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

                             劉遠舉 2012.10.12

      基於中國人的諾貝爾獎情節，在傳言初起之時，由於莫言的身份、經歷、行為，就網路就曾爆發激烈爭論，政治或文學、左右或族群，針鋒相對。待到消息落實，爭論就更為白熱化。

      如何評價莫言獲獎？首先，文學是富有彈性的，但即使如此，正如大多數文學界人士所認為的那樣，莫言當然是中國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放在世界上也是傑出的，他的文學才能配得上諾貝爾獎的榮譽。作為一個作家，莫言先生的這一成功值得祝賀，數十年的磨礪才有今日的「亮劍」，甚至說他是中國文學的里程碑、體現了30年經濟發展帶來的自信和超越，也並不為過。

      但世界的複雜在於角度的多樣和身份的多樣，正如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所說的：人們往往要跳出身份的固化，理性的轉化自己的多重身份時，才能獲得對世界的正確認知，而不至陷入身份的暴力。但當在諾貝爾獎這個問題上轉化視角時，卻會立即遭遇立場問題。

      毛澤東就說過：「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正是因為有著強烈的擔心，擔心本文失掉了立場，而導致態度的不正確和偏頗，所以，在從更大的範圍來轉移視角，評價莫言獲獎時，筆者只敘述事實，而不做評價，或許自由心證更貼切諾獎的「理想主義」。

      第一個事實是文學和政治的事實。首先是諾貝爾獎中的文學和政治。1895年11月27日，諾貝爾寫下遺囑，捐獻全部財產3122萬元瑞典克朗設立基金，每年把利息作為獎金，授予「一年來對人類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其中文學獎的宗旨是授予那些「寫出富於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傑出作品的人」。

      「理想主義」四個字是極富彈性的，從用直覺去認識世界，用情感判斷世界，到構建空想社會主義社會美好的、人人平等的世外桃園，理想主義極富變化，雖然後者的現實映射往往是波爾布特式的社會實驗。百年之中，圍繞理想主義這四個字，瑞典文學院也爭吵不休，其看法也在不斷變化，授獎的標準也做過改動，但這都無可否認，理想主義必然涉及人文關懷以及現實影響，那麼，脫離政治而存在的理想主義實際上是並不存在。更何況在中國的現實之中，《人民日報》對描述瑞典文學院的著名的「三個一貫」，已經把它釘在了政治的評價台上：「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

      當然，這些並不妨礙瑞典文學院「而今邁步從頭越」，拋開政治對文學作品進行審美判斷，當然也不會妨礙我們祝賀一個中國作家在文學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時，相對諾貝爾獎中的政治和文學，中國的文學和政治的事實則更加沉重，文學從未擺脫過政治判斷。

       從百位作家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到拒絕與異見作家共同出席，以及有選擇性地拒絕諾貝爾的理念，拒談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無論如何，這已是一種政治。如果說這種高居廟堂的政治對老百姓過於遙遠的話，那麼西安街頭一個青年奮力躍起，U型鎖揮舞之下，中國人的頭骨破裂的聲音，則是耳濡目染的政治文學的殘酷迴響。由此可見，每一個中國人，無時不在政治的文學的包圍之中。所以，縱然瑞典文學院採用理想主義的態度欣賞文學，但這也不足以說服我們對文學中的政治視而不見，假裝超脫，因為中國的文學和政治，早已融在一起，一筆一畫的抄在歷史上，猩紅一片。

       另一方面，應該看到，妥協是一種選擇和自由，甚至可看做為文學而犧牲，為批判而犧牲，但對這種妥協的批評，卻同樣是一種選擇和自由，不應該受官方許可下的、諾獎美夢成真帶來的民族自豪所壓制——所謂民族自豪，無疑已是政治，那麼，這種理由並非超脫政治，而是赤裸裸的用一種政治來壓制另一種政治。

      不過公正而言，這些對妥協的批評往往缺乏客觀，夾雜憤怒、羨慕、不屑等等各種情緒化特徵，從而忽略了作者作品中蘊含的對人性的刻畫、對現實的批判，雖然對力度和深度上可有不同意見，但其作品的正面意義，其和大眾觀點疏離而保持的作家獨立，甚至作品中本該令批評者滿意的「政治正確」，也都因莫言的身份而被忽略。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也是一種基於身份的攻擊，但同時，在中國的現實之下，這種批評也並不能說沒有其合理性，對於一個體制內作家，這似乎也是一個警醒。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些警醒的意義不在於過去做過什麼，而更期待將來要做什麼，作為第一個公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作為一個作家，作為一個官員，為中國文學乃至這片熱土，在中國社會大轉型的陣痛和痛苦中，擔當這份期望也並不為過。

       以上種種，看似立場，實際上卻是超越左右的事實。

      另一個矛盾的事實就是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不可否認，長期以來，中國人有著某種程度上的，難以形容的，對諾貝爾獎的情節：羨慕、高興、憤怒依次或同時出現，奇怪的混合在一起，但這些情緒的主線卻是民族主義。

       那麼如何認識民族主義下的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呢？如果這種民族主義是以血統而論的話，楊振寧、崔琦、丁肇中、李遠哲都是中國人，出生在中國。如果關係和中國更近些，還有一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如果更政治化一點，僅認可中國國籍的話，還有一位明確具有中國國籍的諾貝爾獲獎者，但當這位獲獎者在中國大陸語境中彷彿隱身的時候，這到底是民族主義下的諾獎情節，還是其他？

       所以，當很多人，甚至一些高學歷的人在微博上敲出：莫言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的時候，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是否應該更準確的說成：諾貝爾獎的中國謊言？更令人苦笑的是，正如有人調侃：在中國，只有「莫言」，才能獲獎，獲獎後，仍是「莫言」——除了統一的新聞報道和微博上白熱化的爭論外，人們無法公開暢所欲言。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此類種種諾貝爾獎的中國事實，正是莫言獲獎在國內變得複雜的原因，也必然會超越他獲獎的事實，更嚴厲的拷問人們莫言獲獎的意義。這種嚴厲拷問衝擊著中國社會，與此同時，體制內作家的獲獎也「反映了中國強大以及世界影響力提升」，所以，莫言的獲獎同時為體制帶來背書和衝擊的雙重作用。於是，我們看到立場轉換、言辭不一、各種欲言又止等等「源於複雜中國」的左右為難。從這些黑色幽默中，我們不難發現真正強大的價值觀，看到那些真正有力量的東西，而這不正是理想主義的文學應該鼓動人們的么？

       還有一個細節上的事實似乎也值得一提。有人說，中國作家之所以一直與諾獎無緣，是因為他們的作品很少被翻譯成外文，或者翻譯後的版本失去原有的水準。漢語文學在世界文學上佔據的位置並不重要，瑞典文學院的評委，大多數僅能閱讀翻譯之後的莫言的作品，而翻譯過程很難保持作品原有的水準，顯然對於中國作家這很難說公平。而另一個不公平的問題則在於，由於文字、文化的差異，翻譯是一個需要技巧、才能的系統性工作。基於漢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現實地位，作為承接西方高科技技術轉移，同時也不斷西化的中國，顯然並不具備這種文化勢能，利用市場去傳播文化。所以，對於中國其他大多數作家而言，除了是否迎合諾獎寫作外，還無法承擔這種逆向文化傳播所需消耗的資源。

       當然，作為一個有文化抱負的民族，中國人必須致力於推動自身文化的傳播，但是這是一個耐心的、水滴石穿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應利用國家資源去推廣，如何推廣，推廣誰，則是另一個極富爭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