與其說它們是民眾的代表，不如說是沙皇官僚機構的附屬物[10]。1722年《官秩表》的實施，讓所有貴族無論出身都要供職服役，廢除了大貴族的概念，各類貴族開始融合。
派普斯還批評說，俄國貴族只考慮自己的私利，因此未能對君主製造成任何威脅。在1730年因彼得二世突患天花病逝而造成的皇位繼承危機中，以Д.М·戈利岑為首的秘密委員會提請安娜登上皇位，並提出一系列限制君權、加強貴族參政的條件。但是大多數貴族仍然支持絕對君主制，反對秘密委員會，結果他們獲得勝利，大貴族派被鎮壓。派普斯認同司徒盧威的看法——1730年危機是決定俄國的政治命運的關鍵事件，它促使君主與貴族達成妥協：君主給貴族特權，貴族則遠離政治。到1785年，唯一有能力限制君權的等級——貴族就被君主一步步地收買了[11]。
最後，與西方天主教會不同，俄國的東正教會完全依附於國家。東正教會本來擁有與王權分庭抗禮的強大經濟實力。蒙古人在統治羅斯的240年間實行了宗教寬容政策，免除了修道院的賦稅，而將負擔轉移到其他階層身上。因此寺院土地所有制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僧侶們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耕地。但是另一方面，教會開始腐敗，他們依靠剝削農民維持奢侈的生活，作風腐化。因此，圍繞寺院土地所有制和基督教原則，在1500年前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沙皇瓦西里三世支持了官方教會的利益訴求，而官方教會則在瓦西里三世離婚案中全力支持沙皇。在這種情況下，政權和教會形成聯合，俄國的神權政治癒加發展。為了依靠政權保護自身利益，官方教會宣揚政權的神聖來源，支持沙皇權力無限，主張教會依附於王權。派普斯總結道，15世紀末至16世紀中期，俄國出現了兩種政治思想，一是承認外在權威，二是追求內在使命和精神。結果外在權威戰勝了內在精神，這決定了俄羅斯國家和俄羅斯教會未來幾個世紀的發展[12]。
尼康改革是將教會置於國家之上的一次嘗試。他主張沙皇不是宗教首領，無權干涉教會事務，相反，牧首有權干涉沙皇。改革的失敗造成教會的分裂，到彼得一世時期教會已經喪失了殘存的獨立性。隨著牧首制的廢除和正教院的設立，俄國的政教關係得到徹底解決——教會成為國家行政部門的一部分。
（二）俄國專制制度的特點
從俄國統治者的三個名號可以看出，俄國專制制度有兩個特點：一是無限王權，二是「家長制統治」（патримониальныйхарактер）。
1480年，伊凡三世登基時接受了「專制君主」（самодержавец）的稱號。它的本義是與「封臣」相對的、獨立於任何外部權力的統治者，從16世紀中期開始有「權力無限的統治者」的含義。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自稱「沙皇」（царь），代表著俄國統治者開始追求帝國權力。按照拜占庭的理論，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基督教皇帝。伊凡四世接受沙皇稱號表明，俄國統治者至少企圖成為整個基督教世界的領導。
不過派普斯看重的是俄國君主制性質的另一面，即家長制統治。而要理解這種家長制（或曰父權制），則需追溯到俄國君主權力的起源。以往，俄國統治者使用的是「君主」（государь）一詞。它出現於1470年，起源於與「奴僕、奴隸」相對的「老爺、主人」（господин,господарь, государь）等稱呼。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說法，「государь」顯示了「自由民個人對非自由民（即奴隸）的統治權……因此，領主所有制近似普通的個人所有制……封建領主與其說是領主社會的政治統治者，倒不如說是他領地上的民事治理者」[13]。派普斯認為，這種定義是理解俄國專制主義的家長制性質的關鍵。
在推翻蒙古人的統治之前，羅斯大公只有私人權力而沒有國家權力。在他的封邑範圍內，大公不是政治統治者，而是私人所有者。在此之後，他們繼續將領地視為繼承而來的私產，大公對它的控制就像對待其他的財產一樣。「國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一詞也由「主人」（государь）演變而來，表明公國只是大公的私有財產。因此領地既是封地，又是公國，也是私產。在社會關係上，大公將公國的一切視為自己的財產，不允許社會特權和私人財產的存在；所有人都是大公的奴僕，他們只有義務沒有權利，在這一點上是平等的。在政治制度上，直到莫斯科公國時期，最高權力仍然是私有的。大公按照私法繼承國家，國家財產與大公的私人財產之間沒有區別，國家的總體政策完全體現了私人領地關係。「在宮廷管理中，大公是擁有君主權力的領主；而在地區管理中，他是擁有領主習慣的君主」[14]。
派普斯認為，俄羅斯國家的家長制特徵，使俄國統治者不僅像西方的國王一樣負責立法和徵稅，而且還阻撓私有產權的出現和等級的形成，以防止對君權的威脅。沙皇和官員們不會將社會視為獨立於國家、擁有自身利益和願望的組織，也不會對其承擔起責任。在他們眼中，「人民」是因為國家的存在而存在的，他們唯一的職責就是服務於國家。
在西方，作為制度的國家和作為人的統治者早在羅馬帝國時期就已經區分開了，但是在俄國，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俄羅斯國家從未獨立於君主本人而單獨存在。Ю·薩馬林曾經批評尼古拉一世政府在波羅的海省份的民族政策，沙皇告訴他：「您既是向政府進攻，也是向我進攻，因為政府就是我，我就是政府，這都是一體的。儘管我聽說您將我與政府區分開來，但是我不承認這一點。」[15]在俄國，國家與君主密不可分，社會與國家密不可分，君主本人就代表一切，所有人都依附於他，他就是唯一的政治現實。除了最高政權之外，沙皇不承認任何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沙皇不會關心臣民的需求和願望，也不可能讓他們干涉國家事務和參與國家管理。派普斯說，「這種世界觀是根深蒂固的，它經歷了莫斯科公國時期，一直延續到帝國和蘇聯時代。」[16]任何人都無權關心國家整體利益，這是沙皇的特權。派普斯認為，由於統治者不需要甚至拒絕民眾的支持，他們經常感到恐懼，這種恐懼感又促使他們和保守思想家將專制制度作為保障外部安全和內部穩定的唯一手段。
二、18-19世紀中期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鬥爭
派普斯認為，俄國保守主義思想形成於15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在伊凡四世時期，出現了主張擴大王權、維護專制制度的思想家。而伊凡雷帝也堅稱，俄國君主有獨裁的傳統，權力分散必然導致毀滅。彼得一世時期俄國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政治理論。彼得雖然是行動家而非理論家，但他也提出「共同幸福」的理念，並由此引出包括沙皇在內的所有人都必須為國服務的思想。不過在實踐上，彼得一世仍然按照傳統的個人繼承原則來治理國家。直到費奧凡·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年）運用政權與社會的契約理論為彼得一世撰寫《君主確定國家繼承人自由法典》，俄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維護沙皇專制合理性的政治理論。而且普羅科波維奇還是第一個運用歷史依據為專制制度辯護的思想家。他強調：「俄羅斯民族的本性是只有通過專制統治才能保護自己，如果採用了某種其他統治方式，它就不可能維護自身的完整和幸福。」[17]
18世紀下半期啟蒙思想大量傳入俄國，促進了俄國自由主義的形成，出現了第一個西方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Н·帕寧（1718-1783年）。他支持憲法體制和保障公民權利，主張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他提出建立帝國委員會，主張擴大貴族的政治參與來限制君權，但是遭到貴族保守派的反對而失敗。當時大貴族的代表是М·謝爾巴托夫（1733-1790年），他堅決捍衛大貴族的利益，批判《官秩表》，認為世襲貴族應該壟斷對農奴、土地和外貿的特權，最高統治者應該與他們共治國家。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人非常推崇孟德斯鳩，但她也只是選擇性地對待他的著作，她頒布的《聖諭》明確表示，「俄國君主是專制君主，因為其他任何權力形式都不可能管理如此巨大的國家……任何其他形式的統治對俄國來說不僅是有害的，而且會最終毀滅它」[18]。
雖然亞歷山大一世宣稱繼承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執政方針，但派普斯認為他並不堅定。亞歷山大一世堅持啟蒙理想，但不願割捨權力。他成立了秘密委員會，企圖擴大參政院的權力，但沒有成功。他的自由主義理想無法落實，沒有任何結果，到統治的後期愈加反動。起初亞歷山大一世重用М·斯佩蘭斯基（1772-1839年），支持他主持改革。斯佩蘭斯基繼承帕寧的思想，提出政府要獲得輿論的支持，要符合時代精神。他認定沙皇專制必將衰落，未來將走向共和；認為必須要限制統治者的權力，使其從獨裁轉向孟德斯鳩意義上的真正的君主制。限制皇權的手段就是法律，皇權名義上仍然是無限的，但只保留立法權，而將執法權和司法權剝離出來。他提出成立國家杜馬以商討所有法律，國務會議制定條例，各部負責執行，參政院負責司法。他的改革方案只得到了部分實施，而且他無力觸動兩個最重要的問題——沙皇專制和農奴制。與斯佩蘭斯基同時代的保守主義者Н·卡拉姆津雖然認同共和制是更好的統治方式，但斷言它不適合俄國。他的《俄國古代近代史報告》是一份經典的保守主義宣言。他依照歷史經驗，認為俄國適合絕對君主制，他警告亞歷山大一世，削弱專制對俄國是致命的危險，而每當專制遭到破壞的時候，國家就陷入混亂；他反對將法律置於沙皇之上，認為法律只是皇帝下面的官員制定的，他們根本無許可權制皇帝；沙皇就應該大權獨攬，不能將權柄交諸他人，否則便會招致內鬥；多災多難的俄國只能適合專制制度，自古以來便是這樣，沙皇也無權改變。卡拉姆津的思想後來被亞歷山大一世所認同。1818-1819年亞歷山大政府制定了立憲方案，宣稱「國家權力是不可分割的，它集中於君主本人。君主是帝國內民事、政治、法律和軍事權力的唯一來源」[19]。
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俄國的保守主義更加強化。原先接近十二月黨人的普希金（1799-1837年）也由自由主義的支持者轉變為保守主義者。派普斯認為，普希金從文化和傳統的角度認同專制制度，支持高級貴族，支持書刊檢查和強化思想控制。尼古拉一世時期，俄國政府第一次擁有了自己的官方意識形態——「官方民族性」三原則，С·烏瓦羅夫最初提出它作為教育原則，但它成為尼古拉一世政府在革命形勢下加強統治的思想基礎。此時出現了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爭論。按照派普斯的說法，П·恰達耶夫（1794-1856年）在後來已經改變了對俄國的負面看法，成為君主主義者，要求政治穩定。而斯拉夫派主張專制制度不應該干涉個人生活，而給其完全自由，這就啟發了後來的自由保守主義者將專制制度與公民權利思想結合起來。派普斯認為，支持專制制度的宗教保守主義者果戈理與激進的別林斯基之間的爭論，是俄國社會分裂的開始。
總而言之，從18世紀至19世紀中期，支持專制的保守主義佔據主導地位。1730年的皇位繼承危機、葉卡捷琳娜二世和亞歷山大一世初期的立憲協商均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俄國的臣民只有義務而沒有權利，不存在平衡國家權力的社會，只有一些爭權奪利的幫派，他們互相攻擊，無法聯合，因此對自由和人身權利的追求只限于思想領域，無法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派普斯認為，只有掌握財富的有產者的聯合才能限制政府權力，而俄國政府掌握著大部分財富，商人階層弱小，地主和農民互相爭鬥，都需要得到君主制的支持，因此給了政府無限的權力。
三、改革後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
農奴制廢除以後，俄國實行了一系列涉及農村和城市的改革舉措，國內形勢也發生巨大變化。這對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俄國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處於「辯證關係」之中，它們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著對方，不理解這種相互關係便無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個。
（一）保守主義
對於保守主義來說，改革後的專制制度不再僅僅依靠貴族和官員，其統治基礎擴展到全民，於是保守主義思想中出現了新的因素——民族主義。派普斯認為，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的俄國保守主義是世界主義的，而19世紀中期以後的保守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甚至是沙文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舊的保守主義者不會反對西方，他們認為自己本身就屬於歐洲，他們只是想與歐洲大國平起平坐。而在斯拉夫主義的影響下，新的保守主義者們認為俄國比西方更優越，西方反而是有害的。他們堅持反西方主義，認為俄國的弊病來源於歐洲和歐洲化的俄國人。
其次，專制制度開始依靠民眾，不再把貴族視為主要支撐力量，因此19世紀下半期的俄國保守主義者大多成了反貴族主義者。在18世紀晚期至19世紀初，保守主義者遵從孟德斯鳩的說法，認為「沒有貴族就沒有君主」，主張君主與貴族聯合。但是農奴制廢除以後的新保守主義者，除了卡特科夫、法捷耶夫、列昂季耶夫等人之外， 都是反貴族主義的，因為他們將貴族視為最西方化的，認為最高政權應該依靠廣大民眾，應該與農民而非精英聯合。
複次，激進主義對保守主義產生了重大影響。19世紀60年代，激進主義侵染了年輕人的頭腦，被保守派稱為虛無主義。虛無主義者認為，一切思考與活動的最終意義就在於一勞永逸地解決人的吃飯穿衣問題，其他的一切文學藝術都一文不值。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們要求摧毀一切傳統、價值和制度，於是走向了烏托邦主義和恐怖主義。改革後，革命者的恐怖活動接連不斷，但實際上適得其反，大多數人轉而反對恐怖災難，支持專制制度。對此，保守主義者指責虛無主義割裂理論和生活，脫離現實土壤，認為虛無主義的根源在於西方化運動割裂了受教育階層與民眾之間的聯繫。他們將虛無主義和恐怖主義視為知識分子的特徵，反對知識分子的「左傾」思想。
1863年波蘭起義被保守主義者視為西方對俄國的進攻，激起了俄國人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專制制度的支持。М·卡特科夫（1818-1887年）是民族主義社會輿論的代表，波蘭起義也成為他的政治思想的轉折點。卡特科夫原本是個自由主義者，60年代初成為最早反駁虛無主義的人，在1878年查蘇利奇案件之後，卡特科夫徹底轉為右派，認為知識分子是俄國災難的根源。為此他號召專制制度不必迎合社會輿論，而是要加強專制力量，並且批評政府在與異見思想的鬥爭中不夠堅決。對他來說，專制制度就是俄國歷史不容置疑的事實，是「現實的現實」[20]。
堅決反對虛無主義的還有著名作家Ф·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派普斯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首先是政治小說，探討道德原則和虛無主義的後果，他的偉大不在於政治分析，而在於思考激進主義暗藏的心理實質。陀氏認為虛無主義是知識分子脫離民眾、信仰缺失的後果，宗教的衰落導致了恐怖主義活動，「在喪失信仰的心靈，對人類的愛只會生出對人類的恨」[21]。他是堅定的專制制度支持者，認為問題的解決之道不在於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要求的社會制度的變革，而在於人的內心。這也是保守主義者的典型立場。
改革後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是Ю·薩馬林（1819-1876年）和А·阿克薩科夫（1823-1886年）。薩馬林在廢除農奴制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認為國家的強盛在於社會的活力。在改革後的立憲提議之爭中，薩馬林認為俄國只存在兩種正面的歷史力量：民眾和專制沙皇。專制制度是俄國的傳統，是適合俄國的統治方式，其他的任何形式都會導致暴政。在農民文化水平低下的時候，憲法包含的多數原則只能依靠貴族施行，必將導致欺世盜名的「偽憲法」[22]。他反對貴族特權，認為應該在專制制度範圍內施行地方自治，讓農民參與政治，為未來的立憲做準備。阿克薩科夫是與卡特科夫齊名的政論家，也跟薩馬林一樣支持反貴族的保守主義和反猶主義。在大改革期間，他提出俄國只有無知的人民，而不存在社會，因此國家要發展民族文化，倡導言論自由，同時國家還不應干涉社會的活動。1863年波蘭起義之後，阿克薩科夫轉變為民族主義者，後來他越發激烈，成為公開的反猶主義者和熱情的泛斯拉夫主義者。
К·波別多諾斯采夫（1827-1907年）作為亞歷山大三世的老師和正教院總監，對政府的影響無人能及。他堅決要求政府不應該向社會輿論讓步，而應該實施毫不妥協的反動。在М.Т·洛里斯—梅里科夫主政的時候，以波別多諾斯采夫和卡特科夫為代表的保守派以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的三級會議為例，反對召開國民代表機構。亞歷山大三世即位之後，波別多諾斯采夫促使沙皇否決了洛里斯—梅里科夫提案，並且為沙皇起草了即位詔書，要求厲行專制，鞏固皇權。他不僅為沙皇提供反動原則，而且還提出具體建議，他籠罩俄國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結果為1905年革命的爆發準備了條件[23]。
К·列昂季耶夫（1831-1891年）是一個風格獨特的思想家。他可以稱為斯拉夫派，但與真正的斯拉夫派有所不同。他反對民族主義和反西方主義，但也不是西方派。他是突厥主義者，用拜占庭主義反對泛斯拉夫主義，號召重建拜占庭帝國。他認為，文明的實質在於其豐富的多樣性，只有專制統治才能保證這一點，而自由民主只會帶來整齊劃一。在達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史觀影響下，列昂季耶夫提出文明發展的三段論，認為社會主義將會帶來暴政，只有專制制度才能讓俄國免於歐洲的命運，只有使用暴力才會讓國家免遭分裂。總之他不是典型的俄羅斯知識分子，影響有限。
（二）自由保守主義
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都要求改變現狀，但前者希望通過革命摧毀現存制度，後者希望在現存制度框架內通過和平手段進行改良。俄國的自由主義出自西方，其支持者大多為西方主義者，儘管有的也認同斯拉夫主義的某些觀點。因此俄國的自由主義是外來的、次生的，缺乏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那樣的深厚基礎。派普斯將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俄國自由主義的活動分為兩個階段：1855-1895年，自由主義遵循溫和的保守主義路線，通過犧牲民主來換取公民權利；1895-1917年，認識到公民權利與專制制度無法共存，於是開始政治行動[24]。
派普斯認為，羅曼諾夫王朝的最高政權是自由主義改革的主要源泉。歷史上彼得一世、彼得三世、葉卡捷琳娜二世都進行過深入的改革，而亞歷山大二世一紙命令，就讓上千萬農奴獲得自由，這也極大地提高了專制制度在自由派中的威望。由此出現了獨一無二的「自由保守主義」學派，他們拒絕政治民主，並希望專制君主奠定自由制度的基礎，並期待進而會催生出立憲制度。而廣泛傳播的黑格爾歷史哲學也為這種觀點提供了理論依據。在他看來，「現代世界的自由是中央集權國家取得勝利和教育得到普及的結果」[25]。俄國自由保守主義的主要理論家是К·卡維林（1818-1885年）和Б·齊切林（1828-1904年）。
卡維林的政治觀點在大改革期間非常流行。他是「國家學派」的創始人，強調國家在俄國歷史中起主導作用，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而在西歐則依靠社會團體和個人。俄國的一切發展是自上而下的，而歐洲則是自下而上的。專制制度是俄國管理的天然形式，在歷史緊急關頭俄國人都會依靠它。卡維林相信，俄國歷史是向前發展的，是有意義的，它會導致人的解放。而這種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是專制國家。因此，他反對通過立憲制度削弱皇權，他認為立憲是「完全沒有依據的……在民間缺乏堅實的基礎」[26]。
齊切林是19世紀俄國最著名的自由主義理論家和自由保守主義學派的領導人。他的理論將自由原則、權力原則和法律原則結合起來。他支持曼徹斯特自由主義和公民權利，同時也支持專制制度。他認為自己的「保守自由主義」與所謂的「反對派自由主義」不同，他反對後者不承認任何權力、將必要的國家機構和官員視為專政的看法。他反對放縱的自由主義，認為自由的極端發展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因此需要強大的政權。他一方面不同意俄國社會主義者對農民的理想化和對歐洲文明的詛咒，另一方面認為社會主義必然會造成殘酷的暴政。不過在亞歷山大三世開啟反改革時代之後，齊切林轉而否認專制制度能夠推動自由，並斷言改革後的俄國無法在未改革的政權之下生存，無限的皇權帶來災難，唯一的道路就是限制皇權。
派普斯認為，俄國的自由保守主義是抽象的、不切實際的學說。他們希望不受限制的君主制會尊重公民權利，這是脫離現實的。專制政府不可能促進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實現，反而將其視為障礙。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俄國自由主義運動開始激進化，其領導權也轉移到了地方自治局手中。
（三）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
19世紀下半期，隨著地方自治運動的日漸興盛，官僚制度與地方自治機構之間的衝突愈發激烈，並引發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鬥爭。
發起於19世紀60-70年代的地方自治改革和城市杜馬改革，準備並不充分，政府希望自治機構協助管理教育、醫療等非政治類事務。不過，自治機構的活動方式與官僚機構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被後者視為異己，雙方陷入了經久不息的衝突之中。正如С.Ю·維特所言，「官僚機構與自治機構之間存在著全面的根本性的矛盾」：「在專制國家中，地方自治與政府或者說最高當局之間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政府權力的基礎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君主意志，是人民代表的無限的自主的活動。而地方自治遵循另一種原則——它是受君主及其所信賴之人監管的民選代表的活動。」[27]專制政府擔心自治機構的聯合會有反政府傾向，便加緊控制。1890年的地方自治反改革，使其附屬於官僚機構。這讓地方自治局認識到，與官僚機構的合作是不會有結果的，因此開始轉向政治領域，並且尋求全國性聯合。這讓沙皇政府如芒在背。
保守派大臣С.Ю·維特（1849-1915年）對地方自治局頗為反感，他認為，沒有高效的官僚機構，專制制度是不可能維持的，而地方自治局的存在擾亂了行政部門的活動，只有中央集權才能管理和控制俄國，才能維持其大國地位。1895年，面對地方自治機構的參政請求，登基不久的尼古拉二世宣布，他將繼承乃父遺志，維護專制制度，不允許地方自治局參與國內管理。在派普斯看來，沙皇政府的這一舉動是在向俄國社會的溫和派宣戰，這是一次致命的失誤，將溫和派推到了激進派一邊。從此地方自治運動開始分裂，大多數人強調只有立憲才能救國，小部分人仍然堅持原來的自由保守主義立場。前者的代表人物是П·司徒盧威（1870-1944年），後者的代表人物是Д.Н·希波夫（1851-1920年）。前者認為不徹底的改革就會出現革命，因此組織成立解放同盟擁護立憲；後者為了維護君主制而反對立憲，主張成立諮議性的代表機構，而非立法機構。到1905年，自由主義運動正式分裂成兩派，大多數跟隨立憲派成立立憲民主黨，少數人成立10月17日聯盟。
維特堅決反對立憲運動，他在1904年說，「如果在恐怖主義活動的影響下最高政權考慮給俄國一部憲法，那這就意味著俄國的終結。俄國承受不起歐洲意義上的憲法。帶有議會和普選的憲法將導致無政府狀態，並毀滅俄國。」[28]但是1905年革命讓他違背了自己的觀點，他知道沒有別的選擇——他在尼古拉二世簽署十月宣言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從此俄國開始有了憲法和議會。但是儘管如此，自由派還是拒絕了他的入閣邀請。這表明，社會與政權之間的鴻溝太大了，已經無法合作。
П.А·斯托雷平是俄羅斯帝國最後一位傑出的保守主義者。他是一位堅定的君主主義者，但認為君主制是不斷發展的。他一方面用暴力鎮壓革命運動，另一方面實施改革以剷除革命的「深層原因」。他的改革綱領是讓權利和私有財產成為國家的基礎，他希望通過廢除村社、培育農場主，為專制制度再造根基。但是他的活動得不到君主的支持，同時他的強硬鎮壓措施也招來自由派和激進派的敵對。斯托雷平的行動遭到杜馬的掣肘，使他不止一次遭遇組閣難題，不過他也將杜馬視為政府的執行機構而非真正的議會。他的改革方案，除了農業改革之外都失敗了，而他本人也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敵意。這說明，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隔閡已經無法消除，俄國已經不能找到平衡點，只能在紅與黑的兩極之間搖擺。
四、總結與評價
筆者認為，派普斯的《俄國保守主義及其批評者》是一部簡明而深刻的俄國政治思想史著作。它雖然主要研究俄國保守主義的思想與根源，但實際上涉及俄國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形勢的演變，還展現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激進主義思想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鬥爭的關係。因此，這部作品的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作者在勾勒、引用和評論時常有獨到的新鮮見解，令人眼前一亮。
要描繪五百年間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眾多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和變遷軌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派普斯參考了大量的史料和研究資料，但並不掉書袋，而是行文簡潔，觀點明了。他旁徵博引，但又引用得恰到好處，這充分顯示了作者駕馭史料的強大功力。他將自己的見解融入歷史敘述之中，既不拖泥帶水，又有很強的可讀性。
更重要的是，派普斯將思想文化與歷史現實結合起來，展示了俄國保守主義的實質和歷史變遷，針對為什麼在俄國盛行支持專制制度的保守主義提出了自己有深度的解釋。他指出了俄國政權的性質——源自於中世紀的家長式統治，即君主認為國家主權與自己的財產是一體的，而從未將俄羅斯國家從私人機構變為公共機構。而且這種統治方式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農民的好沙皇觀念便是明證。農民將沙皇視為國家的主人，不反沙皇，而是借沙皇的名義反對地主。派普斯認為，要實現廣義的自由、政治民主和公民權利，需要民眾之間相互信任，存在共同利益。但是俄國社會缺乏這些條件。民眾指望政權保護自己，賦予其不受限制的權力，為了安全穩定而拒絕自由。因此，「只要實際中的沙皇、皇帝、總書記、總統等等沒有破壞他在民眾意識中『真正的君主』的形象……他就可以安枕無憂」[29]。從根本上說，這是因為俄國社會發展程度太弱，不可避免地導致專制主義強化。這就是俄國的命運。
不過，筆者也認為，本書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第一，派普斯對俄羅斯歷史的闡釋並沒有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立場，而是按照「西方標準」看待俄國。這種方式毫無疑問有存在的權利，因為俄國文化（特別是在彼得改革之後）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但是這種標準的極端化就會造成對體制的不正確認識。作者武斷地將西方文化作為自由主義的典型，同時分析俄國的現實與這一模式是否相符，最終導致他對俄國歷史的認識出現了偏差。例如，派普斯將西歐中世紀與莫斯科公國對立起來，以尋找俄國與西方發展路徑之所以不同的原因。這種差異確實存在，但並不是像派普斯所描述的那樣形成了對立面。莫斯科沙皇並非像派普斯所言那樣不關心民瘼；東正教會雖然主張神化王權，但同樣主張王權也要受到東正教規的制約，沙皇也將維護東正教作為首要任務。在莫斯科公國時期，如果君王違背了基督教義務，教會便有權指責王權。這種習俗連君王也得尊重。
第二，派普斯對俄國歷史的認識是以自由主義思想為基礎的，在這一思想的引導下，作者難以避免地誇大了作為對立面的俄國政治制度的專製程度。例如，他對莫斯科公國時期專制王權的描述是明顯誇大了的。首先，作者選擇了性格暴虐的伊凡四世作為專制君主的代表，並沒有選擇17世紀經由選舉或者縉紳會議推薦的沙皇，這是具有誤導性的。其次，作者僅僅從字面意思上理解王權的「無限」，並沒有考慮莫斯科沙皇的權力在實際中受到的限制。這種限制也許不是明文規定的，但確實是存在的，那就是一些制度性和習慣上的約束，這種約束甚至比法律的約束力更強。再次，作者粗率地否定了貴族機構波雅爾杜馬和縉紳會議制約王權的作用。實際上，政府的所有重大決策都有波雅爾杜馬的參與，只有一般性的事件才由沙皇自主決斷。波雅爾杜馬是僅次於沙皇的最高司法機關，許多案件都由其全權審議。因此波雅爾杜馬是一個限制皇權的非官僚機構，這種限制貫穿於整個17世紀。縉紳會議的職權範圍很廣，負責審議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儘管縉紳會議同西方國家由各階層代表組成的議事機構有著本質的差別，但它仍不失為限制皇權的代議機構[30]。
第三，派普斯對某些問題的認識並不到位。首先，派普斯對俄國保守主義的理解過於狹隘。在本書中，他基本上將保守主義等同於支持專制制度的思想，以此串聯起眾多保守主義思想家。但實際上，俄國保守主義的思想要豐富得多，例如：俄國要走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東方的自主之路，俄國要追求強大而完整的國家，加強東正教會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承認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等等[31]。這也就導致作者對保守主義其他方面的思想認識不足，例如斯拉夫派。對於這一重要思想流派的敘述薄弱，也是本書的一個缺點。其次，對於改革後的國家與社會，派普斯沒有注意到兩者之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社會力量開始崛起，公民社會開始形成。而且作者對專制制度的適應性和活力估計不足，沙皇政府在改革事業和社會經濟發展中取得了重要進步，也並非像作者認為的那樣已經成為孤家寡人。因此，對於俄國保守主義的歷史與現實，還需學者們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與闡釋。
[1]近年來研究俄國保守主義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有：ГросулВ.Я, ИтенбергГ.С, ТвардовскаяВ.А, ЩациллоК.Ф, ЭймонтоваР.Г.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XIX столетия. Идеологияи практика. Москва, Прогресс – Традиция, 2000; Христофоров И.А.?Арист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опозиция Великим реформам （конец 1850 –середина 1870-х гг.）. М. ООО. ?ТИД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 РС""?,2002; Минаков А.Ю.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Воронеж: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ронеж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1;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клопедия / отв. ред. В.В. Шелохаев. М. РОССПЭН, 2010.
[2] Pipes Richard, Russian Conservatismand Its Critics: A Study in Political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2005.俄文版見Ричард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иегокрити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кулитуры. М.: Новоеиздательство,2008.
[3]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7,12.
[4] R. Pipes, Karamzin』s Memoiron Ancient and Modern Russia: A Translation and Analysis, Cambridge, Mass.,1959.
[5] R. 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ruve,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Richard Pipes, 「Russian Conservatism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Nineteenth Century」, Slavic Review, 1971,Vol.30, №.1, pp.121-128.
[7] Richard Pipes, Russia underthe old regime. 2-edition, London. Penguin book, 1995.
[8]Ричард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7.
[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6.
[10]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39-40.
[11]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8.
[12]Там же. С.64.
[13]В.О.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各階層史》，許昌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第57-58頁。
[14]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43.
[15]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7.
[16]Там же. С.44.
[17]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81.
[18]Там же. С.99.
[1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11.
[20]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64.
[21]Там же. С.178.
[22]Там же. С.169.
[23]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80.
[24]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7.
[25]Там же. С.201.
[26]Там же. С.203.
[27]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09.
[28]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194.
[29]Ричард Пайпс. 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и его критики. С.228.
[30]鮑·尼·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下卷，張廣翔等譯，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18頁。
[31]Русски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середины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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