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張愛玲與胡蘭成沒有舉行婚禮？

摘自：許宏泉 著 《管領風騷三百年（叄集）》 黃山書社 2010年1月 出版

在胡蘭成的身上幾乎可以看見舊時文人的一切的秉性，才氣、風流、自私、軟弱……

胡蘭成天生一副書生的風流的模樣，這樣的外表不僅可以令文人艷羨也是令那些單純或驕傲的知識女性而傾倒。

說胡蘭成的才情，自然是他的文字。有人說「都說張愛玲的才氣高，其實胡蘭成才氣更高」，對這樣的話，我想是不必太多介意的。不過，胡蘭成筆下的浙南鄉村確實是難得地生動。胡蘭成說，「我不但對於故鄉是盪子，對於歲月亦是盪子」，正是這種盪子情懷中的絲許真誠，那陌上的桑樹，清明時茶園，胡村的桃花，三界的渡頭才顯得那麼一往而情深。這些靜謐樸素的田園風景里，鄉下人的生活也是有滋有味，純樸得可以。胡蘭成寫「嫂嫂在後屋與姊妹們做針線」，少年小胡與她們十分的融洽，「叫我坐在小竹椅上，拿著手中的鞋面布比比我的腳寸。比對過了，她一面做，一面唱："油菜花開黃如金，蘿蔔籽開花白如銀，羅漢豆開花黑良心。"說道："黑良心就是你大哥"」（《清明》）讀到這裡，我竟暗自發笑。這位胡家大嫂怎地曉得眼前這位英俊的小叔子他年比起他的哥更是「羅漢豆開花」啊。胡蘭成自小喜歡在女人堆里呆著，雖然不比大觀園裡的寶二爺處處「驚艷」（胡蘭成以後的文字中很喜歡用這兩個字），但少年的男孩不去村頭溪邊同夥伴們去玩耍卻要陪著嫂嫂們納鞋底，也真是乖巧的離奇。

胡蘭成的文字也極一種乖巧伶俐，這也是那一時代的所謂「才子文章」的可人處兒。諸如「秋天的漫漫遠意里，溪澗池塘的白萍紅蓼便也於人有這樣一種貞親。」（《子夜秋歌》）有人說「胡的文章有氣韻而無氣度，正像他的做人，有靈氣而無靈魂。」（錢定平語）

寫到張愛玲，胡蘭成的筆墨似乎顯得不那麼輕靈圓潤了。張愛玲可以埋怨「利用我的名字推銷胡蘭成的書，不能不避一點嫌疑」（一九七七年九月八日致夏志清），但我們對此卻是難以有什麼指斥之類的言辭的。倒是在張愛玲的文字中很少見到這位才子的身影。

胡蘭成在他的《民國女子》中口口聲聲道「愛玲」，「愛玲」。

他說「張愛玲的頂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種震動。」這樣的文字早已不是回憶胡村時的「清嘉」、「脫俗」。

張愛玲是愛他的。從胡蘭成的這篇文字中可以看出，張愛玲對他的愛是被動的--「被動」這個詞可能並不恰當。胡蘭成是因著張的才情和才名，繼而「驚艷」，她的到來，「我的客廳今天變得不合適了。」「她原極講究衣裳，但她是個新來到世上的人，世界上各種身份有各種值錢的衣料，而對於她則世上的東西都還沒有品級」。胡蘭成的乖巧是一如繼往的，這個打小就「很壞」的男人，對於驕傲得單純的張愛玲來說是斷然要墜入情網的。胡蘭成說「我們兩人都少曾想到要結婚。但英娣竟與我離異，我們才亦結婚了。」張愛玲那年二十三歲。他們並未舉行婚禮，只有一紙所謂的「婚書」，胡蘭成竟認為是「顧到日後時局變動不致連累她」，所以，「雖然結了婚，亦仍像沒有結過婚」，胡蘭成的矯情正是因男子主義的虛偽，「兩人怎樣亦做不像夫妻的樣子，卻依然一個是金童，一個是玉女」。如此的口吻實在要叫人「唾棄」的了。胡蘭成這樣的風流才子，「羅漢豆開花」是他的秉性，他在《女心》中寫到妻子玉鳳，「我教書的那兩年里，每月寄錢去胡村家裡。玉鳳我不帶她出來，因為新婦當服侍母親。」這尚不是理由，最根本的緣由在於「我不想組織小家庭，且亦不覺有什麼離情」，胡蘭成的多情恰恰是薄情後的虛空，這些看似「坦誠」的表白恰恰顯明了男人的自私，對於胡蘭成來說，女性對他的付出，根本未曾「缺失」，他甚至以為，「有志氣的男人對於結婚不結婚都可以慷慨」。接著感慨張愛玲「她想不到會遇見我。我已有妻室，她並不在意。再或我有許多女友，乃至挾妓遊玩，她亦不會吃醋。她倒是願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歡我」。對於這樣的男人，女人是斷然不會有什麼好辦法的，所以後來在逃難的途中，他又以慣用的手段演繹出一段「風流艷史」。「我就把小時候的事，及大起來走四方，與玉鳳愛玲小周的事，一樁樁的說與范先生聽」，「而且也壞，引誘范先生也說她的事給我聽，因為我想要斷定眼前景物與她這個人都是真的，」胡蘭成篤信「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哲學，遂後不久，他與秀美（范先生）「遂結為夫婦之好」。而他則以為「這在我是因感激，男女感激，至終是惟有以身相許」。當張愛玲二月里來到溫州，「鵲橋相會」的喜悅在胡蘭成先是「一驚」遂又「心裡即刻不喜」。以下的解釋是沒有意義的。明眼人一看便知。當然亂世流離，對於胡蘭成這樣軟弱而自私的讀書人來說，女性的溫柔之鄉恐怕是最好的歸宿之所。

胡蘭成在「剖析」彼時之思想，沒有絲毫的「自責」，就像在《禪是一枝花》中，大談禪的美妙境，他不能正視生活和人生的苦難，同樣，在男女之間他也同樣不能正視愛的責任，他的惟一解脫方式便是「逃遁」，以所謂的心靈的逃遁迴避現實中的一切。這便是中國文人式的最妙不可言的一種人生態度。胡蘭成便以這種禪意盎然的哲學理念來解脫，來自圓其「選擇」之必然。

歷史上的大事，也每是英雄豪傑到了危難的絕地，哪裡還有選擇，連什麼都沒有得可以想了，此時惟有聽天，而忽然開出了新運，所以多是聽一聲慚愧，餘悸猶在，已喜在心頭。

歷史上的英雄豪傑做天下國家的大事，事到其間不容他揀擇做或不做（《趙州至道無難》）

這便是胡蘭成自我寬容，而並無懺悔的根源所在。

逃亡在溫州的日子，除了於輕浮於情感之遊戲中略得快慰，冷漠的光景畢竟不是胡蘭成這樣才子可以安於的現狀，他試著重新構起同「外世」的網路，又總是憂心忡忡，這種恐慌與苦悶是亂世文人的流行病。他化名張嘉儀，「冒愛玲的家世」，身為豐潤的女婿這倒也是順水的事。他首先「勾搭」上了當地名宿劉景晨。去劉家造訪，老先生說：我這裡平常不要年輕人來，因為這班人總是想利用。給「張嘉儀」迎臉一個下馬威。胡當時「聽了一驚」。接著他又以「張嘉儀」的名同梁漱溟等人通信，差點兒被梁推舉進了京城。只是他「生不逢時」，只能依然繼續著他的「逃亡」漂泊的生涯。談起溫州時的恐慌，《今生今世》里有一段記敘：「忽一日午後，院門口進來二人尋問張嘉儀先生，我驚得魂靈出頂，想著莫會是來查緝我的……」原來是吳鷺山和夏承燾二位來訪。

《今生今世》中還有這樣的一個情節，胡蘭成買了兩本書，《清嘉錄》和《聖經》給來溫州看他的張愛玲。張愛玲一個人在旅館裡，一氣把《舊約》看完一半。她嘆息道：「以色列人這個民族真是偉大的」。但在胡蘭成看來，「以色列人與我何干，況又《聖經》是書本上的事」。張愛玲在同他談著「書本」上的事，胡蘭成則在意的是圖欣賞眼前的說話人，「這般可喜娘罕曾見」。「而且愛玲是把《舊約》這樣的好書，亦看過了當即叫我拿回去，連檯子上亦不教留，她就是這樣乾淨的一個人」。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得不在意這一情節並由此發出他們二人這樣與上帝擦肩而過的嘆息。胡蘭成曾在教會學校上學，但他給張愛玲《聖經》只不過將其當作一本美妙的文學作品。而一位姊妹說：張愛玲對《聖經》的態度就是因為是胡蘭成給她的，而不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在情愛，胡蘭成同樣以他慣有的態度處之，他也曾與張愛玲說「小周」同他的「艷事」。他認為「一夫一婦原是人倫之正，但亦每有好花開出牆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愛玲這樣小氣，亦糊塗得不知道嫉妒」，（《兩地》）。

對於這樣的一個男人，張愛玲果真是糊塗還是無奈或麻木地無所謂，但這一切已註明她的結局的悲劇定位，同樣，這樣的一個毫無責任感的男人，他的「下水」也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再說胡蘭成

胡蘭成的文字在內地出版，同時聽到了身邊人的兩種聲音：一是驚嘆沈從文、周知堂之外，胡氏文字的精緻慧美，甚至以為胡的才氣比張愛玲更是了得。其次，便是指責胡的人格，更以為像胡這樣的漢奸的書是不應該在大陸出版的。這種純真的民族主義情結在今天已成為許多文化人的「人格象徵」。

所謂「漢奸」問題，自然是歷史問題。我並不主張「健忘」，而中國人恰恰喜歡健忘，遠可大做「漢奸」文章，沒有寬容；而近則可將文革忘得一干而凈。

對於胡蘭成的「輕視」，雖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賊」之嘆，而在我並非因他的下水，因為胡氏的作為是中國文人軟弱自私的典型。

說到胡蘭成的才情，文字之外，我開始留意他的書翰。據說胡蘭成曾在滬浙一帶賣過字。

胡的書法是以「尚碑」為格，筆墨倒也凝練，時而透出一個才子風流的不羈情趣。有人說，他的字里就透著一股漢汗氣，鬼鬼祟祟，實在有的搞笑。胡蘭成畢竟是一個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