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復興儒學的根本意義: 尋回民族魂

友成導讀 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推動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推動東亞尤其是中國崛起的文化力量又是什麼？儒家文化是東亞文化圈的核心精神，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亟需獲得一種持續支持的精神支柱，因此復興儒學在當下具有現實意義。復興儒學與其說是對文化傳統的復興，還不如說是對中華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復興，其根本意義在於尋回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

儒家學說數千年來一直被尊奉為傳統社會的正統思想，並被傳統社會廣泛認同和接受。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最為重要的文化傳統，早已浸透在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而成為了中華民族民族性的基本特質。因此，從民族性的維度來討論儒家文化的復興，似乎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自孔子在春秋時期創立儒學，崇尚聖王倡導德治，儒家文化便開始在中國嶄露頭角。經漢代，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始立為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思想。宋明時期，理學家們借鑒和汲取釋、道哲學的一些思想內容和思維方式，即所謂「援釋入儒」、「援道入儒」，彌補了先秦儒家在天道人性等理論上存在的缺陷，使儒家學說在其理論體系上更加嚴密和精緻。這種完善後的新儒學即宋明理學的出現，也更加鞏固了儒家學說在中國傳統社會牢不可破的正統支配地位，對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思想及行為意識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2近代儒學的衰落

但是近代以來，伴隨西方列強的入侵而帶來的文化大衝擊，原本就面臨極大生存危機的儒家

文化，又遭到自己的文化精英從內部進行的瓦解，也就徹底地被顛覆了。儒家文化首先受到了明末清初時的王夫之、黃宗羲、顏元等人的批判，他們將宋明理學斥之為「以理殺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家們認為儒家學說及其道德思想是「錮禁人民之聰明」、「養成其盲從之性」的罪惡之源，進一步動搖了儒家學說及其傳統道德體系。而「五四」新文化運動更是把這場反對儒家文化及其傳統道德體系的戰役推向了極致，儒家文化從此也就徹底失掉了它在中國社會中的主位性，其原有的崇高聲譽一落千丈。

當然，在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中，對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服務於封建等級制度的傳統道德中的封建內容進行批判和清理是必要的，但客觀地說，這種將優秀傳統文化及其道德體系完全否定的傾向，不可避免地對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非常大的負面影響。因為對全部儒家文化的否定，不僅抽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石，也抽走了中華民族之所以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

3復興儒學的緊迫性

當在中國被傳承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及其道德傳統被顛覆後，本應儘快構建全新的適應當時社會需要的新文化及其道德體系以代之。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在繼承和發揚優秀的傳統道德文化的基礎上，開始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及其道德體系，並且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在這個尚處於初創階段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及其道德體系本應繼續完善、鞏固的時候，各種政治批判運動無休止地席捲而來，尤其是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破壞了整個社會的正常秩序，把剛剛搭建起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及其道德體系框架徹底推倒了。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之後，國家根本來不及進行道德重建，整個社會又被捲入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市場經濟本質上的趨利性，這種觀念在客觀上也很容易地被引入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尤其在近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更是出現了正義缺失、道德滑坡、風氣敗壞、貪腐成災等等不良現象，阻礙了中國的快速崛起。

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說: 「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今天社會道德失落，我們也不得不去尋找被丟失的傳統。重拾文化傳統，有可能讓我們回歸本真，凝聚人心，亦能利於國家長治久安、持續發展。如此，復興儒學在客觀上也就成了今天社會的現實選擇。

2復興儒學的外在推動力1受新教倫理推動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啟發

復興儒學，發揮儒學的現代功用，這是受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理論的啟發。馬克斯·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基礎，這就是新教倫理。在新教那裡，個人把在塵世中完成上帝賦予他的義務當作至高無上的天職。所以，激發人們在世俗活動中，努力獲得職業上的成功。而且，新教倫理主張的禁欲主義，不是對物質追求的簡單禁止，而是主張人們積极參加世事，創穫財富，但是抵制一切享樂消費。新教倫理的這種主張和宗教要求，再加上英國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理論的推動，極大地促進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結合起來研究的方法，對復興儒學，重新發掘儒家文化的現代價值提供了思路。不過，儒家文化是否能夠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發展，在馬克斯·韋伯等人那裡基本上是持否定態度的。

儒家文化及其倫理思想作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最主要的規範體系，如何應對新的全球經濟整合和文化一體化趨勢，而能夠使其推陳出新，這是儒家文化面臨的嚴峻挑戰。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儒家學說與現代化似乎並不適應。在韋伯看來，儘管代表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文化也得出了功利主義的結論，但較之新教倫理「理性的改造世界」，儒家「理性的適應世界」不僅無助於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形成與發展，其心態特徵反而積极參与了對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

2東方儒家文化圈地區的經濟發展

但是，隨著上世紀70 年代之後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在客觀上也促使人們對儒家文化的當代價值進行重新認識，並對包括韋伯、黑格爾等在內的歐洲中心主義者的看法提出了批判。全世界面對整個東亞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創造的經濟奇蹟而驚訝之餘，開始對支撐這些東亞國家（地區）經濟發展的內在文化因素開展討論。英國東亞問題研究專家安東尼·桑普森的感嘆: 「沒有任何地方比東亞這些年輕國家（地區）的經濟活動的速度更蔚為巨觀了。是什麼東西使這四個國家（地區）從亞洲的沉睡中突然喚醒?是什麼給予它們普洛米休斯之火?人們發現，這些經濟快速發展的東亞國家(地區)，無一不是受到儒家文化熏染的國家（地區）。於是，人們急迫地從歷史背景方面去重新分析儒家文化的組成要素，並審視其可能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社會功能，希望「透過儒家傳統去了解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東亞的社會環境所產生的經濟發展奇蹟。」

有學者指出，儒學是一種倫理型的人學，儒家文化除了在倫理道德價值方面有其內在的意義之外，顯然也是促成今日東亞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們普遍認為，儒家文化倡導人我兼顧、己群諸重的整體主義倫理觀，與西方倡導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倫理觀迥然不同，而儒家文化倡導個人對組織的忠誠、奉獻、責任也不同於早期新教倫理，不僅對現代社會和現代企業組織大有裨益，也是促使東亞地區經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的倫理基礎。事實上，在今天的儒家文化圈裡的國家和地區，儒家學說已經展示了對未來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新秩序構建的潛在作用。

3復興儒學的內在根據

當然，復興儒學的提出也並非僅僅因為借鑒馬克斯·韋伯對新教倫理社會功用的發掘性研究以及對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經濟崛起的文化反思，而是因為面對現代社會諸多問題，儒家文化本身就握有救治現代社會病的良方妙藥。

大體說來，儒家文化主要包括三大塊內容: 一個是政治學說(政治倫理) ，比如三綱五常，以維護血緣宗法制度為己任，強調等級尊卑，主張家國同構，移孝行忠，實行仁政等; 另一個是日常禮儀的道德規範。比如強調仁禮並舉，忠恕之道，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關係中，以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夫婦有別、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達到社會的和諧有序；再一個就是境界論，強調道德完善和境界的進升，主張內修成聖，認為人人皆可以為堯舜。

顯然，在現實主義、功利主義傾向極強的現代社會裡，儒家的理想主義倫理及其價值體系就顯得不合時宜。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進行考察，就會發現儒家文化與現代社會並非天然對立。儘管在政治學說上，我們可以不贊同儒家尤其是經過後世改造了的儒家學說那種作為維護封建專制主義工具的君權至上的等級主張，但我們又應該看到，儒家學說中所涉及的日常禮儀的倫理規範與現代社會還存在著同構而可以契合的方面：

（1）現代社會注重個人價值的發掘與實現，儒家對人的完善的終極關懷與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非常一致。儒家非常強調內修內聖，由立德、立言進而立功，積微成顯，生而有益，死而不朽。在儒家看來，這種由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基礎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才可以與聖人同，才可以王天下，即天下敬仰與歸服。這一思想與馬斯洛所說現代社會人以追求自我實現為其最高需求並不矛盾。

（2）現代社會講求平等，儒家學說雖然在制度上強調等級秩序，強調尊卑貴賤，但是在道德上在人格上也是講平等的。儒家學說對人的定位非常具體，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等，雖有職位、輩份、性別、親疏之別，但在倫理上都是平等的主體，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眼中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五倫關係都是對等的，是雙向的，不存在一方對另一方的強制或絕對性。這是一種普世性的定位，在今天，講的就是公民的平等地位，反映了儒家對社會正義的強烈訴求。

（3）儒家提倡誠信、互助，這與現代社會倡導的互利原則是融通的，也是與市場經濟原則吻合的。儒家誠信理論對於培養人們誠信處世、互利互惠的精神和道德意識，有著特殊的現實意義，這對構建和諧社會秩序，提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幸福感受也密切關聯。

（4）儒家強調為政以德，倡導為官者勤政廉潔。孔子提出為政以德，也可稱為德治或仁政。仁政，即愛民、利民。要做到這些，為人君者就必須修德——「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以身作則。具體為: 「正」——「政者，正也」; 「廉」——「欲而不貪」，「見利思義」; 「勤」——「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儉」——「節用而愛人」等等。儒家文化所強調的為政以德、勤政廉潔及其與此關聯的榮辱觀、羞恥觀等為今天現代社會反腐倡廉從政治倫理、制度倫理等維度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

（5）儒家文化體系具有強烈的包容性和開放性，願意接納和汲取其他優秀文化。這種開放性源於儒家文化中的善性本質。漢代的董仲舒根據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對先秦儒學本身進行了大改造，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為核心，將儒學神學化、政治化。到了宋明時期，宋明理學最突出的是吸收了佛教、道教的精華來完善儒家學說。在現代社會，這種來自文化傳統的包容性和開放性，有利於中國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主動學習和汲取。

4儒學復興的根本意義在於尋回民族魂

任何一個民族在其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過程中，總會生成或創造出屬於自己的那種文化，而這樣的文化在歷史進程中，不僅對這個民族的子子孫孫起著心靈「塑造」的作用，而且不斷被豐富被發展。這樣一種反覆過程，不僅凝鍊了這個民族的原生文化，也鑄造了這個民族的民族性。正是從這個維度看，文化是構成民族特質的核心要素。因為作為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徵，或者說具有共同的本原文化或文化傳統。

儒家文化尤其是它的道德文化，是中華民族在自己特殊的生存環境中，在長期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早已浸透在中華民族固有的風俗、習慣、信念以及生產、生活的行為意識當中，被中國傳統社會廣泛遵從，並擴展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融入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中，不僅逐漸構建成了中華民族賴以維繫當時的傳統社會秩序並促進其發展的倫理文化和倫理思想，也構成了中華民族區別於其他民族的民族性的重要方面，即形成了能夠體現中華民族獨有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審美情趣的文化傳統。儒家思想及其道德文化不僅是漢民族傳統社會的一個顯著的文化特徵，也是後來形成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石和中華民族民族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於一個民族或國家來說，文化傳統是經過長期鬥爭與融合積澱下來的民族個性、民族精神，是寄寓民族力量的母體。這些文化傳統，意味著我們的歷史、社會、文化意識。沒有這樣的意識，我們也就無法理解我們自身的存在意義。一個民族的存在，從根本上說就是一個文化傳統的存在。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也就喪失了這個民族的特質。作為一個大國來講，沒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其發展便沒有根基，沒有底氣，或者說缺乏來自文化的發展後勁。今天中國的和平崛起離不開思想崛起，而思想的崛起離不開對本土優秀文化的復興，尤其離不開鑄造中華民族民族特質的儒家文化的復興。只有立足於自己民族文化基礎上的思想崛起，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真正意義上的崛起。

顯然，儘管遭遇批判與拋棄，但經過千年來的浸潤，儒家文化在當今仍有生命力。換句話說，儒家文化及其倫理精神早已經成為了中國人的一種獲得性的習慣與意識，即已經轉換為了中華民族共同的行為習慣和心理意識，成為了中華民族民族精神或民族性的一部分，它已經與中國人的存在或民族身份緊密聯繫在一起，無法割裂開來。現代世界很多例子早已說明，凡文化異化的民族，其本身的民族特性也就喪失了。如果我們在文化上完全異族化（比如西化） ，我們也就稱不上本源意義上的中華民族了。也正是儒家文化於中華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迅猛而迫切需要思想文化崛起的今天，復興儒學與其說是對文化傳統的復興，還不如說是對中華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的復興，其根本意義在於尋回中華民族的民族之魂，讓中國人有一個安頓心靈的地方。

總之，儒家文化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文化，儒家文化並非僅僅依賴封建專制制度而顯示其價值，在它兩千多年對中華民族的浸染過程中，早已與中華民族連為一體密不可分，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成為中華民族民族性的重要特徵。儒家文化如若離開中華民族，也就沒有生命力，也才真正會成為「遊魂」，而中華民族如若沒有了儒家文化也就很難成其為真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當然，復興儒學並不是沒有批判的文化復古，而是重拾我們的文化傳統進而改造儒家學說使其適應現代社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的心靈應當得到重塑，中國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應當獲得持續的精神支撐。也因此，中華民族的復興也就不能沒有儒學的復興，復興儒學是中華民族尋回自己民族魂的必然，亦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應然內容。

余仕麟
西南民族大學政治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儒家倫理思想、少數民族倫理思想本文整理於《復興儒學的根本意義: 尋回民族魂》，原載於《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12期。本期責編：張婧文；版面設計：張婧文；總編輯：張羽漫；總編審：汪亦兵；顧問：葛繼延。歡迎轉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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