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杜甫

版次:RB21   版名:大家   稿源:南方都市報   2012-07-04 作者:林賢治 

    請為父老歌

    艱難愧深情

    ———杜甫

    清明返鄉，生出一個強烈的慾望，就是讀杜甫。

    少時讀唐詩，喜歡「三李」。李白傲視權貴，張揚自我，可謂飛揚跋扈；李商隱耽於夢境，迷離惝怳；李賀兀兀不平乃遁入鬼域，奇崛而詭異。三人的個性很不相同，共通的地方唯是傾注內心，富於主觀色彩，所以投合青年的口味。杜甫太傾向於社會，而且嚴謹有餘而「浪漫」不足，我甚至懷疑他開始吟唱時就已經衰老了。

    其實，杜甫有過一段頗稱意的青春時光。二十歲時，他快馬輕裘，浪遊天下，然後進入京都，試圖實現宏大的抱負「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想不到很快落第，而讀書人考不上公務員就意味著沒有了出路，只好咬緊牙關滿滿呆上十年，直到寄食的地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是什麼滋味呢？他趕緊給皇上獻上三大禮賦，好不容易賺來一個「左拾遺」的小官，結果，又因替人說好話給丟掉了。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漂泊生涯：別兩京，赴同谷，下四川，再出峽而入湘楚，顛沛恓惶，最後在一條破木船上凄涼地死去。

    京城是一個政治課堂，在這裡，詩人目睹了以皇帝為首的特權集團的各種劣跡。這時，國勢由盛轉衰，又值安史叛亂，然而，無論社會如何動蕩，都不曾使之有所收斂。集權與腐敗是一種共生現象，古今皆然。對此，杜甫在詩作中時有譴責。早先讀過的《麗人行》，寫楊玉環姐妹上巳節在曲江游春宴飲的盛況，記得那時欣賞的是華麗的文辭，其實，它對炙手可熱的權勢集團的諷刺，卻是無比辛辣的。

    流亡的道路打開了杜甫的視野，由此，他對底層生活有了深切的感知。他看到「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萊」，他聽到「老弱哭道路，但願甲兵休」，他寫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述懷》、《北征》、《羌村三首》，以及有名的「三吏」、「三別」系列，以詩的形式為歷史留下忠實的記錄。從前以為杜甫是內斂的，壓抑的，通讀才知道，他其實是深情而又激越的。在詩集中可以看到，詩人常常使用對比的手段，展示整個社會的階級對立、貧富懸殊的嚴重性，控訴人世的不公。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通俗的詩句，人所熟知；相類的還有「富家廚肉臭，戰地顱骨白」：「百姓瘡痍合，群凶嗜欲肥」：「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弟妹悲歌里，朝廷醉眼中」，等等。杜甫大量使用創傷性字眼，這在中國詩史上很少看到。他並不刻意追求傳統的「詩意」，不考慮所謂的「及物」或「不及物」，不拘於格律等形式的教條，雖然他精於此道；實際上他更多地使用古體，尤其是當他為現實生活所壓迫、所震駭，而決意以事實表達不平的時候。

    經過安史之亂，一個高度集權的體制遭到根本性的破壞，群體性事件在各地湧現。當今學者普遍視暴力為畏途，而在一千多年前，以「腐儒」自稱的杜甫，居然拒絕跟官府站在一起斥責「暴民」，將亂局的責任坐實到權力者身上「萬人尚流冗，舉目惟蒿萊。至今大河北，化為狼與豺。」為了爭取生存權，順民變得如狼似虎，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呢？詩人寫道「莫道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想想看，這些「盜賊」，原本就是王政之下的臣民呵！又說：「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最高統治者是應當下罪已詔的。但是，一個專制政權不可能具備反省檢討的能力，因為它自恃擁有十倍百倍於小民的合法性暴力，可以隨時動用，直到用盡為止。

    「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杜甫一方面稱天子為「明君」，所處時勢為「聖朝」，另方面，又表示不信任的態度，甚至於失望，說是「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正如他以儒家的傳人自許，以「仁」，以「民本主義」作為人生和寫作的最高原則，結果又說「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這裡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意思的是，他對統治者的憎惡是分層級的，中央與基層不一樣。可以比較《麗人行》和「三吏」、「三別」，對於基層官員的暴露和鞭撻是何等直接，但對於專權的高官，如總理級的楊國忠，處理就講究多了，更不要說皇上。當時還不存在縝密的出版審查制度，但專制意識形態對創作是有要求的：「詩可以怨」，但要「溫柔敦厚」，不滿現實也不要直說。老杜基本上是恪守這個要求的，「激進」有一定限度，畢竟割不掉「第二種忠誠」的小尾巴。

    我不敢苛求於古人。後來的詩人，事實上並不見得比杜甫做得更好。《詩經》之後，哲理詩起來了，山水詩和田園詩起來了，形式主義泛濫。好在有建安一代詩人，在戰亂和廢墟中守衛了詩歌的尊嚴；而杜甫，正是「建安風骨」的承繼者。在詩歌史上，唐詩是公認的高峰。所謂「漢唐氣象」，盛唐時期出了一批邊塞詩，鼓吹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其實是侵略主義。《兵車行》批評說，「邊庭流血成海水，我皇開邊意未已。」《前出塞》也說「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杜甫是反戰派，他把老百姓的身家性命看得比「國威」重要，這是了不起的。那時候，國家還不及後來的偶像化，或許這同「朕即國家」的舊公式有關。不過，在世界範圍內似乎也如此，民族國家形成之後，所謂「國家主權」問題就變得突出了，被濫用原是不足怪的事。

    唐詩被稱頌，主要是近體的成就。近體與古體的區別，不僅在於音律、長度等形式方面，還有精神內容的差異。古詩重外界，重敘事，重自然；近體重自我，重抒情，重技藝。當時，印度佛教進來，經禪化而侵入唐詩的骨髓，於是講意境，尚空靈，在絕句中表現尤為明顯。《唐人萬首絕句》，可以說鏡花水月，一片朦朧。杜甫寫不好絕句。最著名的一首《江南逢李龜年》，到底以對比寫滄桑感，而且也是以「說話風」取勝的。他寫律詩，如《秋興八首》、《春望》、《登樓》等，都滯重得很。《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在杜詩中是難得瀟洒的，全詩八個句子，亦不過在同一水平面上滑動而已。「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他飛不起來，即使飛起來，最終仍不免落到寂寞的沙灘上。

    幸運的是，作為詩人的杜甫得不到王者的恩寵，一生遠離權力，直至淪為平民，不堪貧病的折磨，這樣，我們今天才能讀到如此沉鬱感人的詩篇。他有詩懷李白說：「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對一個具有自覺的寫作意識的詩家來說，也當不失為一種自我慰藉的資本罷。

    杜詩中有大批作於沿途鄉村的詩，那茅屋、稻畦、牛羊、鳥雀……對於我這個鄉下人來說，感覺特別親切。農人對季候是敏感的，詩人一樣心有所系，他寫晴日，寫雨天，常常與農事相關。詩中出現各種禽畜，農人的鄰居和夥伴，它們多有可愛的模樣；瓜果菜蔬不說，像葵、槐、蒼耳之類，饑荒年頭所常見的，都在詩集裡面。詩人自稱「野老」、「布衣」，他訊問並傳遞農夫田父的消息，寫他們的勞作，自己也勞作。其中，有一些詩句寫得非常細膩、溫暖，如：「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多少詩人的田園詩、憫農詩，都沒有這般飽含生命汁液的細節。這就是杜詩的平民性，日常性；若論深刻性，我想也多緣此而來。《羌村三首》有一個堪稱典型的戲劇畫面，寫他剛到家時的情景：「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戰亂之際，人命危殆，離家之人是不敢有生還的希望的，一旦相聚，自然驚怪起來。凝鍊的藝術，往往被理解為尋章摘句的技巧；其實，語言只是敞現，深層卻是生活的發現。杜甫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困難的地方，正在於通過個人的生死體驗，對人生的本質意義的發掘和提取。

    杜甫是一個儒教原教旨主義者。「惻隱仁者心」，他講仁愛，在一個差序社會裡，他不能容忍強者對弱者的剝奪、凌辱、殺戮。他有一首《朱鳳行》，以山巔的朱鳳自喻：「下憫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鴞相怒號。」他不懼惡鳥而憐愛小雀，然而，實際上並無保護弱小的能力；正如他所說，「無力正乾坤」，「至死難塞責」，心中便只有憂傷和愧疚。杜詩是憂傷之詩。所謂「憂患意識」，確切一點說，杜甫的憂患不在未來，而是迫不及待的現在。當久旱不雨，他寫道：「雨降不濡物，良田起塵埃」；當雨天屋漏，他寫道：「敢辭茅屋漏，已喜黍豆高」；當遭遇大水，他寫道：「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當秋風怒號，草堂破敗，他寫道：「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詩人的憂憤太深廣「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對於民眾，始終保持一種關懷的熱情。除了杜甫，在中國歷代詩人中，好像還找不到第二個人。

    「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每次返鄉，杜甫的這兩句詩，都會不時地從心底里湧出，暗暗地感動著自己。不論如何的「瞞和騙」，詩歌史畢竟多少留下一些帶有批判性質的現實主義詩篇，像唐代的另一名詩人白居易寫的「秦中吟」和「新樂府」。不難看出，兩者之間仍然有著質的區別。宋人曾經作過這樣的比較：「或謂子美（杜甫）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白居易）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杜甫）為難。然老杜饑寒而憫人饑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饑寒者也。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宜優。」這裡僅就兩人的境遇而言憫人之難易，其實，白居易作諷諭詩，出發點是「詩可以觀」，供領導層做參考的；杜甫清醒多了，他早已說過：「朝廷非不知，閉口休嘆息」；他後來的詩純然是寫給自己看的，是無人與聞的嗟嘆。

    ●林賢治，學者，作家，著有《人間魯迅》等，現居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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