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的政治態度：法家為何心甘情願依附王權

05-28

【導言】先秦諸子學的特點是民間士人的獨立立說，體現了士人的獨立思想。士人會因自己的價值觀念不同，故而在面對王權時產生不同的政治態度，同時產生不同的政治選擇和人生選擇。

如果將先秦諸子對王權的政治態度做一個基本分類的話，大體上有三種類型：依附王權，疏離王權，與王權合作。這三種態度分別對應的是法家、道家和儒家。這三種態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與各家所主張的思想立場、人生選擇、政治選擇有什麼必然的關聯性呢？

韓非子

依附王權的法家

法家是一個由眾多士人組成的思想家、學者群體，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韓非。其中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術、勢三個方面。

法家為何要依附王權？他們作為春秋戰國時期已經具有一定獨立社會地位的士、士大夫，為什麼會放棄自己的獨立性，而如此心甘情願地依附王權，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場，處處為君主權力著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圍繞如何鞏固君王的權力、延長王朝的祚命？

這首先與他們的政治經歷和政治地位有關。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法家作為一個士人群體，他們大多有一個重要的人生經歷：即都居於政治權力的核心，擔任過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別重任，通過君權的強制權力而推動變法，所以他們能夠對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認同。譬如，李悝曾經擔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國推行變法，著《法經》；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並主持秦國的變法，並獲得封侯；慎到曾經擔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擔任韓昭侯之相十九年，卒於相位；韓非子曾經擔任韓國重臣，後來又深得秦始皇的厚愛。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權，放棄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獨立人格，與他們個人的政治經歷有關，他們已經成為君主政治的組成部分，成為君主政治的共同體。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願地依附王權，還與法家的一個普遍性政治認知與政治信念有關。他們有一個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權和權勢是國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韓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讓君主（聖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權力，他們普遍認為君王必須大權獨攬。韓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謂的賢能政治能夠治理好國家，他之所以推崇權勢政治，就在於他堅信國家治理必須依賴一個強勢的君主控制的權力體系。他繼承和發揚了慎到的重勢的思想，特別指出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賢能政治與權勢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經說了一個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證明君主政治就是依賴君主的權勢而實現國家治理，寄希望於賢能君主或將其歸結為賢能治理是矛盾的。他所認同的"勢"，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權勢、權威，即君主統治所依託的權力和威勢。他認為："君持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治也;勢者，勝眾之資也。"所以，韓非子一以貫之地堅持「以勢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韓非子強調「勢治」的必然性，特別關注君、臣、民之間的關係，他有關君、臣、民之間關係的探討就成為其政治思想體系重要內容。

首先，韓非子特別探討了君、臣之間的關係問題。他反對儒家將君、臣之間看作是仁愛忠義的道德關係和相互依賴的政治合作關係，而直截了當地將君、臣之間看作是一種相互爭鬥、彼此算計的政治對立關係。他說：「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民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韓非子冷靜地分析了君、臣之間對立和爭鬥的嚴酷事實。儘管韓非子本人是為人臣者，但是，他並沒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體立場，而是完全是站在君主的立場上，處處以維護君主的權力、利益著想，主張在君、臣之間爭鬥中，君主應該牢牢地控制各種權力，絕不允許臣子爭奪自己控制的權力。他說：「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得，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所以，他反覆強調：「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他處處站在維護君主權勢的立場上，認為君主一旦發現臣下有結黨擅權的舉動時，就應該嚴加提防、嚴厲打擊。在《韓非子》的著作中，大量篇幅均是告誡君主如何控制權力、抑制臣下各種方法和手段，表達出他依附王權的政治態度和立場。

其次，韓非子也探討了君、民之間的關係問題。韓非子反對儒家的民本政治，堅持君本的立場。他仍然是從維護君主權勢的立場出發，堅決反對愛民富民的國家政策，堅持苛政嚴刑以維護君權。愛民不能夠有幫助君主治國，而寡恩嚴刑才能夠有助於君主的勢治，他就堅決反對愛民。同樣，他反對富民足民，他認為老百姓會永遠不知足，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標是通過苛政嚴刑的治理，實現「帝王之治」。

韓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關係上，特別突出地強調君主權勢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探討要如何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力，那就是擁有「勢」的君王，必須掌握「法」與「術」這兩個關鍵的手段。韓非子認為，擁有了"勢"的君王，要將"法"與"術"很好地結合起來。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須善於"操術以御下"。由此可見，雖然法家提出了法、術、勢的系統學說，並且被稱之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勢」，「法」與「術」均是擁有「勢」的君王維護王權、治理國家的手段。

正由於韓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權勢為目的、為核心，故而其政治態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麼，士大夫參與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他在一篇著名的《說難》的文章中，告訴一切臣子應該如何與君王相處。正如王先謙先生解釋《說難》的題意所說：「夫說者有順逆之機，順以招福，逆以招禍。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以此說之，所以難也。」韓非子既然肯定「以勢治天下」的必然性，故而必須告誡那些進入君主政治權力體系的士大夫，應該絕對服從君主的「勢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順從君主的意旨，就成為一切進入政治系統的士大夫必須遵循的政治法則。儒家士大夫有「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魏巍然」，而韓非子的《說難》則強調：「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這正十分生動體現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態度。（待續）

*本文系嶽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教授《先秦諸子政治態度平議》第一部分，原載於《現代哲學》2017年第2期，鳳凰國學經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