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教育思想對今天的啟迪

在嚴復看來，教育最終的目的，應是改變「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使之成人、立人、達人；成為國民、公民，能夠自立、自治；教育是養成人的第二天性，祛除人性的黑暗和煩惱的過程。

嚴復從英國留學歸國之後，回到母校馬尾船政學堂任教習，一年後，也就是1880年被李鴻章招致麾下，到天津參與創辦北洋水師學堂，在北洋20年，從總教習做到總辦。1905年參與創辦復旦公學，歷任安徽高等學堂和復旦公學監督（校長）。民國肇造，出任北京大學首任校長，後來又任學部名詞館總纂。始終是一位對教育有著深刻思考的教育工作者和領導者，直至今天，他對教育的闡述仍有很高的學習借鑒價值和現實意義，甚至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嚴復首先思及、論及的是國民素質教育問題。嚴復認為國家民族危亡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國民素質——民力、民智、民德低下，為何低下？如何拯救？1895年嚴復集中發表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辟韓》等文章，分析認為國民素質低下表現為腐敗、失德、無知、無戰鬥力，這些正是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皇權專制、科舉制度和八股取士、落後的禮俗、貧窮是造成國民素質低下的幾個主要原因。

尤其是皇權專制，長期實行愚民政策，鉗制人民的思想和智慧，致使中國民智進步緩慢，國家競爭力衰退。其具體表現，最主要的就是科舉制度和八股取士，其害是錮智慧，損民智；壞心術，敗道德；滋游手，生蠹蟲。

因此提高民德、民力、民智，嚴復的解決之道，是需要引進西學：西方民主、科學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其具體內容是包容萬象的群學，即社會學，主要是斯賓塞之學。嚴復的目標是以群學對中國國民進行系統的社會啟蒙和社會教育，以科學思維改造國民性，改造中國人民的思維方式，提升民力民智民德。具體舉措有：政治上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京師設立議院，郡縣公舉守宰。教育上廢科舉與八股，興辦新式學校，普及教育。風俗上改善中國飲食居處方式，當務之急是禁煙、禁纏足；提倡女子教育是提高國民教育的重要途徑。提倡辦報，以溝通中外和上下，集思廣益，提升民智。開路開礦興實業以救貧，大力倡導實業教育。

隨著社會的演進，嚴復教育思想的重心由社會教育轉移到學校教育。戊戌變法雖然遭到鎮壓，但部分新政還是得到推廣，新式學校在中國社會開始廣泛興辦，嚴復開始大量論述學校教育。作為教育學和學校教育概念的德育、智育、體育，嚴復是最早的提出和推廣者之一。

嚴復認為，民力是國家富強的基礎，體育是智育、德育的基礎，智育重於體育，而最重要的還是德育。嚴復呼籲普及基礎教育，提高國民文化素質。普及的目標，就是人人識字。人民不識字，「則上流社會，縱極文明，與此等終成兩橛」。教育、科學與文化不能普及的結果是社會分裂，不能同心協力。嚴復認為德育是成人之目的，智育僅是其輔翼。德育內容具有穩定性、永久性，甚至永恆性。

嚴復認為，德育屬於情感，智育屬於理性。教育的目的在於煉成強健的體質，養成情感和理性的和諧，成為一個身心和諧的人。文藝是養成情感的重要途徑，是德育手段。德育屬於感情範疇，所以道德說教難起作用，必須訴諸感情才能有效。

嚴復認為，中國教育傳統只有德育，而無智育體育；重德育卻並不得法；只有藝術，而無科學。就智育而言，在思維上演繹多於歸納；重知識積累而無心靈與思維開拓；重書本知識而輕實踐；重前人古訓而不重當今現實；信傳言而不體察；習慣於聽話、從眾，而不善獨立思考。嚴復的這些論述在今天的教育實踐中，仍能夠看到其嚴重的流弊。

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在嚴復看來，應是改變「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使之成人、立人、達人；成為國民、公民，能夠自立、自治；教育是養成人的第二天性，祛除人性的黑暗和人生的煩惱的過程。

中國傳統思想在教育目的論上本無偏頗，可是歷史事實卻出現偏差，讀書做官論佔據了中國人的頭腦幾千年，嚴復用正確的教育目的論對之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中國自古至今，所謂教育者，一語盡之曰：學古入官已耳！」

嚴復的教育目的論在於成人、立人，而對其「人」的具體要求，在民族危亡的時代背景下，肩負著救弱救貧救亡的時代使命，有著鮮明的時代色彩。這些論述的確能夠振聾發聵。

關於教育內容，嚴復提倡西學、外語與舊學並重並舉。教育內容總是在教育目的這個指揮棒指引下選擇的結果。救亡圖存，需要引進西學，這個西學包括科學和自由民主，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念存在於西方的人文社會科學之中。嚴復認為要原汁原味地學習西學，必須精通西文。

為糾傳統教育舍士無學、學古入官之弊，嚴復主張「農工商各業之中，莫不有專門之學」，強調推廣實業教育，即推行近代科學和工商管理。其主要內容在1906年於上海商部高等實業學校的演講《實業教育》有詳細表述：實業教育矯正科舉教育，消除科舉教育留下的後遺症；實業教育貴在培養職業自豪感，樂業奉獻的精神。要讓學生認識到實業救國的意義；實業是干實事的，所以實業教育貴在實踐；求精勤，求堅毅忍耐，所以要求筋骨強健，因此更應注重體育。

甲午戰爭失敗後，嚴復十分激憤，教育思想有全盤西化的傾向，對中國傳統教育內容多有貶斥。戊戌變法失敗後，嚴復的激進思想有所改變，對中國舊學有了更多的溫情和敬意，提出「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

民國後嚴復進一步回歸傳統，發表演說《讀經當積極提倡》，又向參政院提相關提案。然而，嚴復的舊學，非食古不化的舊學，而是西學視野觀照之下的舊學——「自他之耀，回照故林」，是用新法教學的舊學。

嚴復受斯賓塞的影響，遵從天演進化規律，提倡自然教育的教育方法。自然教育方法實際是一種注重實證的科學方法，注重自我教育和自我發展，即自得。學生自得並不意味著教師不用作為，啟發與引導要求教師有更高的能力。

學生個性和天資各異，不同年齡段也各有特徵和演進規律，嚴復在《美術通詮》案語中稱：「天之所賦各殊……必即所優之天分而培之。」嚴復與斯賓塞一樣都反對死記硬背，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求異創新。

作為首任北京大學校長，嚴復的辦學目標是向世界一流大學看齊，意識到在當時難以企及，但心存夢想。在辦學方針上他主張尊重多樣，兼收並蓄，廣納眾流，開啟蔡元培辦學思想之先河。嚴復主張的北京大學課程設置，體現了辦學思想的開放性：「大學文科，東西方哲學、中外之歷史、輿地、文學，理宜兼收並蓄，廣納眾流，以成其大。須所招學生於西文根柢深厚，於中文亦無鄙夷，先訓之思，如是兼治，始能有益。」

嚴復對教科書、對家庭教育和女子教育等專題也有具體深刻的論述，其教育思想豐富而又全面，非本短文所能道盡。福建教育出版社新版十卷本《嚴復全集》在《嚴復集》和《嚴復集補編》基礎上進一步搜集佚文，全面體現了嚴復的教育思想。

（作者系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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