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都在做鞋

新華社記者劉欣

　　張國慶低著頭在自己那台二手縫紉機前忙活著,時不時抬頭看一眼平板電腦里的鞋樣,雙手被鞋線勒滿了印記。

　　十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堆放著鞋楦、模具、皮革和樣品,53歲的張國慶成天待在這裡,專心做他最喜歡的事情,有時做夢都在做鞋。

　　訂製一雙皮鞋,一般經過楦型設計、幫樣設計、制幫、制底,包含工序上百道。從接單、測量、選料、製作,全部由張國慶獨自一人完成。他先要為顧客製作一雙樣鞋,再根據試穿的情況繼續進行調整。

　　張國慶正常速度每個月只能做好兩雙皮鞋。他說:「按照一天200元工時計算,再加上原材料成本,我每雙鞋賣4000元左右。」

　　這當然高過一般量產的價格,但市面上的皮鞋均根據統一鞋楦定型,無法滿足腳型特殊人群的需要。張國慶說:「流水線生產是許多人為更多人服務,而訂製是一對一服務。」

　　張國慶的手藝大部分來自於家傳。父母是新中國第一代製鞋工人,父親張發興解放前曾經在上海的一家皮鞋店當學徒。「父親學手藝的時候十分艱苦,只有出徒了,才能有米飯吃。」張國慶說。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剛剛建立,一切百廢待興,在國家「全國支援北京建設」的號召下,各行業的技術先鋒來到北京,張國慶的父母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被調到了北京。

　　打小生長在北京的琉璃廠古文化街附近,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學習繪畫,耳濡目染,張國慶小時候的夢想就是當書畫家。

　　然而,1982年高考落榜,張國慶感受到了失落和迷茫。此後,他燒過鍋爐、做過小買賣,但父母認為還是應當有一份手藝,於是為他找了一位製鞋師傅拜師學藝。

　　「你行嗎?小子?給你一個禮拜的時間,你要是不成,給我滾蛋。」這是師傅對他說的第一句話。「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上了做鞋,也沒用一個禮拜,就上手了。」1985年,進入北京革製品廠參加工作,和父母一樣,成為一名製鞋工人。

　　也正是1980年代,改革開放喚醒了人們曾經壓抑的審美。青年男女們注意自己的衣著打扮,穿皮鞋成為時尚。北京革製品廠效益不錯,張國慶憑藉著優秀的手藝,當上了廠里的生產部部長。

　　然而,好景並未持續太久,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沿海地區興起了大量皮鞋廠,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北京革製品廠在上世紀90年代瀕臨破產。

　　1997年,34歲的張國慶下崗了。同年,父親張發興去世。彌留之際,父親的一番話讓他至今難忘:「手藝,一輩子都有用,不管什麼時候,憑手藝吃飯的人,走到哪兒都堂堂正正。」

　　下崗後,張國慶曾受邀到南方皮鞋廠擔任工藝總監,薪水可觀。但由於母親身體不好,他留了下來,因為「父母在,不遠行」。

　　靠著家裡給的600元錢,張國慶買來一台二手縫紉機和一些簡單的工具,成立了一間小型鞋藝工作室,取名「天派鞋藝」,「顧客穿上我做的鞋,天天都有『派』」,張國慶這樣解釋。

　　儘管如此,從國企幹部到街頭鞋匠,這種角色的轉變讓他感覺很沒面子。「自己掛上訂製皮鞋的牌子,都哆嗦,怕熟人進來。」

　　工作室開業後,生意並不好,到店裡的多為修補皮鞋,訂製皮鞋的顧客寥寥,生活因此變得拮据。家人開始埋怨他拒絕南下的決定。

　　直到有一天,張國慶接待了一對父子。「那位老父左腳天生畸形,沒有鞋能穿得進去,一直只能用粗布裹足。」張國慶說,「當看見他穿上我做的鞋之後那種欣喜若狂,我才真正找到了手藝人的地位和自豪感。」

　　此後,隨著被各路媒體紛紛報道,再加上他經常在網上發布帖子,工作室的生意日漸紅火,顧客們慕名而來,現在的訂單已經排到了2018年。

　　當然,他會為兩部分特殊人群趕工。「一類是等鞋下地的足部殘疾顧客,另一類是喜事臨近的新婚夫婦。」張國慶說,而且絕不會主動加價。

　　張國慶從不偷工減料,也不會將製作外包出去。「許多細節有可能顧客看不出來,人在做,天在看。」張國慶說,「一個人走到現在,得問問他的昨天是什麼,所以我今天做的要對得起明天。」

　　為了不斷趕上潮流,張國慶經常翻看各種時尚鞋類雜誌。「養家糊口只是最低要求,為了與時代接軌,必須賦予這份手藝新的內容。」他希望自己從一名鞋匠成為一名製鞋師。

　　而讓張國慶最擔心的,還是這份手藝的傳承。他收過幾名學生,但大多由於不甘寂寞,無法忍受枯燥艱苦的學藝過程,轉而投身工業化生產。

　　「徒弟傳思想；學生學手藝。不要說思想,現在連手藝都快丟了。」張國慶頗感無奈。

　　也曾有一名清華大學紡織專業的高材生讓張國慶至今頗為自豪。這位年輕人憑藉著自己在「天派鞋藝」的實習作品,申請到了義大利一所高校的留學機會,最終出國深造。

　　「今後手工生產只能是現代工業的補充,不可能取而代之,」張國慶說。但中國有句古話:家有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他相信,無論幹什麼,只要持之以恆,就能獨樹一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