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文學的尷尬：「民族性」被英格蘭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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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前的世界盃上，當時的蘇格蘭民族黨成員安德魯·威爾遜呼籲，既然蘇格蘭足球隊沒有入圍，蘇格蘭公民都該支持英格蘭足球隊——「惟一倖存的不列顛球隊」。該事件引來了大量將安德魯侮稱為「蘇格蘭叛徒」的傳真和電郵。關於「蘇格蘭人身份」的話題從未平息。是否存在廣義上的「不列顛人」身份？早期代表作《猜火車》被改編成電影而聞名的蘇格蘭小說家歐文·威爾士，多年來也出版了一批非虛構文集，他在其中圍繞「蘇格蘭人的身份」展開了多次探討。而英國作家羅琳「榮譽蘇格蘭人」的身份，則提供了文化融合的另一種路徑。文化象徵的轉變從凱爾特豎琴到蘇格蘭風笛「Tartanry」——「格子呢文化」，在18、19世紀蘇格蘭旅遊業萌芽時期，這個詞曾代表著陳詞濫調的蘇格蘭文化符號：格子呢、男穿短裙、蘇格蘭風笛、高原風情等等。1976年，「格子呢文化」這個詞被用到美國電影工業的辭彙中。回顧過去幾百年里，蘇格蘭的文化象徵有過幾次轉變：最初象徵蘇格蘭民族的樂器是凱爾特豎琴，到15世紀才換成蘇格蘭風笛。羅伯特·彭斯和沃爾特·司各特的時代結束後，19世紀的蘇格蘭受到了工業革命的衝擊。工業的迅猛發展讓一批蘇格蘭知識分子無所適從，到19世紀末期，以蘇格蘭方言寫作的「菜園派」（Kailyard）文學悄然誕生，並成為「文化領域的亞民族主義」代表。由這場文學復興中脫胎的包括了詩人休·麥克德米德。作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休看到了英國霸權在蘇格蘭本位主義文學中的陰影，因此想方設法在詩歌創作中復興古老的蘇格蘭語言，主要是彭斯時代的傳統；以對抗標準英語。但這場文學復興持續不過10年。作家們的爭論蘇格蘭文化圖景曾面目模糊在1962年的愛丁堡「世界作家大會」上，詩人休·麥克德米德（Hugh MacDiarmid）第一次提出了這個問題——蘇格蘭是否存在「民族文學」？在倫敦西郊度過青春期的歐文·威爾士，父母親都是蘇格蘭人，自嘲「如今流亡美國」。他指出，直到從英國搬出去之後，才強烈意識到說出「我是蘇格蘭人」或「我是不列顛人」這樣原本再平常不過的話，都常常奇怪地被看成是政治宣言。他跟作家同行菲利普·科爾（Philip Kerr）都在愛丁堡出生成長，兩家距離不過幾公里；兩人也同樣在青少年時期移居倫敦。如今兩人經常打趣：在英國文化教育處舉辦的文學活動上，歐文被稱為「蘇格蘭人」，而菲利普則被註明「不列顛人」。他們認為，許多事情都一脈相承：都跟社會階層的差異有關。歐文指出，50年前，蘇格蘭的政治和文化圖景皆面目模糊；當休·麥克德米德提出「民族文學」的概念時，與「頹廢派」小說家亞歷山大·托魯奇（Alexander Trocchi）有過一場激烈的爭執，前者將亞歷山大稱為「國際化的敗類」。後來兩人卻私底下交流不斷成為好友，那是後話。歐文認為，當時二戰遺留下來對大眾造成的恐慌陰影未散，自視為政治激進派的人們，毫不含糊將「國際主義」看作理想的方向。在當時來說，那意味著高瞻遠矚與包容、是基於「天下一家」這種趨向社會主義概念的對文化的尊重。「民族主義」，即便裹上了「民族解放」的包裝，在當時也毫無疑問代表著道德困惑和本質分歧。「究竟是民族文學還是地方文學，我們可以爭辯一天但這毫無意義」，歐文以美國文壇舉例：「上網查查維基，史蒂芬·金、約翰·斯坦貝克、馬克·吐溫、威廉·福克納和雷蒙德·錢德勒全都被描述成『地方』文學家。去衡量哪個作家寫的是不是『民族文學』，就陳腐得好比你得住得離曼哈頓足夠近，以便不時能參加《紐約客》的雞尾酒派對。」今日全球大眾文化絕大部分被包裝第一的文化產品而壟斷，這與以前由語言學主宰的文化產品完全不同。歐文因此認為，要以「民族」為單位去劃分邊界難度比以往更大。這幾年湧現的一批蘇格蘭作家：阿蘭·華納、詹姆斯·凱爾曼等人的作品裡「有很強烈的地方感，甚至有一種民族性」，「不是蘇格蘭人肯定寫不出那樣的東西來」。但是，在由帝國主義色彩的「英格蘭性」壟斷的「不列顛」文學範疇里，蘇格蘭小說的位置總有點不自在。比如這麼多年來，只有一部蘇格蘭小說曾獲得過「帝國主義者主宰」的曼氏布克小說獎——該獎項的評委大部分是中產階級以上的英格蘭人，入圍作家通常一半是中產以上的英格蘭小說家，一半是英格蘭昔日殖民地所屬國的公民，「這樣的評獎不光助長傲慢，也是在宣揚一種智力衰退」。羅琳抗議蘇格蘭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和《哈利·波特》里的『食死徒』沒有本質不同」一個野心勃勃的作家，如果出身於一個所謂「邊緣化」的地區，需要面對一個問題：應不應該去跟從當今出版界的遊戲，將雙腳放進種類文學的寫作中去，「就像很多成功的北歐罪案小說家，步入國際文壇時都會被重新包裝」；抑或堅持寫作自由，愛怎麼寫怎麼寫？歐文覺得，兩者未必是極端的矛盾：「這個世界很大，如果有某一點打動了你，寫出來，沒什麼好怕的。其次，勇敢點，為你自己、為你的家鄉而自豪。去呈現你的文化，表達你和你所在社群的憂患，讓他們發出聲音。否則，你不知道將來是不是還有這樣的機會。」因此，像休·麥克德米德那樣執迷於歷史，或是像亞歷山大·托魯奇那樣按下市場的熱鍵，都沒問題。在蘇格蘭當代作家之中，經歷最相近的英格蘭人要數J.K.羅琳。在英格蘭出生的她，生活轉折點發生在愛丁堡：第一次婚姻失敗後貧困潦倒時，坐在愛丁堡的咖啡館裡寫下了第一部《哈利·波特》，如今這套書已成為歷史上最暢銷的圖書系列。最近羅琳通過社交媒體表達了對於蘇格蘭極端民族主義的抗拒：她認為這些極端的聲音與自己筆下《哈利·波特》系列中的「食死徒」——黑魔王的支持者與信徒沒有本質的不同。在倫敦的成長讓歐文逐漸意識到，所謂「不列顛性」，其實意味著「英格蘭性」。而倫敦奧運會是幾十年來最能體現「不列顛」包容性的一次事件。歐文認為，倫敦奧運總導演丹尼·鮑伊在兩小時里所成功呈現的民主社會價值觀，比英國工人黨在過去40年里所要展示的還要多。但倫敦奧運會也是帶著懷舊情緒的鏡面，投射的不光是很多不列顛合眾國公民曾經想要的，也是一去不返的失落。新京報特約記者張璐詩發自愛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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