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美國對中國做了兩件愚蠢又笨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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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失去這兩個先決條件，兩國邁入民主化軌道，並在地緣政治中奉行和平主義，次冷戰將無持續的必要，也無持續的可能。

　　第二是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能維繫多久的問題。無論是中俄哪一方，在很長時間裡都不具備獨立對抗西方同盟的實力，中俄戰略關係的高度互利性限制了其發展潛能，在雙方失去共同戰略目標或者彼此利益產生重大衝突時，都會導致分裂，甚至走向敵對。

　　另一方面，如果俄羅斯經由選舉機制，更換了其威權主義體制，重建民主，並融入西方，也將會瓦解中俄「心照不宣」的同盟。沒有俄羅斯在歐洲牽制北約，和中國一起威懾超級大國，中國將獨木難支，也會加快次冷戰的結束。

　　從這些方面可以看出，決定次冷戰走向的核心因素是，威權主義和共產主義體制能夠堅持多久，以及對立陣營競爭所產生的消耗在何種程度上削弱各自國家的政權，進而促使其產生政權更迭。實力的比拼和政權的穩定性是對次冷戰具有關鍵影響的要素。

　　四、中美關係的前景

　　中美關係的根本問題是，中國認識到，無論是從領土、人口、經濟規模、軍事力量以及悠久的文明史和強盛國家的歷史記憶，還是從國家抱負、責任以及環境的改變來看，中國都是當今世界唯一具備挑戰美國能力的准超級大國。它再也不像在改革開放的大多數時候那樣，把美國當作學習和發展的榜樣，引進其技術、資金、管理理論和市場經濟經驗，同時，美國對中國的發展走向也表現出深深的失望。兩國利益趨同的領域和可能性的擴大跟不上分歧和對抗性因素的擴大，自覺不自覺中陷入了次冷戰。

　　美國先是愚蠢地喪失了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的機遇，繼而又笨拙地應對中國在脫離原有的國際體系、重建新的國際體系努力的過程中進退失據。在中國國力大增的情況下，美國原本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實力提升後的國際地位和國際事務表決權問題，在其主導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框架內發揮中國的作用，並促使中國繼續融入世界主流體系。在被拒絕提高國際待遇後，中國轉而利用充沛的外匯儲備和上升的外交影響力，建立自己主導的亞投行、絲路基金，並強化上海合作組織、亞信組織以及金磚國家組織等多邊機制，大張旗鼓地宣揚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命運共同體構想，倡導並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對抗美國夢、民主價值體系和民主價值觀同盟，和美國形成分庭抗禮之勢。在此過程中，中國的計劃受到歡迎，而美國長遠戰略、明智舉措的匱乏和非專業應對方式，也畢現無遺，從而促使中美關係跨越了臨界點，走向次冷戰。對此，美國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美國對華政策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導致中美關係變遷的核心因素還是中美在社會制度、價值觀以及對國際秩序構想的根本歧異。中國「摸著石頭」發展了很多年，但從來都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美國的民主攻勢和國際上聲勢浩大的顏色革命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的觸動來得大，它們喚醒了沉睡的中共，使其意識到維繫自身執政的優先重要性，而美國的「重返亞太」戰略和「亞洲再平衡」進一步強化了其恐懼。在強烈的不安感和壯大的實力促動下，中國的對外戰略發生了醒目的變化。韜光養晦不再是不可逾越的禁區，中國雄心勃勃地進行「頂層設計」，重新定位國家戰略利益和戰略目標，對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學說和軍事戰略進行調整，構建外交、安全和軍事戰略體系，使其更符合自身外部需要和富有進攻性的策略。基於此，中國國家發展和對外交往的戰略意圖逐步明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核心價值觀和共產黨的領導三位一體的共產主義體制，以中國夢為引領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目標，通過一帶一路、人民幣國際化、重組國際組織等一系列戰略舉措，建立強大的、具有廣泛國際輻射力和影響力的國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中共新的頂層思維下，具備了確定的意涵：物豐民阜、德被天下、萬國來朝。中國既要堅持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又要實現國家富強，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概言之，中國要復興到歷史上的極盛時期，重現「天朝上國」的光景。這就將動搖目前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並挑戰民主價值同盟。這是次冷戰的核心驅動力。

　　和俄羅斯「心照不宣」的結盟，是中國國家戰略的外交基石。在中俄戰略協作的情況下，中國在次冷戰中擁有自己的優勢。中俄作為國家實體，綜合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位居全球前列，兩者形成合力，足以制衡西方。儘管西方整體實力和價值觀更為強大，但中俄在某些領域具有分非對稱優勢，可以突破西方防線或者造成致命打擊。比如中國仍上升的經濟，中俄的核威懾能力，以及在區域防禦性作戰中的特殊優勢等。

　　但與此相比，西方的優勢，或者說中國的劣勢，更為明顯。它們是，自由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仍在發展而不是衰落，雖然在新興國家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實力相對下降，但在中長期時間裡，西方制度和體制將繼續發展；西方擁有牢固的聯盟，而中俄之間存在諸多矛盾以及不同的價值體系和利益追求，因此其同盟關係也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正如它們不敢公開聲稱彼此結盟所顯示的那樣；對於中國來說，它無法如同西方或俄羅斯那樣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鮮有周邊國家願意聽從中國號令，相反它們忌憚中國看上去野心勃勃的國際目標；無論是俄羅斯的單一經濟結構和威權主義體制，還是中國的共產主義體制和混合式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都將面臨時間和實踐的檢驗，這是和西方相對成熟的發展模式和政治體制不能相提並論的。

　　國與國關係不光是取決於實力，也是受責任、抱負等因素綜合影響的。在強大的內驅力作用下，中國好似坐上了一頭狂奔的野馬，除非更換強有力的馭手，否則不可能中途停歇下來。藍普頓說的一句話具有實質意義，他說，（中美問題）真正的解決之道：就像37年前卡特總統和鄧小平副總理那樣確定了種種不確定和危險，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那樣，突破當前困境的根本還是依靠遠見、勇氣和領導力。舍此，沒有其他方法可以突破中美次冷戰的格局。這也就意味著它們將不得不面對其必然導致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