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讓校園欺凌再遊離法治之外

社論

防治未成年人欺凌，不能以校園內部處理代替法律追究，也不能以畸輕處理去消解法治震懾力。

日前，首次由教育部等9部門聯合印發的《關於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導意見》引發廣泛關注。意見強調必須加強教育預防、依法懲戒和綜合治理，切實防治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發生；對構成違法犯罪的學生，必要時可由政府收容教養，特別是對犯罪性質和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後果嚴重的，必須堅決依法懲處。

近年來,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呈高發勢頭。而為了治理校園欺凌，教育部也非首次出招了。今年5月，教育部發文，將在全國範圍內開展預防校園欺凌的專項治理。

但一些校園欺凌事件發生後，事發學校仍總是堅持內部解決、行政處罰，息事寧人，以校園欺凌「家醜化」心態處理問題，而非報警處理、通過司法程序來追究這些欺凌者的違法、犯罪責任。

發生校園欺凌，最應該做的，必須是依法嚴懲，這是維護被欺凌者權利，也對所有學生進行基本規則教育的根本途徑。只有嚴格依法對欺凌者追究法律責任，才能對校園欺凌起到警戒作用。

當然，「依法」也需要有法可依。這幾年一些地方發生的中小學生惡性犯罪事件，如「小學生弒師」，每每引發社會輿論及法學界、教育界對未成年人法律責任問題的討論，是否應適當降低「法律責任」的年齡標準，總是成為爭議的焦點。爭議歸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有些常規教育手段已不適應校園欺凌事件多發的態勢了。當有的孩子隨意說出了「我沒成年，所以殺人不償命、不坐牢的」的「法律知識」時，他們難免會無所顧忌。

在此語境中，對實施欺凌、暴力的中小學生採取的以資懲戒的適當矯治措施中，更好地把握「適當」的度很關鍵。《意見》指明，對屢教不改、多次實施欺凌和暴力的學生，應登記在案並將其表現記入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必要時轉入專門學校就讀；對構成違法犯罪的學生，區別不同情況，責令家長或者監護人嚴加管教，必要時可由政府收容教養，或者給予相應的行政、刑事處罰，特別是對犯罪性質和情節惡劣、手段殘忍、後果嚴重的，必須堅決依法懲處。

根據欺凌、暴力等行為的嚴重程度，加以區分地採取懲戒措施，乃至採取了「必要時可由政府收容」的方式，這其實也是著眼於彌補對校園欺凌的懲戒斷檔的缺陷——實施校園欺凌者因年齡是否滿了法定刑責年齡，而得到判若天壤的對待。很多欺凌者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後，動輒因未滿法定刑責年齡而免於懲戒，只是由家長管教。此前的廣西13歲少年殺3人僅被教養事件，就是典型案例。

在降低刑責年齡仍存爭議的背景下，對校園欺凌者增加懲戒的層次性，實現懲戒力度跟犯罪嚴重程度的對應，這很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的收容教育不能步「勞動教養」的後塵：必須通過規範的司法程序操作「收容教養」，也明確何謂「必要時」，應通過法律細化規定的剛性確保懲戒力度的「一體性」，而不能留下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間。

說到底，絕不能讓校園欺凌再遊離於法治之外。防治未成年人欺凌，不能以校園內部處理代替法律追究，也不能以畸輕處理去消解法治對違法犯罪行為的震懾性。在防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上，要以法律為準繩體現「寬嚴相濟」，在處罰失之於寬之時，補上必要的「嚴」，也符合「罰當其責」的法治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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