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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種經典月亮之一——新月和圓月

             八種經典月亮

 

                              新月和圓月

 

中國古典詩歌的月亮是詩的意象,並不是客觀的想像,而是主觀的某種情感特徵與客體的某一特徵的猝然遇合,極富中國的民族特色。全世界人民心目的月亮各有特色。飛白先生在《比月亮――詩海遊蹤之二》說「詩人代表著民族的眼睛,據我的統計,圓月在中國詩中(另外還有日本詩中)出現的頻率遠遠高於世界其它地區,因此完全可以概括地說『中國的月亮比外國圓』。這證明我們見到的月亮,不是月亮的物象,天上的月亮同是一個,但是我們見到的月亮是不同語言的格式塔,中國月亮的格式塔是圓月(按因為有團圓的聯想),法國和中東月亮的格式塔是新月,法國和中東甚至在民族特色食品上也有體現。你們知道,中國月餅是圓的,而著名的法國『月餅』croissant,直譯是詞義就是『新月』,形狀也是新月形的。」(按,這就是所謂的羊角包)。飛白先生還指出,在法國人的想像中,新月意和鐮刀聯繫在一起,意謂著「豐收」「光輝的前景」「善」「吉祥」和「完成」。這一點和中東人的想像有相近之外,不過在阿拉伯人的想像中,新月的顏色是綠的。他們的曆法是根據月亮的盈虧來計算的,「新月是人事和朝謹的計時,齋月的開齋和封齋也是看新月。為了迎接新月,專用白銀製作祭祀法器。作為牧民,他們的原始圖騰是一對公羊角,兩解彎成弧形,構成的正是一對新月的形狀。」故中東和法國詩歌中,多有歌新月而不是圓月之作。[1]

月亮在中國古典詩歌中,是一個傳統的母題。在對月亮的天體性質有科學認識的時代,月亮和太陽一樣很容易觸發詩人的想像和意象。太陽,最初,在詩人們心目中,比較自由,不但有讚美的,而且也有咒罵的:「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尚書·湯誓》)。)在那農業社會,太陽對於農作物,是太重要性了,這就決定了歌頌性的意象在太陽上凝聚起來了。扶桑、若木的神話典故,駕蒼龍,馳赤羽的意象,最後竟成了至尊所獨享,日為君象的性質就固定下來,而詩人與太陽的關係,除了葵藿傾心(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的忠貞以外,竟沒有任何想像餘地。讚美太陽,就得貶低自己。自己跪下來,君王才顯得偉大。但是,月亮卻不同,月亮在中國古典詩歌里,比較平民化,比較人性化,和人的悲歡、親情和愛情,骨肉之間的悲歡離合緊密相連。讚美月亮不但不意味著一定要貶低自己,恰恰相反,往往是展示自我,美化自我。月亮早在《詩經》就是佼好的意象:「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詩經·國風·陳風·月出》)以月光臨照天宇吸凈顯示感情的純凈。經過了千百年的審美積澱,在曹操的《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是以月的無邊透明,美化憂愁的無限的。謝靈運的「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寫明月透明與雪色之白融為一體。讓朔風勁吹其間,長驅直入,從質上,為這個純凈的宇宙定性為「哀」,從量上,顯示整個宇宙的悲涼。到唐代月亮意象的符號意味在思鄉的親情上趨於穩定。這個意象具備了公共性。李白的「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之所以不朽,就是因為它表現了鄉愁在潛意識中敏感到不觸而發。但是李白在月亮的這個意象上的貢獻並不限於此,而在於突破了這個意象公共的單一性,展開了想像的多樣性。在李白現存詩作中,不算篇中間出的月亮意象,光是以月為題的就達二十餘首,從月亮意象衍生出來的群落,其豐富和深邃,大大超過唐宋以來的一切詩人。李白賦於月亮以自己的生命,使月亮煥發出多元的生機,改變了它作為觀賞對象的潛在成規,月亮和李白不可羈勒的情感一樣運動起來,靜態的聯想機制被突破了,隨著李白的情感變幻萬千。當他童稚未開,月亮就是「白玉盤」「瑤台鏡」(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又疑瑤台鏡,飛在青雲端。)當友人遠謫邊地,月光就化為他的友情對之形影不離地追隨(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月亮可以帶上他孤高的氣質(萬里浮雲卷碧山,青天中道流孤月),也可以成為豪情的載體在功成名後時供他賞玩(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嵋月)。金樽對月意味著及時享受生命的歡樂(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對月可比可賦,無月亦可起興(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抱琴弄月,可借無弦之琴進入陶淵明的境界。 「明月出天山,滄茫雲海間」中的月帶著滄涼而悲壯的色調,「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思婦閨房的幽怨瀰漫在萬里長空之中,幽怨就變得浩大。月對於李白來說,月不但可以「待」(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而且可以「邀」,視之為自己孤獨中的朋友(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不但可以詠歌之,「弄」(彈奏)之,甚至可以「攬」(「欲上青天攬明月」),使之交織著「逸」興和「壯」思。在他以前,甚至在他以後,沒有一個詩人,有這樣的才力營造這樣統一而又豐富的意象。雖然皎然也曾模仿過,寫出「吾將攬明月,照爾生死流」(《雜寓興》),只是借月光的物理性質,而不見其豐富情志。千年以後,毛澤東「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藝術上亦粗放,不能望其項背。這裡選擇的月不是被「弄」「邀」「攬」而是可以「問」的。但是這種問並不僅僅限於屈原式的對神話經典的質疑 (白免搗葯秋復春,嫦娥孤棲與誰鄰?),而且最深邃的是是對生命苦短的傳統母題的反思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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