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3月11日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黃琳、舒泰峰報道

　　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最大差距是什麼

　　在中國正努力追趕先進水平的時刻，認清差距可以使人們更加清醒，可以使中國的步伐更為紮實

　　「不好意思，我們這裡星期一不供應午餐。」服務小姐彬彬有禮地解釋。在上海巨鹿路一家西餐廳，喬納森和《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就這樣被拒之門外。

　　看著記者一臉的困惑，喬納森笑了起來，「在美國，也有很多飯店星期一不營業。」接著他還加了一句，「現在中國和美國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了，你看，連餐廳休息時間都一樣了。」

　　到中國已經十年了，喬納森說他真的感覺不到中美之間有什麼差距了。「如果十年前讓我說這兩個國家的差距在哪裡，我會一口氣說出很多，但現在，我真的說不出具體的了，中國進步太大了。」

　　美國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東亞問題專家傅高義(Ezrar Vogel )也有同樣的感覺。從1973年開始，傅高義便頻繁往返於中美之間。「我幾乎每年都要到中國來，1986年到1987年期間，我在中國還住了七個月，我確實見證了中國巨大的進步。」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如果單看北京、上海以及中國東部沿海的一些城市，中國的圖景的確讓人欣喜。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上海的人類發展指標已經能夠躋身於中等發達國家行列。但上海只是中國的一個特例，放眼整個中國，與發達國家相比，整體上還遠遠落後。同樣是這份報告指出，貴州的人類發展指數僅剛剛超過納米比亞。

　　那麼，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到底體現在哪裡？在中國正努力追趕先進水平的時刻，認清差距可以使人們更加清醒，可以使中國的步伐更為紮實。

　　中國全球競爭力下滑的信號

　　數字雖然枯燥，但可以作為有力的證據。近來紛紛出台的各類統計數據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作出了宏觀的描述。

　　一個最近的數字是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28日發布的。這份名為《200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去年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全年經濟增長率為9.9%，略快於2004年的9.5%。差不多一個半月前，央行發布消息稱，截至2005年12月末，國家外匯儲備餘額為8189億美元，同比增長34.3%。

　　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同樣被中國的研究者們用數字做了對比。

　　2006年2月，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戰略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中國現代化報告2006》。這份報告指出，中國等61個國家仍屬於欠發達國家。儘管這份帶有學術研究性質的報告，其中的一些內容，受到許多國民的質疑，但在觀察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方面，提供了一種從現代化水平去衡量的角度。報告課題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說，中國的綜合現代化水平指數為33點，排世界108個國家的第62位。2003年，中國第一次現代化，也就是中國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實現程度為82%，排在世界108個國家的第60位；中國第二次現代化，即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從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綠色文明轉變的指數為33點，排世界108個國家的第55位。

　　從經濟上看，何傳啟說，中國經濟的比較特點是——世界影響力比較大，國際競爭力比較小。

　　近期公布的另外兩份報告揭示了中國經濟競爭力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世界經濟論壇 (WEF)發布的2005~2006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在全球競爭力大排名中，中國名列第 49 位，較2004年下降了3 位。另一份權威的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研究院發布的 2005 年 IMD 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在全球60個經濟體排名中從2004年的第 24位降至第31位。

　　「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約為100年，趕上發達國家經濟水平約需100年。」何傳啟這樣認為。

　　中國能產賓士，但不等於掌握賓士的全套技術

　　2006年初以來，「自主創新能力」成為被屢屢提及的一個辭彙。1月10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胡錦濤主席發表了「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鬥」的講話，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

　　這並非無的放矢，中央高層之所以對此作出如此高規格的部署，正是因為「自主創新能力」的薄弱已經嚴重約束了中國經濟的成長。而事實上，「自主創新」也正是中國與發達國家一個最大的差距。「在高科技產品的質量和研發方面，中國和發達國家差距較大，遠遠落後於美國和日本。」傅高義說。

　　從世界範圍來看，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把科技創新作為基本發展的戰略，在世界市場上獲得了突出的競爭優勢。它們的研究和開發投入佔GDP的比重一般都在2%以上，科技進步對經濟的貢獻率多在70%以上，對外技術的依存度大多保持在30%以下。

　　與之相比，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嚴重依賴資金的高投入、能源的高消耗，很多核心技術、關鍵技術仍受制於人。據測算，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設備投資60%以上依靠進口，科技進步的貢獻率只有39%左右。

　　由於世界大公司大企業紛紛在中國設廠，中國越來越多地被稱為「世界工廠」。但是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提醒說，中國不能因此沾沾自喜，「這是兩個概念，在中國可以生產賓士汽車，但不意味著你掌握了賓士汽車的一整套的技術能力。」

　　他說：「過去幾年的一個趨勢是產業內的分工越來越細，但需要看具體在一個行業中，比如在計算機、電子、汽車等內部承擔的生產活動，這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技術水平。」

　　恰恰在這方面中國顯得非常弱勢，現階段中國從事的更多的是低附加值的勞動。由於不掌握核心技術，中國不得不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拿出來，向國外專利持有者支付專利費。

　　根據統計資料，在世界市場上，中國低技術勞動密集型產品佔了11%，如溫州鞋、紡織品等，而高技術產品只佔2%~3%。自主創新能力低下已成中國追趕世界先進的一大障礙。

　　競爭力的差距只是一個表面問題

　　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說，深層原因是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結構不合理才是中美之間最大的差距。

　　接受《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採訪時，黃靖仔細解析了其中的緣由。他說，經濟的發展分為幾個層面，從低往高陸續包括消費、生產、投資和金融。一般來說，產品都是在最容易的地方、最接近市場的地方加工，中國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所以很快在消費和產品生產加工方面，也就是在接近市場的那塊發展非常迅速。

　　北京、上海等地不斷聳立的高樓大廈可以見證這一點。到中國後大部分時間都呆在北京的喬納森，每年到上海的次數屈指可數。今年2月下旬來上海，是為一家頂級的世界旅遊雜誌尋找可以提供給全球高檔旅遊者消費的飯店和酒吧。他說，這家雜誌正準備出一本有關中國的特刊，因為中國已經是能提供各種頂級消費的國家了。

　　但正如黃靖所說，中國20多年的改革一路高歌猛進，並沒有、也不可能讓中國經濟的各個發展環節同步發展，形成的局面是越接近市場的部分發展越快，離市場遠的部分發展較慢，從銷售到終端生產這一塊，越往上走越慢。

　　「其他方面的發展非常有限，尤其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部分——金融方面的改革沒有什麼進展，可以說是非常滯後。」黃靖說。

　　現任美國國際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亞洲政策中心主任的歐內霍特(William Overholt)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專訪時表示，中國和歐美最大的差距是資本分配的效用。中國幾大銀行的大量資金都提供給了國有企業，而這些企業的創新能力有限。銀行很擔心借錢給那些富有創新精神的私人公司，其中的一個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如何選擇好的企業。

　　「中國的證券和債券市場幾乎對絕大部分有創新精神的新公司關上了大門，所以全國有很多小規模的企業，而且大部分都是私營企業。」 歐內霍特說。

　　據他介紹，在美國，情況就不一樣。比如，麥當勞和蘋果公司的創業者在最初規模很小的時候，就能得到納斯達克或者一些風險投資資金的支持，從而得以擴展成為觸角遍及全球的公司。「但一個中國人即使開了一家非常好的飯店，也會受制於資金而不能繼續擴張，因為分配基金的體系太『中央化』了。」

　　黃靖也認為，「惟利是圖」原本是商業機構的惟一法則，但在中國許多地方，行政權力干涉大於市場規則，有的商業機構純粹是「惟令是圖」，這其中根本的問題就是金融沒有放開。「現在的金融結構已經不能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了，導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經濟投資速度遠遠大於本身經濟發展。」他說。

　　經濟投入和產出不能成高效的正比，使得中國經濟效率主要指標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比較明顯。何傳啟說，「2001年中國經濟效率與世界先進水平的相對差在24倍到73倍之間。」

　　這造成了一個低效平台上的兩難的尷尬境地。也就是說，中國一旦加速經濟發展就會出現過熱，但又不能放慢速度，不能降到7%以下。

　　在黃靖看來，經濟結構的扭曲，帶來很多後果，其中就包括競爭力差。但真正嚴重的後果是貧富差距和地區之間的差異，後者的差異更為嚴重，因為這會造成大的社會問題。

　　問路，過馬路，微小差異的放大

　　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張結海博士曾做過一個調查，結果發現，許多城市居民認為，他們就應該比農民享受更高的經濟地位、更高的社會地位、更高的政治地位。

　　這和他去過的歐美髮達國家完全不同，那裡的農民地位和城裡人相當，而且農村是一個大家都願意居住的地方。比如，英國人就說，所有英國人的夢都在鄉下。張結海去過法國農村進行調查，第一感覺是，他希望永遠呆在那裡。他參觀了一個農民的家，發現這個農民有兩個工作間，農閑的時候修理汽車，修好的汽車出口到非洲。

　　黃靖15歲至17歲時，曾經在中國當過農民，當時城裡人就看不起農民，但幾十年過去了，他回國發現農民還是被人看不起。

　　1988年就去美國的袁敏近年來由於工作的關係，經常扮演 「空中飛人」的角色，頻繁往返於中美兩地。但由於國內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發展日新月異，經常找不到路。在問路的時候，她遭遇了很多「白眼」。

　　「後來得出了一個經驗，就是盡量找年紀大的人問，他們比較耐心，但老人的普通話大都不太標準，有時候聽了半天也不理解。」她對記者抱怨。黃靖也有類似的經歷。他說，在國內很多次問路，即便有人告訴你，也很少有熱情的人，大都是不耐煩，都想儘快擺脫你。但在美國，迷路了總有人很熱情幫你。

　　過馬路也是這樣。在中國，坐在車裡的人似乎高人一等，根本不讓過路的人，稍慢一拍，便會喇叭按個不停，遇到脾氣不好的司機，還會罵上幾句。在美國，如果有人過馬路的話，司機會遠遠就停下來讓行人先過。

　　黃靖說，「這是一種公平，是公民意識。」在他看來，這不是素質高低的問題，而是公民意識不強。比如一些去美國的中國移民，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夠比較快適應公民社會的行為規範，並未發現有多少人保留隨地吐痰的習慣。

　　所以，黃靖說，「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在於社會層面的差距，很明顯的一個，就是公民意識方面的差距。」

　　他認為，公民社會的產生，其中最必要的一點就是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有高度的獨立性。

　　經濟現代化給人最大的好處不是能買好房買好車，而是經濟上的獨立。農業社會時，老人離不開兒子，因為他必須要兒子給他養老，現在的老人有了養老保險，即便沒有兒子養老，也可以自己僱人照顧自己。

　　經濟一旦獨立了，人的社會活動性就增大了。從前人們在遷移活動方面有很多限制，因為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支撐，現在可以早上在北京、晚上到洛杉磯了，人的社會活動範圍也增大了。

　　重要的是，經濟獨立了，人有了很大的自主意識。公民意識其實就是體現現代法治觀念的民眾意識，也就是把自己和他人視為擁有自由權利、尊嚴和價值的人，並勇於維護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權利、尊嚴和價值，包含公民對於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按照黃靖的說法，一個經濟獨立並且有自主意識的人，會思考一個問題——「如果我要保住我自己的權利，必須尊重別人」，所以，他會按照法律和規則來處理事情。

　　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系教授潘一禾認為，公民意識的建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說，在潛意識裡，我們好像還習慣於被人管，一旦監管的眼睛離開了，就以為自己「自由」了，可以隨便了——在公共場所隨便吐痰、亂扔廢紙，甚至隨地大小便；在單位打起私人電話來沒完沒了，旁若無人；在家裡無論多晚，想把電視機開多大動靜就開多大動靜，喝起酒來吆三喝四，絲毫不顧及鄰居的感受……

　　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的眼中，中國和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是有差距的。 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王紹光介紹了一條有利於培育中國公民社會的路徑，他說，一般的聯誼性的組織，比如集郵協會、釣魚協會、看看鳥、踢踢球等，可以培育一種叫「社會資本」的東西，可以消除歧見，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互信。

　　王紹光認為，「社會資本」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有很好的意義，「有利於促進人們的互信，對提高社會的文明程度，增強社會凝聚力，對老百姓的社會參與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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