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太格：標準化衛星城是解決中國大城市病的良方|新加坡|衛星城|大城市

　　新華網新加坡頻道4月22日電(記者 吳磊 左昊暢 實習記者 李佳瑞 陳麗婷)中國城市近年來硬體設施發展迅猛，各種金融區、高新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這反映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整體成果。但另一方面，北上廣大城市交通擁堵，霧霾污染始終揮之不去，困擾著居民。北京最近就出台了建立「副中心」的規劃消息，針對這個規劃思路，本網記者近日在復旦大學-新加坡管理大學治理和發展國際論壇上，專訪了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博士。劉博士說建立「副中心」需要先進行系統研究規劃，並對「副中心」的規划進行標準量化，把北京主體內部的人口和功能進行衛星城式的分區塊調整後，再逐漸遷移。同時他也談到了中國城鎮化過程中，城市規劃面臨的問題以及解決思路，指出中國應該保留好小城鎮的歷史文化遺產。

　　整體規劃的關鍵在於劃分標準區域 人口和設施邊匹配邊擴遷「副中心」

　　記者：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合理規劃已經成為大中小城市的重要工作。以北京的城市規劃為例，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醫療、旅遊等方面的優勢功能和資源幾乎都在北京聚集，這可能是造成人口數量過多的原因之一。對於功能資源和人口過於擁擠的狀況，北京正在研究採取減負規劃，例如建立「副中心」，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劉太格：這當然是可行的。但是不希望只強調解決人口多的問題，而是先要將城市治理得健康均衡，再把人口合理有序地分流出去，合理配套設施，這樣分流出去的部分也是健康的。城內城外都是健康的，所以不要把城內和城外的關係分得太絕對。

　　對於「副中心」，首先，我覺得談規劃要把所有的名詞來做一個量化定義。什麼叫副中心呢？規模有多大，裡面的建築面積是多少？服務人口是多少？服務的半徑是多少？這些概念都需要明確。現在有很多新鮮的名詞，這些名詞都是什麼意思要先搞清楚，這也是當前規劃界的一個問題。每個人都在說一些新鮮的名詞，但它們到底是什麼還沒有搞清楚。如果定義還沒清晰就進行規劃，很容易天下大亂。

　　中國的城市規劃需要靜下心來，分析城市面臨的真正問題是什麼，然後根據需要，和專家一起研究解決問題。新加坡獨立不久，那時候也是完全沒有經驗的，所以新加坡政府就找聯合國[微博]城市規劃署在1968年到72年間為新加坡做一個概念式規劃，當時的規劃成為今天的新加坡基本雛形，而且政府很注重這個方案的延續性。幸運的是，1972年的概念式規划到今天來看，還是非常合理的。

　　記者：先均衡調整人口和基礎設施的比例，再遷出。就像醫學抽脂減肥一樣，如果不調整身體和飲食，接下來還是解決不了肥胖。現在北京作為首都，面臨著外地來京的人口壓力非常大，您有何規劃建議？

　　劉太格：這個關於本地外地的人口壓力劃分我覺得還是很片面的。比如說，一個大城市切成若干個中等衛星城市，每個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配套設施。那麼到底外地人到哪裡去滿足自身的需要，就需要根據哪個區塊城市的設施比較好來定。但是我們不能只看外地人，北京本身2000多萬人口，本地人的需求就不得了了。針對這個問題，政府可以把中心打散，學校、醫院，甚至文化中心均衡設立。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有中心醫院，每個片區都有它的醫院，每個醫院有它特殊的技術能力，換言之也是一個區域性的醫療中心。有很多人從俄羅斯甚至中東到新加坡治療，因為我們的醫療技術很好。但病人並不一定都需要到中心醫院，他可以根據區域醫院的不同特色，進行選擇。

　　具體來說，首先應該先把大城市切成六七個健康的衛星城市，然後再把人口和功能部門往外劃分，否則單純遷人口和功能部門都是搞不好的。因為任何城市都需要人口支撐，而人口需要合理的基礎配備，這樣才可持續。所以我今天也強調，首先第一件事要敲定人口。不是說今天把大城市多出來的300萬人口直接搬進新的微型城市，而是先將微型城市現有的人口和基礎設施調整匹配，例如人口有三十萬，你先給三十萬做好基礎配套服務，那麼做得好的話，人口就可以增加到六十萬了，那麼再做配套，再遷移，逐步推進北京減負，同時也對新城市有一個合理的城市規劃。

　　這樣一個城市就像一個大家庭，有大小不等的成員。每個衛星城市可容納兩三百萬人口。而每一個衛星城市都需要進行配套建設，包括中央商務區、大學等等。那麼在朝陽區的民眾就不需要整天跑到海淀區去辦公和學習了。因為他生活上的需要在他本身居住的區域就已經得到滿足了。這樣做首先可以解決交通問題，其次會把北京變成一個低碳的城市，最後將改善市民的生活質量。

　　總的來說，我認為解決內部的問題就是解決外來的問題。先對城市進行一個系統化的規劃，而不是建立副中心。沒有系統化的規劃，我們並不能認為北京的副中心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記者：您的意思是，先以劃分區塊為基礎，然後再向外擴展。先解決內部問題，再設置副中心。

　　劉太格：其實跟家庭一樣，要整體化規劃，最關鍵是先把人口分攤好。北京目前的塞車以及霧霾問題就是由於城市系統問題，這樣繼續發展下去，副中心長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大的。其實我也是醫生，不過我的病人是城市。這句話是有含義的。中醫跟西醫差別在哪裡？西醫是治標不治本，中醫是治本，治本病就會好了。規劃要治本，現在中國的城市規劃就是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問題。

　　記者：剛才您說了北京這樣超大城市建立副中心的看法，那麼對於目前中國整體的城市規劃還應該注意哪些方面的問題？

　　劉太格：首先，城市規劃要做得好，是一個系統工程而不是項目工程。如果沒有系統的規劃，只關注項目工程，是無法解決交通、基礎設施這些系統化問題的。而且，交通跟城市規劃是分不開的。但如果你只是考慮交通，把路布了，而沒有考慮怎樣把這個交通帶到商業上，這個系統就不完備了。政府、企業在實施方案的時候，需要自己全面了解方案。城市的功能要完善，尤其是商業中心要匹配。

　　其次，政府應儘可能地完成項目，方案出來之後，必須要尊重這個方案，而且要有一定的延續性。城市規劃是嚴肅且高度系統化的工程，我覺得這一點很多地方政府認識不夠，總是以為城市建設就是項目，從國外引進先進理念後，沒有正確應用這些理念，這本身需要從系統角度來考慮。當然有人會說有時間限制，希望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裡把系統工程做好。其實在總體規劃系統工程的那一年，其他工程項目照樣可以推動。可是，當系統方案完成以後，地方領導一定要了解這個方案的原則在哪裡，要重視這個方案，而且今後的工程要根據這個方案來，這個決心我覺得還不是很明顯。

　　城市建立標準化模型便於政策實施 同時應保留好小城鎮的歷史文化遺產

　　記者：從中央政府的思路看來，保障性住房和城鎮化是兩項重要工作。請問您怎麼看待中國城鎮化的進程和保障房的發展狀況？

　　劉太格：目前中國有關公共住宅的政策太多了。保障房、廉租房、拆遷房等等，這樣的話，相關負責機構就很多。新加坡為什麼公共住宅做得好，就是因為新加坡只有一個公共住宅政策。所以你在一個衛星鎮裡面，人均收入多樣化，把居民都放在一起，這個社區就變成綜合性的。裡面的配套是供大家用的，所以就比較齊全。而且，在這樣的社區裡面，需要服務的人也是高低不等，各個階層都有。目前，中國領導很希望解決住房問題，可是現行政策本身有很多障礙。

　　當然有人問，中國那麼大，怎麼可能有同樣的政策。其實完全可以把政策分到省裡面，省再分到市裡面，每個市的規模就差不多相當於新加坡了，然後再讓他們去處理公共住宅問題。新加坡過去是有農民的，但現在都沒有了，因為在新加坡，市民和農民住在一起，在15、6年之內就實現城市化了。城鎮化需要一個具體的政策，要中央從省一級一步一步分下去，城市的問題還是要由每個城市來解決。

　　記者：您提到新加坡過去也存在農民城鎮化的進程，那麼中國幾億農民的城鎮化過程中，您認為政府規劃應該注意哪些地方？

　　劉太格：中國一定會走發達國家的道路，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率在80%到90%，現在中國是50%多，所以中國的一線城市，不應只為目前的人口來規劃，應多預留空間給未來的外來人口。不過，與此同時，應保留一些城鎮。比方說中國未來城市化率能達到75%，那麼我認為其中10%應留在鎮裡面。因為中國歷史這麼豐富，很多好東西都在大小城鎮裡面，不要把它破壞掉。

　　我祖父的老家在福建，最近在看老照片，真是美得不得了！我不希望中國的城市都變成超大城市。我覺得這個「鎮」的概念提得很好，就是說我們除了解決城市的問題，也應該把中小城鎮盡量保護好。因為中國跟歐洲一樣，都擁有悠久的歷史。中國很多中小型城鎮，文化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只要解決好城鎮的基礎設施、交通等問題，選擇若干個有特色的城鎮進行保護，中國的小城鎮有潛力發展為歐洲那種精緻的古鎮。

　　另外，規劃最後是要搞硬體，可是硬體的背後，需要軟體思維。要考慮社會學問題、經濟學問題、交通問題等等。所以我們在考慮硬體規劃的時候，還要考慮硬體規划出來以後會給軟體帶來什麼影響。這個是中國城市規劃需要注意的問題。

　　記者：我們還有一個擔憂是城鎮化成功後，將會多出大量不再務農的農民，他們將依賴什麼資源生存發展？

　　劉太格：中國的老鎮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一定的文化價值。地方有地方藝術，比如說有盆雕藝術、老建築等等，這種旅遊資源能轉化成經濟來源。把農業做成工業化，這個可能性也相當多。所以不要拿問題來當借口，把這個問題推掉。

　　討論的目的在於找答案。很多人來學習新加坡經驗之後認為兩國國情不一樣，難以實現。我認為基本的原則是到各地都可以實行的。問題是你有沒有決心來克服行政上的障礙，把它做好，有沒有理解新加坡經驗的內涵優勢。所以我們要把重點從問問題轉移到找答案上，這個也是很關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