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自：【從萬曆到永曆· 溫體仁獨斗東林黨】
部下如果抱團，領導就會倍感孤獨，任何一個領導都不會允許出現這種情況。
雖然崇禎引用東林黨人打擊魏忠賢集團，但他真正厭惡的是大臣植黨，而不僅僅是「閹黨」，因此，剷除魏忠賢集團以後，東林黨的問題就漸漸突出，引起了崇禎的注意，他把目光投向那些無黨派背景的「孤臣」身上。
崇禎二年三月，崇禎帝在文華殿單獨召對周延儒，君臣二人密談了一晚，會談的內容旁人不得而知。不難想像，與領導的關係達到私聊的地步，提升是指日可待的，一些大臣得知此事，心生嫉妒，上疏彈劾周延儒，試圖阻止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周延儒也上疏力辨，得到皇帝的「優詔褒答」。年底發生的己巳事變，對東林黨人的打擊很大，促成了無黨派新興力量的崛起。
危機面前，東林黨人盤根錯節的關係使崇禎倍感孤獨，加大了他對東林黨的負面看法，他開始大力提拔啟用政治清白的新人，周延儒和溫體仁這兩個無黨派人士迅速崛起，12月，周延儒在己巳事變的銷煙中火線入閣，半年以後，一直與東林黨人作鬥爭的溫體仁也進入內閣，他的入閣與他在己巳事變中及其後積極清算當事的東林黨人有關。
溫體仁認為，己巳事變是東林黨人遼東經略袁崇煥和內閣輔臣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等人一手策劃的脅和大戲。在當時朝中東林黨人勢力龐大，沒人敢站出來說真話的時候，溫體仁毅然站出來指出這個「皇帝的新裝」。
溫體仁的家書詳細記載了他鬥爭東林黨的整個過程，事變發生後，他上疏揭發「奸黨」，指出事變的實質（後金入犯，是袁崇煥以五年滅虜欺皇上，而暗中與閣臣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密謀議和，勾引後金兵長驅直入，以達成城下之盟）。
他的上疏與袁崇煥下獄不無關係（崇煥之擒，吾密疏實啟其端）。袁崇煥被捕後不久，祖大壽引軍叛逃，崇禎皇帝十分猶豫，溫體仁再次上疏，幫助皇帝堅持判斷（及逆督既擒，奸輔膽落，復挑祖大壽引兵東行，以為怙逆地，吾不得不再疏以堅聖斷）。後來，溫體仁還先後五疏力主殺袁。崇禎誅殺王洽，逮捕袁崇煥和錢龍錫，並最終作出處死袁崇煥、流放錢龍錫的決定，溫體仁上疏起了很大作用。
憑心而論，溫體仁在己巳事變中的表現可圈可點。在東林黨人把持政治和軍事大權，朝中無人敢於挑戰東林黨的情況下。溫體仁奮不顧身，大聲疾呼，進行揭發和抨擊，這種不隨波逐流，敢於和強大的利益集團作鬥爭的精神，十分難能可貴的。
溫體仁的行為也招致東林黨人的報復，一些人恨之入骨，千方百計阻撓他的前程，對此溫體仁表現出了淡薄功名的態度，說道：「不知此時七尺之軀，尚無安頓處，何問功名哉」。不管他是否如他所說的那樣不計個人得失，還是出於表現自己孤忠的形象以博取皇帝的信任，他的做法都應該給予肯定，因為我們不能要求人的動機純而又純，就像我們不能懷疑一個救人的警察是出於職守還是出於立功的目的一樣。
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崇禎三年六月，溫體仁進入內閣，很顯然，崇煥對他在己巳事變中的表現是肯定的。
明史記載：「（溫體仁）為人外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並將其列入《奸臣傳》。然而僅就己巳事變中的表現看，溫體仁似不宜列入奸臣傳，許多結黨營私之人比他更有資格進入《奸臣傳》。至於「外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的問題，我的看法是：對付小人必須比小人更陰險，否則就無法對付小人。我們不能用世俗的觀點來看待政治人物，沒有一個政客會像傻根那樣沒心沒肺，「外謹而中猛鷙」不是問題，「機深刺骨」也不是問題，關鍵看用在哪裡，如果用來對付結黨營私之人，適得其所。
在錢謙益案和己巳事變中，正是因為溫體仁「外謹而中猛鷙，機深刺骨」，才能把搞小動作操縱人事權以及脅迫議和的東林黨人打得滿地找牙，這沒有什麼不恰當的。
錢龍錫玩火自焚
己巳事變是東林黨人闖的一個大禍，清算在所難免。正在砧板上的「閹黨」殘餘想乘機轉移焦點，把矛頭直指己巳事變的「嫌疑犯」東林黨閣臣錢龍錫、兵部尚書王洽。
錢龍錫、王洽與袁崇煥關係密切，在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以及己巳事變這兩件大事發生前後，兩人與袁崇煥書信往來頻繁，在清算己巳事變責任的時候被扯上了關係。
王洽在己巳事變發生的第一時間就被用來殺雞敬猴，所以清算主要是圍繞錢龍錫展開。
御史高捷首先發難，上疏彈劾錢龍錫是己巳事變的幕後人物，錢龍錫應聲落馬，被免職。崇禎命令錦衣衛掌印官劉僑就「斬帥」「主款」兩事審訊押解在獄的袁崇煥。很快，劉僑的審訊報告出來了，結論是：「斬帥一事則龍錫與王洽頻以書問之崇煥，而崇煥專斷殺之；而「主款」一事，則崇煥頻以書商之洽與龍錫，而洽與龍錫未嘗許之」。接到劉僑呈上的供詞，八月十六日，崇禎在平台召對群臣，宣布了處決袁崇煥的決定，同時令廷臣議錢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之罪。
九月初三，三公九卿諸臣在中軍都督府開會公審錢龍錫，審議的結論是：袁崇煥殺毛文龍，雖錢龍錫啟其端，但兩次致書袁崇煥，有「處得妥當」「處得停當」之言，其意不專在誅戮可知。因此，斬帥自屬袁崇煥之過分舉措。至於講款，是袁崇煥首倡，錢龍錫始則答以「在汝邊臣酎量為之」，繼則答以「皇上神武不宜講款」。總之，兩事皆自為商量，自為行止，錢龍錫雖不該承擔責任，但以輔弼大臣關係疆場安危之大事，而不能抗疏發奸，罪責難逃，但人在八議，寬嚴當斷之宸衷。
從上述兩份報告我們可以看出，錢龍錫有以下三條罪行：
第一，私交邊臣。按照明代法律，朝臣不得結交邊臣，以免威脅皇權。錢龍錫不僅結交袁崇煥，而且聯繫非常密切。當然，作為東林黨成員，他們連結黨都敢，當然更不會把這項制度放在眼裡。正是因為東林黨人布列朝堂，且有錢龍錫、王洽等人在朝中做奧援，袁崇煥才敢做出如此膽大妄為的事情。
第二，錢龍錫在殺毛文龍這個事情上表現非常積極。劉僑的報告說他「頻以書問之崇煥」，而群臣公審的結論認為他「啟其端」。兩個報告都指出錢龍錫在殺毛文龍一事上非常主動，結合袁崇煥赴任之前，錢龍錫主動上門找袁崇煥「低徊私商」時，袁崇煥有關「入其軍，斬其帥，如古人作手，臣饒為也」的講話，有理由相信，誅殺毛文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中東林黨人追殺「閹黨」的延續，所以代表東林黨的錢龍錫才會表現得如此積極。而對於袁崇煥來講，除了這個目的以外，還有為脅迫議和掃除障礙，取信於後金的目的。
第三，錢龍錫明知道袁崇煥策劃脅迫議和卻知情不報。當袁崇煥「頻以書商之」的時候，錢龍錫和王洽沒有及時阻止袁崇煥的做法，也沒有及時上報皇帝，而是採取了放縱的態度，作為身居要職的輔臣，難辭其咎。正如群臣審議的結論中所說：「錢龍錫以輔弼大臣關係疆場安危之大事，而不能抗疏發奸，罪責難逃。」
因此，崇禎毫不猶豫地降旨：遣錦衣衛緹騎逮捕錢龍錫。十二月，錢龍錫從松江府的家中被逮入詔獄。幾經周折，最終錢龍錫免於一死，在關押了很長時間以後，於第二年五月被發配浙江定海衛充軍，直到明朝滅亡，才重獲自由。雖然錢龍錫確實有問題，但是針對錢龍錫的攻擊動機並不單純。攻擊錢龍錫的大多是親「閹黨」的人員，他們攻擊錢龍錫不僅是針對錢龍錫個人，還有打擊東林，為閹黨報仇，進而為閹黨翻案的目的。
就這個問題，我們既不能忽視「閹黨」攻擊錢龍錫的深層次原因，也不能因為「閹黨」有意翻案就忽視了錢龍錫的罪行，釘是釘，鉚是鉚，必須要分得清清楚楚。
崇禎上台伊始，在沒有弄清群臣流品以及黨爭真面目的情況下，就大規模地對黨爭一方進行清洗，本身就是一種錯誤，因此，逆案中不少人覺得冤枉的，企圖翻案的人不在少數，「閹黨」成員翻案有一定的合理性。
翻案行動由淺入深，進行得很婉轉，方式有兩個：
一是試圖重新啟用逆案名單中人。吏部尚書王光永在會推天津巡撫人選時，故意把列入逆案名單中的王之臣排在候選人的首位。御史田惟嘉上疏推薦逆案中人楊維垣、賈繼春，政通使章光岳推薦逆案中人霍維華、徐楊光等人。
二是另立一個針對東林黨人的逆案，對沖之前的逆案。
這兩個方面的努力最終都歸於失敗，原因是：
在人事上，崇禎皇帝不可能拉屎往回坐，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把自己欽定的逆案翻過來的。剛剛入閣不久的周延儒揣摸聖意，也反對起用逆案中人，當崇禎皇帝拿著王光永的候選人名單徵求他的意見時，他說道：「如果王之臣能起用，那麼逆案中的人都可以起用，而魏忠賢和崔呈秀也可以平反昭雪了。」聽了周延儒的話，崇禎更加堅定了決心，無論如何也不會打開起用逆案中人的口子。在另立逆案上，「閹黨」人員計劃從兵部發難，但是兵部尚書梁廷棟關鍵時候反悔，不敢造次，使得計劃中途夭折。
終崇禎一朝，翻案和反翻案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息，這造成了兩個方面的後果：
一方面導致崇禎朝人才缺乏，既使在最缺乏人才的時候，崇禎也決不啟用逆案中人，他頻繁起用新人，結果交了大量學費；
另一方面，由於內訌始終存在，群臣不能齊心協力共赴時艱，這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南明建立以後，兩股勢力仍舊「糾纏不己」，「日費提防」，最終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滿清消滅了南明政權，明朝失去了挽救民族危亡，保持半壁江山的最後機會。雖然崇禎沒有因為東林黨人捅了簍子就給閹黨好臉看，但是他扇東林黨的耳光卻是實實在在的。
崇禎二年十二月，己巳事變發生後，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入閣，不久，韓鑛、李標等東林黨閣臣相繼離職，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閣，不久，東林黨首輔成基命離職，周延儒遞進為首輔。從這些人事變動可以看出，無黨派新興力量正迅速取代東林黨掌握最高權力，這表明經過己巳事變的洗禮，崇禎對東林黨的態度悄然巨變。
周延儒早節不保
雖然溫體仁和周延儒一起對付過東林黨，並在崇禎對東林黨產生疑慮的背景下入閣，但是兩人在人品心事方面，在對待東林黨的態度上並不完全一樣。
周延儒沒有政治立場，是一個政治投機分子和利己主義者，為人機警善變，擅於揣摩聖意，見風使舵。他早年在黨爭中左右逢源，既與東林黨人交好（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姚希孟、羅喻義），又與「閹黨」重要成員馮銓關係密切（與同年生馮銓友善）。
在會推事件中，周延儒得罪了東林黨（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於是東林黨人誤認為他與親閹黨的溫體仁是一夥的。 所以，當崇禎二年三月崇禎帝單獨召見周延儒長談後，東林人士異常惶恐，紛紛對其發起攻擊。
這的確是對周延儒的誤解，會推風波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他並非出於反對東林黨才與溫體仁聯合攻擊錢謙益，他與錢謙益是個人恩怨，由於錢謙益暗中損害了他的利益，他才不得不與其鬥爭。對他來說，沒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一切都從個人利益出發，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結黨不是問題，東林黨也不是問題，他並非不在乎正邪忠奸，但是他對正邪忠奸的態度，要服從他個人的利益。
因此當東林群臣對周延儒發起攻擊時，他發出這樣的感嘆：「諸臣說的都是莫須有的事，指責我的事無非是『想當大官』『為閹黨翻案』，這實在是防我太深，太小看我了。希望不要杯弓蛇影，庸人自擾了」。意思是要撇清自己與閹黨的關係，告訴東林黨人：我不是閹黨一夥的，你們咬錯人了！
溫體仁就不同了，他雖然以無黨派孤臣的面目出現，但事實上他的政治立場是反對東林黨的，因此在錢謙益案和己巳事變中，他才勇敢地站出來挑戰龐大的東林黨利益集團，他是東林的政敵。
兩個人差異巨大，又都不是省油的燈，很快就漸行漸遠，併產生了矛盾。
進入內閣後，周延儒為了固鞏自己的地位，主動修補了與東林黨人關係，並著手建立自己的關係網（門戶）。
建立門戶，網羅門徒的一個快捷方式是主持會試，主試能決定一個考生的命運，明代沒有標準化試題，也沒有機器閱卷，作文的主觀性很強，同一篇文章，說好有一千個理由，說不好也有一千個理由，能否中進士，全憑主考官的大眼一瞟，大筆一揮。 所以那些新科進士必須對主試感恩戴德，視之如再生父母，他們稱主考官為座主，他們都是主考官的門生，在一次會試中得中進士的人稱為同年，他們很容易成為一派，因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再生父母（座主）。因此，通過主持會試，可以將天下名儒網羅到自己的門下，擴大自己的勢力，周延儒這樣的無黨派高官只有權沒有勢，因此他迫切需要主試一次會試，購入一大批潛力股，做一次長線。
然而按照慣例，內閣首輔政務繁忙，主試一事應該交由次輔擔任，崇禎四年春舉行會試之時，次輔是溫體仁，理應由溫體仁主持會試。但是急於擴大門戶的周延儒越俎代皰，剝奪了溫體仁的主試資格，親自出任主試，引起了溫體仁的不滿。
事實上，周延儒之所以如此不要臉，還不完全出於培植自己勢力的考慮，他還要對這次會試進行操作，實現諸多即定的目標。
周延儒的親戚（連襟）陳於泰，老友吳禹玉之子吳偉業（一代名儒，與錢謙益、龔鼎孳並稱"江左三大家"，是婁東詩派開創者）都將參加這次會試。他們都是周延儒要確保實現的目標。在周延儒的操作下，陳於泰廷對第一，而吳偉業則高中會元。
值得一提的是，復社的創始人兼黨主席張溥也參加了這次會試並得中進士。復社是東林黨的分支，在東林被取締後繼承了東林的事業，勢力極其龐大，復社成員，抗清志士夏允彝評論：「時又有復社之名，與東林繼起，而其徒彌盛，文采足以動一時，雖朝論苛及之，不能止也。」
張溥是顧憲成式的人物，而吳偉業又是復社的重要成員，他們都在周延儒主試的會試中脫穎而出，周延儒在次此會試中有提攜東林的嫌疑。
結合己巳事變時，周延儒反對起用逆案中人王之臣一事，有理由相信，此時的周延儒己經倒向東林。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溫體仁和周延儒才徹底的貌合神離，並開始在暗中交手。
應該說周延儒畢竟還是年輕，仕途上過於順利，缺少失敗的教訓，當上首輔後，以為有皇帝寵著，東林撐著，就無所忌憚，在為自己謀利益的道路上，膽子太大了一點，步子邁得太快了一點，以至於在自己的屁股上留下了不少的污跡。
周延儒任用私人，賣官鬻爵，所提拔的大同巡撫張廷拱、登萊巡撫孫元化，都是他的親信，並從他們那裡收受了大量的賄賂。他的哥哥周素儒冒籍於錦衣衛千戶，連他家的奴僕周文郁也都成了副總兵，他的家人縱橫鄉里，佔盡江南美田良宅，激起了民變。
周延儒在工作上除了迎合毫無建樹，在生活上快速腐化墮落，引起了輿論的抨擊，朝臣們在私下談起周延儒的時候，都噁心得想吐，對他的彈劾時有發生。 正在這時山東發生了孔有德叛亂，周延儒所提拔的心腹孫元化在處理叛亂時表現極其低能，把山東局面搞得一團糟，這引爆了人們對周延儒的不滿。
崇禎四年十一月，言官們掀起了一個彈劾周延儒的高潮，言官們把周延儒批成一個「卑污奸險的小人」，周延儒的人則紛紛上疏申救，控辯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口水戰。
在這場戰役中，溫體仁一直在暗中使勁，希望能一舉扳倒周延儒。溫體仁手裡的資源是吏部，吏部尚書閔洪學是溫體仁一手提拔的心腹幹將，唯溫體仁馬首是瞻。雖然溫體仁沒有從正面彈劾周延儒，彷彿只是一個旁觀者，但實際上他一直躲在背後下刀子，在他的授意下，凡是攻擊周延儒的，都得到提拔進步，凡是為周延儒辯護的，都受到壓抑。
周延儒也逐漸看出了其中的門道，他一方面忙著辯解，一方面也指使自己人將火焰引向溫體仁，最後，這場批鬥演變成周延儒和溫體仁兩人的較量，而崇禎則在一邊冷眼旁觀。溫體仁發動太監王坤、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劾周延儒，使他陷入困境，崇禎六年六月，崇禎批准了周延儒的退休請求。
周延儒深恨溫體仁，臨死之前還想咬他一口，朝中的東林黨人也不願讓溫體仁當權，於是兩者聯合起來，試圖阻止溫體仁出任首輔。他們共同向皇帝推薦起用退休在家的前閣臣何如寵，何如寵原先在閣中排名在溫體仁之前，如果何如寵復出，很可能會出任首輔，這樣就能阻止溫體仁的晉陞之路。另一方面，他們指示打手上疏彈劾溫體仁，請求皇上將其罷免。
崇禎看出了周延儒和東林黨人的把戲，他處分了上疏彈劾溫體仁的刑科給事中黃紹傑。何如寵本來就擔心自己不是溫體仁的對手，一直猶豫不決，逡巡於路，看到皇上處分黃紹傑，知道皇上坦護溫體仁，更不敢赴任了。
於是溫體仁取代周延儒成為首輔。周延儒之所以敗給溫體仁，除了以權謀私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他不僅自立門戶，而且還和東林黨保持密切關係。
關於黨爭，明人云：今日之爭，起於門戶，門戶起於東林。
門戶是小規模的結黨，結黨是大規模的門戶。門戶是小團體，結黨是大組織。且不說門戶和黨派中的成員個人流品如何，光就門戶和結黨的形式來看，確實不是好現象。我們說，沒有好的形式，哪有好的結果？沒有好的集體，哪有好的個體？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用考慮其標榜的理念，也不用考慮個人因素，放心大膽地嗤之以鼻就可以了。
崇禎雖然有很多不足之處，但是在打擊門戶和結黨這個問題上一點也不含糊（有過之而無不及）。他一上台，就讓閹黨入土，己巳事變後，又讓東林靠邊，他只用無黨派的「孤臣」。 夏允彝在《倖存錄》中指出：「（崇禎）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東林者，而言路則東林居多。」
可以看出，在閹黨被廢之後，結黨的主要方面來自東林，因此崇禎在用人時多啟用東林的對手壓制東林，自己居中平衡，正如夏允彝所說，東林的反對者掌握實權，東林則掌握監督權（話語權）。
崇禎原以為周延儒也是一個孤臣，所以對他格外器重，讓他當了首輔。在觀看了群臣的口水戰之後，崇禎確信周延儒在結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有虧欠，於是他不得不忍痛割愛，讓周延儒提前退休。事實上，他的內心深處對周延儒還是十分眷注的，因此，若干年後，他又重新起用了周延儒，然而周延儒帶給他的是更大的失望。
大忠若奸
周延儒的家鄉宜興是復社的勢力範圍，當周延儒回到家鄉時，他就掉進了復社這張大網裡。性格投機的他，不可能像屈原一樣「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只能是「淈其泥而揚其波，哺其糟而歠其醨」，與復社打成一片。在朝時，他是張溥的座主，張溥是他的門生，到了家鄉，張溥是他的教父，他是張溥的門徒。周延儒躺在復社這個大網裡盪悠悠的時候，溫體仁則站在朝堂的最高處孤獨地戰鬥著。
東林黨人把各種屎盆子往溫體仁的腦袋上扣去，甚至拿溫體仁的姓氏作文章，將「溫」與「瘟」聯繫起來，利用封建迷信對其進行詛咒。為阻止溫體仁當首輔，刑科給事中黃紹傑向皇帝指出：自從溫體仁進入內閣以來，沒有一年不旱，沒有一天太陽不昏暗，沒有一地不受災，沒有一處不出現盜匪。因此，溫體仁是一個不吉不利之人，應該讓其辭職。
作為文人進行政治鬥爭必殺絕技的民謠，也開始對溫體仁進行「歌頌」，京師民謠中說：「崇禎皇帝遭瘟（溫）了！」另一首名謠更是對溫體仁及其朋友破口大罵：內閣翻成妓館，烏歸王巴篾片，總是遭瘟（溫）。這首民謠以姓氏和籍貫為影射，「烏歸」即烏龜，指得是烏程籍的首輔溫體仁；「王巴」即王八，指的是內閣輔臣四川巴縣人王應熊；「篾片」 的意思是那些陪人念書、下棋、畫畫等幫閑的人，類似於現在的三陪，這裡用來指另一位內閣輔臣吳宗達。
溫體仁、王應熊、吳宗達三人在內閣的關係不錯，因此東林黨人把他們罵作是烏龜、王八和三陪，內閣也因為有這三個人被諷刺為妓館。
東林黨人的書沒有白讀，罵功十分了得。然而不論是市井的歌謠的簡接詆毀，還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彈劾，都沒有撼動溫體仁的地位，也沒有讓他失去皇帝的信任，那些攻擊他的人不但沒有扳倒溫體仁，反而引火燒身，有的被罷官，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被廷杖打死。
溫體仁反擊的方式是「無言的傷害」，一切盡在不言中，手腳非常乾淨，從不露什麼痕迹。
如果他要排擠一個人，他會耐心的等待機會，等到此人犯了錯誤，他就會上去落井下石，這個舉動看上去公平合理，上下都不會產生懷疑。這招叫做「因事圖之，使其機自發而發，上不疑也」，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乘勢而上。有時他會假裝寬宏大量，去為一個人說好話，實際上卻將此人與皇帝忌諱的事聯繫起來，使皇帝更加生氣，從而加重對此人的處罰。這招叫明救暗害。如果他要推薦一個人，他會暗中指使人去提議，他自己再發表見解。總之，無論他做什麼事，都是從暗中出手，從不親自出頭露面。
從某種角度講，溫體仁確實是一個機深刺骨的傢伙，也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東林黨人的圍攻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
在黨爭的浪潮中，官員們經常七上八下，很少有人能坐得穩，而溫體仁卻在相位長達八年之久，這很不容易。更難能可貴的是，溫體仁是在下有一群東林黨人排擠，上有一個換人如換衣的皇帝的環境下取得這一成績的，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當然，機深刺骨只是東林黨人的說法，如果站在溫體仁的角度講，那叫老成謀國。事實上，溫體仁之所以成為政治不倒翁，除了機深刺骨以外，還有一些非常難得的優點。
首先，溫體仁精明幹練，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內閣政務繁忙，刑名錢糧，頭緒繁多。每遇到複雜的難題，眾位輔臣都皺起眉頭面面相覷，只有溫體仁一目了然，從來不出現錯誤和駁改，因此內閣其他的輔臣都很佩服他的敏練。
其次，溫體仁清廉。考慮到自己得罪了東林黨，有許多仇人，一旦被人抓住把柄，他將會死得很難看，因此溫體仁把自己的屁股擦得十分乾淨，從不貪污受賄，就連把他納入《奸臣傳》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認，溫體仁「苞苴（意為賄賂）不及門」。
個人認為，僅憑上述兩點，溫體仁似不宜進入《奸臣傳》，《明史》之所以把一個清廉、能幹的首輔納入《奸臣傳》，恐怕還是受到了被溫體仁打擊的東林黨寫手的影響，實在是有失公允。
東林黨人是好人，所以排擠東林黨人的溫體仁是壞人，這就是《明史》的邏輯。這種邏輯是不要臉的婊子邏輯，是不講理的強盜邏輯，是沒腦子的豬頭邏輯，騙騙上個世紀的人還可以，實在不值一駁。
事實上，打擊東林，正是溫體仁輔政八年的一個政績，這使得明朝的朝政沒有出現一邊倒的局面，從而延緩了明朝的滅亡，而在此過程中表現出的機深刺骨，不是問題。
有人也許會說，溫體仁輔政八年，沒有什麼政績，民變持續發展。事實上，明代的內閣，只有輔政的功能，決策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作為文秘部門的內閣，只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尤其是在軍事方面，更是其鞭長莫及的。
在強勢的、事必躬親的崇禎皇帝手下，溫體仁及其他大臣，更難有什麼作為，讓溫體仁一人對民變的局勢負責，是毫無道理的。溫體仁下台後，明朝政局訊速惡化，接任的首輔無人更是無所作為，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溫體仁在朝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溫體仁馬失前蹄
除了打壓在朝的東林黨人以外，溫體仁對於在野的東林繼承者復社也很「關心」。
復社和東林黨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它們也有兩點區別：一是復社更加註重把持科場，提攜門人；而東林只專註於政治鬥爭，對科場不感興趣。二是復社在政治上更注重控制地方，而東林的重點在中央。由於復社在掖進門人弟子方面「不遺餘力」，大有把持科場之勢，出現了「中式者皆復社之人」的復社現象，對此有人公開說：春秋兩試，「孰元孰魁，孰先孰後，張溥已編定好了」。各地讀書人因此紛紛登名社錄，爭入張溥之門，所有的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入社，哪怕掛個名也好。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來了，投奔復社的人既有「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也有不少「嗜名躁進、逐臭慕膻之徒」。這樣就使復社成員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復社也由讀書會文之地而變為爭逐勢利之所。張溥等人借廣收門徒以控制知識界、把持科場，最終達到左右政權之目的，引起了「執政大僚」溫體仁的厭惡。雙方開展了一場持久戰，這是一場暗戰，文鬥武斗交錯使用。
崇禎六年六月，溫體仁當上首輔後不久，他的弟弟溫育仁指使宜興人吳炳作了一本《綠牡丹傳奇》，影射復社的各種醜惡現象，溫育人還命人將此書改編成劇本，搬上舞台四處演出。
浙江社友對此深感恥辱，他們聯名致書張溥和張采，要求雪恥。二張為此專程奔赴浙江，會見了學臣黎元寬。黎元寬下令毀禁此書，並追究作者責任，將溫育仁的家人逮捕入獄。通過此事，溫體仁感到張溥雖然下野了，但仍能遙控朝政，於是他使出了獨門「溫氏陰招」，派心腹到張溥和復社的基地吳中一帶做官，伺機找到張溥等人的錯誤並「伺其隙而中之」。
這年秋天，太倉歉收，二張寫了一篇《軍儲說》，對救荒政策發表議論，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指責二張「悖違祖制，紊亂漕規」。崇禎七年年底，聽命於二張的黎元寬被撤職，八年七月，批評二張的周之夔也被罷免。周之夔認為自己下台是復社運作的結果，十分氣憤，於是寫了一篇《復社或問》，對復社和二張進行控訴。九年五月，太倉人陸文聲控告二張「倡復社，亂天下」，溫體仁將周之夔和陸文聲的控告送有關部門審議，想藉機興大獄。
復社的基礎工作做得也不錯，提學御史倪元珙、海道副使馮元颺、太倉知州周仲連拒不執行命令，不惜降職，進行保護，使溫體仁的計劃遇到了挫折。
溫體仁沒有灰心，他要讓皇帝親自出面打擊復社。十年二月，周之夔不遠千里從福建入京，呈《復社首惡紊亂漕規逐官殺弁朋黨蔑旨疏》，控告二張和復社諸人的罪行。崇禎皇帝命有關部門「速嚴查具奏」，二張惶恐不己。雙方的持久戰到了攤牌的邊緣，局勢對溫體仁非常有利，就像兩人打乒乓球，一方回球
六月，溫體仁突然被批准離職，一場到手的勝利變成了徹底的失敗。
一向小心謹慎，機深刺骨的溫體仁怎麼會敗下陣來了呢？這還得說到錢謙益，對於溫體仁來說，成也錢謙益，敗也錢謙益。就在打擊復社和張溥等人的同時，溫體仁對老政敵錢謙益也開戰了。崇禎十年，常熟縣衙狀師張漢儒告錢謙益、瞿式耜居鄉不法，作惡多端。這位狀師發揮專業特長，共列舉了二人五十八條罪狀。這些罪名或許並非空穴來風，但是溫體仁運作此事也不是子虛烏有，多部史籍均認為溫體仁在背後起了作用。溫體仁的操作使案件進展迅速，錢謙益很快被投入監獄，但同時他給人留下了把柄，給自己留下了隱患。
錢謙益被投入大牢後幹了三件事：一是寫詩抒發自己憤悶的心情；二是寫奏章給皇帝為自己辯解；三是求助於大太監曹化淳。前兩件事情沒有收到什麼效果，但是第三件事卻扭轉了局面，使他反敗為勝。
曹化淳原本是太監王安的親信，早年曾經到信王府陪伴侍奉五皇孫朱由檢，後又回到宮中。天啟初年，魏忠賢當權後害死王安，曹化淳受牽連被逐出北京，發配到留都南京待罪。崇禎繼位後，將他召還，並委以重任，讓他負責清理魏忠賢時代的冤假錯案，協助查處閹黨，在此後幾年裡，曹化淳因辦事得力，深得崇禎皇帝的信任和倚重，至崇禎十年，曹化淳在宮中的地位已相當顯赫。
王安是東林的人，曹化淳是王安的人，因此曹化淳很快也就成了東林的人。錢謙益曾經給王安寫過碑文，與曹化淳有一些交情，走投無路的時候，他通過師座孫承宗之子求救於曹化淳。
溫體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竟然把槍口對準了曹化淳，向皇帝告發他接受錢謙益賄賂，幫錢謙益脫罪。崇禎當面質問曹化淳，曹化淳十分恐懼，為了證明自己清白，他請求立案調查此事，得到了崇禎的批准。在此後的一段時間，曹化淳以奉旨清查的名義大加搜訪，他掌握的東廠和錦衣衛不久就查出了溫體仁在背後策划了此事。崇禎得知這個消息，一怒之下罷免了溫體仁。
從表面上看，溫體仁倒在了結黨這個問題上，但是政治作為一種集體益智遊戲，沒人能夠真正做到單打獨鬥，有一些幫手，是很難避免的事情，溫體仁下台還有更深層次的背景原因。
在內憂外患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情況下，崇禎將問題原因歸結到群臣不用心任事上，從而走上了治亂世用重典的道路，在借鑒列祖列宗統治經驗的基礎上，崇禎回歸特務統治的傳統，開始注重發揮太監的監督作用。
在治亂世用重典和特務統治的思想指導下，崇禎朝不時颳起吏治風暴，溫體仁倒台僅僅是一個開始。
由於溫體仁的問題不是很大，崇禎對溫體仁仍留有一絲眷注，他雖然辭退了溫體仁，但卻聽從溫體仁的建議，破格提拔溫體仁的心腹薛國觀入閣，很顯然，崇禎是把薛國觀當作溫體仁的代理人。第二年，溫體仁病死，崇禎接到訃聞，深感惋惜，特下旨贈太傅，謚文忠，在崇禎用過的大臣中，極少有能得此殊榮者。
推薦閱讀：
※東林黨：此太監打開城門，使明朝滅國，太監：我告老還鄉已6年
TAG:東林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