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是德國歷史的必然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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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帝國的最後十四天》，(德)約阿希姆·費斯特著，陳曉春譯，新星出版社20 16年1月版，定價：35 .00元。

《第三帝國的興亡》，(美)威廉·夏伊勒著，董樂山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 9 6年4月版，定價：80 .00元。

黃夏自由撰稿人，上海

德國歷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第三帝國的最後十四天》譯成中文不足十萬字，探討的卻是德國歷史傳統與民族精神這樣的大問題。當然，費斯特沒有開宗明義談這些問題，而是通過展現納粹德國1945年5月7日正式投降前半個月的高層「實錄」來觸及這些問題的。是年年初，希特勒把指揮部搬入帝國總理府地下防彈室，出入其中的德軍將領、文職專員和後勤人員的口述構成了「實錄」最主要的材料來源。

這些「實錄」給人的一個印象便是隨著戰爭接近尾聲，納粹高層對德國的控制越來越弱。隨著經濟、通訊、情報、軍備等條件與設施的日趨崩壞，以及希特勒與其他高級領導人間的權力鬥爭加劇，組織系統嚴重失靈，照理來說，納粹已無太多優勢資源可以調動並投入戰爭，戰爭也會以相對溫和的方式畫上句號。可為何攻克柏林一役仍讓蘇軍付出陣亡30萬人、德軍陣亡4萬人的慘重代價？為何德國很多地區尤其是如柏林這樣的大城市變成了一座人間地獄，以至戰後初期柏林成為歐洲最負盛名的戰地廢墟旅遊景點之一？費斯特寫道：「直到顯然早已潰敗的帝國進入最後的抽搐前，似乎還有一個左右著的力量在運作，它不僅使戰爭延長，而且讓這個國家完完全全地崩潰。」

我們來看看，這個「力量」所指何物。1944年秋，已經意識到戰爭必敗的希特勒發布了一系列自稱「尼祿命令」的指令，亦即把在東線和西線回撤時多次使用的「焦土」政策也應用到德國本土上。他下令摧毀所有能維持德國人生存的設施，包括工廠和供電設備、下水道、鐵路、橋樑和農舍，貴重的藝術品和歷史建築，以確保其不落入敵軍之手。面對必然產生的大量難民問題，希特勒宣稱必須「瘋狂地進行戰鬥，在目前的情況下，任何顧及百姓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他要求15到70歲的男子全部入伍，違者處以死刑，並抓捕「變節者」，槍斃那些屋頂上插白旗的住家中的所有男子。1945年4月，希特勒拒絕撤離並下令堅守柏林，其時首都水電供應緊張，但「凡用電燒水煮飯的，一律判處死刑」。400萬柏林居民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成了盟軍軍事打擊的靶子和希特勒帝國覆滅前的祭品。

因而問題便是，希特勒為何以「尼祿命令」為榮並不假思索地付諸實施，以及該命令在多大程度上與德國歷史相關？二戰結束以來比較流行的觀點是將希特勒政權視作「德國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產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把希特勒的思想淵源追溯至浪漫主義和古典時代，指出德國的文化既脫離現實又高傲地蔑視政治，「還有存在於社會結構中的非自由元素、極權主義國家反射性作用，以及並不少見的專橫的權力精英們身上顯現出來的嚴重的反動秉性，以至德國的市民階層根本沒有機會發展一種市民階層的自我意識」。一言以蔽之，德國社會和政治結構先天即已蟄伏「前期極權主義」，希特勒不過是其自然而然的產物罷了。

費斯特對此作了保留。他認為在德國歷史傳統與希特勒政權之間作出聯繫，有其意義，但意義不是很大。因為所謂「前期極權主義」並非德國獨有的現象，「幾乎在每一個國家裡，至少是在歐洲大陸的每個國家裡，是找得到可資比較的情況的」。我們充其量只能說，「由於這個國家的特殊發展，反對他(希特勒)崛起的力量喪失了活動能力」，而不能說，由於這個國家的原因使希特勒的激進政策成為必然。那麼，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希特勒的崛起與德國歷史的契合點在什麼地方，以及為什麼比起二三十年代其他與之同樣激進的運動，納粹政權更加激進且慘無人道？

費斯特為我們划出了希特勒與德國歷史之間的契合點，亦即他的崛起呼應了一戰戰敗之後，廣大德國民眾因民族情緒受挫、通貨膨脹導致生活貧困、世界經濟危機造成就業低迷等原因而對魏瑪共和國的強烈不滿。希特勒擺脫《凡爾賽和約》體制、承諾就業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政治綱領和鐵腕手段，迎合了民眾的訴求。費斯特認為，希特勒與德國歷史的契合點就到此為止。或者退一步說，他的領土擴張政策還尚能在德國歷史上找到淵源，但他通過種族清洗建立一個完美烏托邦和新紀元的設想，和認為世界生了病、需要進行血液更新以「拯救地球」的計劃，則「超越了所有迄今為止被稱為帝國主義貪婪性的東西」，與俾斯麥、腓特烈大帝無關，與德國中世紀時期的皇帝們更是扯不上邊。

這為希特勒及其黨羽所獨有而不融於德國歷史的東西，費斯特分析有二，一是希特勒的賭徒性格，他以一己之私慾強加給整個德意志民族，毫無政治責任感可言。第二個東西更為重要，那就是希特勒對德國「民族精神」的濫用。費斯特指出，希特勒「尼祿命令」的實施，與其批判(實則是推卸責任)德國人民在戰爭失利時的「意志不堅、抵抗不力」相關。早在1941年11月進攻蘇聯期間，希特勒就宣稱德意志民族如果「不是足夠的強大和勇於獻身」，它的血「不去為它的生存而灑」，那麼它活該「消亡和被消滅」。1945年3月，他為「尼祿命令」辯護說：「這個民族(德國)被證明是個弱者，未來最終屬於更強大的東方民族。不管怎樣，這場鬥爭以後，留下來的只是劣等人，因為優等人已經被殺害了。」

希特勒對德意志民族恨鐵不成鋼的「愛」，不僅反映其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思想，又隱含著對「民族性」以偏概全的認定(「英勇的悲觀主義」)。要麼是由於無知導致誤判，要麼是有心利用的政治策略，「民族性」都被希特勒賦以一種單向和唯一的內容。其結果就是，統治者拿一個抽象的、人造的、原本就很含糊的概念，去套弄在一個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著不同思想、個性和追求的具體的人身上，並以集體的名義要求犧牲。而實際上，它不過是一些人虛構出來又被另一些人用以綁架全民族的工具，德國民眾的「陪葬」正是它的直接體現。

為「民族性」下定義是一個困難而冒險的舉動，費斯特戲稱其為「將宣傳性的文字加工為小錢幣」，歷史並不久遠而功過尚難釐定。作為一本小書，《第三帝國的最後十四天》沒有展開細說，但其結尾之處，正是我們深入思考的起始。費斯特可謂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