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道德建設的若干問題 一、什麼是公民道德 首先我想我們或許還是要從概念出發，公民對於我們而言，都非常熟悉，因為我們自己身為一個公民，每當我們使用身份證的時候，我們就意識到這是一個公民的證件。遇到一些其他事情，無論是在政治生活當中，還是在其他生活當中，我們都會意識到我們是這個國家的一份子。特別是在一些外交問題上，我們都非常自覺地跟國家的利益站在一起，這一種立場我想就是一個公民的立場。所以，也許我們覺得公民這個概念並不是太難理解，但實際上我們也都知道，在生活當中常常也有這樣的事，很多常識我們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因此，如果我們要了解公民道德，我們首先可能還要了解跟公民道德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們首先會感到過去我們都講人民，為什麼現在我們要講公民，公民和人民是什麼關係？它的內涵是什麼樣的？公民和人民還是有區別的，人民是一個集合、整體的概念，它也是一個政治性非常突出的概念，它所要表示的是特定的一個社會群體。這個社會群體的劃分是有一個政治標準來劃分的。所以，在過去我們都很害怕自己不是人民。而公民，是一個政治法律的概念，它跟政府當然有關係，它也是一個社會上的概念，它的落腳點是個體，是個具體的人。所以，從人民到公民這個稱謂的變化，它後面也是一個社會歷史的變化。這表明我們從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社會轉向了一個規範的、常態的社會。因為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有三個基本的支柱，三個基本的方面：政治、經濟、文化。在一個常態社會當中，這三者應該是各司其責的，但是中國社會的發展，這三者是不平衡的。可以說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社會，政治控制、壓制了經濟和文化。改革開放之後，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們現在也會感到我們這個社會是以經濟作為主導，經濟同樣控制、壓制了其他方面，包括我們現在談到的權錢的交易，包括文化的現象，由於受到經濟資本的影響，它也表現出另外一種形態出來。然後我們又提出社會建設，包括文化，我們說政治、經濟、文化其實它在一個社會當中追求的目標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經濟追求的是效率的話，政治追求的是正義和公平，那文化追求的是一種審美。當我們的社會發展不平衡的時候，我們說改革開放前30年政治主導的時候，它就以公平壓制了效率，而我們的審美也消失了。同樣，在我們現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慣性的指導下，我們也就發現效率原則也取代了公平原則。我們會發現，因為追求效率，我們整個社會的資源都走向市場化了。所以，我們說現在我們的社會問題，醫保的問題，住房的問題，教育的問題，就是過度的經濟化、效率化而導致的。因為追求效率，把這些社會機構所要追求的目標給遮蔽。那麼，同樣現在文化的審美已經走向了另外的極端，如果說過去我們政治化的審美是追求理想主義的話，現在的文化，比如說來看我們藝術當中存在的問題，那純屬就是吸引眼球，用身體，用暴力來吸引眼球，我們原來文化審美的屬性就受到了挑戰。我這裡講的是，人民和公民這個概念其實它是一個歷史的變化，我們現在提出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這是順應這種歷史發展的要求。這是一個概念。 第二，國民和公民。這兩者的內涵上也是有區別的，區別大概就是國民比公民更加寬泛。國民是指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的成員。也就是在特定的主權國家管轄下的一切社會成員，它是最廣泛的概念。公民比人民更加廣泛，國民比公民更廣泛，公民只是法律和政治意義上的國家成員，是享有從事管理、社會和國家，以及公共事物的權利的人。如果我們在法律上對某些犯罪分子要剝奪他的權利的時候，就是指他這部分的權利，但是他國民的身份你不能剝奪。所以，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所謂「公民」是有幾個因素在裡面。首先，公民的存在是以國家作為前提的，它跟國家是有關係的，是個體在國家當中的存在形式，是國家正式成員的資格。第二，公民的本質上是平等的，公民之間是平等的關係。第三，公民的活動，公民的內涵包括了相應的權利，而在承擔權利的同時，他也要承擔一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所以，我們經常會說公民不是天然就獲得的，你這個公民有沒有能力去行使你的權利和義務，這是判斷一個公民最重要標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會出現公民道德的問題。這是第二種概念，國民和公民。 第三，「公民道德」和「公民的道德」，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概念的區分。公民道德是一個特定的範疇，它比公民的道德範圍要小一些，它是指公民參與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道德規範和道德品質。所以，我們在談公民道德建設的時候，我們現在好像關注得不是很多，但這個才是公民道德重要的一個內涵。 而公民的道德就是一個公民在社會生活當中所應當遵循的社會生活道德。比如說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等等，大致是這三個。所以公民的道德比公民道德範圍更寬泛。那我想我們要談的公民道德的建設就應當是以公民道德為中心的公民的道德，因為它是一個更寬的範疇，既包括了政治道德，也包括了生活道德。這是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關注到的問題，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現實性。這是第三個概念。 第四，公德和私德。公德和私德其實大致也融入到了公民的道德範疇當中。因為我們所講的公德是社會生活中的道德，不是指公民道德中的政治內涵的公民道德。同時，它還包括了公民個人交往活動所形成的特定範圍當中的一些道德。我們知道梁啟超曾經說過「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這個公德和私德的區分是很有意義的，等下我們會講到，我們為什麼要強調公民道德建設，其實就跟我們中國作為一個道德傳統、歷史悠久的國家，在自身的進步當中，它的道德的內涵也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當中就像有人提出的，就是要從私德轉向公德。我們如果要理解公民道德的話，我們首先要確定它的內涵，而這個內涵跟它相關的一些概念是有關係的。所以，從人民到公德、私德、國民等等，這些都是跟它相關的概念。 當然，還有人喜歡從臣民的角度來講，臣民是指在中國封建專制體制下的一種個體的生存方式，這種臣民是沒有自我的。所以，如果說要考察中國的個體、社會地位的歷史過程的話，那的確是一個從臣民到人民，再到公民的一個變化過程。但是這個可能離我們久遠了，我們就不說了。所以，我們要談的公民道德包括了兩個基本內涵，一個是公民的管理國家和社會的公共事務，這種權利所滋生出來的一種道德，這種道德是真正的公民道德。 但另一方面，公民在整個社會行為當中，它不僅有管理和國家事物的權利，它還要和一般大眾發生關係。因而這種大眾的範圍有小範圍、大範圍，因而形成了私德和公德。所以，這個是公民的道德。我這裡讓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我所講的公民道德的建設是包括這兩個層面的公民道德的建設。 二、為什麼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如果我們明白這個概念之後，我們接下來就要提出一個這樣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來研究公民道德建設的問題。換句話來說，我們大家都知道，在2001年黨中央頒發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為什麼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會提出這樣的一個任務來，這就是我們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這個也是需要我們去思考的問題。所以，我想為什麼要提出公民道德建設這樣的一個任務，這是跟我們中國的社會轉型和發展有密切關係的，也是跟我們個人生活的幸福有密切關係的一個話題。 中國這30年，我們既見證了國家經濟的高速發展、社會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在我們社會進步和發展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這個問題基本上都通過道德表現出來了。讓我們廣東人，甚至讓我們中國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年的「小悅悅事件」。還有在我們生活中不斷發生的各種道德失范的現象，從我們衣食住行的各個環節當中我們都能感覺到我們社會生活當中道德的一些問題。比如說食品，過去我們最常見的貓膩不過是缺斤短兩，而沒有質量的問題，數量並不影響食物的質量。但是今天我們就會看到，數量上也許沒問題了，因為現在商品生產非常豐裕了，但是食品的質量卻讓我們不能夠安心的吃一頓飯。 我就想起我昨天的經歷，我在學校附近的一個餐館吃飯，我中午喜歡去吃那裡的拉麵，正好遇到我的一個同事。他說鍾老師你經常在這裡吃拉麵，我說是啊，他說這裡的拉麵為什麼能拉得那麼有勁道，是不是裡面放了什麼東西，他說我不敢吃這個東西。這個問題讓我覺得很震驚，我中午就喜歡去那裡吃拉麵，我的確覺得那裡的拉麵好吃。但是他說這個拉麵拉得那麼好，如果是一般的麵粉是做不到這樣的，所以他一定是放了什麼東西。如果真放了什麼東西，那我可能就受影響了。所以，人們現在指出火腿腸使用敵敵畏，避孕藥來養黃鱔，瘦肉精來餵豬，工業酒精來兌白酒，包括我們的飲料。現在人們的防線已經是由怎麼吃足夠轉移到怎麼吃安全。對於這些製造商來講，只要吃了不當場死人，就是他的道德底線。還有醫院，過去和現在都是救急扶傷的地方，醫護人員被當做是白衣天使。但是我們現在會發現，醫院裡紅包與回扣是司空見慣，手術中遺留紗布和手術刀在病人身體里也時有所聞，草菅人命。甚至有報道披露，在馬路發生車禍，熱心人叫來120救急車，醫院把生命垂危的傷者拉來了，但是把他拉到郊外去扔了。因為醫護人員說這個傷者衣衫襤褸，醫院擔心他付不起錢，唯利是圖，他就不救他了。學校教育現在也有很多的問題，包括教師的問題，前段時間幼兒園裡的一個教師虐待兒童。這樣的話，我們會發現所有這些地方，包括法院，法院也還是講過去那句話，「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但是今天很多人也存在這樣的問題。法官吃完被告吃原告，有人就說現在的法學專業，大家都去搞經濟法，沒人去研究民法，法院里的官員要打就打經濟官司，不打人事官司。因為老百姓是沒錢的，打經濟官司是有錢的。本來法院就是主持正義的，如果正義都跟著金錢走了，那麼正義在哪裡？像我們講的公民正義跟金錢、權力是並立的，它不應該受到它們的支配，但如果說正義都受到了金錢和權力的腐蝕的話，那這個社會就沒有希望。所以，我們說這個道德的現象就使得我們來思考我們社會的問題到處出現在哪裡。 當然，社會的進步是個整體的過程，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所以，我們說公民道德這個問題是跟我們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提出了挑戰。社會轉型這個概念大家已經是耳熟能詳，聽了很多了。那麼，跟我們的道德有關係的話，那就是在經濟、政治關係發生變化之後，人倫關係也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說來考查社會的現實，一個就是高度的市場化的社會，市場是講利益的，為了利益人們就可能會改變傳統的重義輕利的價值觀，在重利輕義價值觀建立起來的時候，道德規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不再發揮作用。 另外一方面，我們會注意到，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進步，城市化獲得了巨大的進展。我們說過去中國70%-80%的人生活在農村，但是到現在我們的城市化已經達到了50%，很多人到了城市。到了城市之後的人都有一個雙重適應的問題，一個從鄉村到城市生活，他的人倫關係、生活方式就有很大的不同。原來我們這種城市化、城市居民的生活，由於融入了一些新的要素，傳統的一些人倫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所以，我們就說社會轉型這個現實給我們帶來在道德上的特點就是，我們是從一個熟人社會轉向了陌生人社會，從鄉村社會轉向了城市社會，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從過去一種習俗型的信任關係，轉向了現在契約型的信任關係。因而也就發生了從私德向公德的轉變。 私與公怎麼來的？我們知道在中國的傳統社會，我們最基本的倫常是由「五倫」構成的。就是說，我們整個人的關係是由「五倫」來構成的。哪五倫呢？首先是君臣關係；第二是夫婦關係；第三是父子關係；第四是兄弟關係；第五是朋友關係。過去我們在一個鄉村的生活當中，或者過去我們建立在血緣、宗法關係基礎之上，這「五倫」基本上就把我們的人際關係都概括進去了。而這「五倫」中除了君臣關係是一個陌生人關係之外，夫婦、夫子、兄弟、朋友都是一種熟人關係。那我們過去的道德規範，就是以這「五倫」關係作為基礎而建構起來的。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講的中國的道德是一種熟人道德，而這種熟人道德根本是一個私人生活圈，朋友關係也是一個私人生活圈，沒有公共的生活圈。但是我們說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之下，君臣關係應該是沒有了，其他這「四倫」的關係，雖然仍然保留著，但是在我們的社會生活當中，他的地位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所以，有人就提出現在我們的倫理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領域，一大領域就是私人領域，一大領域就是公共領域，或者可以細分為四大倫理場域和十大人倫關係。第一個是私人倫理，主要是家庭倫理，包括朋友和男女的異性交往。第二個公共倫理，是在公共場合人和人的一種關係。第三個是職場倫理，在職場生活當中。我們知道現在職業生活在我們一生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過去我們那種私德是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之上。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居家過日子，家變得很重要。但是現在我們說人的一生是24小時，除了8小時睡覺之外，有8小時是在職場中度過的。在職場當中我們就產生了很多新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都是一種公共關係。還有一個新的倫理場就是網路倫理，網路是一個更大的空間，而且是一個虛擬的空間。網路的出現才不過20、30年的歷史，所以，它的倫理到底是怎樣的，現在還沒有形成，因而也就有很多問題在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生活的場景大概就是這四個場所，由這四個場所就構成了十大人倫關係。比如說第一倫是男女關係；第二倫是夫婦關係；第三倫是親子關係；第四倫是兄弟關係；第五倫是朋友關係；第六倫是個體和個體關係，人體關係，別人和你的關係；第七倫是個體和群體的關係，單位、社會、國家。第八倫是個體和人類的關係。現在我們的視野已經是個地球村式的視野。所以，個體和人類的關係也就進入到了公民的生活圈當中。第九倫是真實的人虛擬的人的關係，網上和網下，可能我們是兩重面具，兩個行為方式，這兩重面具跟另外兩重面具的關係。第十倫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係。 那麼，你看這十倫當中跟過去的五倫相比較，更多的是和陌生人的關係。我們現在說在公民道德的發展過程當中，一方面傳統的私人倫理這一部分有一些觀念。比如說父子關係，我們當然還要強調孝道，孝道依然是合理的。但是現代社會，父子關係、親子關係，會融入一種民主、平等的關係。你簡單地用「孝」來強調親子關係，可能並不全面。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說孝道已經完全沒有價值了。我記得看過30年代的一部小說，講當時的青年反孝道，我覺得他反的也是夠深刻的。他說我憑什麼要對父母盡職，我們會說父母養育了你，他說我們不過是父母尋歡作樂偶然才來的，我為什麼要對他承擔這麼大的責任。所以，他從這個角度來說「孝」是沒有必要的，但這肯定是極端的思維。我們傳統的私德里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是它也要有現代的觀念。
但是在對待陌生人這方面，我們中國人可能就缺乏跟陌生人打交道的道德規範。也就是說，在公共空間和陌生人打交道，我們可能就缺乏這種公德。而這個恰恰是公民道德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生活在城市當中，在城市裡人來人往，見到的都是陌生人。那我們對陌生人是一種什麼樣的態度，這裡面是一種道德責任在裡面，也有一種道德的要求在這裡。所以，我想我們中國社會轉型的現實給我們帶來的深刻變化就是我們的人倫關係發生了變化，我們跟單位的關係更是一種契約關係，就是通過合同。然後單位希望通過另外一種武器，單位文化建設來能夠凝聚人心。這種契約信任、契約關係跟我們原來的習俗關係相比是更加脆弱的，但是這個契約是普遍的，我們傳統的習俗形式是感情的，這跟現代的公共性要求是有差距的。這是我想我們之所以提公民道德建設，是因為社會變化了，我們也應該發展出一套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跟我們的法制道德建設相吻合，跟我們傳統的倫理相銜接的一種新型的道德，而這個道德的落足點就是公民道德。 第二，我們之所以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說得大一點，它是我們國家實力，乃至民族復興的一個必然選擇。剛才我說了，中國這30年的發展，我們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出20年中國就會是第一大經濟體。但是經濟的強大，經濟的富裕，是不是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強大？這個我想其實值得我們思考。就像我們就感受到，我們現在雖然生活富裕了，但是我們的幸福感並不那麼充分和明顯。原因是什麼？所以，這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實力究竟如何體現。 美國有個著名的制度經濟學家叫加爾布雷思，他說「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它的國庫的殷厚，不取決於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它的設施之華麗，而是取決於公民的文明素質。」我覺得這段話是非常深刻的，怎麼來看待我們中國的發展，我們當然要充分肯定，但是我們要看到我們的發展是不均衡的。早在2005、2006年，當時西方對中國的崛起就有很多的議論。我記得當時英國的前首相鐵娘子撒切爾就說過這樣一段話，她說「中國只會出口彩電和洗衣機，他們沒有影響我們的思想和理論」。我們想想看，這兩年我們中國特別關注孔子學院的建設，我們在國外現在大概有200所孔子學院要辦，其實這個就是針對我們的一些問題來的。在2007年人大，出版總署的領導就說過，現在我們中國每進口200本書我們才出口1本書，我們現在大學裡大家使用的教科書都是英文版的教科書，就像我們說我們的小孩是吃麥當勞長大的，用西方的概念思維，所以，我們在思想上我們還只能跟在別人後面。 管理學有個理論叫做木桶理論，就是說這個木桶能裝多少水，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板，而是取決於最低的那塊板。很形象的說明了社會發展的整體性。就是說我們只有經濟的發展是不夠的，我們很明確的提出我們要從經濟的富強走向一種文明的形態。就是說我們要從富強走向文明，而文明的核心和它的根本在哪裡，文明的核心就能夠延續下來，文明就是人民所創造的一種精華，能夠流傳下來，文明的核心就是道德，文明的根本就是在於人的素質。人的素質我們講得很多都在講人的智商，講人的知識，但是人的道德，人的德性其實也是人素質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要從富強走向文明，那首先需要有一種良好的道德，要有一個高素質的公民，如果沒有這兩者，中華民族是不可能復興的。毛澤東說過「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這個貢獻在哪裡，我們現在已經貢獻了GDP了，但是這還不夠。面對著人們現在遭遇這麼多的問題，我們必須還要有東方的智慧，而東方智慧當中非常最重要的就是對道德的遵從。 現在隨著國門的打開，隨著我們的富裕，中國的旅遊者不斷的出國。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也知道，我們也鬧了不少笑話，也有一些不好的形象。大到在一些風景名勝上用中文寫著「不要大聲喧嘩」、「不要隨地吐痰」，只用中文寫，沒用其他文字寫，這不是在侮辱中國人嗎？但是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沒有一種公民道德。所以，凡是你到國外去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的一定是中國人。到今年鬧了一件事情，在飛機上居然是中國的兩個遊客為了座位在飛機上打架，丟盡了中國人的臉。比如說梅西百貨、老佛爺的百貨商店都是中國人。我們經常報道說別人不滿意，但是我們除了消費這些品牌和物質之外，我們對別人的教堂，對別人另外一種文化，我們有多少體驗和理解呢？我想我們公民道德的現狀也使得我們必須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所以，我剛才說21世紀的確是民族復興的事情，但是就在2000年中央就提出了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說明中央很有遠見，很有眼光。隨著我們國力的強大，我們不僅要富有，我們更要文明。 我們提出公民道德建設，一方面是社會的轉型給我們帶來一種人倫關係的變化，我們要有公民道德去調釋這些問題。另外一方面，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要復興，要發展，不是外在有形的東西，更多的是我們內在的，是人的素質。我們曾經是一個道德的大國，但是現在我們很可能在道德的發展上遭遇到了一些問題，所以就會有滑坡論、代價論，以及範式轉化。我個人主張重構的過程，是道德重構的過程。重構首先意味著，我們還是要尊重傳統，尊重歷史，我們說的公民道德並不是對傳統道德全部的否定，而是要在它的基礎之上。比如說從「五倫」發展出新的「五倫」，這「五倫」恰恰是公民道德建設。所以，我想這是我們需要的東西。 以上是從國家來講，社會轉型需要新道德，民族復興需要新道德。那我們個人，人生追求幸福也需要道德。從倫理學上來講，從亞里斯多德到儒家，其實都強調了道德是幸福的重要內涵和基本條件。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幸福作為一種主觀體驗，它是建立在我們對物的一種特定關係基礎之上，也是建立在我們對人的一種相互關係基礎之上的。我們所謂的體驗一個是對物的關係的體驗，一個是對人的關係的體驗。 我經常講人生其實就是要解決兩個主要的矛盾，這個矛盾從我們人是什麼出發，人是個什麼東西。我覺得人是一個二重性的存在物。它是哪二重性？人是一個生物實體，是一個物質的存在，但它同時又是一個精神的存在，人是有情感的，有理性的，這就是他的精神性，這兩種都在我們身上。與此同時，人既是一種個體性的存在，人又是一種社會性的存在。從直接形態上來講，人類也好，社會也好，都要通過我才能夠感受和體驗。從生命的直接形態上來講，他是個體化，但是人恰恰又是離開了社會不能生活的人。所以，人就是這樣一個個體化和社會化、物質性和精神性的雙重存在。由此，它給我們人生帶來的一個主要課題就是怎麼協調這兩者的關係。正是面對著這兩種關係我們就有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一個是追求物質的，一個是追求精神的，一個是追求自我的，一個是追求社會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現實主義，都是跟人的二重性聯繫在一起的。 那麼，既然要處理這種關係，那就需要道德。我覺得道德就是關係的協調者，是協調人和人，人對物，人和自身的關係。比如說人和物的關係，我們作為一個生物的實體，我們當然離不開生命必須要跟外界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交換。所以，沒有物質我們就不可能生存，也不可能得到幸福。但是物是多是少，它的度如何把握，這是需要一種道德來調節的。所以，在我們的人生追求當中，你是做一個物質主義者還是做一個精神主義者，我想片面的都對，也許最理想的就是中庸的狀態。 同樣，我們是做一個個人主義者來生活，還是做一個社會化來生活，那麼，如果要處理這兩者的矛盾，都離不開道德。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想道德和人生就有密切的關係。道德是人的幸福的一個重要條件，沒有道德你就沒有幸福。這個是我們從另外一個意義上來講，我們講公民道德不僅是從社會層面來講，從我們個我的層面來講，也是需要道德的。在對道德的理解上我們很多人有片面的看法，比如說道德就是犧牲，道德就是約束，但是我們會覺得，約束其實對人來講比放縱可能更加具有人的屬性。對慾望的放縱，動物是如此。只有人才能夠慾望時時控制，所以，我們如果沒有道德來制約慾望，那人跟動物就沒什麼兩樣了。就像我們通俗的說，人之為人，就在於他是有道德的。而這個道德就是來控制自己的慾望。但是在現代的條件基礎之上，我們都認為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實現個人慾望的無限化滿足。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幸福定義為我們擁有多少物質財富。但實際上擁有物質財富並不能決定你是否幸福。生活中很多這樣的例子我們都清楚。這是第二個方面，就是為什麼要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三、怎樣來加強公民道德建設 我們怎樣來加強公民道德建設，這個問題回到我們前面所講的公民道德的條件，公民道德建設必須與公民社會的發展相聯繫，這裡面我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公民社會。這個問題並不複雜，就是說，在公民和國家之間，它的關係並不僅僅是一種垂直的關係。從國家到我們公民，還有一種建立在公民權利基礎之上的，社會的概念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當中是比較陌生的。因為中國整個的社會是一個家國同構，家庭和國家是一體的，國家是家庭的放大。而在家庭和國家之間，其實還有個廣闊的中間地帶。那麼，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說一個市民社會，因而它也需要有一個相應的公民社會。 那麼，公民社會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會注意到，像我們現在有許多的公益組織、志願者團體，這些我們都可以把它概括是公民社會的構成。我們的政府從過去全能型的政府現在轉向了有限的政府，由公民通過公民自身的結合來進行自治和管理，這個我想就是公民社會。那麼，正是在一種公民社會的活動當中，才會形成良好的道德意識。一個政治學的理論，一個社會學的理論。 那麼，我們也注意到廣東省委、省政府在加強社會管理的過程當中，其實對公民社會的建設，他們還是給予了積極的扶持和幫助。當然，我想我們公民社會也跟市場經濟一樣，有時候我們在政治上有點忌諱這個問題，我們說市場經濟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公民社會同樣既可姓社也可姓資。尤其是我們中國的公民社會，它是在政府的領導下發育成的，它和政府、國家之間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係。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是可以通過公民社會的發展來帶動公民道德的形成。這個可能我們會比較陌生。 第二，回到我們剛才所講的，我們的公民道德建設應當是公德和私德相結合。中國有著悠久的私德傳統，但是現代社會創造了更加廣闊的公共空間。所以，講公民道德建設我們當然需要去建設公共領域當中新的道德規範，但是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要放棄傳統思維。其實公德和私德是可以轉換的，因為私德活動空間的擴大就變成了一種公德。所以私德和公德是可以相結合的。這樣的話可能就會有一個捷徑，而不是另起爐灶。它其實跟私德是相結合的，這是我們要講的，我們要推動公民道德建設，是要把傳統的道德資源和現代道德的理念要結合起來，從而形成公民的道德。這是第二個可以考慮到的。 第三，我們還是要強調公民道德建設當中政府、官員們的道德示範作用，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本來我們說在一個公民社會當中，在一個法治社會當中，官員跟我們其實在本質上都屬於公民，他們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係。所以，無所謂要對他提更高的要求。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這裡所謂的官德就是指從事社會管理，並且握有權力的這些人，他們不僅是公民，他們還是一個特殊的公民，就是因為他們的地位決定了他們的道德狀況，對社會是一個示範和引導作用。在這方面我們並不否定我們的主流和我們的幹部隊伍是正面的，是好的。但是在社會生活當中，我們也還是看到，我們有些領導幹部，或者相當部分領導幹部，他強調了他自己作為一個特殊公民的這一方面，而對公民基本的道德操守是契而不舍的。 我記得有個說法，當時是在南方網上看到的，「叫你狗官是對狗的侮辱」。就是說，那些不好的官員你罵他狗官，還冤枉狗了，狗是好的。狗好在哪裡？狗首先是忠誠的，對國家忠誠，對主人忠誠，對伴侶忠誠。我們現在看一些官員，首先對伴侶就不忠誠，包二奶的，連伴侶都不忠誠你還期望他對國家忠誠，對黨忠誠？所以，在這點上他連狗都不如。狗的生活是簡樸的，我們都說狗窩，那是最簡單的。但是我們有些領導利用特權，過得是天上人間的生活。包括我們說的其他方面，就是說，如果我們要推進公民道德建設，在中國這樣一個特定情境之下，官德有著突出的作用。所以，我們要通過官德的建設來帶動公民道德建設。 當然，我想對公民而言，既然我們跟官是平等的，那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忠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而不管別人怎麼樣。他的示範是在一種外在的，但是我們自己還是要忠於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在履行公民的權利與義務的當中來彰顯出我們的道德解脫。這是公民道德建設當中我們要關注這些問題。
然後是公民道德的教育，教育在人的一生當中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當然這裡面的公民教育既有成為公民的教育，也包括為了公民的教育。比如說我們的學校教育就是一個成為公民的教育。因為公民是需要一定條件的，是要有足夠的理性和自我行為的倫理。一般來說，我們說要18歲才具備公民的基本資格。但是我們會注意到，我們傳統的教育當中，學校公民的教育、公民道德的教育是相對缺乏的。所以，我們現在要通過學校教育來解決問題。 另外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也要有一種公民教育的氛圍。因為在我們成為公民之後，我們還要成為一個好公民。好公民就是一個有道德感的公民。因此，教育是德性生長的最基本的方式。不過在現代的生活當中，我們的道德教育最大的難點在哪，其實道德從知識體系上來講，道德不是高深的知識。協調人與人的關係，你搞得太複雜了，像「1+1=2」，後面複雜的問題大家都搞不清楚。調節人和人之間關係的規範也好，理論也好，非常簡單。所以，從知識層面來講，教道德並不難。而道德的複雜性就在於，道德不僅是要教，教了之後他要信，信了之後他還要行，所以，它是一個知信行三位一體。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這三者是脫節的。「知」，我們大家都知，誰不知道要益他？誰不知道要有自我犧牲？但是放到一個情境當中，我們就覺得這個我做不到，這個是讓我失去利益的。所以，我們知而不信，信而不行。這三個環節只要發生一點問題，知了不信道德等於沒用，信了之後你不做，道德也沒有用。 由此可見，道德教育是一個複雜的、漫長的過程，我們不能追求文革當中的立竿見影，它必須是一個長過程。你既要讓他在知識上懂得什麼是道德，你還要在情感上讓他信奉，覺得這是好東西，然後你還要有意志來驅動你去做道德的行為。那麼，正是這樣的複雜性，使得我們會發現，在學校里也好，德育教育是很難做的。在社會上來講，大家都覺得這是老一套，但這只是在知識層面來講，但是他有沒有作為信念，能夠作為信念，他在現實生活當中又遭遇這麼多的困境。所以，我們很多人知而不信，這是最大的問題。這是道德教育。 當然，道德的另外一個特點，它除了靠我們內心自覺之外，他也需要外部的一種條件支撐，他也需要一種外部的機制。所以，現在有人提出要把道德法律化。這個探討是可以的，但是我覺得其實可能沒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行。通過把道德法律化，這是有問題的。 我就想起英國的歷史學家湯英比曾經比較過，他發現他所研究的23個文明體系當中，只有中華文明是經久不衰，有最長的連續性。西方几個文明有連續性，但是是中斷的。他發現唯一的一個道理，他發現中國的社會統治是以價值認同，以道德作為基礎的。他認為單純依靠法律來維繫，比如說強大的羅馬帝國就是靠武力征服，靠法律來統治，最後它也還是衰敗了。但是中國這個民族經久不衰，它不是靠外力的強制，而是靠內心的誠服。因此，他把中國概括為五個字，我們思考一個問題，道德和法律我們也在討論，它們兩者在社會管理當中，它們的特點是什麼，我們覺得它的特點是，法律基本上是管後果，管結果。你做了這個事結果是什麼，我就懲罰你。然後通過懲罰，有威懾力，讓你不敢做，不敢做是一種他律。而道德是管動機的，我們人的行為細分的話，是由動機和結果構成的，法律是管結果的，道德管動機。那麼，動機的管理會比較難一些，因為他會受到外在的誘惑。但是動機是最有說服力的，因為它是一種自覺，自在的，它是人對自身行為的一種自覺的行為。 其實如果從管理成本來講，法律的成本更高，比如說因為要有法律的話，你要有律師、監獄、警察，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體系當中，道德就需要教育。所以，你說從成本來講，在2000年提出以德治國，其實法律界倫理學是有爭論的，當然，我想現代社會，它應該是兩手都要的，既要管動機又要管行為。但是這個動機就必須要教育，通過榜樣，通過引導來發揮作用。所以，它需要有外部條件，需要管理，需要輿論的引導。那麼，這些我想使得公民道德建設就不應該只是學校的事，應該是整個社會的事，也是每個單位的事。現在我們的企業管理，已經轉向了文化管理。一開始是嚴苛的規章制度，單純靠契約，那我們說這種契約和嚴苛的管理所建構的關係是比較脆弱的，因為人沒有歸宿感。按照馬斯洛的理論來講，在生存問題解決之後人是要有歸宿感，還要有一種尊嚴感。恰恰契約是沒有歸宿感的，嚴苛的管理沒有尊嚴的。所以，這種企業的經營一定有問題。所以，現在好的企業，大的企業，是講企業文化的，講企業文化就要跟道德聯繫在一起。 所以，我想在我們申報的課題當中，我們說在公民道德建設系統當中，一個是學校；第二個是政府；第三個是媒體；第四個是企業；第五個是社會。如果我們這些社會的基層單位都有一種道德意識的話，那我想我們就能夠形成一種系統的合力，這樣就使得我們的公民道德能夠健康的發育成長。 這是我大致要說的一些內容，當然我沒有具體去考量公民道德基本規範當中提出的「愛國、明禮、誠信、團結、勤儉」，或者八榮八恥，我沒有去展開這個。但是我想，只要我們弄清楚了這個基本概念，我知道為什麼要講公民建設，然後怎麼來加強建設。 這個大概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稍微系統的把握，我想我的理解和認識可能是膚淺的，從課室走向公眾的論壇也需要一個轉換，我個人可能還沒有完成這個轉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