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祥到榮祿：晚清的上限與下限

05-28

肅順有一句名言，叫「咱們旗人渾蛋多」，這在晚清，的確寫實。不過八旗子弟並非遍地渾蛋，還是有些出類拔萃的人物。譬如敢於貶斥同胞的肅順，肅順的政敵文祥，文祥的搭檔寶鋆，以及文祥所提攜的榮祿等。倘論才具，給這些人排排坐，有人會說肅順第一，我則以為文祥居首，相比而言，肅順是權臣，文祥則是能臣，權臣志在權柄，能臣志在國民，終究是後者道高一丈。

可惜，對今人而言，文祥的知名度，漫說相比肅順，只怕還不如榮祿。如果說榮祿被低估，文祥簡直被漠視。現在說起同光中興，計勛行賞，往往歸功於慈禧太后和恭親王奕訢在中央的領導，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在地方的推進，文祥、寶鋆、沈桂芬等軍機大臣的名字，卻不幸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之中。

事實上，同治年間，慈禧尚未獨攬大權，加之「才地平常」，「時局盡在軍機恭邸、文、寶數人，權過人主。」這是1869年初曾國藩的觀感。他還指出，奕訢「極聰明而晃蕩不能立足」，故而需人輔佐。寶鋆的說法可為呼應：「恭邸聰明，卻不可及，但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民間疾苦究未能周知。事遇疑難時，還是我們幾個人代為主持也。」（何剛德《春明夢錄》）「我們幾個人」，即指文祥、寶鋆和沈桂芬。梁啟超《李鴻章傳》乾脆把彼時之軍機處命名為「文祥、沈桂芬時代」。

文祥

文祥的品行、才幹、胸懷都是一流，最難得的是他的視野。若把歷史比作長河，每個時代都有其潮流，所謂先行者，即在「預流」，預知、引領時代的方向。文祥的時代，潮流便是今人耳熟能詳的「開眼看世界」。

張之洞《勸學篇》曾列出「開眼看世界」的政治譜系，一是「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的林則徐，二是「遣學生出洋」的曾國藩，三即「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的文祥，此外，「議興海防，練兵造船」，皆由文祥發起（金梁《四朝軼聞》）。

要言之，文祥正是馳騁於那個時代最前沿的人，甚至他的視線，已經超越了洋務運動所致力的器物之變，而觸及制度之變。其死前一年所上《密陳大計疏》云：「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國中偶有動作，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卿士也；付下議院議之，所謂謀及庶人也。議之可行則行，否則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自治其國以此，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中國天澤分嚴，外國上議院、下議院之設，勢有難行，而義可採取。」對此，袁偉時稱之為「中國最高領導層第一次議論吸取民主憲政制度的精神，改進本國的施政」，《清史稿》則云：「……晚年密陳大計，於數十年馭外得失，洞如觀火，一代興亡之龜鑒也。」

只是先行者的價值，大多由後世證成、發揚，在他們所出沒的時代，常常形影相弔，爭議不絕，甚至舉國欲殺，身名俱裂。曲折是他們的遭際，孤獨是他們的命運。洋務運動發軔之時，「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張之洞《勸學篇》），「開眼看世界」的人，無一能逃脫罵名。挨罵最慘的首推與文祥同齡的外交家郭嵩燾，一度淪為「國家公敵」。

郭嵩燾

我讀高中的時候，教歷史的文老師提及奕訢，必稱其綽號「鬼子六」（奕訢排行第六），他所主持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則被喚作「鬼使」。由這些細節，可知輿情；由這般輿情，可知政局。

基於此，哪怕文祥的眼光遠遠落到了制度之變，所能著手的卻也只能是器物之變，甚至於器物一節，師夷長技以制夷，實行起來都舉步維艱。《清史稿》雲「朝議未一，猶不能盡其規略」，恰是文祥處境的寫照。

用現在的話講，文祥可謂同光中興的總設計師，《清史稿》稱其為「中興樞臣之冠」。他的命運與大清的國運牢牢捆綁，他的遭遇正折射了洋務運動的困境。他死後，張之洞哭道：「人之雲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印》）這不是什麼客套話。近世以來，要說哪個滿人，能夠挽救坍塌的大清，也許唯有文祥。

在同時代人交口稱譽之下，曾國藩對文祥的兩點批評，便顯得難能可貴：一是「規模狹隘」，這一點見仁見智；二是「不知求人自輔」，其實，文祥固然不像寶鋆、沈桂芬那樣愛拉幫結派，還是培養了自己的班底，只不過他賞識的人，難入曾國藩法眼，這些人中，漢人可推李鴻藻，滿人便是榮祿。

這裡且說一段軼事。據祁景頤《[谷菊]谷亭隨筆》，李鴻藻與榮祿相識，即在文祥家中。文祥去世之後，李鴻藻輓聯云：「共濟溯同舟，直諒多聞，此後更誰能益我；中流憑砥柱，公忠體國，方今何可少斯人。」待李鴻藻去世，榮祿遂把這副輓聯照抄一遍，還施其人。這三人的交情，於此可見一斑。

不過，無論李鴻藻還是榮祿的才具，甚至把他們兩個加起來，恐怕都無法比肩文祥。祁景頤說李鴻藻「才識短淺」，榮祿亦復如是，觀其履歷，文官也做過，武官也做過，然而文韜武略，都不在行，而且他做官，一來手腳不大幹凈，二來對慈禧一味逢迎，與文祥的「正色立朝」「清操絕人」「力任艱巨，公而忘私」相比，判若霄壤。

榮祿

那麼，文祥看錯人了么，如翁同龢批評他缺乏知人之明？實則榮祿正有其長處，他的大局觀和世界眼光，在那一代滿人當中，幾乎獨一無二。不妨拿他的政敵剛毅作為對照：剛毅仇視漢人，榮祿不分滿漢，唯才是舉；剛毅敵視洋人，榮祿雖不通洋務，卻能以開放的心態，善待列強。

常看足球的朋友，大概聽過一種說法：有些球員，在場上踢球的時候，從不顯山露水，一旦缺席，球隊立馬失控，其價值由此顯現。此說正適用於榮祿。他入軍機處，執掌朝政，前後只有五年（1898-1903），這期間，難說他有什麼驚艷的表現。

然而，庚子年（1900）三月到五月，他一來生病不能行動，二來受剛毅排擠，被迫疏離於朝政，恰於此際，在載漪、剛毅等人的主持之下，朝廷與義和團合流，沆瀣一氣，釀成禍端。此後他抱病上朝，主張剿辦義和團，然而大勢已去，無力回天。

庚子國難，由此鑄成，一大因素，即榮祿在關節點上的缺席。他的價值，不是體現在有所為，而是體現在有所不為；也許他不知一個國家應該做什麼，卻深知不該做什麼。由他執政，國事未必會好轉，起碼不會太糟糕。

請允許我繼續借用足球界的論斷。如果說梅西決定了巴薩的上限，那麼布斯克茨則在捍衛巴薩的下限。同理，如果說文祥決定了晚清的上限，那麼榮祿則在捍衛晚清的下限。

不幸的是，對文祥而言，時不我與，病入膏肓的晚清並未在他手上達到上限，同光中興有如一場稍縱即逝的政治春夢；對榮祿而言，命運多舛，他崛起雖早，執政卻晚，衰病之年，暮氣纏身，根本無力施為，只能苟延殘喘。

更不幸的是，正如張之洞以「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哀悼文祥，陳夔龍亦以此語哀悼榮祿，並感慨「文忠沒而國運亦淪夷」，榮祿死後，大清王朝連下限都難以維護，不出十年便跌入谷底，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