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政治，這還是一片「小而美」的沃土

原題為《台灣發明了文創? 》

小時候，眷村裡的婆婆媽媽們，總在自家客廳或院子里，堆滿各種論件計酬的代工，以簡單費時的勞力，換取餐桌上額外的獎勵，多一碗紅燒肉，或出現兩條魚，便是這重複動作幾小時的回饋。那是個人人奮發向上的年代，有付出便能有收穫，台灣經濟，便仰賴這不起眼的代工，而在退出聯合國後，另闢蹊徑，開創「錢淹腳目」的新局。然後，大陸改革開放，接收了代工產業，台灣被迫面對轉型。

最典型的案例，便是風災頻仍的南投縣信義鄉，滿山遍野的梅花林，因日本改向大陸採購，而爛梅落地無人拾。卻偏偏有歷盡天災的生存毅力，讓當地農家子弟，發明了營養價值更高的濃縮梅精，熱銷日本，創造出更高的經濟價值。

著名建築師漢寶德出版《文化與文創》時，曾說：「政府輕文化，文創難開花。」政府長期重「文創」而輕文化，發明了「文創」這名詞，卻造成文化環境貧瘠，文創產業亦無法開花結果。著名學者龍應台則表示：「推動文創成效低。」漢寶德認為台灣假借「文創」模糊「文化」的定義，而利用「小聰明」賺錢，在他眼裡，台灣根本沒有「真正的文創產業」。他認為：「文化只要普及，就能產業化。」文創的創意，是把文化從少數精英手中轉為人人都能欣賞的文化，而不僅僅是門賺錢的生意。「只要人人能欣賞，消費市場擴散，文創產業自然形成。政府該做的是推動文化普及，提升美感教育。」

我認同漢寶德教授的想法，但不贊成他的說法。文創，絕非政府喊出來的口號，亦非台灣人自創的概念。這是一種全世界各地都會發生的生存之道。

20年前，我在香港巧遇上海水彩畫家李沙，而在台灣尋找支持的畫廊，學院派名師皆以極高的「技術」評價觀展，甚至俄羅斯國家芭蕾舞蹈家觀賞時也讚歎：「仿若一眼便能走進畫家的生活世界。」藝術品的共通性，在專業人士的生活里，信手拈來，感受雷同。但在詢問剛剛開闢展覽空間的誠品書店時，得到的答覆：「我們必須利用這僅有的資源，來支持自己的藝術家，只展出台灣創作者的作品。」這雖讓我錯愕又挫折，卻十分期待台灣藝術家能因此開創新局，至少，誠品書店商場里陳列的許多自創品牌，的確讓人耳目一新。

漢寶德在《文化與文創》中說：「自從發明了『文創』這個字眼之後，熱心文化的朋友們就興奮起來，逐漸與真正的文化分家了。文化界因此分為明顯的兩派：一是傳統的文化人，一是前衛的文創人。」

姑且不論「文創」這名詞是否是台灣人的創意，至少，以我個人旅遊經驗來看，台北目前最受歡迎的文創產業，如誠品書店商場、華山創意園區、松煙誠品以及大稻埕古迹修復區等等，經營風格樣貌，在許多國際城市裡早已開花結果許多年，遠非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自詡「獨創」。如紐約Skyline的Chelsea Market，以廢棄老舊鐵軌改造為美麗的城市空中花園，不無仿效穿越巴黎早已四季如春從十區到十二區的空中花園，卻更具創意地在鐵軌通道里，打造了生氣勃勃的雀兒喜商場，無論從空間利用的創意到商品多樣化，以及支持新生代設計師、藝術家的種種優惠租賃條件，都給紐約增添了一道豐盛的市景榮光。

恰如台大校園附近的「女巫店」，延續我曾經服務過的「我們咖啡屋」支持劇場藝術而帶起小劇場風潮。咖啡店以小型演唱會為經營主題，成功地培養出許多新生代歌手如陳綺貞、張懸、蘇打綠等等。「紫藤廬茶館」屬於反向運作，廬主周渝先支持藝術家，而不得不以自家老房子開放經營茶館，來繼續支撐文化活動需要的各種金援。

作為台灣首府的台北市，這幾十年下來的文化活動運作，幾乎皆以野蠻生長的方式，自生自滅，甚至必須在政治環境轉換之間，聲嘶力竭維護自己小小的存在權益，如土地房舍的使用租賃權。這很像北京798早期藝術家進駐時遇到的難題，身份不明的「地主」或「屋主」，藉由各種公權力驅趕為其開創利益的藝術家元老們。廢棄之地，必須仰賴藝術家開創生機，一旦聲名遠播，藝術家又變回人人可打的跳蚤，四處逃竄。

入選全球最美20家書店的台北「好樣本事」VVGSomething，即便是選書、菜單、裝潢到商品擺設，再沒有品位的人，也能感受到現場散發的獨特風格，你能說這不是一種「文化創意」嗎？即便是這家店以賺錢為目的，從小對象到餐飲，樣樣貴，但人家沒有拿政府的錢嚷嚷文創，卻呈現出揚名國際的美學場景。

說白了，文化，這件事，本來就該野蠻生長，政府插手，立即里外不是人；文創，既然是有價值的文化創意，就該自負盈虧，更不該由政府補貼，如漢教授所言，政府應該著手在「看不見政績」的文化紮根上，而非立竿見影的商業營收上，如眼前最有商業價值卻最受文化人詬病的「華山創意園區」。

這兩年開放大陸自由行觀光市場後，台灣最好看的風景是「人」，忽然讓生長於台灣的我們大夢初醒：「真的嗎？我們有那麼好嗎？」

台北市最吸引人的風景，對我而言，是咖啡館。單單在大安區，隨便數數都有幾十家風格迥異的小店，可以讓人隨意自在進出，而挖掘出老闆自己的創業故事。我問過台北市負責編輯推薦生活文化刊物的公務人員，是否計算過台北到底有幾家咖啡館，當場讓所有人啞口無言。也許，每天都有人在計劃著開一家咖啡館吧？

台北最好看的風景，應該是咖啡館裡的「人」。咖啡，反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微妙媒介，在有無之間，奇妙地發酵著。

從我18歲高中畢業至今將近四十年來，台北市的咖啡館，從上海外僑風移植過來，成為當代文青們的書房與沙龍，然後在我混跡其中的年代，轉變成支持小劇場的據點，緊接著在下一代，進階為流行音樂的溫床，乃至小書店背後支撐的現代時尚夢。多元經營，早已是咖啡生活文化自己凝聚而成的台北甚至全台灣的文創風貌。

就像紫藤廬周渝說的，茶文化，來自於生活，而不是用文化口號駕馭生活本質。喝茶，是生活需要，乃至成慣性，而非制定一個裝模作樣的儀式，讓想要好好喝口茶的人，忽然綁手綁腳。

我不認為「文創」是台灣人發明的，不管官方或名人怎麼看，亦如我不認同文化與文創之間有什麼必結或必解的冤情。吃茶也好，喝咖啡也罷，時尚與否，都來自於周遭生活圈養成的慣性，時間，是唯一的催情劑。在國界日漸模糊的年代，多種文化的融合與刺激，早已無法分清誰才是真正的原創，就像土耳其與希臘人爭執Doma（地中海肉粽）的鼻祖，對我而言，好不好吃才重要。

真要說台灣有自己的文創，在民間，在部落，在每個生活圈的巷弄里，各自品茗著自己的生活景況，點點滴滴構築著生存品位，在一個個小店鋪的擺飾里，找到各自的驚喜。如此說來，全世界的各個角落，都能找到同樣滋味的「文創」。

撰文/陳念萱（台灣知名作家）

本文刊載於《世界遺產地理》2015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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