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張愛玲書里的女人都那麼「苦」？ | 少年書評

05-28

看點本期少年書評來自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的朱奕睿同學，由張憲光老師推薦。她品評了張愛玲多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葛薇龍、白流蘇、曹七巧、梁太太、馮碧落……當這些看似只是不同女性的形象「同台競技」時，作者又通過借用波伏娃、林幸謙、福柯等人的理論實現了升華，從而傳達解讀出張愛玲作品的「次性」群像，一如綉在屏風上的標本。

綉在屏風上的「次性」標本

——淺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形象

文 | 朱奕睿編輯 | 張容瑄

法國存在主義女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寫到「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變為女人的。」她認為女人的歷史性壓制了女人的自然性，成為依附於男性的「次性」。張愛玲在其小說中塑造了許多女性形象，她們宛如綉在屏風上的「次性」標本，身不由己、命運多舛。有的被物慾引誘而墮落；有的因生理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危害他人；有的受到父權社會的壓迫。這些悲劇命運模式揭示了女性的從屬性地位和亞文化性質。下文中我將從文學技巧的角度論述張愛玲如何書寫女性主題。

張愛玲在《第一爐香》中運用「以實寫虛」的逆向意象，刻畫了敵不住物質誘惑的年輕女孩葛薇龍。

梁家那白房子黏黏地融化在白霧裡，只看見綠玻璃里晃動著燈光，綠幽幽地，一方一方，像薄荷酒里的冰塊。

「綠幽幽的燈光」是抽象的本體，而「薄荷酒里的冰塊」屬動態的實物喻體。張愛玲用具象的喻體形容抽象的本體，把比喻逆向地發展成意象。

這是對葛薇龍心境的影射，展現出其被梁家聲色犬馬的物質生活引誘而內心悸動不已的心理活動。薇龍曾是一名清純的女學生，秉持冰清玉潔之念來到梁府，而「酒中冰塊」意象標誌著她違背初衷、自甘墮落的開端。通過描繪葛薇龍的轉變，作者指出物慾是驅動人性畸變的內在因素，在虛榮和物慾面前道德和正義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而《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變本加厲，她把青春作賭注、婚姻作犧牲品來換取物質的保障。白流蘇和范柳原的愛情雖然披著華麗的外衣，其根本是金錢和色相的交易。

白流蘇費盡周折在兩性戰爭中與范柳原苦苦周旋，希望得到婚姻而非淪為情婦。其原因無非是她渴望一張免費的長期飯票罷了。白流蘇最終如願以償，然而她「還是有點惆悵」。白流蘇的心境與兩人終成眷屬的結局形成衝突，使表象的美滿瞬間瓦解，加深了小說主題的悲劇性。美好表面和醜惡實質的衝突揭示了現代社會對人性的扭曲，展現了女性在物質面前的脆弱、無奈。

然而誰也不及曹七巧與物質有著緊密的聯繫。張愛玲通過一個場景描寫巧妙而合理地展現了七巧的物慾吞噬了其他正常慾望，使她人性徹底湮滅。弗洛伊德說：「性慾是人類一切成就的源泉。」可是封建畸形的婚姻無法滿足七巧正常的生理需求，使她健全的心靈長期受壓抑。於是金錢成為她生活唯一的支柱。

分家後季澤突如其來拜訪的場景，標誌著七巧「帶上黃金的枷鎖」的開始。兩人的對話與七巧的內心活動穿插並行，由此傳遞出七巧情感的波動。

面對季澤虛假的求愛，
她怎能不猶豫、懷疑：
「他難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錢——
她賣掉她的一生換來的幾個錢？」

她還擔心自己的「錢只怕保不住」。

七巧豐富的心理活動表露出她因情慾受克制、缺少愛情的滋潤而緊緊地攫住黃金，成為黃金的囚徒。物慾是七巧生活的寄託，也是把她推向自虐和他虐的惡性循環中的罪魁禍首。

張愛玲還刻畫了一類以七巧和梁太太為首的寡婦形象。梁太太年輕時嫁給年逾耳順的富翁，專等他死，等順利當上富寡婦已年華老去。七巧年輕時嫁給身患骨癆的病人，正常的情慾不能得到滿足。兩人年老後內心饑荒，人性扭曲，不惜殘害身邊無辜的年輕生命。

張愛玲通過隱喻和語言描寫揭示了梁太太把薇龍做誘餌拉攏異性和七巧破壞女兒長安婚事的變態行徑。隱喻是進行隱藏地比較的修辭手法。在《第一爐香》里，

梁太太戴著的「黑草帽沿上垂下綠色的面網，
面網上扣著一個指甲大小的綠寶石蜘蛛，
在日光中閃閃爍爍，
正爬在她腮幫上，一亮一暗，
亮的時候像一顆欲墜未墜的淚珠，
暗的時候便像一顆青痣。」

「蜘蛛」捕獲其他昆蟲，且雌蜘蛛會在交配後吃掉雄蜘蛛。「爬在她腮幫子上」暗示蜘蛛既指梁太太本人，她就像匍匐在網上等待獵物自投羅網的雌蜘蛛。

梁太太年輕時未能得到正常的愛情和婚姻，年老後渴求異性的愛填補空虛。由於她「求愛方式十分可笑」，梁太太需要收買薇龍等年輕女孩，犧牲她們換取異性的愛。作者對顏色的運用也別有用心。飾針是「青」色的，與喬琪喬的眼睛顏色吻合，是情慾的象徵。這意謂梁太太即是捕食者，也是被慾望俘虜的被捕者。「蜘蛛」隱喻營造了陰森的文本氛圍，逼良為娼的變態舉動體現了梁太太的邪惡、狠毒。

金鎖記》里七巧的變態程度比梁太太更勝一籌，她毀掉的是親生女兒。張愛玲通過語言描寫直截了當地展現出七巧的刻薄、惡毒。長期壓抑的感情讓她心理扭曲，把不滿發泄到女兒身上。因為嫉妒女兒得到自己未得到的愛情，七巧千方百計阻擾女兒戀愛。

她用不堪入耳的話語挖苦長安：「這些年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難得開個玩笑，這下跳出了姜家的門，稱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別這麼擺在臉上呀——讓人寒心。」她不顧長安臉面當眾羞辱她：「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飯了」「你是肚子里有了擱不住的東西是怎麼著？」七巧甚至漫不經心地用一句「她再抽兩筒就下來了」就斷送了女兒的幸福。

七巧「剃刀片」一樣的語言是其潑辣、扭曲的「次性」特點最直觀的表現。她自己本身被男權社會扭曲迫害，然後再利用自己黃金的枷鎖瘋狂地控制、折磨長安，把命運的悲劇性轉嫁到女兒身上。她想要剝奪長安的幸福來補償內心的失衡。七巧人性的扭曲、內心的變態使她顛覆了傳統慈母的形象。

張愛玲筆下的寡婦，是被異化得失去人性的形象。對金錢的追求、被金錢的束縛和情感受到的桎梏使她們遭受折磨，瘋狂報復以填補心靈的瘡痍。她其實也是一個綉在男性話語屏風上的動物，只是面目有些猙獰。

林幸謙在賞析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主題時提出了「閨閣身體」、「鐵閨閣」和「亞文化群體」等概念。結合這些帶有哲學意味的概念和元素，他指出張愛玲成功刻畫了受宗法父權制度壓迫的女性群體。女性在婚姻中的從屬性反映了她們亞文化群體的地位，也折射出兩性不平等的社會問題。

首先，張愛玲運用物化比喻揭露了受宗法父權制度包辦婚姻的悲劇女性命運，以《茉莉香片》中的馮碧落為代表。

馮碧落「不是籠子里的鳥，
籠子里的鳥，開了籠，
還會飛出來，
她是綉在屏風上的鳥——

悒鬱的紫色緞子屏風上，
織金雲朵里的一隻白鳥。
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
霉了，給蟲蛀了，
死也還死在屏風上。」

「籠子里的鳥」辛辣地指出封建制度中的傳統女性受到父權的壓迫。她們的自尊和自我意識因此消失殆盡，並淪為婚姻的附屬品。

法國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露絲·伊里加蕾聲稱女性是在市場里流動的商品。「屏風上的鳥」的物化性質印證了這一點。女性如同物體，具有交換價值或被用來滿足男性的需求。

在二元對立的體系中，女性的附屬性襯託了男性的主體性。馮碧落身不由己的婚姻和悲劇人格反映了兩性不平等帶給女性的磨難。

相仿，流蘇也受到宗法父權制度的壓迫。不過流蘇的二度婚姻相同的本質加深了她的悲劇性。小說里無論是心理描寫還是語言描寫都體現出流蘇在柳原面前的小心翼翼。此外，她在香港淪陷前屈從地做了柳原的情婦。讀者可從中看出流蘇在二人關係中的低位處境。流蘇小心周旋、被迫屈從，而柳原欲擒故縱、忽冷忽熱。兩人態度的對比反映了兩性關係中的權力結構。

福柯提出的權力理論曾被用來詮釋兩性不平等的現象。白流蘇的內囿困境是女性命運的縮影。張愛玲對她生活的書寫反映出女性在具有高度壓迫性的父權社會裡日趨僵化、屈服。白流蘇無力反抗，她看似通過法律保護離了婚，然而她不過是擺脫了一個男性的枷鎖成為另一個男性的附庸。林幸謙在註解張愛玲小說的過程中提到「閨閣身體」概念，因為張愛玲對女性身體的描寫有很重要的作用，她通過聯繫女性肉體和潛意識來折射出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張愛玲以「迸得全身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的感受體現出七巧在畸形的婚姻中拚命克制情慾。

身體不僅限於純粹的生物範疇，因此西蘇還指出，對女性的書寫必須通過身體才能把長久被壓抑在社會底層的各種情緒宣洩出來。故張愛玲藉助描述女性身體來探討父權體制對女性性格、生理和權利上的打壓。父權體制對於女性來說，既是物質的封鎖，也是人性的枷鎖。扮演男性附屬品角色使女性沒有屬於自己的空間，這也正是「鐵閨閣概念」所指。張愛玲運用豐富高超的文學技巧塑造了「次性」群象。這些女性受到物慾、情感或宗法父權制度的影響，心理扭曲、人性畸變。她們的人生因此而痛苦、蒼涼，如同被綉在屏風上的標本。這些女性形象是真實而立體的，是那個時代一部分女性命運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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