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中國我的詩歌丟了
26年前的今天，24歲的合肥製藥廠學徒工梁小斌發表的詩作《中國，我的鑰匙丟了》，表達了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
隨後的整個1980年代，寫詩是時尚，北島是偶像，個個是憤青。面對一代人的迷惘與激情，詩歌扮演著啟蒙者、思想者、抒情歌手、社交平台等多重角色，詩人成了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明星和社會精英。
不久前，被稱為「梨花體」的詩人趙麗華的作品飽受爭議和惡搞，令詩歌在經歷16年邊緣化之後，再次引起轟動效應──這次，詩歌成了一個笑話。
中國，「我」的詩歌丟了。那一代找鑰匙的人，現在連詩歌都找不到了。
從表面上看，「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興高採烈地詆毀詩歌」(鄒靜之語)；究其實質，是泛娛樂化的生活方式、網路時代的平等觀念和解構本能、有詩人無傑作的詩壇名利場現狀，共同將詩歌棄之荒野。
「詩言志」的「志」沒了，詩歌失去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力量。最能調動整個社會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紙片。大人要求小童背誦唐詩宋詞，自己卻灠造人造景觀。
在這個沒有詩人或人人都是詩人的國度，詩成了多餘的。
提出作大字插在文中：
泛娛樂化的生活方式、網路時代的平等觀念和解構本能、有詩人無傑作的詩壇名利場現狀，共同將詩歌棄之荒野。
中國，我的詩歌丟了
這是最好的詩意年代和最壞的詩人年代。物質豐盛，人心貧瘠，現在我們要努力適應1億多人患有各種精神障礙疾病的漢語世界。
文/何樹青
發行量一度高達74萬冊的《詩刊》、盜版了10年的汪國真詩集以及1980年代以來近百種詩歌流派所培養的百萬詩人和千萬詩歌讀者，還活著。
詩歌也還在，在小學中學大學的語文教材里，在宗教的禱告中，在情人的耳畔，在博客和秘不示人的日記里，在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華語傳媒詩歌大獎的頒獎典禮上，在大江健三郎小說寫作的源頭，在金庸的武俠情意里，在9在11之後和SARS之後療傷的民眾聚會裡，在地鐵和公交車裡，在午後和黃昏的花園書卷里，在從幾十人到三千人參加的詩歌朗誦會上，在論壇帖子的簽名檔里。
但是詩歌一度擁有的崇高和詩人一度擁有的尊榮，已經土崩瓦解。曾經風靡於大革命的前夜和廣場、守候在個體心靈的軟弱時刻的詩歌，已經一去不復返。
從表面上看，「人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興高採烈地詆毀詩歌」(鄒靜之語)；究其實質，是泛娛樂化的生活方式、網路時代的平等觀念和解構本能、有詩人無傑作的詩壇名利場現狀，共同將詩歌棄之荒野。
這是最好的詩意年代和最壞的詩人年代──詩意在物質消費和泛娛樂中橫流，20億條中秋節手機簡訊和「我是郭德綱」取代了「床前明月光」的詩意，豪宅的高尚廣告和小業主的按揭現實取代了「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詩意。
中國，我的詩歌丟了。物質豐盛，人心貧瘠，現在我們要努力適應1億多人患有各種精神障礙疾病的漢語世界。
──詩歌曾經代表著什麼
詩歌只是眾文體之一，卻得到過超乎所有文體之上的青眼相加。不是因為詩人擅用回車鍵，而是詩歌一度扮演著最有效的「靈魂捕手」的角色。從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直到現代詩，莫不如是。詩歌的權杖不在於它的象徵系統和格律形式，而在於它總是個人靈魂的隱秘出口，呈現了每個時代最真實人性的清明上河圖，世象紛然，人心赤裸，無所遁逃；並且，充滿個性，不失優美。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雄心和境遇，20世紀的中國詩歌與反傳統的社會變革是合拍的，詩人要有所建樹，必要卸下韻文傳統的重負──「中國的現代詩歌就根本上說，它是對古典詩歌的革命……詩人們試圖在現代漢語和日常語言中找到一條新的道路，使詩歌可以更親和地表達我們時代的想像力、存在狀況和複雜感情」，2002年12月，于堅在瑞典奈赫國際詩歌節上說道。
有人形容20世紀是「漢語破碎的20世紀」，漢語寫作經歷了白話文運動的衝擊、漢語羅馬化的誘惑、「文革」的禁錮和現當代西方文學的強大影響。詩律與詞牌猶在，但寫作者已對此意興闌珊。一部分作者如金庸即便在武俠小說里也保留「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詩性，還把把14部小說的名字編成平仄對仗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更多的作者像古龍一樣，成了古典詩性的破壞者和現代性的建樹者。
到了今天，同樣為了「更親和地表達我們時代的想像力、存在狀況和複雜感情」，在人們發現現代詩已經從口語化墮落到了口水化之後，於是撤消了對詩歌精英意識、權威姿態、貴族氣息的敬畏之心，轉而製造新的表現方式──廣告文案、博客、動漫……詩歌被奪去了權杖。
──沒有比扔掉詩歌更容易的事了
美國桂冠詩人比利利柯林斯把詩在現代生活中的角色形容為冰球守門員：「球場上守門員看起來孑然孤立，一旦對手想攻門取分擊敗我們，詩是最後一道守備防線。」但是，當月發行量1.1萬冊的美國現代詩歌協會《詩刊》雜誌，在2002年獲退稿作者魯絲絲莉莉捐贈1億美元成立詩歌創作基金會時，他又叫道：「詩歌一向被稱為文藝界可憐的賣火柴的小女孩，這下中頭彩了！」
2006年1月，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也宣布向中國詩歌界捐贈3000萬元，其中，北大中文系新詩研究所和中國詩歌學會各得1000萬元。
今天，中國詩歌不像冰球守門員，更像賣火柴的小女孩。中華詩詞學會會長孫軼青說，中華詩詞學會的10萬會員與省級、市級和縣級詩詞學會的會員加在一起，中國已有100萬詩人，每年至少有10萬首新詩歌問世。2003年11月，韓國釜山東亞大學成立了中國現當代詩歌資料中心，似乎佐証了中國現代詩的價值。
但現實中，「詩人」作為嘲諷的稱呼，在文化圈之外已達成可恥的共識。嘲諷詩人變得理所當然，談論詩歌反倒可恥。如果你對一個有正當職業的前詩人提起詩，就好象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時尚、前衛、創意豐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輕人，沒有一個敢公然承認自己目前還在寫詩、讀詩。專欄作家的待遇比詩人高人一等，在三流報紙上寫蹩腳新聞的通訊員也自我感覺要比詩人高級一點。
詩人的詩歌標準與公眾的詩歌標準都在與時俱進，但公眾的價值標準顯然比詩歌標準走得更遠：既然詩歌不能帶來GDP、不能評職稱、不能帶去面試、不能帶來高稿酬和增加收入、不能娛樂朋友、不再能討戀人喜歡、不再能成為暢銷書、不再能証明才華……簡直一無是處，那麼還要詩做什麼呢？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智力遊戲，今天的智力遊戲與詩無關了。2006年9月30日推出的「手按鍵盤氣自華」詩歌生成電腦軟體，每天有近兩萬首詩歌生成，也與詩無關，只與惡搞有關。
──現在不流行詩歌，流行鬱悶
詩歌不興，但詩意橫流。脫離了詩歌的詩意似有千百個化身，今天最大的詩意是生活方式的詩意，是對生活質量和娛樂的赤裸裸的追求，而非漢語的炫技。
詩意之外，還有心靈得不到抒發的鬱悶，而惡搞是對鬱悶的一種渲洩和抵抗。2006年10月10日是第十五個世界精神衛生日，中科院院士賀林的盛世危言是：「不管我們願意與否，我們正無情地進入到了『精神疾病時代』」 。
這是一組駭人的數據：目前，中國平均每100人中就有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各類精神障礙患者現已超過8300萬人，以精神分裂症為代表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達1600萬人，存在暴力攻擊、自殺自傷等心理行為問題的兒童青少年已超過3000萬人。《中華精神科雜誌》總編張明圓教授推測「中國至少有1億人患有各種精神障礙疾病」。與精神疾病和行為障礙相關的疾病負擔在我國疾病總負擔中排名首位。在北京、上海、廣州、大連這樣的大中市，精神疾病患者能佔到城市總人口的一成以上。
我們丟掉了詩歌，撿起了焦慮和鬱悶，娛樂和生活的詩意沒能成功地拯救我們。在今天，我們只配在德令哈，「這是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 梁小斌：當年對詩歌的讚揚也是不誠實的
文/陳艷濤 圖/ 宋朝
「中國的卡夫卡」，「一個僅剩下大腦的人」「2005年年度桂冠詩人」──頂著這些頭銜的，是詩人梁小斌，幾年前，他曾說過一句話：「詩，可能是溫柔的，但捍衛詩歌的立場卻是兇悍的。」這句話放在今天，卻是恰如其分。像是一個預言。而其實，當時，或是現在，他都是作為旁觀者，冷靜地看一場戰爭，然後，給出一句評價，而已。
對於梁小斌僅剩大腦的那個評價，他有點疑惑地問：「你覺得有點可怕，是吧？」說話時，他的眼睛睜的圓圓的。又說起此前有南方某周刊記者採訪他時，一再追問，咄咄逼人，他笑著，眨眨眼說：「好凶哦」。陽台上一盆紅色花朵正怒放，問及花的名字，他一笑：「那是假花，別告訴別人啊」。他讓門窗大開，陽光滿室。「我沒有歲月之感，只能長老，不能長熟。」
一個文學評論家說：一個人是如何一夜成名，又是如何銷聲匿跡、被主流社會迅速地「邊緣化」的？梁小斌是一個例子。
是啊，早在1980年代之初，他的一首《中國，我的鑰匙丟了》，一夜成名，幾乎成了這一時代的精神標籤和代名詞。不僅讓中國「迷惘的一代」們找到了歸屬感，還為文人們提供了一種很奇特新鮮的、可以模仿的句式： 「中國，我的……丟了」。「丟了」，成為解釋那個和這個時代精神狀況的關鍵詞之一。
從1984年被工廠除名後，梁小斌一直靠階段性的打工為生，前後從事過車間操作工、綠化工、電台編輯、雜誌編輯、廣告公司策劃等多種職業。20年中生活屢經坎坷，但今天他卻不願意多說自己的個人經歷。「作家有身世之感表面上沒什麼不對，但這會致命的影響到他的創作思想，如果深陷於自己的個人經歷之中，那麼，不論他的寫作多麼宏大，他的基本母題都還是渺小的。因為他的作品不是來自於對生活本身的認識，而是更注重自己的身世記述得是否飽滿。」
「2006年的9月對詩人很重要，有的人一夜成名，有的人被惡搞。」詩人楊黎在一次詩歌朗誦會上如此感慨。9月30日，這場名為「支持趙麗華，保衛詩歌」的朗誦會上，梁小斌作為朦朧詩人代表第一個出場。52歲的他，據說「用洪亮的聲音」朗誦了他的詩作《母語》。跟此後登台的那些或扎耳釘、或留奇異髮型，更隨意更鬆弛的年輕詩人比起來，當年曾得風氣之先的梁小斌，無疑，已經顯得很傳統。回憶起當時的情景，梁小斌明顯有些不自信，「我朗誦什麼，下面也沒人聽。他們認為我已經顯得非常保守了，是吧？」但轉瞬之間，他又釋然了。「其實沒必要讓讀者關心詩人在詩歌之外參加了哪些活動。詩人，就應該是匿名的，銷聲匿跡的。」
但顯然，今天的年輕詩人們不會，也不可能響應他要「銷聲匿跡」的號召。惡搞趙麗華事件，裸體朗誦的行為藝術，與韓寒的罵戰……硝煙四起。聲勢浩大到讓基本上不上網的梁小斌，也大概了解了事情的所有進展。「當前的詩壇現狀，就像一個桃核，沒辦法砸開。」
梁小斌不是第一次見識詩壇的紛爭了。20年時間，讓他作為旁觀者和見証人，有機會經歷了詩壇的種種內憂外患。比如1999年4月的盤峰詩會。那是一場關於中國民間寫作和知識分子寫作之爭的鏖戰，種種的熱鬧、激烈、憤懣，爭執者的七嘴八舌，爭論各方的一呼百應，都不亞於今天。有人評價說當年的盤峰詩會，捅開了當今詩壇的不止一個馬蜂窩。湊巧的是，那一次的紛爭里，沈浩波也算是一員勐將。
在盤峰詩會上，梁小斌自認不屬於其中任何一方，「他們也不要我」──他自嘲說。
「每個人都有『溫柔』的權利。捍衛各自的詩歌立場和流派這種舉動，永遠是天經地義的，但如果這種捍衛活動越來越頻繁，就會失去了詩歌本來的「溫柔」精神和面目，就失去了詩壇存在的意義。」梁小斌覺得，這就像是一個人的愛情：一對青年人正在河邊談情說愛，突然有紅袖章的人干預，於是雙方發生爭執，後來，這個人忘記了愛情本身，開始走上一條漫長的捍衛自己愛情權利的道路。詩人就正在走上這樣的路：過於注重了爭取外部世界的東西，反而忽略了詩歌本身的溫柔精神。就是這一次，讓梁小斌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詩，可能是溫柔的，但捍衛詩歌的立場卻是兇悍的。」
讓人始料不及的是，他的偶然一句話，卻不經意間描述了中國新詩發展的現狀，在很多人追尋詩歌的獨立和個性的種種努力之後，事物卻在靜悄悄的走向反面：兇悍成了一切活動的主題，而不是溫柔。
在那場保衛詩歌的朗誦會上，楊黎列出的邀請名單中包括了在北京的各個流派的詩人，也由此，讓行外人見識了詩人有那麼多、那麼奇怪的分類，比如有朦朧詩人，有知識分子詩人、莽漢詩人、城市派代表詩人、口語詩人、下半身詩人、廢話詩人，等等。分工之細，讓普通人咂舌。對我的大驚小怪，梁小斌很不以為然：「詩人是可以分類的，放在哪個格子里自己也做不了主。」梁小斌是作為朦朧詩人代表參加的。頂著這個頭銜多年，梁小斌自己還是覺得很茫然，甚至說自己從沒想過「朦朧」這個稱謂有什麼意義。
「從一開始，我就沒有資格做一個詩人。詩人這個稱號，不是想要就能要，也不是別人把桂冠安在你頭上就能成立。」
韓寒毫不留情的評價說「詩人本身就有點神經質，再玩下去就要變成神經病了」。梁小斌很坦然地承認，詩人是有神經質的一面。他的舉動彷彿是給這句話做了一個註解，回答問題時，他會陷入長久的沉默和思索當中，有時候拿著一枝煙在屋子裡四下走動，或是在靜默中激烈地喃喃自語。和這樣一個詩人待在一起，你會感覺深秋的感覺突然湧進來，有一陣陣寒意。「我們愛詩，但不愛寫出這些詩的背後，那個人的瘋癲和艱辛。」
長長的一段沉默之後，梁小斌的這句話，道盡了我們──作為詩歌和詩人的旁觀和閱讀者──的心思。
新周刊：從詩人是明星，受萬眾矚目的時代走過來，到今天詩歌備受冷落，甚至嘲諷，你有沒有過失落感？
梁小斌：詩歌在過去收到了一種異乎尋常的讚揚和今天收到異乎激烈的冷遇、嘲諷，這都是不正常的。我們今天對詩歌的嘲諷是由當年的不正常的讚揚而來的。為什麼我們要那麼激烈地嘲諷詩歌呢？因為當年對詩歌的讚揚也是不誠實的，帶有功利性的，當詩歌的功利性價值好像失去了的時候，我們立刻就飛快地嘲諷起詩歌來。
新周刊：你怎麼看這次網民對於詩歌的大規模惡搞和韓寒與詩人們的罵戰？
梁小斌：伊沙、沈浩波是很有才華的，我也讀過他們不少詩篇。趙麗華的詩有一部分我不喜歡，有些還不錯。一個詩人的作品質量怎樣，要由他自己來說，幾乎每個詩人都寫過質量差的，甚至與他的靈魂不相符的詩歌，比如我，寫過一首詩《我是個國旗的護衛者》，當時受到了舒婷嚴厲的批評，這沒有什麼要掩飾的。但寫了這個，也不能說我的詩我的人就壞到哪兒去了。當時的確就是那麼想的。我認為，一個詩人的缺點最好讓詩人自己說。
新周刊：如果詩人缺乏內省的精神呢？
梁小斌：詩人的自省能力是推動詩壇向前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力量，我承認，這很缺乏。
但我認為詩歌批評往往不能推動詩歌的健康發展，這是事實，很多詩歌批評也不是批評，而是詩歌攻擊。還有一個大問題是：中國的新詩人們，包括我在內，有一個共同的毛病，之前，一直被所謂的詩歌標準不同而掩蓋著。這就是迄今為止我們仍然在直奔主題。
一個人是否愛詩，決定不了一個人的靈魂高貴或是粗野。即使是在今天，很多人身上都還存有詩歌的情懷，即使是在那些不寫詩的人身上也存在。但在我們詩人的群體內外，在寫詩不寫詩的人中間，有一個共同的毛病：直奔主題。詩人的確是要給人民大眾提供精神食糧，但首先詩人又要作為人存在，社會沒有形成良好的嗬護詩人的一個氛圍，比如韓寒認為詩人都有精神病，詩人有精神病，這不假，但韓寒站在一個什麼位置上來指出詩人的這個狀況？是以一種鄙視的態度，還是以一種人道的、醫生的角度來看待？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個人是精神病就甩手走了啊。
新周刊：那你認為應該怎麼樣呢？
梁小斌：既然詩人是神經質的，就應該提供心理治療、嗬護啊。作為詩人，當我們把一個精神上的產品拿出去時，那必須就是一個成品。而大眾對詩人的理解，也要上一個新台階才行，他們對詩的想像，如果太片面，只能導致詩的倒退，看不到好詩就急躁，就攻擊詩人是個白痴，大眾對詩歌的召喚，如果過於功利，過於急躁，就會招致詩歌的倒退，讓詩歌的發展早早打上了句號。
新周刊：我記得你說過你是「天性不適合任何時代」的人，生活在今天的詩人，是不是感覺格外不適合？
梁小斌：只要是詩人，就適合於任何時代，時代能提供給詩人巨大的營養。中國唐朝最適合詩人生存，李白可以表達他仙風道骨的情懷，因為當時唐的體制和氛圍可以容忍仙風道骨的存在。《詩經》里既可以有奴隸主狩獵的歌唱，也可以容納奴隸對苦難生活的詛咒。在孔子看來，那都是詩。並不因為罵了奴隸主，詩就被刪除了，這大概就是詩歌
世界的和諧社會吧。今天這個時代顯然還不具備這個特質。包括詩人本身在內，我們缺乏對他人的寬容和理解。在當代，即便能有像李白、屈原那樣水平的作品再現，也不能真實推動中國詩歌的人文精神向前發展，因為它們也很快將流變為一種消費文化，人們也不會相信那是真的，只能朗誦一下而已。現在，我們只看到「不」字當頭的詩壇之爭和粗暴的雙方，沒有任何道理，在雙方所有言論前加個不字，一切就出爐了。詩歌是溫柔的，但捍衛詩歌的立場卻是兇悍的，這就是現狀，我顯然不贊成這樣。更有一些人，寫的詩歌已經很兇悍了，捍衛自己詩歌時的立場還更凶。那更可怕。 詩人已是CEO(選)堅持還是放棄，是掛冠而去呢，還是隱忍，等到荊棘刺破頭顱，這是當下每一個有志的詩人都面臨的難題。
他們曾經引領風氣，現在更弄潮於時代尖端。在內心荒蕪的時代里，他們向商業里尋求詩意。
詩歌之沒落，成就了他們另一種天分的發揮。詩生涯，更讓他們的商業有別樣的靈氣與創意。
分眾傳媒CEO江南春
從詩人到首富
文/朱坤
導語：詩人生涯賦予他出眾的細節捕捉力與想像力，而這些足以讓江南春相時而動，在商場無往不利。
江南春──這個有著風雅的來自宋代詞牌名字的中國首富，是極少數現在還堅持寫詩的CEO之一。
「注意看鳥兒/當它滿足於飛翔/注意看河水/當它滿足於流淌/然後你讓更多的人/
注意看生命/在生長青草的土地/在飄滿晚霞的天空/在吹過松樹的風中/它在歡舞/
所以憤怒、悲傷和快樂/都在消失，只有一種更大的寧靜。」
這首寫於他大學時期的舊作，被他貼在了自己近期的博客上。你是否注意到：這篇更像是散文的詩作老是「注意」來「注意」去，卻顯露出他的一種習慣性動作與思維：總是在注意身邊的什麼。
同樣地，今日中國新傳媒的旗幟──分眾傳媒當初存在的基礎就是來自江南春無意中發現的一份A C Nielsen的調查數據：以上海、北京、廣州、成都四地為例，發現，每天人們上下電梯平均4-6 次，每次等候時間平均為2.4分鐘，每10 次等候電梯5-7次會注意收看分眾的電視廣告。這些細節處，正是今日江南春發家的基石。
抒情的效率
江南春高大，體型微豐、年過三十而依然單身。他的財富數字和感情生活一樣神秘，事業上，他迅勐如虎，大張大合，突飛勐進，感情上，他純情似水，「我的愛情在18歲至23歲已經完結，對我來說，愛情就是回憶。」。(有人問，他現在的擇偶標準是什麼？)」這個曾經出版過一本詩集《抒情時代》，喜歡結交文藝人士，喜歡用有節奏和有韻律的言語與人交談，操縱著數億十億資金流動的「中國封面」，是否顛復了我們對中國豪富人士的想像？
「誰也達不到頂峰，除了那些把世界的苦難當著苦難，並且日夜不安的人。我想，真正的詩人大抵就是這樣。他們攜帶著來自天上的秘密口令，懷中藏著武器，用脆弱的花朵抵禦著現實的侵害。」
江南春堅持不把自己視為詩人，卻以曾經的寫詩生涯為榮。「我會用整個下午留心前桌的女生，並鄭重地為她寫下評語，在傍晚我通常都會鼓足勇氣到學校舞廳涉足一場愛情或者被輕易地拒絕，無論怎樣，待到月黑風高之時，我一定獨自回到寢室，輕輕鬆鬆寫起小詩。」
但在1990年代初的大學校園裡，一首再深情的詩歌，對於女孩的吸引力，已經比不上一打鮮花、一枚鑽戒或者一沓鈔票。
後來江南春常戲語棄詩從商始於追女孩，或曰還債云云，問答兩方，都哈哈一笑，沒誰當真。難道當日他追女成功或身無負債，就沒有今日之分眾與江南春？不甘寂寞的人始終不會寂寞，喜歡被人關注的他，或早或晚，總要出頭引人注意。昔日寫詩、從商、創業乃至投身新媒體，他與時代的脈動無不契合。
商業的詩意
從詩人到商人，於他，是順理成章的事，「只是在創造一件不一樣的東西，而其中大的道理相差不大。寫詩經歷讓我容易投入、善於思考更本質的東西，也更容易調動激情和創造力到自己喜歡的新媒體事業裡面去。」
在江看來，做詩人和做商人有共同點，都需要激情和想像力。只不過詩人更感性一些，商人更理性。在他的言談話語中，「創意」是提及最多的一個辭彙。讓他真正體會到創意帶來財富的，是他的同鄉兼密友陳天橋。「創意麵前生意是不平等的，找到一個全新商業方式，你就會創造超額利益。」
誰說商業不需要創意？江南春正在用詩歌的方式來寫PPT文檔，「PPT和詩歌存在某種共通性──都需要藉助最簡練的語言來展現。」這是最基本的層面，在更高的層面之上，文學教會了江之懷疑和顛復性思考，而這些，是分眾和江南春今日一切一切之源泉。
「每當清晨，我在睡夢中醒來，睜開雙眼，就感到自己又重新復活，當我翻身下床，看見昨夜一首略帶缺陷的詩還站在狂亂的句法中，我覺得那種感覺分明就叫做幸福。假如時光不使它流失，我相信它會更加純粹。」
這篇寫於10餘年前詩集之序言，也正是今日江南春商旅生活之寫照。他將與寫詩同等的熱情、創造力、能量投射於商業之上，或許，詩人江南春之不復存在，與CEO江南春的橫空出世，都是中國之幸運。
合眾保險公司總裁丁當
做詩人的體驗並不真實
導語：他曾是強調反操作的行吟詩人，如今是擁有兩萬名員工企業的總裁；丁當選擇放棄詩人的生命狀態。
文/孫琳琳
現在看來，整個1980年代是中國當代詩歌的青春期，也是丁當的「懷春」時代。「翻翻以前的日記沉思冥想 /翻翻以前的舊衣服套上走幾步/再坐到那把破木椅上點支煙/再喝掉那半盃涼咖啡」。這是丁當1985年的《房子》。
如今的丁當只讀讀里爾克、韓東、多多等少數幾位詩人的詩，即使在「飛行中」這個最佳閱讀時間，他也通常在處理做不完的工作。而休閒活動的內容物，從「翻翻以前的日記」變成打高爾夫、從「半盃涼咖啡」變成了普洱茶。 詩意還在，詩人卻沒了2006年10月11日午後，在北京朝陽門合眾人壽總部，陽光離開丁當兩面通透的辦公室，只有風把百葉窗帘吹得啪啪作響。室內擺滿了各式綠色植物，富貴竹、滴水蓮、巴西木，巨大的蘆薈。而他的座椅跟所有CEO一樣寬大而柔軟，案頭擺滿文件。
到今年10月，合眾人壽已在全國12個省市鋪點，有兩萬多名員工，在全國同類企業中排名第十。而一年前，這還是一個只有一二千人的小公司。
在所有轉型的詩人當中，丁當算是最早也比較成功的一位。這與詩意無關。「作為詩人的一生，生命狀態是飄的，而我藉助職業牢牢抓住了大地。」這句話可看作是丁當人生轉型的依據。
丁當的初次轉型發生在16年前，「乘噴氣機去南方」為深圳市政府創辦了《投資導報》。 1990年秋天，丁當第三次來到深圳。此時北方已肅煞，而南方的夏日卻沒完沒了似的。長途飛行之後，滿眼長綠樹木使丁當幸福起來。
這一次場景轉換成為丁當人生的轉折點。而這一來，他便不再是詩人了，離「痛苦的靈魂」越來越遠。三年後，丁當加盟平安人壽保險，在這行一干就是13年。
丁當是做市場的好手，幾年間，他從平安人壽深圳分公司總經理，北京分公司總經理做到北區事業部總經理，再做到平安人壽副總經理。那時候他工作非常忙，寫詩基本上中斷了。「但我內心的詩意還在。」不同的是，他轉而在德魯克的管理學中尋求詩意。
用一段時間寫詩而非一生，這是丁當的選擇。82年大學畢業後，丁當在西安一家電子工業部屬下的大型企業搞管理工作。此時，學管理、做管理的他似乎更熱愛寫詩。
就在這一年冬天，丁當結識了剛到母校陝西財經學院教馬哲的詩人韓東。第一次會面在韓東狹小的宿舍，兩個人圍著煤球爐子談了一晚。丁當形容當時的感覺是：終於找到組織了。「韓東奠定了我對詩歌的熱愛。」
其後，隨著第三代詩歌運動的興起，強調反操作的丁當也成名了。他與韓東、于堅等人一起創辦了「他們」文學社，被譽為80年代最重要和最富有天才的詩人之一。甚至引出了一位冒名四處朗誦的「假丁當」。
丁當形容自己是一個骨子裡好動的人。去年底，他放棄成為平安人壽總經理的可能，跳槽小公司合眾人壽，重新投入一段「飄」人生。曾勸他改作導演的好友韓東，形容丁當的選擇是蛻繭成蝶式的，有重大的人生意義。
詩意還在，它選擇了生意
「年輕時做詩人的體驗並不真實，現在的管理工作才讓我感覺到生活的真實。實在的生活更有幸福感。」今天，丁當幾乎從不提及自己的詩人經歷，如果有人問起，他會不知如何面對，只輕描淡寫的帶過。「我的轉型不僅僅是職務的轉型，也是心理的轉型。」丁當說自己跟詩人過的早就不是一個層面的生活，「畢竟那種角色在我身上已經褪色了。」
他不再翻閱自己的詩，辦公室也找不到一本丁當詩集。
環境如此，以丁當為代表的轉型詩人紛紛摘下桂冠，把衝動、激情和各種可能性變成職業的實在。而中國當代詩歌也被掰開了、揉碎了，融進趙麗華的「肉夾餅」里。
丁當現在的朋友大多是公司老總，雖然跟韓東等多年的好友也有頻繁聯繫，但都只談詩人不談詩了。他更願意把自己身上詩意的特質投射到工作中，給團隊提氣或注入激情。
他現在最想做一個好企業家，帶領團隊創造行業和市場的奇蹟。而真要達到理想中的境界，仍需依賴理性與制度，而非詩意。丁當的目標是將合眾打造成一個綜合性的金融集團。這才是他字典里成功的含義。
「在商言商。」丁當說：「想想做詩人那十年，恍如隔世。」
《南都周刊》總編輯陳朝華
現實在一切之上
文/朱慧
導語：
一份報紙壯大了，一個詩人「死」了。南方詩人圈曾有人如此評價過陳朝華與他供職的南方都市報。
陳朝華，南方都市報早期元老之一，南方都市報副總編，如今還兼新創辦的《南都周刊》的總編輯。在一個常規忙碌的傍晚找到陳朝華，談到詩歌，他的表達開始讓他整個人都鬆弛了下來。他說過，「我的內心永遠與詩歌有聯繫，儘管1995年之後，我不再『寫詩』。」
曾經，在「第三代」之後的詩歌圈各種集體命名活動中，陳朝華常常不由自主地被預設或者追列為其中一分子。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陳朝華在《南方周末》做編輯記者的早期。從大學組織詩社開始，他與詩歌圈的一些朋友保持著比較密切的私人交往。
那時候大家都有一大段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進行閱讀和思考，周末聚集在一起泡吧、喝酒、聊某些形而上的話題，聊各自的詩歌，或者直接拿出自己的新作，面對面惡毒吹捧或者無情抨擊，那樣的日子，那種對詩歌外在的狂熱，陳朝華現在回憶起來幾乎有點不可思議。
95之後，不再有詩
1995年，是陳朝華與詩歌十年緣分之後的一個轉折。藉助《南方周末》的媒體平台，他看到，自己的報道所能引發的社會影響，用新聞語言呈現的對真相的逼近與追問遠遠比詩歌更有力量也更有意義。詩歌對人性的真實體察和探究也許能走得更遠，但畢竟太隱蔽而讓人有虛無之感。陳朝華在《南方周末》為自己寫過一句話：「人貴有自知之明，現實在一切之上」。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做出了自己的選擇。當一個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各種新想法，可以通過人力的整合調配，以報道或者言論的方式表達或者傳達出去，並且第二天就能在大眾中產生反饋的時候，他體會到的是影響社會潮流的「力量」的快樂。
最近十年，陳朝華刻意迴避詩歌圈的聚會，迴避所有詩歌圈的活動，他不再發表任何詩歌(雖然如今發表詩歌對他而言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也不再買詩歌雜誌，只是翻閱著朋友們寄來的自編詩刊。可是，他依舊「感激」詩歌。他認為，青春期，他找到了詩歌這種最符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讓眾人看到了他的價值。「是詩歌使我靈魂開竅，使一個鄉村少年發現了自己對人生一種新的表達與眺望，使一個閉塞膽怯的生命找到了接軌當代中國文化邏輯和思想嬗變的通道。」
多年，陳朝華一直分管《南方都市報》的文化報道版塊，他也一直努力把個人人文關懷的趣味與南都的辦報理念進行有效互動，並通過打磨、整合一個精英團隊去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版面、每一篇具體的文化報道的價值取向上，去影響更多的人。2003年，陳朝華努力促成《南方都市報》舉辦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希望恢復對純粹文字的敬畏之心。
許多知名媒體的主要負責人青春時期都是與詩歌有關的風頭人物，如果一定要找尋原因，陳朝華相信，詩歌通常能培養一個人的敏銳，激情，應變力與創造性，對表達準確的挑剔，而那些也許也是優秀媒體從業者所需要的。
「詩歌是很個人的事情」
「所謂成功」，也許很多人包括陳朝華自己都給自己這樣一個認定，在最適合自己的道路上讓自己的能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揮。陳朝華有點無奈地發現，對今天的自己而言，理想中的幸福是自己曾經夢想的生活──隔斷所有的通信手段，做一方隱士，讀書、寫詩。但是，陳朝華知道，今天的忙碌是自己理智的選擇，是自己性格決定的。
他曾經與朋友說過，「隨著時光粗暴的推移以及現實堅硬的擠壓，詩歌於我越來越像一塊已經結了痂的傷疤，即使揭開，在想像中浸透的，也只是舊日的鮮血，而曾經視為精神糧倉的那種榮耀和熱鬧，早已一去難返了。」
然而回頭去，每每收到當年詩歌朋友寄來的雜誌和詩集，看到那些名字，陳朝華還是隱隱有微妙情緒的。畢竟比起媒體經營，詩歌是屬於個人更永恆的作品，「如果一個人的詩歌語彙能道破這個時代的秘密，能發現當下生活最大的痛與快，那樣的詩歌值得珍藏。」他羨慕那樣的詩人和那樣的作品。
他偶爾寫日記，他的很多更為強烈而複雜的情緒，依舊會選擇用詩的語言去記錄，因為他始終認為詩歌是最準確而隱諱的表達。他並沒刻意想要發表那些詩歌，只是認為那是個人的隱私，為自己記錄下生活的瞬間，可以回憶。
「詩歌是很個人的事情。」採訪尾聲，他莫名地列印出來一頁紙 ，那是寫於2001年的一些詩句，彷彿卻是一代詩人的告白：兄弟，這些年，這樣的日子/所謂的理想與激情都是隱私/我已經習慣在繁華中消失/用一張張報紙隔離身體的孤獨/兄弟，請容忍我從你們的視線淡出這些年，這樣的日子/我已經不習慣舞文弄墨長歌當哭/即使看見和尚走上情侶路/也無法把我的鬱悶超度。
詩歌丟了 詩意還在
「一個人僅僅擁有今生是不夠的，他還應擁有詩意的世界。」在「那個」詩意的世界，詩歌是多餘的；而在「這個」分裂的世界，我們一手抓著鈔票，一手抓著詩的尾巴，盡量維持著某種平衡。
文/肖鋒 圖-
詩人「聖潔的城池」屢遭臭彈圍襲。這次首攻的對象頭頂著一個「國家級詩人」的帽子，而「國家級」也讓兩年前的趙忠祥吃盡苦頭。「國家級」契合了個頭越大、殺得血越多這個網遊潛規則。守城者出城圍毆敵方領軍人物韓寒，卻不敢直斥他所代表的龐大的80後大軍，以及埋伏在網路各個角落裡的老憤青、半老憤青們。網路憤青如蝗蟲般，見神滅神，見佛滅佛。他們張開牙齒，利如剃刀，解構一切過往的所謂「光輝形象」。先是名人，然後是大片，現在是詩人們。他們不放過任何一次攻擊的機會。如果破壞也是一種創造，那麼惡搞是某種程度上的進步。
這正是傳媒學者描述的網路具有的「推土機功能」。由眾多網站憤青軍團攢成的這部巨型推土機，沒有那個個體敢惹，意在將一切移為平地，生成托馬斯斯弗里德曼高歌稱頌的「平的世界」。其目的是爭奪話語權。20世紀80年代被視為神聖的，如今大多已經被解構或正等待被解構。這就是那個所謂的「八十年代」，一方面是有人死勁惡搞，另一方面是有人頻頻致敬，構成這個時代兩股對沖潮流。
詩歌，丟了就丟了
代際衝突是全球化的潛在主題和最為精彩的戲劇。每個年代都存有「弒父情結」，文革不但弒父而且還殺親。那時的「弒父」是由一位70歲的老人揮手發動的，今日的「弒父」看似是自發的，實際上也有導師，就是全球化和Internet。只是，今天的韓寒們比起他們上個世紀60年代那些戴紅袖標的前輩們來講，其暴力程度和血腥性不可同日而語，但在鍵盤上完成的這個「弒父過程」其顛復性卻也同樣徹底。
在新一出的「弒父」戲劇中，進攻方武器在網上，守城方武器在網下，所以難論勝負。只是，防守方太容易露出破綻，幾乎處處是破綻。如果守城者的過往成長經驗，基本被80後們看作是一個笑話，那麼詩歌只是笑話的一部分而已。
古人言：「詩言志」，可60、70年代生人的那個「志」本身就顯得荒謬可笑。鳳凰衛視正熱播《帝國斜陽──湘軍》，過去被妖魔化的曾國藩們，經常是幾千人對撼被神聖化的十幾萬洪秀全們，天京大戰二萬湘軍對撼擁有洋槍洋炮的20萬太平軍。如果把軍隊比作企業，除組織化程度不同外，太平軍的企業理念肯定出了問題──打仗是為了坐江山娶美女，天王洪秀全帶頭娶了88位美女，兒子9歲都娶過4位「妃子」。60年代生人，基本上就是聽著諸多這類「笑話」長大成人的。如今「大英雄」都淪為「大笑話」，大理想成了大擰巴，何言志？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鳥兒，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歌聲。新時代的鳥兒們根本不會把所謂神聖的東西死扛在肩上。他們痛快笑納前輩們創下的一切成果，卻毫無謝意。事實上，新時代鳥兒們以嘲笑老鳥兒們為能事。因為老鳥兒們擋了他們的去路，佔了太多位置，阻止他們發聲──當然，總有一天他們自己也會把持話語權，像他們今天的長輩一樣，擠兌老的壓制小的。
一個不信神佛只信自己的時代來臨了，需要祭奠品。《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書中，作者馬歇爾爾伯曼詳細論述了現代性體驗是怎樣一個過程。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這並非馬歇爾的原創。現在應該說，是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瘋搞了或被搞瘋了。西方現代化對神聖的解構歷時百餘年，而我們加速壓縮，從王朔的「頑主」們至今天的韓寒們，不過十幾年光景。同樣是「去神聖化」過程，從上上世紀尼採喊出「上帝死了！」西方人走了一百多年。
過程的壓縮導致完全不同的社會心態。西方人能安然享受代際流變的成果，小布希與競選對手克里都讀同一類雜誌，《磙石》或《花花公子》，如今他們的反叛終修成正果，不是總統就是總統競爭對手，不是CEO就是COO。中國人的代際衝突則多少帶著某種「死磕精神」，帶著一種「急吼吼」的腔調，互不相讓，苦苦相逼。從大場景上看，在這場代際爭奪戰中，詩歌的丟失只是副產品之一。就因為它是上一代人用的道具，新生代們用簡訊、流行歌、博客和QQ。
詩意，請妥善保存
新浪適時作了個「今天我們離詩歌有多遠」的調查，結果半數人認為現在的詩「很灠」，另外半數以上者承認自己「曾寫過詩」。只要分泌過荷爾蒙，誰沒有胡寫過兩筆呢。曾幾何時，詩人被置於社會職業聲望列表的頂端，與科學家、文學家同享榮耀。那會兒，不懂詩、不懂存在主義就不是新青年，沒女孩待見。這會兒，詩歌與時俱進，成功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俘虜一切群體，詩人們自然不能免俗。詩歌捍衛者坦言「詩人現在都活得不錯」，並無窮酸相。
一般而論，吃飽了撐著了之後才產生文化。按馬斯洛「需求五層次」理論，詩這類文化產品屬高層次需求。而我們的歷史卻証明越窮越寫詩。「文革」詩、農民詩、改革詩，最興盛時都是肚子沒填飽的時候。等吃上小康之後詩情反而枯萎。只有靠商業偉哥來催大。所謂詩意，不就是小資情調嘛。
現在的小童，出生後接觸的第一首詩可能是廣告語，稍大點了進入動漫和遊戲世界，無論如何也跟家長老師逼他們背的唐詩宋詞對不上號，所以只有「口水直下三千尺」的亂搞。情景不同了，90後更對詩沒了感覺。於是長輩們像美國作家尼爾爾波茲曼那樣感慨「童年的消逝」。這是個沒有神聖感的年代，連月亮都有人想著賣，詩歌自然隨童心死去而消亡。公平地講，實在沒必要在一個鄉村凋敝的時代去懷念那種逝去的農業文明的詩意。事實上，新一代生活在電子文明時代，有必要區分快世界的詩意和慢世界的詩意。因為畢竟，速度改變了一切。
問題出在「詩言志」的「志」沒了，詩歌失去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力量。最能調動整個社會的力量，似乎只有面值10、50和100的小紙片。我們在爭艷著的翡翠、桃花、羅綺、雲霞中尋找詩意，可謂是「爛極生春」(聞一多《爛果》)。大人要求小童背誦唐詩宋詞，自己卻灠造人造景觀。我們就這樣分裂著。詩，就像盲腸一樣屬於體內殘留物。這種殘留無處不在，像叫某某花園、某某山莊的樓盤，帶「詩」字的化妝品、洗頭水，等等。商家多是善於借「詩」還魂的高手。「生活，像那五彩斑斕的玻璃屋頂，玷污著永恆的白光……」
有評論說，窮人才「詩言志」，對富人，作詩只是打了個飽嗝。那麼在80後們看來，60、70年代生人就是「窮人」。最早的情詩被視為泛化的前戲。80後們沒有了前戲的必要，直接談姿勢或玩不玩SM。沒有了儀式感，沒有了崇高更談不上悲壯。當然，詩意只能算作刻意製造的舞台效果吧。獨立紀實片《八十年代荷爾蒙》就記錄了這一群不需要前戲的一代人，他們所代表的快感文化、即時文化充斥著聲像、熒屏及各類廣告畫面。沒人關心這種快感長短或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他們宣稱，對於60年代生人，性只是關了燈之後床上的事；對於70年代生人，性是尷尬的事；只有他們80後，性是超市裡的貨品，隨手隨處可得。艱忍，苦悶，然後釀造成詩。這個過程簡直無法接受。
「一個人僅僅擁有今生是不夠的，他還應擁有詩意的世界。」王小波難道是個苦中作樂的可憐蟲？
上世紀，人類學家來到太平洋島國，發現那裡沒有青春期。這對飽受力比多困擾的現代都市人，不啻是個理想國。「思無邪」，古典詩歌成為對那個伊甸園的懷念。一個故事是這樣講的，一位詩人迷途誤入一個無憂國，樂不思蜀，但他的寫作能力「退化」到每天只會寫：「天真藍，風兒吹過樹林……」要知道他可曾是下筆千言的主兒。可到了無憂國卻只會這兩句。在這個沒有詩人或人人都是詩人的國度，詩成了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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