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照耀下的紅妝與白花

    方李珍

    儘管有些歷史記述一再地將陳意映往諸如「革命伴侶」這樣的位置上「推搡」，但筆者始終認為，陳意映對林覺民的理解與追隨，首先並不在於陳意映的思想覺悟，而在於她的「愛屋及烏」——正因為她愛自己的丈夫，所以也就愛、信任並支持丈夫所從事的事業，更多的是文化或精神上的自然追隨（或者說傳統女性的集體無意識），而不是知識或思想上的理性認同。因而，這個依戀丈夫就像藤蔓依隨大樹的女子與林覺民的情感完全是一個天真浪漫真女子與一個「少年不望萬戶侯」「面貌如玉、肝腸如鐵、心地光明如雪」的奇男子的情感，是生活化、個人化、日常化的。

    《別妻書》儘管也寫革命，也寫戀愛，但它所展示的情感，並不是我們習見的奠定在共同理想、信仰基礎上的革命伴侶式的愛情，那種更偏於社會化、革命性的情感模式。越是細細描摹出林覺民決意赴死前這對小兒女之間那種隱瞞與試探、矛盾與苦痛、不舍與強顏的令人柔腸百轉、肝膽俱碎的情感交互，將二人的關係和情感個人化、家庭化、瑣細化，就越是真實、動人。「但見她有些許蒼白的面容，已失卻昔日的盈潤流光；但見她曾經是烏亮的發髦，也已是少澤韻散亂無章。柳葉眉長睫毛輕掩明眸，卻難掩心宇間愁雲瀰漫。」這種對愛人外貌、五官的細緻端詳與描摹，是許多描寫英雄志士的劇作極少有的，因為它顯得「私己」，不夠「崇高」，但恰恰是這種私人化、個人化反而彰顯出它的真實與人性化。但由於其間所內蘊的思想容量的涌動（林覺民與陳意映俱是為國舍愛），強大的思想背景的烘托，達到了以大托「小」，「小」中見大的效果，使它又甄別於一般的家庭情感戲或家庭倫理劇。它達到的不是革命理念的高度，而是人性的深度與高度。

    將筆觸放落在二人臨別前的情感波瀾，註定了該劇沒有大起大落的情節，更多的是欲言又止、欲辨不能，吞吐與閃躲（因而演員有許多內心獨唱與旁唱）。然而這種不得已的「隔膜」更促動了二人情感傾訴與交流的慾望。因而在總框架上，該劇巧妙地以抒情心理詩劇為樣式，通過陳意映與林覺民陰陽兩隔但又心犀相通的心靈對白、情感傾訴的方式，以這樣相對自由、開放，更利於情感表達與交流的意識流結構來撥開臨別前的情感「迷霧」，追憶二人在分別前的情感、心理糾結，展示不同的情感橫截面與心理層次。在表現林覺民決意赴死又不願、不忍、不捨得告訴妻子真相的同時，細膩地展現了陳意映從懷疑、恐懼到強自振作的內心掙扎過程。這樣的細節完全是劇作家的想像與虛擬，沒有任何史料或資料可以倚恃的。例如陳意映因為恐懼而暈倒之後，或許是孕期中的女性更為敏感與柔弱，她執拗地央求林覺民帶她同行，林覺民百般溫柔勸撫，陳意映因為被疼愛而更為「執拗」。這小女兒情態刻畫得如此細微傳神，有宛在目前之感。這不是陳意映的無理取鬧，在看似不管不顧中表現出的其實是她無奈至極而抒發內心苦痛的一種特殊方式。劇作家的「體驗」可謂細膩而別緻。

    而在林覺民與陳意映「別妻」與「別夫」的種種鋪寫中，林覺民為陳意映所簪的白色月季花以及陳意映為林覺民所穿的紅衣裳，因其所飽蘸的濃情厚意，凝定、濃縮著人物極深致的心理與思想，並以其鮮明的對比性成為了其間奪目的兩個意象。白色月季花純潔、優雅，是浪漫至純的陳意映的至愛，林覺民為了逗妻子開心偷偷給她簪了朵花，卻由於陳意映的特定心理——隱隱疑懼丈夫此行兇多吉少，此舉卻成了戴白、戴孝，成了不祥之兆，這使她心底的恐懼浮出水面，一瞬間衝垮了她搖搖欲墜的最後的心理防線而驟然癱倒。陳意映強自振作，試圖戰勝恐懼，使用的也是女性化手段——著一襲出嫁時的紅衣為丈夫送行，這一場面在觀眾看來有一定的儀式感，試圖以濃烈的紅沖淡虛冷的白，借民間所篤信的儀式的力量驅趕不祥的陰霾。這一熱烈的儀式化、民間化意象在始終籠罩著二人世界的灰色調里是如此耀眼、奪目，使觀眾長久地沉浸在他們江邊碼頭送別的颯颯寒風裡。紅與白兩種顏色，象徵著他們內心深處的至愛濃情，構成了他們愛情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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