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05 19:57 發表於：《廣告*吹水區》 分類：未分類
中國人一百年來為何跪在西方人面前？「唯西方馬首是瞻」的西化時代何時終結？中國人怎樣在精神上站起來，平視西方，將中國崛起的大趨勢變成現實？
日前，摩羅新書《中國站起來》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隆重推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錢文忠、《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為該書感動作序，錢理群、劉震雲、梁文道、孔慶東
、劉仰、時寒冰、向松祚、喬良、王湘穗、張忠智等兩岸三地的名家聯袂推薦，共同表達「中國站起來」的呼聲。
摩羅反思中國百年西化史，發出新時代振聾發聵的吶喊：「中國要麼崛起為世界的榜樣，要麼淪落為公共食堂」，呼籲中國人從西方崇拜的迷信中醒來，呼籲對中國洋奴精英進行一次新的思想啟蒙，呼籲中國人挺起脊樑做「崛起的一代」。
該書甫一上市立即引起了轟動，其中「義和團拯救中國」、「天朝沒有夜郎自大」、「乾隆會見英國使臣沒有錯」等獨樹一幟的觀點，更是引發了學界的熱議。作者開風氣之先，第一次大膽重評中國近代史，挖掘積極向上的歷史資源，加強中國人的自信心，助推中國崛起與民族精神。
五四啟蒙造就當代洋奴精英嗎？
「魯迅為中國人戴上『自輕、自賤、自虐』的精神枷鎖嗎？胡適為什麼要替祖宗懺悔？蔡元培為什麼要培養西方文化的信徒？」
「一百年來，五四啟蒙運動祛除了一些蒙昧，卻製造了一些新的蒙昧。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把顛倒的價值理順過來。沒有這樣的啟蒙，中國縱使在經濟上崛起，也不過是一堆立不起來的銀子，這些銀子跟國民的福祉很可能關聯甚少，因為它們只是為國內和國外的既得利益集團預備的。」
摩羅反思五四啟蒙運動，高度讚揚魯迅、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等五四精神領袖的愛國熱情，但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們「打倒傳統、全盤西化、批判國民劣根性」等思想主張是「斷頭求生」的昏招，恰好導致了綿延一百年的中國精神大崩潰，導致了中國人自我精神閹割，喪失對民族及其文化的信心。
「五四文化啟蒙的負面效果是，為中國社會的精英群體塑造了一顆『西方心』，使得他們只會用西方的觀念和視角考量世界。」1980年代以來，某些中國精英將全盤西化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瘋狂地頂禮膜拜西方文化及其國家，在精神上淪落為「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洋奴。摩羅斥責：「中國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中國的思想稍有一點為西方世界不喜歡的苗頭，他們就立馬端起了滅火器。」
有鑒於當代中國人「全盤西化、崇洋媚外」的可悲現實，摩羅大聲疾呼：西方人犯下的罪惡與錯誤，遠遠超過了世界其他種族；中國人再也不能跪在西方人面前甘做奴隸，必須砸碎一切精神枷鎖，掙脫西方人的精神奴役，而要在精神上站起來，做高貴、自信、精神崛起的大國民。
中國人是低等民族、是西方奴隸嗎？
鴉片戰爭摧毀了許多中國人的自信，他們開始承認並虔誠地認同西方殖民者給我們描述的一切病症。摩羅研究西方殖民史後，驚呼：西方人批評甚至污衊中國人是蓄謀已久的，是潛藏著殖民中國的禍心。其實，中國人並沒有特殊的國民劣根性，國民劣根性正是西方人親手打造並戴在國人身上的精神枷鎖。
西方人批評天朝夜郎自大，中國某些精英隨聲附和並痛心疾首地懺悔，激烈地批判國人的自尊自大與排外，惟恐批判得不積極得不到洋人的賞識。摩羅認為，這實質上是褻瀆自己民族的尊嚴，難逃「洋奴」之嫌。「如果中國人對於自己的種族和文化沒有自尊、自信、自大傾向，那才是不正常的。」實際上，西方人充滿了自我中心主義意識，充滿了凌駕於一切其他人種之上的傲慢與偏見。他們不斷醜化中國人，將中國人視作畜生。
西方人批評中國人很奴性。「魯迅一有機會就提醒國人，別忘了咱們是奴隸，一生氣就詛咒國人甘做奴隸和奴才。」摩羅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史就是殖民史。西方人也曾被征服過，也很奴性。「如果我們曾經認真研究過梁啟超、魯迅、陳獨秀、譚嗣同、陳天華、秋瑾、孫中山等等前賢的文字，我們不難從每一筆每一划中感受到一個奴隸靈魂的灼人傷痛。這種灼人的傷痛感，標識出我們民族與奴性之間的深刻界限。這種灼人的傷痛感有多深，我們與奴性之間的界限就有多深。」
美國人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捏造數據，污衊中國人的暴力傾向世界第一。摩羅指出，人類歷史上唯一殺遍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群在歐洲，唯一發動過兩次世界大戰的人群在歐洲，唯一對一個散居的古老民族（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大屠殺的人群也在歐洲。500年來，他們每天都在製造9．11事件。西方人的暴力傾向雄冠全球，亨廷頓沒有資格批評中國人。
美國國父華盛頓是殖民頭子嗎？
孟德斯鳩、黑格爾、達爾文
、華盛頓、史密斯、亨廷頓等都是不少中國人頂禮膜拜的西方聖賢，但在摩羅眼中，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殖民者的幫凶。因為站在中國人立場上，他們為殖民掠奪提供了思想理論的支撐，搖旗吶喊，殺人於無形。
摩羅以詳盡的史實揭露西方殖民史的慘無人道：「美國總統華盛頓在指揮獨立戰爭的同時，就曾經四處張貼布告，通緝他的逃亡白奴。他還寫過文章，介紹給印第安人剝製頭皮的方法和經驗。美國政府曾經大張旗鼓地鼓勵美國市場上的印第安人頭皮交易，一遍鼓動全社會剝印第安人頭皮的商業熱情。」
尤其可怕的是，西方殖民史與種族大屠殺仍在當代延續。「西曆1973年，就在當年大屠殺的現場（翁迪特尼），當年慘遭殺害的民族舉行了一個紀念會。……會後，美國政府悄悄殺害了他們300名部落成員。……許多人為基督徒殖民者辯護，認為這些罪惡發生在殖民時代，好像那就應該是一個野蠻時代，所有的罪行都可以一筆抹殺。可是，他們製造第二次翁迪特尼大屠殺時，已經是1973年。如果我們說美國在1973年還處於野蠻狀態，那麼他們什麼時候才能文明起來呢？」
摩羅立足於中國立場，在書中表達了「批西方、批洋奴、批精英，改變全球化的國際慣例；愛中國、愛憤青、愛草根，樹立大國民的民族信心」的赤子情懷。「歷史的經驗表明，那些『文明』國家一愛上我們這些『野蠻族群』，我們就連熱愛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權利都沒有了。無論是日寇鐵蹄下的中國人，還是白人刀劍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經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驗證過這條簡單的道理。」實際上，擅於自我美化的西方人從來都沒有道德優勢，沒有蔑視中國人的資格；西方人吹噓的民主與自由的天堂，裡面包裹著血腥骯髒的殖民歷史。
中國人怎樣挺起脊樑、做大國民？
殖民時代，弱國被強國的槍杆子所統治。全球化時代，弱國被強國制定的遊戲規則即所謂國際慣例所統治。所謂的全球化是美國人精心設計的世紀大騙局，是充滿了兵不血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血腥陷阱。全球化的格局只對富強國家有利，貧弱國家則極易遭受利益的損害。
摩羅認為，中國崛起，就應該勇敢捍衛中國的國家利益與國民福祉，勇敢挑戰國際慣例。當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必須紮根於民間，必須紮根於民族，必須紮根於中國，才能成為勇敢捍衛國家利益的國膽。
摩羅相信：「《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貨幣戰爭》、《中國怎麼辦》、《金融超限戰》等書的作者群體是新一代啟蒙思想家與國膽，將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與此同時，崛起的中國需要文化自覺與自信。費孝通
先生雖然是西方文化的嫡傳弟子，但他始終紮根於中國大地，是中國文化自覺的先驅。他給人類留下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體現了中國文化博大、包容、和諧、共生的真髓，呼籲重新發現傳統的價值，必將成為中國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如此，中國人才能自信地站起來。
摩羅語錄（摘自摩羅著《中國站起來——我們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
中國要麼崛起為世界的榜樣，要麼淪落為公共食堂。
我們不要擔心自己的同胞不愛國，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值得每個國民為之自豪的共同體，而不要讓它成為少數人的私貨。
五四那一代中國精英人物，雖然個個為尋找中國的前途殫精竭慮，可是他們那樣片面地歌頌西方文化、圍剿自己的民族文化，實際效果也許是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勞。
最無能的男人總是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最無知的精英總是抱怨大眾過於愚昧聽不懂他的偉大思想，最無恥的失敗者總是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胡適博士三者兼備焉。
中國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中國的思想稍有一點為西方世界不喜歡的苗頭，他們就立馬端起了滅火器。
若是有誰對於西方國家的弱肉強食、窮兵黷武說了一句批評意見，必有一大批洋奴對他拍案而起。若是有人對於國際社會的不公平略有批判傾向，必有一大批洋奴斥之為愛國賊。這種洋奴相，在魯迅的作品中就已經埋下了隱患。
西方的種族主義是唯我獨尊，中國部分精英人物的民族主義卻是唯我獨劣——他們代表這個種族承認了唯我獨劣。
倘若我們的民主化進程能夠讓人每天看到希望，倘若我們的產業具備國際競爭能力，倘若我們的外交總能維護我們的國家利益，倘若我們的國民總能像這次派專機從甲型H1N1流感疫區墨西哥接回中國公民那樣受到尊重，倘若我們的窮人能夠享受到稍多一點的公平和幫助，那麼，這種崇洋迷外的洋奴思想和逆向種族主義思想就不會具有如此大的市場。
中國需要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把顛倒的價值理順過來。沒有這樣的啟蒙，中國縱使在經濟上崛起，也不過是一堆立不起來的銀子，這些銀子跟國民的福祉很可能關聯甚少，因為它們只是為國內和國外的既得利益集團預備的。
GDP記在中國的統計表上，利潤卻流進外國人的金庫。消耗的資源是中國人的，流出的血汗是中國人的，掏空腰包的也是中國人，只有利潤不是中國人的。
在最近兩年的金融危機中，一位中國官員壯著膽子說，西方人已經失去了道德優勢。這簡直是個大笑話，西方人從來就沒有道德優勢，何以直到今天才「失去」道德優勢？可見我們中國人被他們「自由市場」等等道德面紗欺騙了多久，可見我們在這個以槍炮和軍事基地統治世界、奴役萬民的種族面前跪伏了多久！
金融危機本來是美國金融機構的過度掠奪導致的。危機發生以後，全世界的經濟體被迫為危機買單。美國政府要求各國政府為金融危機擔當責任。中國本來是發展中國家，在跟美國等強國進行經濟往來時，連「市場經濟國家」的待遇都沒有。可是美國忽然要求中國在金融危機中做「負責任的大國」。「負責任的大國」是什麼意思，就是買單能力很強而且買單態度積極的國家。
魯迅如此折服於一個殖民主義者對於中國人的挑剔和批評，中國讀者又如此折服於魯迅的作品與思想，這條文化傳播的紐帶，染滿了精神奴役的底色。無論這裡開出多麼美麗的文學之花，花瓣里流淌的汁液永遠無法擺脫精神奴役的養料。
跨越五四，回歸康梁，從康梁這裡重新起步，以「飛龍在天」的雍容豪邁之氣崛起一個古老而又嶄新的中華文明，這才是我們的康庄大道。
西方殖民者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世界的批評，實際上是強盜對於劫掠對象的批評。一邊劫掠一邊對劫掠對象進行道德批評和心理摧毀，本是歷史上一切強盜集團的慣用伎倆，並無新鮮可言。
中國長久的失敗使得我們在不知不覺之間就被西方人洗腦了，我們許多人不自覺地成了洋奴，成了西方立場的堅守者、西方利益的維護者。這些人給中國造成的傷害，是西方殖民者給中國造成的傷害的延續。
中國那些最具影響力的學者，還不願意接受佩雷菲特的結論。他們已經習慣於按照西方殖民時代的口型捲動自己的舌頭，習慣於從中國歷史的一切悲慘故事中尋找國民劣根性的證明材料，並用以證明西方種族的偉大和神聖。他們的這種惡習一時還難於更改。
西方國家500年來每天都用鐵蹄糟蹋別人的家園，每天都用炸彈毀滅別人的河山，他們每天都在製造九一一事件。世界上只有歐洲人及其後裔才是真正的嗜殺狂。
你看那義和團，不但排外，還喜歡裝神弄鬼，多麼沒有理性。你看那大躍進，就那傻冒水平，還想著趕英超美。一百年來，我們對於自己民族的類似指控無窮無盡，蔑視、鄙薄之情溢滿胸間。
屈辱之中誰都容易狹隘，仇恨之中誰都容易兇殘，困窘之中誰都容易荒謬。
一個人越是激烈地批評自己的祖國和同胞，就越是覺得自己光榮偉大，這是殖民地居民討好殖民者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
既然誰都曾經被征服，誰都曾經在屈辱的境遇中卑屈地殘喘，那麼為什麼人們偏偏強調中國的屈辱歷史，偏偏突顯中國人的奴性呢？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可是所有那些慘遭屠戮和殖民的民族都不得不從血泊中爬起來，在屈辱的殖民模式中繼續繁衍生息。
我們像一個虔誠的孩子，循規蹈矩地期待著國際社會的一句認可與表揚，最好還能得到一塊奶糖的獎賞。我們等了三十年也沒等到一句表揚，那塊奶糖更加緲不可及。相反，我們書包里原有的奶糖大多都給塞進了強國的口中。
五四啟蒙運動完成了將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龕里的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啟蒙運動完成了將西方種族和西方國家供奉在道德神龕里的文化工程。
那種花一百元把自己灌肥，再花一千元給自己減肥的生活方式，是比裹腳布和貞操帶更為荒唐醜陋的文化。
有的極端分子甚至遺憾當初英國人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殖民戰略為什麼沒有獲得全面成功，進而為中國沒有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而痛苦得仰天長嘯。他們向蒼天禱告，中國需要殖民三百年。他們幾乎堅定地相信中國人就是劣等民族，我們只有拜倒在西方國家的腳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