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不可救藥地上鉤了
我們已經不可救藥地上鉤了選擇字型大小:大 中 小 本文共閱讀 1160 次 更新時間:2016-02-13 16:46:48● 吳萬偉
雅各比·溫斯伯格 著 吳萬偉 譯
本文討論的新書:
《恢復對話:數字時代對話的威力》
《一起孤獨:我們為什麼更多期待技術而是對方》
《閱讀評論:網頁底部的愛好者、仇恨者和操縱者》
《上鉤:如何製造養成習慣的產品》1.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1957年寫道「當我們不使用手的時候,煙霧給我們用手做的事;同樣,當我們不思考的時候,時間給我們用頭腦做的事。」有了智能手機,再也不產生議題了。手和大腦被持續不斷地佔據了,我們忙著發簡訊、發郵件,表達喜歡,發微信,觀看 YouTube視頻和玩糖果粉碎遊戲。
據調查機構(eMarketer)所說,美國人平均每天在數字媒體上花費五個半小時,超過一半的時間花在手機上。在有些群體中,這個數字更高。在最近的一次調查中,貝勒大學的女生報告說,每天平均使用手機10個小時。18歲到24歲的人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說,他們早上醒來立刻去拿手機。起床之後,按照美國一份報告的說法,我們每天要查看手機221次,平均4.3分鐘一次。這個數字實際上或許過低,因為人們往往低估了自己使用手機的情況。在2015年蓋洛普調查中,61%的人說,熟人查看手機的頻率比他們更高。
我們向工具人的轉變以前所未有的突然性在進行著。第一部觸屏iPhones在2007年開始發售,第二年是第一部安卓手機。智能手機從佔市場的10%擴張到40%比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消費者技術都更迅速。在美國,市場佔有率達到50%只是出現在3年之前。但是今天,如果不拿智能手機就意味著你是個怪人、或邊緣化的人或上了年紀。
一夜之間,社會發生大轉變,原來是人們在大街上行走左顧右盼,如今在街上行走則低頭看手機。這意味著什麼呢?如果不相信它們能讓我們更安全,更有效率,更不無聊或就像裝在口袋裡的電腦一樣在做任何事時都更有用的話,我們就不會總是抓住智能手機不放。但與此同時,智能手機用戶描述其感覺時卻使用「沮喪」和「注意力不集中」等辭彙。在2015年皮尤調查中,70%的受訪者說,手機使他們感覺更自由了,30%的人則說他們覺得手機簡直就是個皮帶鏈子。18歲到29歲的人中有將近一半認為,他們使用手機是「迴避周圍的其他人。」2.謝麗·特克爾(Sherry Turkle)在其聰明和善於觀察的新書《恢復對話》中關注了社交媒體和移動媒體客戶端令人擔憂的方面。特克爾在麻省理工學院講授臨床心理學和社會學,絕非反技術主義者。但在考察了人與電腦的關係的職業生涯之後,她用具有頗具說服力的案例證明新的通訊革命破壞了人際關係的質量----不僅破壞親友關係而且破壞與同事和戀愛對象的關係。她刻畫的畫面既熟悉又令人心碎:在運動場和飯桌上,父母常常心不在焉,孩子們因為得不到父母全身心的關注而感到沮喪;朋友相聚時各自忙著與虛擬的網友交流;大學教室里,教授們面對的是一片三心二意的多任務模式行動者的海洋;約會文化則是無限選擇破壞了做出情感承諾的能力。
特克爾發現問題的根源在於沉醉於手中玩意兒的年輕人無法形成獨立的自我,該話題她曾在《一起孤獨》(2011年)中探討過。在那本書中,她考察了與機器人玩具互動的方式,以及「一直保持聯繫」對青少年人格發展產生的影響。她認為,手機和簡訊干擾了青少年把自我與父母區分開來的能力,為其成年過程製造了其他障礙。製作臉書形象改變了自我的呈現方式。沉浸在遊戲阿凡達中能成為逃避現實生活困難的手段。年輕人還面對因為不斷上傳在線數據而喪失隱私等新焦慮。
在新書中,她表達了一種既有哲學性又有心理分析特徵的觀點。她指出,因為年輕人沒有學會如何獨處,他們正在喪失移情能力。特克爾寫道:「正是獨處能力讓你能夠向他人伸出手,將其看作不同的、獨立的個體。」沒有內省能力,陷入社交媒體的虛擬世界中的人會形成「我分享故我在」的情感,為他人塑造自己的身份認同。持續不斷的數字表現使青少年經歷一種只是作為「切斷聯繫的焦慮」的孤獨滿足感。
像更早的作品那樣,特克爾從臨床醫師和人種志學者的角度考察這種移情能力的喪失。她收集了自2008年以來進行的數百起訪談,許多高中生和大學生是首次配備智能手機。紐約北部一所私立中學感到惱火的教師描述了學生不與老師進行眼神交流或對身體語言做出反應,在聆聽和與老師談話中遇到麻煩,不能從他人角度看待問題,傷害了他人時才會認識到,不能基於信任建立起友誼。一位老師告訴她「就好像他們都有處於自閉症阿斯伯格綜合症(Asperger』s spectrum)邊緣的跡象。」特克爾甚至試圖量化這種危害性,不斷引用一項研究,證明在過去20年里標準心理學測試測量出的大學生移情能力下降40%。
她注意到,對年輕人來說,交友藝術越來越成為成功地將注意力分開的藝術。與沒有全身心關注你的人說話令人惱火,但這種狀況越來越成為常態。特克爾已經注意到「友誼技術」的巨大演變。首先,她看到孩子們投入很多努力改善其在臉書上的形象。最近,他們更喜歡閱後即焚的照片分享程序(Snapchat)和抓拍圖片的應用程序(Instagram),用戶能相互分享手機拍攝的很多圖片。這兩個平台都將非同步性和瞬時性結合起來,讓你能塑造自我展示,同時比臉書頭像看到更多因果關係和瞬時性內容。Snapchat的用戶並不擔心記錄無法被刪除。你若顯得過於熱衷預先策劃的形象才是罪惡。
在特克爾看來,更加令人擔憂的是社交媒體暫時緩解了無中介人際關係的尷尬。蘋果手機的視頻通話功能(FaceTime)還沒有開始流行是因為一個大四學生說「你得用手拿著手機放在眼前,根本無法做別的事。」接著是更年輕的青少年,還是普通數量的手臂卻使用視頻通話功能替代與其他人面對面的交流。其優勢是「你可以隨時離開」,「與此同時在社交媒體上做別的事。」
年輕人從來不使用智能手機與對方通話。他們對現場對話的評論非常說明問題:「我從來沒有真正學會靠與人面對面的交流才能做好的工作。」「即使我和朋友在一起,我也通過在線表達觀點。這樣我感覺更自在些。」一名打算上常青藤大學的高中生擔心大學會要求「很多現場談話。」從集體來看,特克爾寫到,青少年「很清楚地表明沒有經過綵排的你來我往現場對話會讓你感到『不必要地』出現差錯。」閱讀這些描述,你可能心情複雜,一方面對逃避個人交往感到震驚,另一方面對人類設計新型交流方式的精巧感到欽佩。一群學生解釋說,當他們現場在一起時,會將在線對話「置於」面對面交流之上,即便人們都在同一房間里。
家庭關係也發生了新數字模式和規範的變化。衝突在很多情況下演變成為特克爾所說的「簡訊大戰」。她講述的其中一個故事是被成為柯林(Colin)的年輕人,與父母就他和兄弟姐妹沒有能滿足父母的期待而產生的分歧。他發現把衝突轉向谷歌聊天工具Gchat,會讓交流變得更順暢一些。
當他暫停下來詢問是否喪失了某些東西時,這個問題既是針對他也是針對我自己,柯林用商業隱喻做出反應,「建議面對面表達不同意見的價值是什麼呢?」
他找不到答案。他的家人通過在線交流小心處理分歧。柯林認為作為家人,他們的做法更有「建設性」。
不用說,作為心理分析師特克爾並不認為「建設性」是思考家庭問題的健康方式。父母選擇用數字方式管理衝突以便控制情感,擺脫爭吵中的「混亂和不理性」成份。她寫道,「但是對孩子、夥伴或配偶說『我選擇在你面前消失是為了與你對話』意味著可能造成很多傷害。」
能夠有足夠多的控制力在聆聽他人說話時控制自己的情感是移情的基本要求。如果父母不這樣做,如果直接求助於簡訊或電郵,孩子不會學習這樣做,也不會認為它有價值。
將簡訊或聊天用來作為浪漫的緩衝器可能同樣有害。特克爾花費幾頁的篇幅講述了亞當的故事,那是36歲的建築師無法擺脫一場長期戀愛的陰影。亞當覺得他能夠在女友特薩(Tessa)面前展現出「更好的自我」,如她希望的那樣更開放和更少動輒為自己辯護。通過簡訊而不是電話與她交流給了他在交流中「好好斟酌一番再說話」的機會。他仍然痴迷於數字浪漫體驗,在3年時間裡每天發簡訊幾十條。
他挑出了一次爭吵後發給特薩的一條簡訊。亞當說,這次爭吵之後,他非常害怕,擔心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但是在簡訊中他發送了一張腳的照片,試圖弱化緊張關係,腳下他寫道「在看到我穿著鞋子和襪子時,請盡量控制你的性慾。」亞當說,面對面時,他的焦慮可能讓他試圖一再要求特薩原諒他。他的恐慌可能讓情況變得更糟糕。在線交流時,他使用幽默表達出對其戀愛關係持久存在的信心。所以,簡訊交流的不是「真實的」亞當,而是他渴望的那個亞當。
在斯派克·瓊斯(Spike Jonze)執導的電影《她》中,戀愛夥伴通過人工智慧提供情感支持,無需真人。這裡,真人認為他在沒有具身化的對話中塑造的自我更迷人。由此轉向正面討論情感計算的目標;不是讓機器變得更像真人,而是更接近於人們在模仿機器人。特克爾評論說,數字媒體把人們置於「舒適區域」,他們相信他們能分享「適當數量的」自我。但是這種一切盡在掌控之中的感覺是幻覺,是恰到好處謬誤(Goldilocks fallacy)。在戀愛關係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根本無法維持理想的距離。她最後總結案例說「技術讓我們忘記了對生活的了解」。3.為什麼太多的數字參與無論是在線還是離線都會損壞移情能力呢?特克爾在這個聯繫上顯得最虛弱,這使她匆匆求助於梭羅尋找獨處價值的說教。更好的答案,考慮人類如何在純粹數字關係中互動或許更有道理。這是東北大學傳播學教授小約瑟夫·里格爾(Joseph M. Reagle Jr.)間接關心的話題。在《閱讀評論》中,他的焦點集中在人們通過數字體裁建立聯繫的方式,他認為這種體裁的特徵具有社會性、互動性、短暫性、非同步性和普遍性。在他看來,「網頁底部」包括了臉書分享到公告牌系統BBS再到亞馬遜上用戶產生的書評文章等所有東西。
里格爾調查這種多樣的畫面是在追求他稱為「親密好運」(intimate serendipity)的目標,他用這個術語表示成功的在線交流,人們能夠以文明的方式在網上表達觀點的地方。他在若干令人吃驚的地方發現了建設性批評,如提供書迷小說反饋意見的「β閱讀器」,上面有最喜歡的作家的評論。他還發現大眾智慧文化的寶石,如有關旨在「挽救我們孩子的生活---4/5星星」的一氧化碳檢測器的亞馬遜評論。但是,總體上,里格爾考慮的網頁對話存在特克爾辨認出的類似傾向:自戀、放肆、不在乎他人的感受。這是一個沒有移情的世界。
匿名評論是最糟糕的,導致惡毒的暴徒行為。但是,煽風點火者、網路惡霸、發送煽動性郵件和帖子的人甚至毀掉經過身份認證的溫和對話。沒有人找到如何防止戈德溫法則的運行,即在線辯論總是墮落為類似納粹的東西。更糟糕的是有關女權主義或女性公正表達意見等討論遭遇的仇恨言論和騷擾等。包括暴露匿名用戶的個人隱私(doxing)如家庭地址和孩子照片以實施敲詐等可怕現象。另外一種惡行是「以形象為基礎的騷擾和視覺厭女症」,涉及到用威脅他人的方式合成照片或傳播色情圖片。因為巨魔叢林(trollplex)的形成,強姦和暴力等威脅達到每小時50起,里格爾將其定義為在數字領域內針對目標進行的非合作性攻擊。
他診斷這種偶發性殘酷部分源於男性量化女性魅力的衝動,這讓我們想起臉書的起源是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寢室工程比美網站(Facemash),其創造動機不過是將哈佛學生的美貌排名。推特也好不到哪裡去。迪克·科斯特羅(Dick Costolo)在被推出擔任公司首席執行官之前,在去年的公司內部論壇上寫道「我們吸納平台上的辱罵和調戲等,我們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年了。」以校園為基礎的新社交平台(Yik Yak)似乎專門為學生設計,用來匿名詆毀老師和分享欺負人的閑話。但是,雖然描述了所有這些醜陋的東西,里格爾並不想拋棄評論,包括路透社、《平板》(Tablet)和《今日美國》等在線體育欄目最近都刪掉了評論。他寫道「評論與我們同在,我們必須找到更有效地使用它的方式。」
里格爾是正確的,放棄評論意味著拋棄網路的民主前景。但他的「找到培養充滿活力的自尊的方法,從而能處理無處不在的評論」的替代選擇並非解決問題之道。我們不能通過加大管理網頁力度處理炫耀殘酷性的情感魔獸。我們需要不那麼破壞人性的網路。4.如果我們在網際網路上做的很多事都對我們有害,或對其他人有害,我們或許應該少做這種事。但是,結果並非這麼簡單。很難戒掉的行為與強制性行為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晰。「網際網路上癮綜合症」的說法首次出現在1995年學界一篇嘲諷性的文章中。一年後,有人嚴肅地提議將其收錄到《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DSM-IV)中。在那個階段,強制性數字行為要求你鏈接課桌或手提電腦,這是限制性因素。但在1990年代後期,電郵和手機技術的結合讓人們與技術的非溫和關係變得熟悉起來,就像床邊放置的黑莓手機誘惑你的不停閃亮。
手機技術和社交媒體的更進一步結合讓數字接觸對年輕人來說變得更加熟悉,雖然他們因為太小還沒來得及用黑莓手機或受電郵的誘惑。最簡單的習慣性行為就是查看社交圈的更新,確認朋友發的帖子。你可以點擊2009年臉書啟動的「喜歡」按鍵做到這一點:它們包括谷歌+上的+1s ,視覺社交網站Pinterest上的pins,Instagram上的心,推特上的第一星,後來是心。最成功的移動應用程序創造了獨特的重複手動,就像社交神器(Tinder)上的猛擊,Instagram上的雙擊,在Snapchat上按下觀看內爆的塗鴉,或在憤怒小鳥(Angry Birds)上點擊來彈射憤怒小鳥等。
當特克爾寫道「網路教導我們需要它」時,她用的是隱喻。雖然網際網路本身或許缺乏意圖,但那些設計為與其互動的人肯定像她描述的那樣有目的。20年前,大學畢業生最熱門的工作是在高盛集團或摩根斯坦利銀行。如今,斯坦福大學或加州理工大學或哈佛畢業生渴望在社交媒體公司的產品管理或設計部門工作。讓你準備好從事這種職業的學科是軟體建築學、應用心理學、行為經濟學---使用我們對人類脆弱性的了解以便設計建造強制性工程。
矽谷最成功的應用程序設計者是斯坦福說服技術實驗室的校友,該實驗室是該大學的人類科學和技術高級研究院的分支機構。它1998年由佛格(B.J. Fogg)創辦,該中心的網站說,他的畢業設計是「使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展示電腦能夠以可預測的方式改變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佛格給本科生上課,也為技術公司主持「勸說性的新兵訓練營」。他稱自己創建的機構是captology,該術語源自「作為勸說技術的電腦」的首字母縮略語。那是很得體的名稱,描述了抓住人們的注意力,並讓人很難逃脫的學科。佛格的行為模式涉及到通過使用他說的「熱觸發」而形成習慣,就像臉書上的新聞鏈接和照片基本上是臉書朋友的發貼所組成。
佛格的學生尼爾·埃亞勒(Nir Eyal)在《上鉤:如何建造養成習慣的產品》中提供了實用指南。埃亞勒曾經是遊戲設計者和斯坦福商業研究生院的「應用型消費者心理學」教授,他解釋了為什麼像臉書這類應用程序是如此有效。他寫道,成功的應用程序製造一種「可持久的常規」或行為循環。應用程序激發需要,並提供臨時性解決辦法。他寫道「無聊、孤獨、沮喪、困惑、猶豫不決等情感常常帶來些微痛苦或惱火,促成幾乎即刻的常常沒有來由的行動來驅逐這些負面情感。漸漸地,這些紐帶凝固起來成為習慣,一旦感受到某種內在的扳機,用戶就轉向你的產品。」
應用程序的金融價值很大程度上由消費者在使用它時所花費的時間多少決定,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使用轉變為廣告收入。對美國臉書用戶來說,平均「花費時間」是每天不尋常的40分鐘。是什麼驅使了如此程度的投入?埃亞勒寫道,臉書的扳機是FOMO,即害怕掉隊。社交網路用聯繫在一起和確認的感覺減緩了這種恐懼,允許用戶喚起承認。在臉書上,人們確認自己的社交地位,通過增加喜歡、評論和朋友的數量來量化地位的提升。在埃亞勒看來,登錄就是向大腦傳遞了對多巴胺的點擊,同時伴隨著對另一次點擊的渴望。設計者利用了自動販賣機心理學常識。「獎勵」的多樣性---當你登錄後得到的東西---對痴迷至關重要。
埃亞勒認為分享照片的應用程序(Instagram)是更讓人手痒痒的扳機。「Instagram是熟諳心理學和技術的娛樂團隊給用戶推出形成習慣的產品的例子,用戶隨後將其變成了日常生活離不開的組成部分。」他寫道。在他看來,其天才是無法籠統化的掉隊恐懼,圍繞「害怕喪失特別時刻」創造出憂慮。往Instagram上傳一張照片就減輕了那種不安。臉書2012年收購這個只有13個員工的創業公司Instagram,付出了十億美元的折扣價。這「展示了養成習慣的技術創造的巨額金錢價值。」換句話說,Instagram上癮性太強,臉書必須擁有它。
當然,在臉書或者分享照片的應用程序Instagram上發帖也促成了害怕掉隊的全球性積累。埃亞勒描述的是創造焦慮和緩解焦慮構成的封閉循環,雖然沒有用人性術語充分欣賞它。別人在做什麼?他們怎麼看我?我怎麼看他們?在書的最後一部分,埃亞勒提出了倫理學議題,他說開發者應該只兜售他們相信的產品。但是,他的書大部分讀起來就像煙草產業的文件,操縱香煙中的尼古丁水平。設計者應用心理學現象如投資偏見引誘用戶上鉤,一旦你花費時間將工具個人化,你使用它的可能性就更大。埃亞勒寫道,但應用程序應該只有在提供了獎勵如有趣信息之後再尋求投資。另外一個工具是理性化,讓你覺得如果人們花費了太多時間做某事,它肯定有價值。
特克爾反對使用「上癮」這個詞,因為它隱含著「你必須拋棄上癮之物」的含義,我們並沒有打算「拋棄網際網路」。但在描述他們所做之事時,她的很多主題自然落入藥物濫用、戒絕和重新發現的語言中。人們口頭描述在線階段是獲得刺激,或提到切斷社交媒體聯繫是戒毒或突然停止做習慣之事。這個產業忍不住那樣談論「用戶」和「設備」。技術的喪鐘是情感的也是身體的。但你閱讀得越多,你越可能覺得我們已經處於新鴉片戰爭中,其中市場營銷者採用上癮作為公然的商業戰略。這次推動者來的時候手裡拿著糖果顏色的應用程序。5.雖然描述了各種人際關係的數字危害的畫面,但特克爾仍然對我們能夠獲得對技術的控制感到樂觀,或如她的書名所說,恢復對話。甚至不記得社交媒體之前的時代的青少年也表達了對沒有社交媒體生活的懷舊情緒。他們在注意力不分散卻仍然體驗友誼的地方是無手機的夏令營,在六個星期之後返回後,他們變得更有思想和更有同情心了,只不過重新跳回到「機器區域」。
我們如何能夠享受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快樂和好處,同時抗拒其自我消耗的反社會一面呢?特克爾持續她糾正措施的籠統討論,或許因為目前並沒有很多好的辦法。她認為我們應該有意識地使用單一任務模式,培養面對面的交流,為自己設置限制,如在家庭餐桌上遠離手機。她建議人們閱讀梭羅的《瓦爾登湖》。
作為消費者,我們也給技術公司施加壓力,要求設計建造更少干擾的應用程序。如果產品設計當前有良心的話,應該是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他是佛格在斯坦福的學生,不久前還一直在谷歌擔任工程師。哈里斯在YouTube上可以看到的若干演講中認為,「注意力經濟」把我們推向以我們認定無成效的、不令人滿意的花費時間方式,但我們控制這種傾向的能力有限。技術公司參與到「衝到大腦幹細胞底端的競賽」,獎勵不是給予幫助我們更聰明地花費時間的人而是持續讓我們漫無目的地在賭場拉杠杠的人。
哈里斯渴望工程師在設計消費者技術時考慮人的價值如「善於花費時間」的觀念。他的很多建議是「助推」式的微調和信號,鼓勵人們更多有意選擇。如谷歌郵箱或臉書剛開始問你渴望每天花費多少時間在上面開始,在你接近臨界值時提醒你。簡訊應用程序或許可以重新設計以關注占特權地位而不是干擾。媒體播放程序(iTunes)可以貶低常常被刪去的遊戲的級別,因為用戶發現它們太容易上癮了。
這些是非常有幫助的建議,更有思想性的應用程序、能控制應用程序的程序。這些似乎對解決問題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創業經濟的指令,渴望人文主義的數字設計到現在為止已經很多。只要軟體工程師能夠直接給孩子交付免費的上癮的產品,根本不能指望那些本身就是強制性用戶的家長去實施控制。我們不能通過要求更少誘惑力的自動售貨機來為自己辯護,說我們反對作為勸說技術的電腦。
譯自:We are hopelessly hooked by Jacob Weisberg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6/02/25/we-are-hopelessly-hooked/
本文談及的新書: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by Sherry Turkle
Penguin, 436 pp., $27.95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by Sherry Turkle
Basic Books, 360 pp., $17.99 (paper)Reading the Comments: Likers, Haters, and Manipulator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bby Joseph M. Reagle Jr.
MIT Press, 228 pp., $27.95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by Nir Eyal with Ryan Hoover
Portfolio, 242 pp., $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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