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新民學說與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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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新民學說與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

本文摘自《船山學刊》2001年第1期作者：米華原題為：梁啟超新民學說與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

在中國近代化的進程中，依次經歷了器物，制度，人的現代化的艱辛探索。而梁啟超正是這種人的現代化探索的始作俑者，他的新民思想影響了一代甚至幾代致力振救國家危亡的青年。有人甚至說：「過去半世紀的知識分子，都受了他的影響。」川早年毛澤東也是其中之一。本文擬就梁啟超的新民學說同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的關係作些粗淺的說明和探討。

中華民族在經歷鴉片戰爭慘敗的巨大疼痛之後，開始逐步結束自我陶醉的盲目狀態，開始面對自己—面對自己的落後和黑暗面。而認真地反省並形成認識自己的自覺歷史運動。這種歷史運動，最先從最能被感官所感知的器物開始，然後深人到制度層面，最後進人更深層次的自我反省—文化層面的反省，自覺認識到國民素質的低下，於是便有了人的現代化運動，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的由來，在這一思潮中，影響最大的首推梁啟超。梁啟超的新民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兩部論著里，即1901年夏間問世的《中國積弱溯源論》和從1902年開始連載於《新民叢報》的《新民說》。

顧名思義，《中國積弱溯源論》是為了探索中國積弱的病源。梁氏認為，要想拯救，改造中國必先對中國的病源有正確的認識。「不審夫所以致弱之原因，則不得其所以救亡之道。」"幻正確診斷中國的病因，乃是改造中國的第一步。這篇長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中國的致弱之源。他的總結性結論是：中國「所以積弱之故，其總因之重大者在國民全體，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而其最近因在那拉柄政三十年間」(3)。

這就表明，梁氏已認識到中國積弱「總因之重大者」在於全體國民的弱點，劣點，提出了改造國民性的必要性。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正是從這裡開始，對中國人的劣根性進行了一次徹底批判。他痛斥中國以束身寡過主義為德育的中心，不講公德，只顧一身一家的榮華富貴，不顧國家的興亡盛衰；只知道有天下，不知道有國家，只知忠於君，不知忠於國，甘為一姓之家奴走狗；主柔好靜，不尚競爭；依賴成性，缺乏毅力；自暴自棄，自貶自損，搪塞責任，缺乏獨立人格，等等。在這部論著中，他還借鑒西方思想，系統地向人們灌輸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價值觀念，如權力義務思想，國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進取冒險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觀念等等。力圖造就與封建朝廷的臣民完全不同的一代新國民。

梁啟超新民思想的實質是為了實現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而進行的人的現代化的探索，它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此，其影響和意義超越任何黨派的界限，而且還超越了時空，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道德，新觀念，新理想，不但被當時政治立場對立的革命派所接受，而且在五四時期，又借著新文化運動者的嘴和筆再次被提出來，而成為中國近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到了當代，塑造新國民，改造國民性仍是未完待續的話題。由此可見，其影響是極其廣泛和深遠的。青年毛澤東當然也不例外。毛澤東也正是從國民性改造人手，繼續探索中華民族人的現代化道路的。

本文粗略地把梁啟超新民學說對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的影響劃分為三個階段。從1910年到1915年底為第一階段，毛澤東對梁啟超國民性批判思想的認同。1910年秋，毛澤東終於說服父親，走出鄉關，進人湘鄉東山小學堂。這時的毛澤東，除了讀過《盛世危言》及《烈強瓜分之危險》兩本小冊子外，幾乎沒有接觸過其它近代政治思想方面的論著，在此之前他所接觸的大多是四書，五經之類的傳統典籍和《三國演義》，《水滸傳》之類的通俗小說，其靈魂深處仍受著傳統國民性的支配，他臨行前的贈父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這首詩一方面體現了少年毛澤東報效祖國的遠大志向，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他當時想功成名就，榮歸故里，光宗耀祖的傳統心態。

進人東山小學堂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1910年下半年，毛澤東的表哥文泳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前幾年的《新民叢報》合訂本，他特別喜歡梁啟超那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的思想，尤其是梁氏的新民學說。毛澤東首先接受了梁啟超對君主專制政體批判的思想。他說：「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s)在毛澤東看來，中國應建成君主立憲制國家。在否定了封建專制，解決國家政體問題以後，這時的毛澤東，無選擇地接受了梁啟超「國弱與民愚」關係的思想，即認為中國所以衰敗是因為有最「散弱之國民」，以及梁啟超對國民劣根性的大肆鞭答。毛澤東對在《商教徙木立信論》中說：「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6)他在對普通民眾的「黑暗民智」進行揭露以後，又於1913年在((講堂錄》里增加對中國士人階層的抨擊：「吾國士人既甚弱矣，則兵出於招募，而無賴鮮識之徒充其選，驅之臨戰，不待交而先潰，歷年國受巨創者以此。」{7，民愚而導致國弱。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儘管他接受了梁啟超的國民性批判思想，但沒有採用梁啟超中外國民性對應比較的批判方法。這種對應比較是以褒揚西方國民性和批判中國國民性為特徵的，從而反襯出中國國民性的不足。諸如他貶損中國人無公德，就大力稱讚歐美諸國有公德，有嚴刑峻法；批駁中國人的奴性，就歌頌西方既不奴役別人，也不被別人奴役；說中國人無冒險進取精神，就說西方人如何好進取，好冒險等等。而早年毛澤東只批判中國國民之愚弱，而不刻意地去褒西貶中，因為這種貶損只能導致民族精神的虛無。

從1916年至1918年新民學會成立為第二階段，毛澤東逐步探化梁啟超的國民性改造思想。毛澤東是極富思考，善於思考的人，正如他自己在給友人的信中所說：「弟近年來有所寸進，於書本得者少，於質疑問難得者多。」"「)加之辛亥革命失敗和新文化運動勃興的大環境，使得毛澤東順著梁啟超國民性改造的思路獨步前行。

首先，深究國民愚弱之根源。梁啟超對國民性批判的目的是為了說明」民愚「而造成」國弱「至於民為什麼會」愚「無論在《中國積弱溯源論》，《新民說》還是其它相關論著中，都沒有系統地回答，零星的闡述只散於這一時期論著中。如《中國積弱溯源論》第三節提到專制政體造成民愚，《新民說第十八節論私德》提到專制制度和經濟落後造成國民愚弱等等。

毛澤東沿著梁啟超的思想軌跡，把思維的觸角伸向國人靈魂深處，他認為造成國民愚弱的根源是國人「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因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而思想和道德又無處不在地影響著國人的言行，因梁啟超新民學說與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此「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可我們的思想與道德，由「五千年流傳至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可謂「偽而不真，虛而不實」(lo)。加之中國地域遼闊，「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使得那種偽而不真，虛而不實的思想與道德逐漸沉積為傳統，最終使我們的國民「民智污塞，開通為難」《「)，導致國家衰亡。其次，通過改造哲學，倫理學來改造國民性。既然造成國民愚弱的根源是舊思想和壞道德，那麼，改造國民性只能是轉換國人的思想和道德。基於這種分析，早年毛澤東認為：「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lz)「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之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使國民變換全國之思想。」(l3，先通過普及哲學，使國民「人人有哲學見解」，「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再通過改造後的倫理學，使原來「為強有力者所利用」，「全失卻其主觀性靈」的國人，「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14，從而實現國人思想道德的徹底改造，使民質得以變化，國民性得到改造。這種標本兼治的國民性改造方案是對梁啟超治標不治本的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深化。

再次，這一時期的毛澤東已確立自己國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論支點。既然改造哲學和倫理學才能實現國民性的改造，欲達此目的，必須得把握世界的「本原」，即「宇宙之真理」。毛澤東把「本原」落實到國民性改造上，就是確立精神利己主義的新道德觀。首先他是主張利己主義的，他認為國人「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者多是也」，不如存行利己主義之「真」，而去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實之「偽」。並「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利生類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類智力進步可得達到也。」《"5》但他主張的利己主義不是物慾橫流的利己主義，而是精神利己主義。他說：「自利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體無利之價值。」如看到自己所愛的人有難，關鍵的時候，「寧可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俠，吾意始暢」。否則，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滿。依此類推，「古今之孝子列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11 (l6)這種精神利己主義已超出西方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原則，成為一種新的道德觀，並大力提倡國人應具備其這種新道德觀，以實現人的思想和道德的徹底改造。只有用這種道德觀來改造國民性，才能克服國人的」奴性「，」愚昧「，「為我」，「好偽」，「怯懦」，「無動」等劣根性。於是，精神利己主義，成為早年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的理論支點，即使在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精神利己主義在他國民性改造思想中的影響仍依稀可見。這也是對梁啟超新民德的理論基礎—合理利己主義的深化。

從1918年4月新民學會成立到1920年底為第三階段，毛澤東致力於國民性改造的實踐，實現了對梁啟超的超越。梁啟超以近代學人少有的敏銳，洞悉了國恥與國民性的關係，在20世紀最初幾年就超前地提出了人的現代化的全新命題，這是中國近代思想上的重要里程碑，並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先導。他所提出的權利，義務，責任，自由，平等，獨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冒險，進取，合群，公德等新民目標，至今仍具追求價值。然而，梁氏在如何新民的思路和方法上，卻過於偏頗。他的思路是：英雄史觀式的「自高而低」的改造。即通過先覺者也就是梁氏本人，闡明新民的必要性及目標，傳播至知識階層，再由知識分子散播於民眾，民眾順召自覺改造成理想國民。採用的方法則是通過他自己廣泛而普遍的社會影響和頗為自負的輿論力量，創辦報刊，鼓吹新民主張；再通過創辦新式學校，向青年一代灌輸新民思想，然後使這批覺醒的知識分子以民眾喜聞樂見的諸如音樂，戲劇，美術，小說等最感人，最容易讓人接受，讓人喜愛的文藝形式來實現國民性的改造。這種溫吞水式改造國民性的思路與方法，在國難當頭的當時，是不合時宜，難以實現救亡圖存的，所以應通過救亡圖存的政治革命來實現國民性的改造。因為國民性改造與政治革命應當是並行不悖，相互促進的。相反，如果處於和平年代，這種方式不防為一種好的嘗試。

1918年前後的中國和湖南，都處於急劇動蕩中，環境迫使毛澤東走出書齋，走向社會，並在社會實踐中致力於國民性的改造。首先，在改造國民性上毛澤東主張從自己做起。在毛澤東看來，要想使國人都做新民，自己必須首先做新民。改造國民性的強烈願望和責任感驅使毛澤東等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建立了新民學會，從而將改良人心的主張付諸行動，身體力行地做新民。由毛澤東起草的會章規定：「革新學術，砒勵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是該會的宗旨。會章要求會員：「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押妓」。從新民學會的宗旨和會章不難看出毛澤東等做新民的決心。在此後的歲月里，毛澤東也確實一絲不苟地履行會章，以求改造自身的劣點。此外，對於體質的增強毛澤東也是十分重視和不遺餘力的。他公開發表的第一篇論文不是別的政論文章而是刊載於《新青年》第3卷第2號的《體育之研究》，在這篇文章中，他主張「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魂」。

他本人也是這一主張的積極實踐者，游泳，爬山，冷水浴，遠足等都是他經常鍛煉的項目。其次，毛澤東主張在革命實踐中以民眾的大聯合的方式實現國民性的改造。1919年開始的驅逐張敬堯的運動，使毛澤東認識到：覺醒了的民眾自然成為左右社會變革的現實力量。一個人乃至新民學會會員做新民對於國民性改造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國人都做新民，中國才有希望。鑒於此，1919年7-8月間，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一組《民眾的大聯合》的文章，標誌著他完全捨棄了原有的英雄史觀，開始把解決中國出路寄希望於人民群眾。他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就在於只是少數留學生，會黨和武人所為，與民眾毫無關係，而法蘭西革命，俄國革命的成功正是民眾大聯合戰勝強權的結果。因此，中國社會改造有賴於民眾力量的凝聚，從各行各業的「小聯合」發展為全國幾十萬民眾的「大聯合」。這是「教育，興業，猛進，破壞，建設」(18)諸種方法中最為有效的方法。

然後在民眾的大聯合中，去掉國人腦子中的錯誤觀念和錯誤思想。因此，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改造國民性是毛澤東國民性改造的總體思路。這種思路與梁啟超的「自高而低」的只關注個體觀念覺醒的啟蒙思路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從深層看，卻是毛澤東對梁啟超的超越而非簡單的否定。因為毛澤東強調的民眾的聯合也是以民眾覺醒為前提，沒有民眾的覺醒也不會有真正的民眾的聯合。所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既肯定民眾有覺醒的一面但又尚未完全覺醒，於是倡導社會各勞動階級(包括農民，工人，學生，警察，車夫等)深思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狀況，扣心自問「以求得一個章明較著的回答」以便形成有內在凝聚力的聯合。再次，在國民性的改造方法上，毛澤東實現了由梁啟超方法的單一性向全方位的拓展。他同梁啟超一樣注重輿論宣傳的力量，創辦了《湘江評論》。除此之外還於1920年創辦了文化書社，宣傳新思想，當然，他這時所提倡的新思想已不是別的，而是馬克思主義了。更為可貴的是，1917年10月，毛澤東在任湖南一師學友會總務兼教育研究部部長以後，籌辦夜學，招收不識字的工人和農民，以開啟智，喚醒民眾，這種耐心細緻地做群眾工作的方法，也是梁啟超無法做到的。

1920年以後，毛澤東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逐步成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最卓越的領導人，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早年所確立的國民性改造理想，並成為終身探討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