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既不是鬥士，也不是宋江

媒體對我早期作品有個定位，把我定位為一個鬥士，其實他們誤會了我，我沒敢做鬥士，是時代影響了我。今天他們發現怎麼鬥士突然變成了宋江？我其實不是鬥士，也不是宋江。」幾年以前我採訪張藝謀，在他眾多的語錄中有這麼一句。現在回頭看，這句話還真是意味深長。

幾天前我和一個美國記者結伴看了張藝謀的新電影《金陵十三釵》，這個記者正準備寫一篇有關張藝謀的小型人物特寫。看完電影的當晚，網路上就出現了《金陵十三釵》男主角克里斯蒂安?貝爾前往山東臨沂探訪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的消息，貝爾遭到便衣驅逐的照片登上了CNN，「蝙蝠俠不敵中國村民」，這樣的隱喻在網路上引發了一陣悸動。

我接到那位美國記者的電話時，也能感覺到他度過了不平靜的一天。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一場「炫技式的集體主義狂歡」的炮製者，一個被譽為「國師」的人，猛然轉身，跟民主鬥士聯繫在了一起，這種戲劇性使那位記者大為激動。聽著他剖析張藝謀身上的種種政治標籤，我一直想問一句話：你是不是忘記了，張藝謀他就是個拍電影的？

我真正見到張藝謀的時候，人們已經非常習慣於罵他。從《英雄》之後，他拍了一部媚俗的商業大片《十面埋伏》，之後是《滿城盡帶黃金甲》，一部更加媚俗的商業大片，最後是《三槍拍案驚奇》，一部媚俗到惡俗的商業大片。「商業」是打在張藝謀身上的標籤，這意味著他已經通俗化了，也意味著他喪失了魔力。商業化也帶來一種「民主感」：只要花一張電影票的錢，就獲得了評判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平等的，不為權威所左右。

可是張藝謀真的通俗化了嗎？起碼要見到他不那麼容易。我首先需要穿透層層的人際關係網，獲得應允前往北京郊區的影視基地，在門口，保安對我進行了仔細的盤查，他們是張藝謀「行宮」的第一道阻障。我抵達了指定的影棚，遇到第二道阻障──一群在影棚外抽煙歇息的場務，他們一邊講述著驅散偷拍記者的勇敢經歷，一邊查驗我的通行證。總算見到了張藝謀，但他被演員和執行製片重重圍住，導演工作的時候，外人不得近身。一直到我坐下來，與張藝謀面對面交談，旁邊依然圍繞著一個時刻拍攝張藝謀的攝影師，一個執行製片，一個中間人，幾個演員。我對張藝謀的第一印象是：一個活在虛假的深宮裡的皇帝，絕少獨處，時刻被簇擁，這導致我第一句話就問：「導演，你是不是有時候特想一個人呆會兒？」

張藝謀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想要摘掉身上的標籤。先是「鬥士」的標籤：「我初期那麼深刻的反思，以反思為最重要的目標，是我天生愛思考嗎？不是，是那個時代，80年代，那時候全國都關注深刻的問題，反思民族向何處去，那時候整個氛圍影響了我。」然後是「商業」的標籤：「今天也是相應的，我不認為我今天突然就退步了，迂腐了，充滿銅臭氣了，其實不是，我只是受到時代的影響。」他當然不能自稱「國師」了，「那樣多招人恨啊」。但他將擔任奧運會開幕式總導演的經歷稱為「只有這一件事情讓你有真正的責任感」。他還開起了娛樂人物的玩笑：「我老開玩笑說，我們看待自己要有娛樂精神，別把自己當碟菜，別以為我們電影導演都是深刻的思想家和偉大的藝術家，你在新浪和搜狐，在所有網頁，你得點『娛樂』那欄才能見到我們，我們是娛樂界的。」

張藝謀不認同上述所有標籤，他只認同一件事：他是與時俱進的，受到了時代的影響。他的個人性格，與這個民族長久倡導的特性相吻合：控制、奮鬥、堅韌、在合適的時機還有點中庸之道；他的作品的性格，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符合「主流價值觀」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