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中國名著《楚辭》
[Songs of Chu] 是《楚辭》英譯本書名。西漢劉向輯。為騷體類文章的總集。收錄有屈原、宋玉、王褒、賈誼、嚴忌等人的辭賦及劉向自己的作品《九嘆》，共計十六篇。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餘各篇也都承襲屈賦的形式。又有此意：《楚辭》為篇名。包括九篇作品。依王逸《楚辭章句》的次序是：《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迴風》。
楚辭亦作「楚詞 」。本為楚地的歌辭。戰國楚屈原吸收其營養，創作出《離騷》等巨制鴻篇，後人仿效，名篇繼出，成為一種有特點的文學作品，通稱楚 辭。西漢 劉向 編輯成《楚辭》集，東漢 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註成《楚辭章句》。 唐孟浩然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詩：「臘響驚雲夢 ，漁歌激楚 辭。」《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楚 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宋 魏慶之 《詩人玉屑·詩體上》：「有楚 辭，屈 宋以下，效 楚辭體者，皆謂之 楚辭。」 姚華 《論文後編·目錄中》：「楚 辭者，楚 人之辭也。雖『鳳兮』『滄浪』，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體先詞賦，於是楚 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歌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楚辭的創作手法是浪漫主義的，它感情奔放，想像奇特，且具有濃郁的楚國地方特色和神話色彩。與《詩經》古樸的四言體詩相比，楚辭的句式較活潑，句中有時使用楚國方言，在節奏和韻律上獨具特色，更適合表現豐富複雜的思想感情。
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嚴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楚辭》作為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由於詩歌的形式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風土物產和方言辭彙，所以叫「楚辭」。《楚辭》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離騷》，後人因此又稱「楚辭」為「騷體」。西漢末年，，劉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輯錄成集。《楚辭》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不僅開啟了後來的賦體，而且影響歷代散文創作，是我國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源頭。
《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產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現存的《楚辭》總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傳下來。
楚辭的特徵，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顧可謂之『楚辭』。」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郁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楚文化色彩。這是楚辭的基本特徵，它們是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西漢劉向輯，東漢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該書以屈原的作品為主，其中《離騷》、《九歌》、《天問》等篇保存了較多的歷史資料和神話傳說，可供治史者參考。屈原（約前339～約前278），名平。初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因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受懷王稚子子蘭及靳尚等人譖毀而革職。頃襄王時，屈原被放逐，他無力挽救楚之危亡，又無法實現政治理想，遂投汨羅江而死。《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偉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作者的進步理想，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和鬥爭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悶。屈原常常徵引歷史以抒發情懷，從中尋找經驗教訓，「上述唐、虞、三後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書互相參證補充，例如《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慾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歷史相當完整，可與《左傳》互相參看，而補《史記·夏本紀》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從《離騷》中關於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的記述，也可窺見上古神話傳說的一斑；而「攝提貞於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則是考證古代天文曆法的資料。
《九歌》本為古代樂歌，相傳是夏啟從天上偷來的。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基礎上創作的《九歌》，襲用了古代樂歌的名稱，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關於雲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陽神等的神話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貴資料。
《天問》是一首長詩，它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歷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中，保存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例如，關於鯀、禹治水的傳說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就涉及鯀和鴟龜的關係，禹和鯀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時曾得應龍之助，禹娶塗山氏女等細節；關於后羿的傳說所提的問題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嬪，被寒浞殺害等細節。關於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湯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缺乏。《天問》透露了許多關於這段歷史的重要線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恆、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內容，尤為寶貴。
之前已經說過，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爭霸諸侯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但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向《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註》。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注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注釋、評論工作。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并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蠻荊」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複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近年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家譽為「世界奇蹟」，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在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制；《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就是「吟」。（所謂的「吟」，就是介乎於「讀」和「唱」之間的一種形式，是以一種較為簡單的調子來吟完整篇文章，當然，楚辭之中應該還有當時楚地的楚音。）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像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像，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試論《離騷》的思想內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愛國情感。屈原嚮往「前聖」治國君明臣賢、君臣和諧的境界，提出「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的具體治國方略。
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堅韌品和疾惡如仇的批判精神。貴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棄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離騷》寫他上天入地，尋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實現的形象描繪。批判精神在於他堅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時，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試論《離騷》的主要藝術特點。
一．濃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像。《離騷》前半回顧往事，追憶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寫實，但那些比興手法鋪敘誇飾自己的美好品質的詩句，已具有奇異想像的特色；後半寫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則更是火一樣的濃烈激情、忠貞深沉的愛國情感，通過奔騰飄逸、上天入地的想像淋漓盡致地噴發出來。
二．潔純美、獨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貴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潔純美、獨立不屈的人格，及其異常濃烈的情感，構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脫俗的完美想像，具有象徵意味，表現了這篇抒情長詩的精神實質。
三． 比興手法的拓展。它把《詩經》片段的比興發展成為長篇詩歌中比興的連續使用，還把《詩經》那種喻象、喻體各自獨立的單純比喻合二為一。在《詩經》基礎上拓展的寄情於物、托物抒情的表現手法，形成了我國文學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傳統，影響深遠。
四． 結構特點。全詩都圍繞著，詩人忠貞不渝的故國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來謀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顧歷史，實寫，後半部分對理想之實現的探索，虛寫。
五． 形式和語言特色。既採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筆法，成為一種句式長短不拘、韻句散語相間的新的文學表現形式。《離騷》後半表現詩人的思想活動，往往設為主客問答，鋪排描寫。語言豐富多彩、雙聲疊韻比比皆是。
試論《九辯》的藝術特色極其與《離騷》思想、藝術上的異同。
一．《九辯》的思想境界不及《離騷》儘管它也有自標高潔的詠嘆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種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對不平際遇，他採取退守保身的態度，甚至感恩阿諛之嫌。
二．表現看，《九辯》不失為楚辭中一篇精品。
A．長於鋪排描摹，並在描繪中創造較為圓融的意境。如開頭那段廣為傳涌的文字，渲染秋氣之肅殺肅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氣清的空闊凄疏之景等。詩人的際遇悲傷之感，被肅殺凄涼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濃重。
B． 細緻入微的刻畫描寫。寫落木之枝萎葉衰，從葉片到枝幹，由形態到色彩，都刻畫得細微真切。
C．《九辯》的造語用詞也很可稱道。韻散相間，長短不拘，參差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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