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魯迅那些文豪筆下的咖啡文化

05-28

生活·藝術·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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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學院

最早提供咖啡的，是英國藥劑師J. Lewellyn在1853年於花園弄（今南京東路）1 號開的老德記藥店。它雖叫藥店，但也經營糕點和洋食。

這口感酸苦的奇妙棕色液體一開始被稱為「咳嗽藥水」，隨著西餐的推廣和普及，到後來竟成了時髦之物。

1909年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詞》中，就已有描寫咖啡的詩句：

「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傳豆製成。

色類沙糖甜帶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同年，上海基督教會的美國傳教士高丕第夫人出版了中國最早的西餐烹飪書《造洋飯書》，其中也提到了咖啡，並說明洋人飯後飲咖啡助消化。到了1946年時，上海已經開了近兩百家咖啡館。

在沒定下「咖啡」這個官方名字前，早年的譯名五花八門，什麼「考非」、「加非」、「高馡」，《造洋飯書》中甚至還翻成了「磕肥」，估計是為了吸引專註於控制身材的姑娘們吧。

「猛火烘磕肥，勤鏟動，勿令其焦黑。

烘好，乘熱加奶油一點，

裝於有蓋之瓶內蓋好，要用時，現軋。」

——《造洋飯書》

咖啡的調味方式隨地域產生變化，如意式濃縮、法式歐蕾、美式黑咖、港式鴛鴦、愛爾蘭咖啡酒、希臘法拉沛……

而在上海，也衍生出了獨特的味道。

在沒有各種咖啡器具的年代，講究的上海人都曉得用最原始的方法煮咖啡：

用紗布包著咖啡粉，放在鋼盅鍋子里用開水煮。更地道些，還會再用濾紙過濾一遍煮好的咖啡，喝起來口感更純粹。

一些人偏愛往咖啡里加煉乳，有點類似越南咖啡。還有加上一勺摜奶油的，就是紅寶石賣的那種。甚至也有人用麥乳精「調一調」，再配兩塊咸蘇打餅乾。

張愛玲最愛的，則是牛奶咖啡：

「別人看我翻海明威的小說，

以為我和他一樣喜歡美式，

其實這是誤解，我喜歡喝奶咖，

最好放低脂奶，這樣奶腥氣少些。」

自清末民初以來，經歷了各種改革與變遷，咖啡文化都不曾淡出過上海灘。即便是資源匱乏的年代，老上海人家裡的爐灶上，也仍然會煮著咖啡。

「三年困難時期上海仍有咖啡，為利激銷售，買一聽上海牌咖啡可發半斤白糖票；在咖啡店堂吃咖啡可額外獲得四塊方糖和一小盅鮮奶。那個時候父母似更熱衷無糖無奶的黑咖啡，然後像擺弄金剛鑽樣小心地將帶回來的方糖砌成金字塔形。如是，我和哥哥就常有熬得稠稠的白糖大米粥喝。」——程乃珊，《咖啡的記憶》

上世紀30年代出現了海派文學的概念，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新感覺派與鴛鴦蝴蝶派，都和咖啡有著相似之處——厚重的苦味焦慮，略微的酸澀憂傷，加之一點縹緲的甘甜後味。

民初「鴛蝴派」大家周瘦鵑《生查子》詞中就有：「更啜苦加非，絕似相思味。」

海派文人與咖啡館，似乎是同一時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了上海灘。老上海的咖啡館可不是單純喝咖啡的地方，而更像是城市中的「公共空間」。

作家馬國亮在《咖啡》一文中，說起他在上海一家咖啡館裡，無意聽到兩位女士談話的經歷——

「她們談的是文藝、國民黨、政治，什麼都談，

她們說完了郭沫若，又說魯迅、郁達夫、汪精衛、蔣介石…」

在咖啡香、爵士樂的環繞下，進行多元化的思想交流，在當時似乎變成了知識分子間的一套習俗。1928年8月8日，《申報》登了一篇軟廣告，叫做《上海咖啡》，文中寫道：

「…我在那裡遇見了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冰廬，魯迅，郁達夫等。並且認識了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他們有的在那裡高談著他們的主張，有的在那裡默默沉思，我在那裡領會到不少教益呢…」

說到知識分子們青睞的老上海咖啡館，坐落在北四川路上的「公啡」不可不提。當年魯迅先生與「左聯」領導成員和地下黨代表便經常在此秘密接頭商談，魯迅日記上有多次去到類似「1930年6月5日午後同柔石往公啡喝加啡」的記錄。

儘管他自稱不愛喝這種「洋大人喝的東西」，還曾以此諷刺小說家張資平：

「哪裡有什麼天才，我只不過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而已。」

咖啡館不僅僅作為靈感發源之地，更是成為了文學創作的背景。要問當年哪些作家寫過上海的咖啡館，可是數都數不完的。

田漢1921年創作的獨幕話劇《咖啡店之一夜》，是最早在新文學作品中抒發「咖啡館情調」的。其他還包括徐訐的《吉卜賽的誘惑》、林徽音的《花廳夫人》、溫梓川的《咖啡店的侍女》、張若谷的《咖啡座談》等等。

時過境遷，曾經在南京路、霞飛路、北四川路、亞爾培路上的那些老咖啡館，幾乎都已隨歷史消逝如煙雲，今天的我們只能通過文人筆下的字句來想像與追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