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芙·塞吉維克｜《男人之間》序言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維克著,郭劼譯

選自《男人之間：英國文學與男性同性社會性慾望》，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

《男人之間》意圖在兩個主要方面創新。我當時最先想到的讀者是其他女性主義學者。當我開始本書寫作之時，女性主義研究似乎是一種單一工程：那時侯，它的開展還遠遠不夠，因此，以一套數量相對較小的有力公理為依據，來對各學科在整個範圍內進行女性主義的重新架構，似乎有可能，而且也很迫切。作為一個身為作家、喜歡細讀的解構主義讀者，我對於自己被提升到激進主義宏大理論的時代旋風中，感到驚訝、興奮和感激。與女性思想家群體一起奮鬥，帶來予人力量的烏托邦式的宣告，以及持久的、日日更新的振奮——我對此產生了迅敏的反應。同時，就像其他許多女性主義者一樣，我也希望——需要——出現不一樣的女性主義研究。特別是，制度、概念、政治、倫理以及情感上的各種不同的偶然性允諾(威脅?)用一種「乾淨明了」的方式，在以女性為中心的婦女研究領域的發展中，簡潔地排列起來，而在該領域中，研究的主題、框架和政治意義，以及研究者本身，可能都會被等同於女性(the female)——我覺得這種「乾淨明了」的方式具有壓迫性。在參與這些偶然性的同時，我仍然需要儘可能相信一種頑固的直覺，即，有關身分(identity)的細枝末節，與身分、慾望、分析和需求都能被整齊地或中心性地放置的那些地方相比，是更豐饒的研究沃土。

我寫《男人之間》的意圖很清楚，是希望它為女性主義運動——對於與這個運動的認同，我一點問題都沒有——作出複雜化的、反分離論的(antiseparatist)、反恐同的貢獻。這並不是說我認為關於認同(identification)和以讀者為導向的論述風格(address)的移情式詩學(transferential poetics)從來很簡單；它們並不簡單。本書的暗藏的觀點和晦澀影響了各種女性讀者對它的領會，但在當時，更古怪的似乎卻是它與潛在的男同性戀讀者之間那鬼魅般的關係。

幾年後我遇到了邁克·林奇(MichaelLynch)，他是同性戀研究領域長久以來的一位開拓者。他告訴我，他對《男人之間》的第一反應是，「這位女士對很多東西都有很多想法，但她對男同性戀者所知甚少!」他說得沒錯。在寫作《男人之間》期間，我對涉及女同性戀的女性主義文化和批評十分投入，但在真實生活中，我只認識一個公開的男同性戀者。1990年代的今天，學術界已經出現了精細的、行動主義的男女同性戀研究景象，出現了聽得見、看得到的全國性的男女同性戀運動，而且(對我和其他有著各種不同性向的男性和女性而言)，還出現了一個新興的、繁衍極強的酷兒群體，它的直接基礎是各種性別、各種種族和各種性向的定義中發生的認同與慾望的交錯——從1990年代的這種視角來看，很難記起那個遙遠的國度感覺起來是什麼樣的。現在重讀這本書，我常常被迫停下來，為它的許多分析和概括所依據的經驗的薄弱而感到鬱悶。但讓我鬆了口氣，並感到驕傲的是，它的主要動機和任務似乎仍然易於識別。

那個時候，美國學術界已經出現了一場不斷壯大的男女同性戀研究運動(如果回顧林奇主編的《同性戀研究簡報》，可以看到，這場運動有多麼地活躍，同時也多麼地危險)；無數的城市空間中，正在創造出一個極具活力的同性戀解放的文化。因此，我不知道如何解釋，這本書為何依賴了一個更為邈遠的同性戀思想傳統——主要是英國或歐洲的傳統，即傑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蓋·霍昆海姆(Guy Hoequenghem)、保羅·霍赫(Paul Hoch)、馬利歐·梅利(MarioMieli)和阿蘭·布雷(Alan Bray)的著作。這些文本已經出版成書，或有了英譯本(如果原文不是英文的話)，它們是作為經典的、或地位已確認的研究資料而出現在《男人之間》里的，而它們的作者可能——無論《男人之間》如何將他們與當代拉近——已經死了一個世紀。在這本書里，他們是作為一種幾乎是神學式的推測性思考的對象來發揮作用的，而不是作為當下實際中的生命和群體的證據。很明顯，(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本書的年輕作者身上有某種壓抑不住的狹隘。如果我把那種狹隘性描述為不僅量出了她與同性戀男性創造性(gay male creativity)——對它的烏托邦式的啟用成了本書的驅動力——的各個場景之間的距離，而且也是她與它之間那種熱情的、酷兒式的，而且頗為奇異的認同的基礎，是否有道理?

畢竟，對歐美同性戀男性的某種現代身分的創建性敘事——它比巴爾扎克還巴爾扎克——是沿著從狹隘的地方性源頭向大都會式的歸宿而延伸的路線進行的。由於每一個個人故事都始於對酷兒童年的提煉，我們帶著強迫、帶著痛苦，在手頭僅有的鏡子——即原子化了的、以繁殖為目的的、所謂的異性戀的未城市化(pre-urban)或前城市化(ex-urban)的起源性核心家庭——中，錯認了我們自己。這種核心家庭帶來的不恰當的損傷性干預可能會傷害我們，而那些足夠柔韌或足夠幸運，從而存活下來的人，則會獲得生命，一種不同的生命。那種晚到的第二生命，那些新建構的並去自然化了的(denaturalized)「家庭」，那些姍姍來遲、充滿疑

惑、造就出轉化了的或轉化中的自我承認(self-recognition)和他者承認(other-recognition)的機會——產生這一切的場所就是大都市。但大都市是通過吸納來自地方的那些充滿懷疑的能量，而得以不斷重新充員、重新建構的。或者——我換一種更好的說法——大都市吸納了「懷疑」(incredulity)本身的地方性能量。

這本書的作者似乎不太相信男性同性戀群體存在的事實，儘管這本書如此明顯地渴求這樣一個讀者群。這種渴求製造了這種「懷疑」。然而，它也製造了與至少一些讀者之間的一種紐帶力量——這本書自己那種私密的、充滿欲求的、直接的論述風格來自文化權威、性別／性和學科性(disciplinarity)所構成的版圖上一個不尋常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不確定的位置，這些讀者在遭遇這種風格時(在那個邈遠的時刻)，同樣心存懷疑。

痴迷(obsessions)是知識資本最持久的形式。因此，在事後去批評痴迷，或許是愚蠢的做法，儘管這項由痴迷驅動的研究所提供的知識能量似乎顯然在字裡行間也帶著深深的障礙。障礙和凝滯似乎已經成了它的論述風格的特徵，尤其是對許多女性酷兒讀者而言，因為它也引發了她們那充滿懷疑的慾望。實際上，《男人之間》持久地激發著許多讀者的怒火(或許還有其他反應)。對此，我相信幾乎所有有力地運用過它的讀者，都曾依賴過對它的一個幾乎同樣多樣、同樣矛盾的反應譜系。這個領域內那麼多後繼研究的激增和卓越的創造力可以證明——我希望如此——像《男人之間》這樣的非常規的文學研究，有著直接或迂迴的強勁活力。但是，對於已經長久深植於酷兒解讀的多重歷史中的那些持久、精彩的增殖力，思路上的開闊，以及大膽，滲透力，和運動參與，都還有很多論述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