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
內容摘要
本文從陶淵明作為「隱逸詩人的」角度研究其人生道路、思想性格的特點，其隱逸詩的內容和藝術的成就，以及他對唐宋時期文人生活、品格及詩歌創作的影響。
全文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梳理陶淵明出仕和歸隱的歷程，探討其出仕的目的及歸隱的原因，肯定他在當時社會政治環境中棄官歸隱乃是一個明智的抉擇。第二部分在界定了隱逸詩的範圍後，從五個方面論述陶淵明隱逸詩的思想成就。並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論述了陶淵明隱逸詩的藝術成就。第三部分，論述陶淵明在唐宋時期的影響，以王績、孟浩然、王維、白居易、蘇軾、陸遊、辛棄疾為例，論述了陶淵明的隱逸之路、思想品格及隱逸詩的影響及發展。
關鍵詞：隱逸 田園 詩歌 影響
陶淵明被《詩品》的作者鍾嶸稱為「隱逸詩人之宗」，這一稱號千餘年來為人們所認同，並在文學史上產生了比較重大的影響。本文試圖通過對陶淵明生活道路及田園隱逸詩的研究，評價其成就和對唐宋時期文人生活、思想及創作的影響。
一、陶淵明的出仕目的與歸隱原因
陶淵明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卒於宋文帝元嘉元年（424）。他的一生從東晉到南朝宋，再算上中間由桓玄建立的楚，總共經歷了3個朝代，10個皇帝。他在世的那63年真可謂戰亂不斷，篡奪頻仍的時代。孔子說過：「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可見儒家雖然力主以仁義之道治天下，但並不排斥隱逸，不卑視貧賤，在特定的戰亂、昏暗的現世條件下，他們是可以不恥貧賤，追究隱逸的。更何況本來就主張「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老莊思想。陶淵明的生命矛盾、生活抉擇和詩歌創作正是植根於那個戰亂的時代，也是在儒、道、玄學思想以及當時社會風氣的交合影響下形成的。
陶淵明的一生從起初的出仕到最終的歸隱，前前後後共經歷過四五次反覆，也就是說他是在經過一段個體的親身的生活實踐之後，才探索到了一條棄絕官場躬耕田園的隱逸之路的。讓我們首先來考查一下陶淵明五次出仕的目的及四次歸隱的原因。
（一）首次出任州祭酒
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陶淵明第一次出來作官，翻開了他短暫的仕途生涯的第一頁，這一年他29歲。關於這一次作官的目的和辭官歸隱的原因在蕭統的《陶淵明傳》中有極為簡單而明確的記載：「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在陶淵明的《飲酒》詩中也曾經追述過自己這段初仕時的心情：
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將養下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願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裡。
陶淵明8歲喪父，12歲庶母卒，「弱年逢家乏」（《有會而作》），早年家道衰落。他因家境所迫，告別了「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的生活而「投耒去學仕。」他的這一次出仕更多的是出於物質需求下的無奈，而不是源於深切的濟世之心。時間不長，他卻自動解職而歸了。從「不堪吏職，」和「志願多所恥」兩句中，我們隱約可以體察到這段短暫的州祭酒生涯給陶淵明帶來的精神磨難。森嚴的門閥世族制度、官場中無情無恥的傾軋，這一切對於依戀於人的本然性，「總發抱孤介」（《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的陶淵明來說肯定是難以忍受的。所以他的辭官回家也就是「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了。此後在家一閑就是五六年，「躬耕自資」成了他此間的生活主題。
（二）第二次出仕入桓玄軍幕
直到晉安帝隆安三年（399），陶淵明35歲時，入桓玄軍幕，方才重返仕途。陶淵明依其個人的政治價值取向決定在這樣一個時間、這樣一個人物手下任職，實在是一個不平常的抉擇。桓玄，出身出東晉的第一流士族桓氏。其父桓溫在晉穆帝永和元年曾為荊、司、雍、益、梁、寧六州都督，荊州刺史，曾三次北伐，平定西蜀，收復洛陽，取得很大威望。又廢皇帝司馬奕為海西公，立司馬昱為帝（即簡文帝》。他執政30年，權傾朝野，與各士族有廣泛的聯繫。他廣攬人才，謝安、謝玄、王垣之等均受其重用，文人袁宏、伏滔、畫家顧愷之等也都曾在其門下效力，陶淵明的外祖父孟嘉也在其列。這位被陶淵明贊為「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的孟嘉長期為桓溫僚佐，任其長史，唐人修《晉書》時將孟嘉的傳緊附在桓溫之後，可見其關係之密切。陶淵明在讚揚外祖父孟嘉之時，對於桓溫的功績和才能也一定相當熟悉，以這樣一層舊有的社會關係而進入桓玄軍幕當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桓溫死時，桓玄只有五歲。長大後襲父爵，作過一些小官，心裡很不得意。而此時朝中軍政大權已落入孝武帝之弟司馬道子手中，「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資治通鑒》卷一〇七）。司馬道子又重用佞臣王國寶、王緒，致使政局更加昏暗，官以賄遷，民不堪命。晉安帝隆安元年（397），兗州刺史王恭聯合殷仲堪、桓玄抗表京師要求討伐王國寶，反對會稽王司馬道子擅權，晉朝內亂愈演愈烈。在各世族之間忙於爭權奪勢與晉皇族對抗之時，桓玄也依靠父親桓溫的關係網，以擁戴晉王朝反對司馬道子為號召，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並於隆安二年（398）出任江州刺史，成為各世族聯盟的盟主。在當時的形勢下，欲挽救晉朝的危機，人們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了這位出自元勛之門的年僅32歲的桓玄身上。況且，桓玄本人不僅以雄武著名，而且又以能文見稱，《晉書·桓玄傳》說他「形貌瑰奇，風神疏朗，博綜藝術，善屬文」，著有《周易繫辭注》二卷，集四十三卷，要集二十卷，今傳尚有《鳳賦》、《鶴賦》。他的批判佛教、限制寺院經濟發展的主張，對後代影響很大。陶淵明便是在隆安三年（399）投至桓玄的軍幕之下，以期實現他的「大濟蒼生」的生命價值意念。可以說，在中國文化中人的社會歷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間的那種常見的矛盾，也蘊含在陶淵明的仕途抉擇的全過程中。而此時的他在現實環境的鼓動下，恰好把天秤偏向了人的社會歷史性這一方，正是儒家思想中那種濟世安民和成就功名之心使陶淵明邁出了重返仕途的一步。
就在陶淵明剛到桓玄手下作事的那一年，桓玄襲殺了殷仲堪，並剷除了殷的餘黨，自領荊、江二州刺史。「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晉書·桓玄傳》），並製造出種種祥瑞來煽惑人心，陰謀篡奪帝位。同時，桓玄利用孫恩作亂之事，屢次上表要求出兵勤王，實際上也是在為篡權作準備。官場的混亂和價值的顛覆使得陶淵明重新審視自己的抉擇，並將內心憂怨化為詩句表達出來。這期間有三首詩記敘了他的心路歷程，即《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前二首詩是陶淵明在仕玄期間，奉命使都後，歸途中因受風阻而停泊於規林所作；後一首詩則是一年後他回家鄉探親假滿，再赴江陵任所，於途中感懷而作。在詩中他寫道：「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之二），又寫道：「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我們從字裡行間看到的不是對桓玄的評論，不是對政局的不滿，而是對人的本然性情的真切召喚。當陶淵明置身於世界的混亂和價值的失衡之中時，想到的是人性的自足性才是真正可靠的，他眷戀那熟悉的山水田園，惦記著母親、朋友，更懷念著自己本然的生存狀態。「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荊？」在現實的昏暗面前，陶淵明並沒有挺身擔負起歷史的責任，而是從人的社會歷史價值意念中自動退出，轉而追求生命的自然狀態和人的自我道德的完善。這三首詩創作時間相隔一年，其實我們無須細細地考查這一年間在他身邊都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就已經能從詩中得到答案：現實發生的種種變化，使得陶淵明「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的意向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堅定了！可巧，隆安五年（401）冬，陶淵明的母親孟氏卒，他理應奔喪並丁憂居家。就是在這時，在本然心性的召喚下他離開了桓玄，結束了他三年的仕宦生涯，回到了「無世情」的園林。陶淵明的此次辭官回家，從後來所發生的一切來看也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就在他回家的第二年即安帝元興元年（402）以司馬元顯為首的軍隊開始征討桓玄，桓玄攻入京師，殺司馬元顯；元興二年（403）十二月桓玄篡晉稱楚。而此時已避開了這些繁雜的變亂正在家服孝的陶淵明又是怎樣一種狀態呢？
此時的陶淵明對於「人間」這一連串事變不會一概不知，但是也許是其本然心性使他不屑於提起這些，也許是他仍舊遵循著阮籍以來許多魏晉人物的處世經驗：「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吧？總之，在這期間所作的《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中，我們看不到現實社會變亂的蛛絲馬跡，聽到的卻是詩人對於農村躬耕生活的源自本心的呼喚和讚歎。「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送餘善。」坐著牛車，伴著鳥鳴，在初春的熏風中，他終於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田園。「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這才是詩人的本然的生存境界，也只有這裡才是可靠的安全處所。他不用再為「行役」所牽累，他丟掉了儒家的對社會歷史的關懷意向，「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希望以這種方式找回純自然狀態下的本我。陶淵明以荷篠丈人、長沮桀溺自比，來表明他「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躲避亂世的決心。但是我們卻又可以那麼深切地感到，在當時混亂、殘酷的現實之中，這份出奇的平靜與悠閑的得來是充滿悲劇意味的。血腥的現實使得每一個具有價值關懷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這樣的困境：熱情的憂慮和憂慮的徒勞。價值關懷面臨著的是遭受世界之邪惡的種種揶揄和否定，使他變得毫無「價值」。陶淵明深切地體會到這一點，「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他只好將這所謂的對社會、歷史的關懷暫置腦後，而尋找另一種可以自適、自足的生存形態——「躬耕自資」。
「躬耕自資」的道路之艱辛很快便顯現出來了！一年的勞動，收成甚微，「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的貧困生活掃蕩了初歸田園的欣喜、歡快，一向恬談的詩人終於發出了「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的慨嘆（《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這時儒家的道德理想又被拿出來作為個人生命精神的支柱，「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這不禁讓人想到《論語·雍也》所載：「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當然，對「隱」這種行為方式，儒道兩家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肯定「隱」是有條件的，他認為「隱」是一種權變，是對人的道德、本性的修鍊；而道家主張「隱」，卻是對現實世界完全的消極退避。這個階段的陶淵明並不在意這其中的差異，他只是用它們來鑄造自我的生命形態，使自己在窮困的生活境況中找一個精神的依託。
（三）第三次出仕任劉裕參軍
晉安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已經40歲了，按孔子說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論語·為政》），他早該有所建樹了。儒家的倫理價值生命觀對於陶淵明來說，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結。就在這一年，他寫了四言詩《榮木》，抒發「人生若寄」時不我待而希望及時建功立業的感情。他在這首詩的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流露出一種急躁不安的情緒。「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裡的陶淵明不但高標著個人的道德理想，而且又拾回了儒家的價值關懷意向，大有屈原式的求索精神。就是在這種思想的驅動下，他終於又離家出仕，作了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
劉裕起自布衣，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399）在任劉牢之參軍討伐孫恩時屢建戰功，升任建武將軍。元興元年（402）桓玄入建康篡奪帝位以後，極端殘酷專橫。三年（404）年初劉裕率眾找著反對桓玄篡位，恢復晉王朝的旗號討伐桓玄。兩三個月里就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於三月進入建康。劉裕在這時作風頗不平凡，他「以身范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月間風俗頓改」（《宋書·武帝本紀》）。而這時桓玄把晉安帝從江州劫持到江陵。劉軍在潯陽附近的桑落洲大破桓軍，劉裕被文武臣僚推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軍事。劉裕的崛起一時間似乎給晉朝帶來了新的希望！當時的劉裕才幹和功績同陶淵明的曾祖長沙郡公陶侃很有相似之處，可見，「四十無聞」的陶淵明邁出投向劉裕的這一步不是沒有根據的。再加上劉裕此時立足未隱，急於招攬文武人才，他對於這個能提早脫離桓玄歸田隱居的江州名士陶淵明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好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陶淵明走上了東下京口赴任的道路。
就在赴京口任職的途中，他在曲阿寫了一首表露心跡的詩《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陶淵明自年少時起即寄身事外，傾心琴書，安貧樂道。那麼為什麼要出任鎮軍參軍呢？按這首詩的說法是：「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儘管入仕並非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但是如果時機來與自己默默相會，那麼也不妨撥轉車駕遊憩於仕途之中。於是他便準備起行裝，暫時離開田園就任鎮軍參軍去了。乍看來，這次出仕又是陶淵明的一次隨性適意的決定，並沒有偏離他的順就自然的心性特質。但是當我們細看此詩的後半部分時，卻可以清楚地體察到在上任途中的陶淵明再次陷入了人的社會歷史性和人的本然性之間的那種深刻的矛盾之中。雖然他把再入仕途淡釋為一種時機的「苟冥會」，但是那種源自骨子裡的濟世救國，建功立業的價值關懷意向卻是難以遮蓋的。這種被陶淵明刻意淡釋的價值關懷意向才是他真正的「心」的樊籠，因為他不可能徹底拋棄它，所以那份「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的矛盾和懊悔才顯得分外的真切動人！「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正是因為陶淵明的這份真實的內心矛盾與懊悔，才使得終將歸隱田園的這個人生抉擇逐漸顯現出堅實的情感根基。
果然，懷著這種心情赴任的陶淵明，不到一年就又辭去了鎮軍參軍的職位離開了劉裕。這固然與陶淵明此次入仕時的情緒有關，但是劉裕在此間的所作所為也是不應忽視的原因。劉裕雖然有雄才大略，使豪強懾服，但是卻猜忌成性，諸多賢才，多遭翦滅。在桓玄敗死於江陵之後，劉裕全力剷除其餘黨，凡不是劉裕之嫡系均人人自危，即使是那個在戰場上援救過劉裕的劉牢之子劉敬宣，也是提心弔膽地過日子，更何況身為桓玄舊部的陶淵明呢？在價值關懷終於成了有害於生命的「情景」的時候，只有順應自然，避免傷及生命，才是最真實可靠的人生。一個社會的個體的人在無力改變現實的情況下，他能夠把持的只有自然生命，陶淵明太清楚這一點，他只好抽身離開了這個是非之地，以求「全生」。我們大可不必為此責備陶淵明的「知難而退」，也大可不必將屈原與陶淵明不同的價值取向比出個是非高下。我們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個體都去擔綱世界的黑暗，要求每一個個體都有義務像哈姆萊特那樣想去消除世界的殘酷和醜惡，因為我們不能肯定每一個人都有擔當這種義務的心智和能力。面對世界的混亂、不幸和醜惡，一個人能夠不同流合污而獨善其身，「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已經算是一種「超越」。當一個人沒有力量與邪惡抗爭，沒有唐吉訶德那樣的勇氣，拖著孱弱的軀體，挺著一丈長矛向整個城堡挑戰時，我們就沒有理由責備他的軟弱。相反，每一顆「零落成泥輾作塵，只有香如故」的柔弱的心靈，才是值得我們分外珍視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陶淵明以其平民化的心路歷程打動了無數後人。
（四）第四次出仕任劉敬宣參軍
41歲的陶淵明離開了劉裕後於義熙元年（405）改任江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這只是陶淵明「終返班生廬」之前的一個過渡。劉敬宣就駐軍在陶的家鄉潯陽，離陶淵明在柴桑的家很近，他選擇在此任職也一定有所考慮。劉敬宣雖然頗受劉裕的器重，但是他深知自己不是劉的親信，地位不穩，所以當劉裕任命他為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時，他曾固辭。安帝反正後，劉裕的權勢更重了，驚恐不安的劉敬宣立即自表解職。三月份陶淵明銜命使都可能就是代劉敬宣向朝廷上表。經錢溪時，作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一首。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同。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
面對「事事悉如昔」、「義風都未隔」的一片山川、人情，這時陶淵明的筆下盪盡了「脂我名車，策我名驥」的豪邁進取這心，勾銷了「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的自我勉勵，更減少了「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的矛盾和猶豫，他歸田的「終懷」已定，詩中只是把舊有的意向堅定地重新申述罷了：「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被重申為「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軍經曲阿作》）被重申為「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被重申為「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以曲阿作》）也被重申為「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在這些意向不斷被重複的過程中，陶淵明的生存原則逐漸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在殘酷而邪惡的現實面前，作為個體的人根本無力對抗強大的現實力量，當對於社會的價值關懷被轉化為毫無價值時，陶淵明開始懷疑了，他懷疑價值關懷本身是否有意義？這是充滿否定意味的懷疑，「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在他看來，這種價值關懷意向本身就是盲目和虛無的。在「大濟蒼生」的意向被否棄了之後，個體的本然生命的意義便被推到了最前面，擺脫社會形態的拘限，重新拾回人的本然狀態便成了現階段的主要任務。「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陶淵明此時是歸心已決。所以當劉敬宣離職後，他也就「心憚遠役」，決主去職還鄉了。
（五）第五次出仕為彭澤令
同年秋天，陶淵明回到故鄉後，又作了八十餘日的彭澤令，這是他13年仕途的最後一站。此次出仕的原因和經過，蕭統的《陶淵時傳》敘述得頗為詳細：
……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因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
陶淵明這次出任彭澤令的原因他有明確的表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也就是為以後的歸隱生活做物質上的準備。《歸去來辭序》中陶淵明也曾自己說明：「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但是這種為求「三徑之資」而做官的行為更是他推崇人的本然心性的「真心」所不容的，「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如果前幾次出仕還是在人生價值取向層面上的矛盾和懷疑的話，那麼這次的出仕則只是出自物質目的的權宜之計，這對於「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的靖節先生來說，肯定是會自行唾棄的。在他決定「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的時候，恰又遇到督郵來縣，這就促使他決心以程氏妹喪於武昌為借口而毅然「自免去職」回到了他原本非常熱愛的田園。所種的粳竟未嘗顆粒到口，以秫釀酒的計劃也完全澆空！陶淵明13年的仕途生活便就此結束了！他永遠地告別官場，開始了他「躬耕南畝」的隱逸生活。這一年是晉安帝義熙元年（405），下距晉朝滅亡還有15年。
縱觀陶淵明從29歲到42歲13年中的五次出仕的目的以及四次歸隱的原因，我們不難發現他離開田園出仕多年，最終回歸田園又走上隱逸之路是與晉宋時期動蕩的政治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的。「東晉一代政治，常有悍將構亂，跟著也有名將定亂，所以政象雖不甚佳，也還保持水平線以上的地位，到淵明時代卻不同了」（魯迅《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謝安，謝玄一輩名臣相繼凋謝，在陶淵明20歲到30歲這一階段，先是會稽王司馬道子和王國寶專權，與王恭、殷仲堪一黨互相牽制，政治極其腐敗，又有各地擁兵將帥，爭權奪勢。從他33歲時起，東晉開始內亂，孝武帝被殺，即位的安帝是個白痴，王恭、殷仲堪和司馬道子、王國寶在混戰中兩敗俱傷。接著是孫恩造反，司馬元顯專權，桓玄東下攻陷京師，總攬朝政，誅殺司馬元顯。元興二年（403）桓玄篡晉，自稱楚王。接著桓玄的部下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殺安帝、立恭帝。在陶淵明56歲時，劉裕篡晉稱宋，毒死恭帝，東晉最終滅亡。這一切變亂都發生在陶淵明的家鄉附近，甚至陶淵明有三次出仕都是任職于軍幕，投身其中某種政治勢力之下。處於政治的血雨腥風中的他，面臨著人生的悲苦與荒唐。全體生命的無用、無能被真實地推到了社會中每個人的面前。陶淵明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以救世濟時之心，拋開個人的生死利害，積極地投身於政治漩渦之中，逞「逸四海」之猛志。當然，陶淵明如果選擇這一條路就先需要明確桓玄、劉裕、劉敬宣哪一個值得他為之拚死效力。要麼，遠離是非之發，拋開對社會的價值關懷意向，把握住生命的有限性，在「獨善」和「固窮」中尋求生命的意義。第一條路，陶淵明不是沒有試過，他在東晉政局最動蕩的時候，選擇了最足以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實在是需要鼓足勇氣的決定。可是，當他真的投身其中時，便很快因見到事不可為而急忙退身了。於是「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的陶淵明幾經思想的矛盾，幾經情感的掙扎後，終於走上第二條路，回到他眷戀的田園。儘管生活艱難，儘管後來朝廷兩次征他為著作郎，但他再沒有動搖翻悔過。因為現實的政治風雲的起伏變幻使他深切地感到：人的性命的無常而短暫，在混亂的世界中，個體的人所能抓住的只能也只應是生命的自然，而隱逸則是與「自然」相親合的最佳道路。
談到「自然」，我們不能不提起魏晉時代的那場「人的覺醒」。魏晉以前，儒家的社會倫理哲學忽略了個體生命的死亡問題以及人生的苦難問題，僅僅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便抹殺了探討死亡問題的重要意義。而魏晉時期，歷史現實的殘酷性，把人的生存價值擺到了世人面前。在魏晉文士看來，人所擁有的只是自然的性命，而且恰恰是個體的這種自然性命是無常的、短暫的，終不免一死的，任何關於人的道德規定都無法掩蓋這一事實。即然認識到生死亦大矣，那麼人存在的唯一意義就在於盡情享用人的本然生命的有限性和現世生活的今生性。所以倡導人從價值生存形態返回到自然生存狀態便構成了這場「人的覺醒」的實質。所謂「自然生存狀態」其實包含兩重意義：即外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和內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外部的自然生存狀態是指自然景物，山水田園的客觀環境，而內部的自然生存狀態則是指順應生活的本然的心理意向。陶淵明深受魏晉時期「人的覺醒」的思潮的影響，在仕與隱的抉擇過程中，他批評性地吸取了這種哲學思潮的精髓。雖然他也同樣探討「大化」、「大象」的運轉規律，但是他更注重將玄虛的「理」落實到人事代謝的規律上，「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雖然他也同樣嚮往生命的自然生存狀態，但是他並不摒棄人生的真正的存在價值。既然「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那麼只有「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他所追求的是美德和節操的永存，正因為陶淵明的自然觀始終是以追求人生價值和思考人事代謝的規律為落腳點，所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陶淵明的隱逸思想就必定高出於前代的隱士，也正因為陶淵明在出與處這一生命抉擇中是幾經徘徊而最終走回田園的，所以，陶淵明的隱逸思想絕無逐時從眾的盲目性也無附庸風雅的虛偽性，而讓人感覺到的是更實在，更真切。他經過了反覆實踐之後更加認識了隱逸之路的價值，肯定了回歸田園的抉擇。「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而昨非。」一篇《歸去來辭》成了陶淵明與昏暗、喧囂的政治現實徹底絕襲的宣言。他沿著自己選擇的隱逸之路執著地走著，追索著那種與眾不同的人生的存在價值。正是陶淵明所做的這種對人生價值的探索，陶淵明所開闢的生存境界，成為他田園隱逸詩的創作基礎，奠定了他作為「隱逸詩人之宗」的地位。
二、陶淵明隱逸詩的思想藝術成就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隱逸詩是依據陶淵明詩歌創作的實際情況而界定的，其中必然具備某些獨特性。陶淵明之前，在《詩經》的國風及雅、頌中就有一部分以勞動生活、農業生產過程及豐收、饗神為描寫對象的作品，人們習慣地稱之為「農事詩」。陶淵明的隱逸詩中也包含著這樣一部分以農村生活為審美對象的農事詩，或記敘親自參加勞動的隱逸詩的範疇。在唐代、王維、孟浩然等人創作過許多描寫自然山水，表現田園生活的詩歌，所以人們稱之為山水田園詩派。而這些題材的作品在陶淵明的作品中也能找到，甚至更豐富而平常，有勾畫田園風光的，有表現飲酒、賦詩、彈琴、出遊的鄉居生活的，這些當然也應該歸入陶淵明隱逸詩的範疇。在魏晉時期，隨著玄學的盛行，隱逸思想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能夠避害全身的隱逸生活亦為人們所嚮往，於是在詩歌創作中出現了許多抒發企羨隱逸，表達出與處的矛盾情感的作品。比如嵇康的詠懷詩，左思、陸機的招隱與反招隱之作。陶淵明在前代文人的隱逸思想的基礎上，在個人的曲折經歷的激發下，也創作了大量反映其出與處的思想鬥爭的作品，對隱逸生活不乏哲學的審視。這些作品不只作於隱居田園之後，就是在幾次出仕期間，他也總是念念不忘園林的好處，拋棄不掉歸田隱居的意向。總的說來，從作品的內容這一界面上看，凡是牽涉到田園生活、隱逸思想的作品，不只是單獨成篇的，哪怕是詩中的個別語句落到了心念田園渴望歸隱的這一主題上來，都將被納入本課題的研究範圍。按這一標準來統計，逯欽立先生審定的《陶淵明集》所收的詩共122首，屬於隱逸詩範疇的有71首，其比例竟接近陶淵明全部詩作的60%。可以說，隱逸成了陶淵明最突出的創作主題，也是他的生命主題，這是在他之前的詩人們未能達到的，他確實不愧為「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隱逸詩歌就其所表達的內容來看是極為廣博繁富的。我們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來考查。
（一）陶淵明在隱逸詩中大量地抒寫了自己以告別官場隱居田園為最佳歸宿的思想感情。
在前面我們梳理了陶淵明從出仕到歸隱多次迴旋反覆的痛苦經歷，可以說他是經歷了一段徘徊之後最終才選擇了回鄉躬耕的，而這個選擇充滿著個體的自覺性和主動性。儘管在他辭去彭澤令歸隱後，仍不時出現一些情感起伏，但是那只是嘆老嗟貧的牢騷，並沒有動搖他守拙固窮老死田園的原始意向。
陶淵明用詩歌真實坦率地記載了他在各個時期的不盡相同的心態，以及植根於心靈深處的那種遠離官場的告別意識的逐漸增強，即便是在出仕期間他也總是「慷慨思南歸」，懷戀家鄉的山水和生活。於是，從第一次的「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到後來做劉裕鎮軍參軍時，竟剛剛離家上路就已經「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滿心悔意溢於筆端。他13年的仕途生涯一直陷於這種「一心處兩端」（《雜詩十二首》其九）的仕與隱的徘徊苦悶之中。如隆安四、五年間（400—401）他在桓玄官府中任職，寫有《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在第二首中說：「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中又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身在仕途的陶淵明一方面是「好爵」的誘惑，一方面是「舊墟」的召喚，他一再表示「富貴非吾願」，希望回到故鄉「養真」全「善」，保持自己的清高節操。元帝元興三年（404）陶淵明乾脆在去劉裕鎮軍府上任的路上就開始為離開仕途作打算了：「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他仰觀飛鳥在天，俯視游魚得水，把自己推到這樣的一個充滿意味的審美現場中，怎麼能不強化他的歸隱之心呢？《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寫於義熙元年（405）改任劉敬宣建威參軍時，他自嘆「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自己雖然身在官府，形為物拘，但是「歸去」的心聲卻越來越清晰。換句話說，在陶淵明心中的這種告別意識不但未被歲月抹去，反而更加強烈了。
當然，在陶淵明的詩中也可以清楚地觸摸到他的那份「大濟蒼生」的凌雲壯志。不可否認，儒家的倫理價值觀畢竟是中國文人根深蒂固的生命情結，正是在這種意念的驅動下，陶淵明才會幾次離開田園，隻身躍入政治的風浪中。40歲的陶淵明在《榮木》詩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最後一段又說：「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花開花落，日月更替，「徂年既流，業不增舊」，雖然時光在飛逝，便是「總角聞道」的自己卻「白首無成」，每想到這一切，他就難以抑制住懊惱的情緒，弘道濟世，建功立業之心在胸中踴動，「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兩句不禁會引人想到屈原《離騷》中的詩句：「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也！」這兩個人身上所共有的不都是那種自居為歷史和社會支柱的精神嗎？陶淵明的這份干雲之志在其它詩文中也曾表述過：「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擬古》其八）儘管其中充溢著豪俠之氣，便那畢竟是陶淵明心中那份不甘拋棄的價值關懷意念的體現，也正是在這種意念的支持下，他才幾次離開田園，外出求仕謀職。而在歸隱田園之後，他是否就真的徹底淡泊名利，心靜如水呢？其實也並不盡然，他對自己的一生也難免會感到遺憾，如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在寫了自己「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舂秫作美酒，酒孰吾自斟」的悠閑、寧靜的生活後說：「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是說這樣的生活也有其樂趣，可以讓他聊且忘掉功名事業。又有一首《歲暮和張常詩》詩中說：「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可見他雖然實踐著順天履運的生活方式，卻還是難免為年歲老大，事業無成而發出無可奈何的慨嘆。但那僅僅是慨嘆而且已，決不足以動搖他原初的意念。在陶淵明內心的出與處的天平上，歸隱思想始終是佔上風的，只不過真率的陶淵明習慣於將他那一顆平常心用詩歌記錄下來罷了。也正因為這種真實的記錄才使得他的隱逸詩格外動人。
陶淵明的追求隱逸固然同儒家「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的隱逸觀有思想承襲關係，也受到莊子出世哲學和當時江州地帶隱逸風氣的影響，但主要還是源自他本人對於混濁、殘酷的現實世界的認知。可以說正是陶淵明心中深埋的這份強烈的對官場的告別意識，使得他和整個社會保持著一個相應的心理距離，對現世增添了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所以在陶詩中，這種隱逸思想的傾訴和對田園生活的眷戀總是與對現實世界的冷眼評價緊密相連的。他勾勒的現世情景是這樣的「羲皇去我久，舉世少復真」，「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飲酒二十首》其二十），上古時的淳樸敦厚的世風已蕩然無存，儒家的論理道德觀也喪失殆盡，官場上更是充斥著虛偽和欺詐，「世俗久相欺」，「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飲酒十二首》其六）。他把仕途的險惡比作」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感士不遇賦》），個體在寵大的社會面前不過是被嘲弄、被欺侮的對象，根本沒有能動性。「妙算者謂迷，直道者雲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成了社會常態。這一系列的認識是陶淵明從五次踏入官場的痛苦實踐中得出來的，是用一種告別性反思的目光領悟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陶淵明才最終捨棄了那廣濟蒼生的善良願望，於寧靜的田園終其一生，「榮華誠可貴，亦復可憐傷」。（《擬古九首》其四）博取功名固然可貴，但是卻伴隨著危險。「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參加田園的勞作雖然辛苦，可是卻可以避患全身。在陶淵明的心目中田園乃是一個遠離戰亂與篡奪的心靈的避風港，是能盡享生活樂趣的安樂窩。他的這種選擇是清醒而理智的。
陶淵明的這一類隱逸詩正是他所說的「寄懷於言」（《九日閑居序》）的直抒胸臆之作。他寫詩不為炫才，不為邀名，而是於酒酣、興起時「題數句自娛」（《飲酒二十首序》），純屬一種私人化行為。在《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二）中說：「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他寫詩不隨時，不媚俗，只為唱出個體的心路歷程，在破除了世俗的干憂之後，陶淵明的隱逸詩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本真的品格。
（二）與官場的醜惡、黑暗相對照，陶淵明筆下的田園、自然便凸現出一種清新、寧靜的絕美狀態。
他在擺脫了「樊籠」、「塵網」回到田園後，頗有一種「矰繳奚施，已卷安勞」（《歸鳥》）的感覺，如飛鳥離網歸林，游魚脫鉤入水。他以輕鬆、愉悅的目光去觀察、欣賞著這一片屬於自己的生存環境，倍感愜意。《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寫道：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十多畝的宅院，八九間草屋，前種桃李，後植榆柳，遠處的村莊和裊裊炊煙依稀可見，雞鳴狗吠遠近相聞。「梅柳夾門植，一條有佳花」（《蠟日》），這實實在在的一切就是詩人所日思夜想的「自然」。這份生活既真實又平易，秋天，「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岑聳逸峰，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和郭主簿二首》其二），這裡空氣清新，奇峰高聳，松樹與菊花相映成趣。春天，「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二），「鳥哢歡新節，泠風送余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其一），「眾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擬古九首》其三），萬物復甦，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冬天，「凄凄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碭，在目皓已潔」（《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大雪之後，田園滿眼潔白，萬籟俱靜。夏天，「藹藹堂前柳，中夏貯清陰。」（《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濃密的樹蔭遮蓋庭院，一片陰涼，打消了心靈的煩躁。隨著一年四季節序的變化，自然界的一切景緻按照其固有的規律變化著，使他感到安適則親切，他迷戀這份怡然的生存狀態，他要的就是這種安全感。有一首《歸鳥》詩把這種心理渴求表達得更為明確：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
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歸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日夕氣清，悠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
倦飛歸林的小鳥，並不以找尋登「天」之路為終極目的，要的是能躲避暗箭的傷害，安享林間的愜意與平和。陶淵明以鳥自喻，委婉地道出了自己棄官歸隱的真實動因。同時似乎也在申訴：在混亂的世界中，人性的自足性才是最真實可靠的。
陶淵明的隱逸詩中有很多表現自己在田園生活中的無限樂趣的。比如《時運》篇作于歸田之初，集中地寫自己田園生活的安逸情形。序中說：「《時運》，游暮春出。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獨游，欣慨交心。」暮春時節獨自出遊的陶淵是這樣傾訴自己那顆快樂的心：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澤，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閑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沐浴熏風，遠眺美景，懷著一種自滿自足的心情回到家中，又有花圃葯欄，榆柳竹叢，可以撫清琴，可以飲濁酒，這一切似乎讓人感覺回到了黃帝、唐堯之世。而現世的自己卻真真切切地享受著這些！陶淵明在這份寧靜的田園生活中進行著身心的自我洗滌，「自然」成了他防止在物慾橫溢的現實中自我異化的一副良藥，他願意永遠在「自然」的懷抱中棲息。
他在詩中常常提到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幾件樂事，即撫琴、讀書、論文、賦詩、飲酒。《答龐參軍詩》（其一）中就寫道：「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物新人唯舊，弱毫多所宣。情通萬里外，形跡滯江山。」當決意歸鄉不再東西遊宦時，他便可以以一顆坦然的心同朋友談詩論文，絕無庸俗之調；以酒助興，盡情揮灑無限詩情。在《九日閑居》中也寫到飲酒、賞菊之樂：「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飲酒可以銷愁解憂，賞菊餐菊可以陶冶性情，延緩衰老，所以酒杯不能空置，菊花不能白開，他要盡情賦詩以自娛，用這樣的生命形態立足於天地之間，難道不能算是一種成就嗎？如果說到陶淵明生命本身的成就，那麼他最大的成就就是他真的做到了人生最困難的事——和生活講和。他拋棄的不只是那混濁的官場，更是傳統的倫理價值觀為人們套上的心靈的枷鎖，他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找回人的本原狀態，安享那份看似平凡的生活。他會在春遊中，「臨長流，望層城。」（《游斜川》），於鷗鳥飛翔群魚騰躍時心曠神怡。他會與朋友「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登高賦新詩」，「有酒斟酌之，」談歷史，論文章，賦新詩，酌美酒，於坦誠的交往中體會友情的溫暖和生活的愉悅，即便是耕地種菜這種看似並無審美價值的活動，在已與生活講和的詩人眼中也被詩化到至美的境界：「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躬耕自資的生活帶來的是陶然自樂的滿足感。在《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寫道：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 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 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他把我們再次帶到了一個充滿氣息的完審美現場，「堂前林」、「清陰」、「凱風」、「書琴」、「園蔬」、「舊谷」、「美酒」、「弱子」，這一系列的審美具象為我們勾勒出守拙歸園的詩人的閑適生活場景，詮釋了與生活講和的深層內涵：講和不是向平庸倒退，而是一種至高的境界。作為生命境界，詩人對它的理解透出一種哲人的美。在《飲酒二十首》（其五）中他再次為我們描述著這一切：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淵明用獨特的自然觀，靜視外物的變化，從中體悟「真意」。而這「真意」便是一片忘機的天真，是在觀望夕嵐變化和飛鳥動靜時與自然冥合為一的感受，是對時空和永恆的領悟。這就是詩人已經跳出了理窟的生命境界，他正是以這種觀照方式平和地面對樸素的人生。
在陶淵明的生命主題中一定不能沒有酒，前面我們也提到飲酒是他田園生活中的最大樂趣，以致後人的陶詩「篇篇有酒」的評價，這雖然有些誇大其辭，卻道出了陶詩題材上的一個特點。王維說：「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偶然作》），李白也說：「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戲贈鄭溧陽》）。好象醉酒是陶淵明的生活常態。那麼，他為什麼要讓自己終日沉醉於酒中呢？蕭統可謂是很理解陶淵明的人了，他在《陶淵明集序》中說：「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陶淵明的飲酒是別有寄託，「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飲酒不為求善飲之名，而且是求醉以忘憂，借酒以銷愁。他在《游斜川》詩中說過：「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所謂「千載憂」顯然不是眼前的個人的愁苦，而是一種對歷史、現實社會的憂慮，只有醉酒才可以讓他忘掉這一切。難怪他把酒直呼為「忘憂物」了。況且，他還可以用「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二十首》之二十）這樣的理由為自己的行為做辯護，以期象阮籍一樣取得避禍遠害的附屬效應。
陶淵明拿著他那支蘸飽了生活墨汁的筆，創作出大量描繪自然景色，述說歸田樂趣的作品，靜心品味，我們就會從中聞到酒香、墨香、花香、書香，還有沁人心脾的泥土的清香，這是一種充滿文化底蘊的文人化的農村生活畫圖。
（三）陶淵明把自己辛勤的勞作經歷和對勞動的清醒的認識如實地寫到了他的詩歌中。
陶淵明的歸隱生活並不真的總是那麼輕鬆、愜意。「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飢」的他一輩子沒有享受過寬裕、富足的生活。為了生存，他飽嘗了田間耕作的艱難辛苦。從田家樂到田家苦，是他認識上的一大飛躍，正是在這一飛躍的基礎上，他悟出了民生以勤為先，以衣食為端的根本道理。躬耕生活告訴了他勞動是最真實的付出，「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他以行為摒棄了東晉玄學中自然無為的主張，而奉行著自己樸素的自然有為論。在《歸園田居五首》（其三）中他這樣寫道：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詩人晨興夜歸辛勤地種豆鋤草，道狹難行，夕露沾衣，這些都不能動搖他歸隱田園、躬耕自給的初衷。如果說這首詩中還帶著詩人初歸田園時那份欣喜和新鮮的感情色彩的話，那麼在《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中，則已經把興奮沉澱為理性的思索：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禾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顏。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嘆。
在親身經歷了農家的辛苦之後，他從觀念上跳出了儒家輕視勞動的錯誤思維慣性，重新把衣食之需定為生命的根本。因此，在他看來勞動是最有價值的事情之一，是人生之「道」。對於勞動的這種認識及親身參加勞動的體會還被寫到了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如《勸農》、《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潠田舍獲》，他一再說「寒草被荒蹊，地為罕人遠。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遙遙沮溺溺心，千載乃相關」。「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棲」。希望以效法古代隱士長沮、桀溺、荷篠丈人的方式繼續自己躬耕田野的生存方式。正是在這種對勞動的理性認識的策動下，他才得以於承受勞動之苦後，體味出勞動的樂趣和收穫的喜悅。象這樣對勞動過程的切身體會，對勞動意義的深刻認識，是對詩歌題材的一種新的開拓，也應說是詩歌史上的一個突破。
（四）陶淵明在作品中真實地記敘自己饑寒交加的貧困境況。
他對於物質生活的要求並不高，「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經應陽」（《雜詩十二首》其八），「耕織稱其用，過此奚所須」（《和劉柴桑》）。「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其一）。他只求衣能禦寒，食能充饑，室能蔽床而已。但事實上，他雖然半世躬耕不輟，卻連這樣低水平的生存條件也難以恆久的維持。如《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中就寫了陶淵明中年時家遇火災的情況：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發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貞剛自有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在此之前還是家有餘糧，可以自給自足的陶淵明，因一場大火而失去了「草廬」，被迫暫時棲身於船上，生活日益艱難。此後，那種「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的安適情景竟然難以再現了。尤其是到了晚年，「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答龐參軍詩序》），處境更加凄慘，54歲時他又作了《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睞然。結髮念善事，僶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何怨天，離憂凄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悲歌，鍾斯信為賢！
一生連遭世亂、喪妻、火災、蟲禍、風澇之患，真可謂災禍連綿！夏季日長，腹中無食，盼望早些天黑；冬季夜長，身上無被，凍得不能入睡，盼望快些天亮。如果不是真的處身於饑寒交迫之中怎會從這種角度體察季節的差異晝夜的更替？他在《有會而作》的詩序中寫道：「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在青黃不接時遭遇天災，詩云：
弱年逢家亡，老至更長飢。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他從不奢望食甘啖肥，只求有菽麥填腹，但即便這樣也是不易得到的。幸虧有人施粥濟貧，自己也就顧不得是否嗟來之食了。《乞食》詩中亦集中描述了這種特殊的經歷和內心的感受。雖然他並沒有真正的沿街討飯的經歷，只是向友人求助，但是他還是詼諧地稱為「乞食」，頗有以調侃自嘲的意味。陶淵明「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蕭統《陶淵明集序》），最終在貧病交加中死去。他曾在詩中如實描寫自已赤貧的生存狀態，不掩蓋，不修飾，而是安然地承受生活帶來的種種磨難。以這種心態面對世界就足經化解一切人生的悲劇。
陶淵明的詠貧詩是其隱逸詩中很有特色的部分，他不但安貧守賤，而且還在詩歌創作中頌揚貧窮。這些作品不只是源於他那段別人所不曾有過的貧窮經歷，也源於他安於貧窮，豁達、洒脫的生命狀態，更是源於他那前後五次的出仕經歷，使他切實地感到生活的貧困要比在官場中忍受精神的折磨好得多。在他的早期作品《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中這樣寫道：「勁氣浸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既然官場中沒有他的位置，那麼歸田隱居也未見得是個笨拙的選擇，在古代聖賢的感召下，他走上這條固窮守拙的道路。陶淵明雖然放棄了個體對社會歷史的價值關懷意向，但是並沒有拋掉對生命價值本身的思索和尋求。他雖然崇尚「自然」，但是並沒有抹殺善惡美醜之間的差異。於是在回歸到人的本原狀態之後，他仍堅持把個體的道德完善作為生存的終極信念。這的確是接受了儒家「固窮」「安貧」思想傳統的影響，但同時也吸收了老莊的出世、乘化等哲學理念。所以，在他的隱逸詩中常常以儒家的「固窮」「守節」的觀念自勉，又不斷流露出一種任真順天的達觀態度。兩種不同的文化灌溉使得陶淵明的詠貧詩顯得既執著又洒脫，別有一番藝術格調。
（五）陶淵明在隱逸詩中歌詠了很多隱士、窮人。
「貧者，士之常也」，讀書人貧窮是極普通的現象。這是人們從多少代的社會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陶淵明不但經常以這句話自慰，而且還從歷史上找來了許多與自己命運相似的隱者、高士以自勵。在他的這類詩歌中提到的隱逸精英及赤貧者共有28人，前後出現過41次。他們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榮啟期、黔婁、顏回、張摯、邵平、伯夷、叔齊、商山四皓、楊倫、劉龔、揚雄、楊朱、子思、丙曼容、袁安、張仲蔚、黃子廉、原憲、陳仲子、鄭敬、薛倉、周陽珪。其中被多次寫到的是長沮、桀溺、荷篠丈人，顏回、榮啟期、張摯。如《詠貧士七首》中專寫榮啟期、黔婁、袁安、張仲蔚和黃子廉。傳統被視作贊述的《扇上畫贊》和《讀史述九章》實際上也應歸於隱逸詩，其中也寫到荷篠丈人、長沮、桀溺等11人，均為作者倍加景仰的品格高尚的隱逸之士。且看他筆下的一些人物：「榮叟老帶索」，榮啟期窮得用皮繩子當腰帶；「原生納決履」，原憲穿的鞋子擋不住腳後跟；黔婁死後「蔽覆仍不周」，破衣破被蓋不住屍體；「袁安困積雪」，風雪天無衣無食僵卧家中。張仲蔚息交絕遊，「繞宅生蒿蓬」，「舉世無知者」，長長的蒿草掩蓋了房屋；黃子廉，辭官離職以致妻兒同他一起受窮。總之，一群一樣饑寒交迫的人都心甘情願的安貧守賤，他們不但把貧窮看作一種人生常態，而且還能做到不以貧賤為病，喜貧樂賤。如詩人在《詠貧士七首》中的第三、第四首這樣寫道：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據《列子·天瑞》記載：「孔子游於泰山，見榮啟期。鹿皮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男為貴，吾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尚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榮啟期一樂為人，二樂為男，三樂長壽，又以處常待終為樂，這種樂觀、真率的人性定位正是陶淵明所傾慕追尋的。又據《韓詩外傳》載：原憲「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窮得衣不蔽體，履不掩足，卻仍放聲歌唱，拋開外物的煩憂，保持著一種快樂、平靜的心態。至如黔婁，不受千鍾之贈，不愛丞相爵位；張仲蔚隱身不仕；黃子廉辭官還鄉。那種不要官職，不貪錢財的高尚節操，正是陶淵明崇敬的偶像，也是他堅守固窮隱居生活的動力。詩人在讚揚這些賢人高士的同時，又試圖以個人化的哲學思考去理解他們的行為根源，所謂「道勝無戚顏」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就是指只有在崇道尊德的思想基礎上，才能達到這樣身處貧困而無戚顏，且有所樂的人生境界。陶淵明以對古代貧士隱者的讚頌來堅定著自己隱逸生涯的腳步，同時，他又用自己的隱逸詩組成了一個眾多清高廉潔的人物的畫廊。
總起來看，陶淵明的隱逸詩從多個角度全面地體現了詩人的生命情結：鄙棄功名利祿，忘掉對社會的關懷意向，熱愛自然、美好的田園環境，眷戀安寧、質樸的躬耕生活，他在自己真實的貧窮生活的基礎上，肯定了勞動的價值，讚揚固窮的精神境界和順天任情的達觀的生活狀態。這些內容大大衝破了傳統的農事詩的範疇，豐富了隱逸詩的題材，提高了隱逸詩的思想價值。陶淵明是第一個集中力量從事隱逸詩創作的人，所以鍾嶸稱他為「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隱逸詩在藝術風貌上也獨具一格。而且在魏晉時代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顯出了他超群脫俗的品格。陶淵明現存的詩作最早的寫於東晉安帝隆安四年（400），也就是他36歲寫的那首《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從此直至他63歲去世，這將近30年就是他從事詩歌創作的時間。這時出現的是「九流參差，互相推隕」（《扇上畫贊》）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環境。一方面，象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的那種「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風並沒有銷聲匿跡；另一方面，又開始出現了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說的「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的創作傾向。陶淵明在個體的生活基礎上，在自覺的哲學思考的過程中，創作了既不同於孫綽玄言詩、郭璞遊仙詩，又有別於謝靈運山水讀的田園隱逸詩。在當時的詩壇上呈現出一種煥然一新的獨特面貌。
陶淵明具有自覺的詩歌創作意識。他在《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二）中所說的：「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守效俗中言。」實際上是藉以申述自己的詩歌創作觀。在陶淵明看來，外在的物質氛圍是變化多端的，文學創作也不應當拘於一格，他要痛快淋漓地唱出自己不入俗流的聲音。他在現實生活和自然本性中都是崇尚真實，熱愛自然的，將本我與自然冥合為一可以說是陶淵明的美學理想。他把這種理想同樣地帶入詩歌創作中，「寄懷於言」，「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九日閑居》），用詩歌表達自己真實的生活感悟。所以在游斜川看到大好風景時，他會「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游斜川詩序》）；獨自夜飲時，「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為了記游，為了自娛，就是他創作詩歌的主要目的。在這種創作目的推動下，他的詩歌總是「有會而作」，以豐富的生活經歷為根基，去狀寫真情、真事、真景，如實地再現他隱逸生活中的點滴感受，原封原樣地記敘他勞動的景況和貧窮的狀態，以及那份複雜的心理處境。我們還必須看到，陶淵明所面對的不是樓台殿閣、紅燈綠酒，綺羅香譯，而是竹林茅舍、農田桑麻、狗吠雞鳴，在這樣的現實土壤上，不可能產生「富艷精工」的藝術品。因此，無論是他自覺的創作意識，還是現實生活的景象，都促成了他的詩歌中那種天然、真淳的藝術風貌。他的詩中不假華麗詞藻去修飾，不靠造作虛構去填充，正象元好問在《論詩三十首》中所說的，「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質樸、自然便成了陶淵明隱逸詩被公認的特點。即使是這一特點的構成也是自然而然的，而非有意為之，朱熹說：「淵明詩所以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引自吳瞻泰《陶詩匯注》）。這份自然源於詩人本身深厚的文化底蘊，是陶淵明把他個人的哲學層面上的自然觀轉化為一種藝術層面上的自然境界，從而達到了一種後人難以企及的隱逸詩的美學品味。
由於陶淵明的生存範圍和生活內容主要是圍繞田園躬耕而生髮出去的一系列活動，內容相對比較單純。所以在他的隱逸詩中很少看到繁富、奇特的意象和曲折、委婉的藝術手段，而多是近乎白描的景物再現，平鋪直敘的表情達意。陶詩中取景極平常，如《歸園田居》其五：「山澗清且淺，可以濯我足。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荊薪代明燭。」這其中的景物很簡單：一條山澗、一隻雞、一壺酒、一束荊薪，但是在陶淵明的筆下，似乎便別有一片天趣。王國維說過：「以我觀物，萬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實正是這個道理，詩中所寫之物正是詩人主觀感受的一種投射，一種情感的外移。不僅如此，陶詩在象徵、比喻手法的運用上也顯得直接而坦率，並不需要讀者用心地去破譯、考察。例如他在《榮木》詩中用樹木之枯萎比喻人生之易老；在《飲酒二十首》中用高枝卓然的青松、含薰迎風的幽蘭比喻自己不為塵世所紲的心志，都很直接、恰切。他尤其愛用鳥和魚比喻自己出仕與歸隱的矛盾，說「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並寫成《歸鳥》詩，經林中的歸鳥自喻。陶淵明正是把天然、真淳和平淡結合起來，構成自己獨特的審美風貌。陶淵明的隱逸詩平實、自然但又絕無粗俗、簡陋之嫌，所以後人評價陶詩為「淡而不枯」。如「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寫對歸耕與出仕的利害的衡量；「夏日苦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寫饑寒交迫時的心理渴望，都是直抒胸臆，但是卻在質實、淳樸中不失細膩、含蓄，意味深長。評論者往往注意到陶詩中蘊含的一種耐人尋味的理趣，如《歸園田居》中「採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時的「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種「欲辨忘言」的處世態度和其中不用言語表達的哲理思辨，使陶詩從思考方式和表述方式上都充滿禪機。我們從中絕不會看到遊離於詩意之外的玄理，因為玄學的影響在陶詩中已如鹽在水，泯化無跡了。至如《形影神》中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那種對合運的窮通、壽命的長短的睿智的思考和順應自然的豁達的心態，更可以說是閃爍著理性的光芒。陶詩中的這種別具一格的理趣表述固然同魏晉玄學及當時殘存的玄言詩風有關係，更是源於詩人對自然變遷及生命主題的哲學思索，它使得每一首陶詩都是一個完整的審美整體，我們無法拋開全篇去分析其中一聯一句的意味，而只能是在那一首首明白如話的詩中體味詩人對自然對人生的感悟。
陶淵明的隱逸詩中所寫的都是平平常常的田園生活和日常活動中耳聞目見的事物，都是受外界激發而出自本心的真情實感，因而在語言運用方面也就表現得明白如口語，捨棄繁辭縟藻，貼近田園語境。像詩中以「山氣日夕佳」，「日暮天無雲」寫自然風景；以「種豆南山下」，「採菊東籬下」寫平日生活；以「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寫居住環境；以「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寫與人的交往。所有這些都是以最生活化的語言狀寫情境景物的，正如宋人許顗所說：「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彥周詩話》）。本是「田家語」卻因為詩人深厚的情感力度而被賦予了厚重的意味和美學風貌。蘇軾評陶詩說：「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東坡續集》卷一《與蘇轍書》），指的就是其質樸又帶著綺麗，清瘦而不失豐厚的審美特質，曾紘也曾說陶詩是「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引自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四），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陶詩自然平淡的審美形式與豐厚充實的情感內涵的貌似矛盾實則契合的辯證關係。
陶淵明詩中也用典，有的地方也不由得不有俳偶對仗之句。但是卻仍舊可稱得上是自然天成之作，而沒有堆垛造作的生硬痕迹。如《乞食》詩中的「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以漂母救韓信之典，訴說了對好心主人的感激之情。《怨詩楚調示龐主薄鄧治中》詩中的「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用伯牙鼓琴的故事，表白與龐、鄧二人互為知音的交情。用典恰切又不晦澀，展示出詩人熟練駕御語言的卓越不群的能力。
另外，陶淵明的隱逸詩也是兼采當時風行的四言和五言兩種詩歌體式。其四言詩，上承《詩經》，下繼嵇康；五言詩上效《古詩十九首》，下學阮籍的《詠懷》詩。在承襲傳統的同時，又不乏個人能動性的創新。後人對他的詩歌從體式上也倍加讚賞，如四言詩《停雲》和《歸鳥》就被王夫之稱為「四言之佳唱，亦柴桑之絕調」（《古詩評選》）。五言詩也引來眾多讚歎，鍾嶸《詩品序》稱陶淵明詠貧之製為「五言之警策」。
站在中國詩歌發展史這一層面上看，陶淵明的隱逸詩從題材、主題、審美境界、詩歌體式及語言藝術諸方面都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語境中獨樹一幟。我國詩歌創作領域，一向都存在兩種不同的藝術風貌，或以華麗秀美見長，或以自然質樸獨擅，他們逐漸成了詩人們的自覺追求。例如後來既有白居易「老嫗都解」的平易質實，又有李商隱「一弦一柱思華年」的含蓄宛轉，直至後來的詞分為豪放、婉約二體。而在晉宋時期，陶淵明的田園詩與謝靈運的山水詩齊光並耀於詩壇，可以說正是這種藝術風格區分的一個開端。總之，陶淵明為後人營造了一個獨特的詩歌的美學境界，他卓越的藝術成就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三、陶淵明隱逸詩對唐宋詩壇的影響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極大的作家之一，他這所以能夠打動無數後人，不只是因為其作品的「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的藝術境界，更因為他真率、清高的人品，放曠、達觀的精神風貌，以及他用一生的努力探索出的一條平民化、藝術化的隱逸之路。可以說，陶淵明是通過他的作品把自己這個「活生生」的人毫無遮攔地呈現於後人面前，而越是如此，越是讓人覺出他的難以企及。
（一）陶淵明的人品和精神風貌為後世所欽慕
陶淵明的人品和精神風貌在其詩文中得到了比較具體、全面的展現，而且在當時人及後人的傳記、評論中也被勾勒得很清晰，所以在文化背景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仍能梳理出其中的脈絡。
陶淵明的品格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真率，崇尚自然。蕭統的《陶淵明傳》即說：陶淵明「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充分肯定了他「真」的個性特點。蘇軾也倍加推崇陶淵明這種真率性格：「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蘇軾文集》《與李簡夫詩集後》）。陶淵明身上的這種「真率」即是他的本然性格的延伸，又是客觀環境促成其向「真我」返歸的結果。政治鬥爭中的殘酷無情，仕途生活的虛偽、欺詐，以及社會形態的拘限，必然造成人性的不同程度的扭曲。有著率真天性的陶淵明在認識到個體力量的無力的時候，只好轉而觀照自身的本我面貌，以求不被醜惡的現實異化。所謂「真我」應該是一個自然狀態下的「我」，一個不矯揉造作的「我」。對於這種「真」陶淵明是頗為自我欣賞的，他總是自覺地去追尋這種真，保持這種真。他稱頌上古人民的「抱朴含真」（《勸農》），要求自己做到「任真無所先」（《連雨獨飲》），「養真衡茅下」（《辛丑歲七月赴假江陵夜行塗口》），他努力保存這個自然而然的真我。他曾說自己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他所崇尚的自然不只是那充溢著田園景色的自然環境，更是那種自然而然，不受禮法約束，不受世俗干擾的自由的心理境界。「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他，以「自然」為至美的理想，以「自然」化解人生的苦惱。「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歸去來辭序》），只有歸田躬耕，隱居遁世才可以逞其「自然」之志。陶淵明不但用哲人的頭腦去思索「自然」之旨，而且用平民化的方式把這種哲學思考發展為一種生活境界，一種生命境界。在《五柳先生傳》中他自敘這種生活境界：「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宋書·隱逸傳》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不拘於禮法，而是以盡興與否為立身行事的準則，凡事以隨性適意為最佳存在狀態，這就是陶淵明回歸「真我」的生活化的體現。不僅飲酒如此，讀書時也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創作詩文的目的也被簡化到「自娛」、「頗示己志」這一私人層面上。恰好是這種創作上的「私人性」，卻更進一步展現了陶淵明的「真率」性格。他的隱逸詩中有初歸田園時的真實的興奮：「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鳥哢歡新節，泠風餘善」（《懷古田舍》）。有唯恐風霜驟至草木凋零的真實的憂慮：「靡靡秋已夕，凄凄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歸園田居》）。還有美酒釀成和享受天倫之樂時的真實的滿足：「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和郭主薄》）。在這一系列真實的情感表露的背後，是素麵朝天的陶淵明與自然冥合為一的精神境界，這才是最讓人欽羨，而又不易學到文化品格。李白在詩中一再說：「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戲贈鄭溧陽》），「何日到彭澤，狂歌五柳前」（《寄韋南陵冰》），表達對陶淵明的無限仰慕之情。我們從李白的嗜酒和醉後「長安市上酒家眠」（杜甫《飲中八仙歌》）的行徑上也可以看到陶淵明那種真率性格的影響力。杜甫的「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暇日小園散病兼書觸目》），應該說也是陶淵明真率性格的一種反應。
陶淵明的另一個令人仰慕的特點就是清高，不慕榮利，「不汲汲於富貴」。朱熹曾經真心地讚賞陶淵明道：「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各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靖節先生集·諸本評陶彙集》）。真的淡泊名利，鄙棄官爵是中國的古今文人都難以達到的本我境界，陶淵明便是少數幾個能與世俗決裂的「真隱」之一。他的「真隱」來自他真實的思想鬥爭，「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如果功名富貴的得來需要「違己，」需要「以心為形役」的話，那是他所不能忍受的。說他是「真隱」還來自於他骨子裡的清高，陶淵明29歲時初次出仕，就曾因不堪吏職，而「少日自解歸」。他在詩中追述這次出仕時的感受道：「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於歸田裡」（《飲酒》之十九）。13年後任彭澤令的他仍舊是這樣一副「介然」的姿態，蕭統《陶淵明傳》記：「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吾豈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陶淵明放棄了仕途，放棄了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志，並不意味他也放棄了對人生價值的探索。相反，正是由於他回歸到自然本我狀態，才使得他將美德與節操放到了宇宙變化之中去考察它的存在價值。於是他對美與善有了個人的評判標準，「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他所畢生追求的不是富貴榮華，不是功名利祿，而是「道」的勝利，是「節」的留存。
在歸隱後的二十餘年躬耕生活中，陶淵明息交絕遊，「門雖設而常關。」其實，他的「門」只是對志不同者關閉，對為官者關閉。蕭統《陶淵明傳》中有記載：「江州刺史檀道濟往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這分明是「廉者不受嗟來之食」般的清高與孤傲。而與此相反的是他對鄰居鄉親等普通人的毫無芥蒂的交往，「即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晉書·隱逸傳》）。這種交往在他的詩歌中並不少見，「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始春懷古田舍》），「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漉我新熟酒，只雞招近局」（《歸園田居》）。在這平淡恬靜的詩句中，我們分明可以感受到那種平等的、真摯的、平民化的人際氛圍。陶淵明是以這種看似極端的方式畫固守著那份「安貧樂道」的心靈凈土，「好爵吾不縈，厚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之四），他高標著美德的理想，自絕於醜惡的政治景況之外，以一生的貧困生活，實踐著自己與眾不同的價值定位。無怪陶淵明死後，顏延之為其作誄時，謚曰：「靖節徵士」，並解釋說：「寬樂令終」曰靖，「好廉克己」曰「節」。陶淵明正是其清高的靈魂感召著無數後人。
陶淵明的品格中第三個動人之處就是其放曠、洒脫的生命境界，他不但以其文字，也以其整個的人生態度展示著這種生命哲學，所以我們從他的人生中看到的是這種「樂天委分」的哲人的美。陶淵明愛酒，飲酒成了他生活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成了他的文學作品的一個嶄新主題。《詩經》、《楚辭》中雖然有飲酒，但那是為了描寫祭祀；漢魏時期的文人雖然也飲酒，但那是為了以酒消愁或為了避禍遠害，曹操「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共實他是借酒慨嘆生命的短暫，抒發內心的豪情壯志；阮籍大醉六十天，是為了躲避與司馬氏聯姻。而在陶淵明那裡飲酒成了消解出與處的激烈矛盾，達到生命的自足無待於外的境界的最好辦法。蕭統在《陶淵明傳》中記載：「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又：當彭澤令時「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他以一种放誕無拘的方式流露出對這世間「尤物」的至愛。後來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後為始安郡，以過潯陽，「日造飲焉，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已是「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的陶淵明，竟將二萬錢悉送酒家買酒，其物我兩忘的心理情象、放曠的個性特徵躍然眼前。這種超然物外的生命境界曾令無數後人心嚮往之。
陶淵明將其生命哲學集中地體現在《形影神》詩中，他將生命分為形、影、神三要素。「形」指物質生命及其情感慾望；「影」指生命行為所發生的社會影響；「神」指生命對自身存在本體的反思能力，通過這種反思使生命達到自足而又自覺的境界。而在陶淵明的心目中「神」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它不是對生命價值的簡單放棄，而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的曠達的人生態度。陶淵明以其任情順意的生活方式體現著自身對生命觀的思索。他任情順意地辭官、任情順意地飲酒，還任情順意地彈琴。「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弦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蕭統《陶淵明傳》）。當然，我們從陶詩中就能證明陶淵明並非「不解音律」，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中說：「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和郭主薄》也有「卧起弄書琴」的詩句。可見，撫無弦琴，不是因為陶淵明不懂音律，而是因為琴弦折斷卻不復更續。他撫琴不為追逐優美的音樂，意在以琴寄意，尋求一種超然於物質世界之上的精神自由。陶淵明個性中的這种放曠、洒脫的特點，和他思想中的那種與漢魏文士一脈相承的宇宙意識是分不開的，和他自己對「自然」的獨到理解也是分不開的。
陶淵明以其真率、清高、放曠的個性光彩打動著後世文人。人們在欣賞他的作品的同時，更是愛戀滲透在詩文中那份清高與達觀的個人風采。說陶詩淡而不枯，也正是因為這些詩不是一個枯索乏味的幽居之士的手筆，而是源自於一個有真性情的志士，一個躬耕自資的貧士，一個親切風趣的達士，一個看透人情世故的智士。陶淵明也因其人格魅力而成為文人們喜愛並效仿的偶像。
（二）陶淵明的隱逸之路對後人的感召
陶淵明對後世的影響還在於他用自己全部生命實踐探索出一條明智的隱逸之路，也可以說是為後人開闢了一片新的生存空間。
說他明智，是因為陶淵明在經歷了五資助出仕與歸隱的艱難的拔涉之後，才自覺地認定了「隱逸」這條最佳出路。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被後代稱作「失落的一個世紀」，因為這期間紛爭不斷，作為主流思想的儒學傳統被淹沒在各種思潮之中，社會缺乏向心的綜合力，陶淵明以63年的人生道路經歷了3個朝代，10個皇帝，真可謂「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從歷史演進的層面上說，隱逸之路使得陶淵明沒有成為篡奪的助手，沒有作推進戰亂的動力。從個人價值的層面上說，隱逸之路不但使他保存了「質性自然」，不受禮法約束的天性，而且使他擺脫了殘酷、黑暗的現實政治，為他提供了一個避禍遠害、保全性命於亂世的空間。
其實，陶淵明心中的那種出與處的矛盾是任何朝代的文人都具有的，因為不論文化語境如何變化，但是有些矛盾卻是無法消解的。比如現實社會秩序的強大和個體成員力量的渺小之間的矛盾；人的社會歷史性與人的自足性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必然會導致文人在出與處之間的內心波動，而陶淵明的高明之處就在於他幾經徘徊之後，最終能夠毅然絕然地丟掉官職俸祿，遠離官場，完全地回歸於人的本然狀態，去尋求別樣的人生價值。在他的這次生命抉擇中，儒、釋、道各家的觀念被揉合到了一處，唯我是用地從各個角度幫助他完成了對生命取向的思索。如果我們把陶淵明所探索的這條隱逸之路比作是一株樹，那麼這株樹賴以生長的土壤就是先哲們所創造的文化財產。從這一點上看，陶淵明可以算作是一個實用主義者了。無怪乎陳寅屬先生評論說：「……就其舊義革新，『孤明先發』而論，實為吾國中古時代之大思想家，豈僅文學品節居今之第一流，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淵明之思想與清淡之關係》引自《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
古來隱者逸士很多，像唐堯、殷周之世，就出現過巢父、許由、伯夷、叔齊那些不事王侯，鄙棄爵位的高尚人士，如《論語》、《莊子》等古書中也不乏記載。而南朝時宋的范曄是歷史上第一位為隱士立傳的史學家，他在《後漢書》中特別立了「逸民傳」。此後，《宋書》的作者梁朝的沈約也單立了「隱逸傳」，他們收集了大量的隱逸之士的言行。隱逸之道雖然早已有之，但是隱逸成風卻是從秦漢開始的，尤其是秦末、王莽篡政和魏晉之時形成了文人隱居的高峰期。文人隱逸的原國大致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一、在朝代交替、政局動蕩之際，為避亂全身而隱。二、在統治者招隱之風盛行時，為做官而隱。三、在方士倍受尊崇時，為求得道長生而隱。四、在社會風氣皆務玄虛之時，為附庸風雅標榜自然而隱。可見，無論是出於哪一種原因，隱逸只是作為一種達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對於陶淵明來說也是如此，只是他的隱居方式和目的與別的隱者逸士有很大不同。陶淵明是自古以來絕少的一個堅決與世俗決裂，自覺地以回歸人性本然狀態為最高目標，躬耕田園，自食其力的「真隱」。他不以隱逸為封官拜爵的跳板，也不以得道升天為生命的終極目的。他的生活內容與「四體不勤」的文人雅士大不相同，如寄情山水的謝靈運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以致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而陶淵明卻過著「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的老農生活，切身體味著參加勞動的艱辛和愉悅。他與親友、鄰居、農民平等而真誠的相處，同時還可以保有文人的興趣愛好，享受著詩、酒、琴、書為他帶來的愉悅和寧靜。這是一條與「治人者食於人」的貴族化隱逸方式迥異的徹底的平民化的隱逸之路。陶淵明找到了一片遠離紛亂的政治現實的平和、自由的新天地。在這裡，他把自己的自然觀轉化為藝術化的人生追求，又把這種藝術化的人生追求融入平民化的生活細節之中，使得他的回歸田園的生活充滿詩意。與此相應，他們詩中的每一個事物，「草屋」、「柴門」、「遠風」、「閑雨」、「青松」、「芳菊」……都是對他這種詩意人生的最好詮釋。後人在接受他詩化的人生道路時，是懷著一種艷羨、嚮往的情緒的，因為這種理想中的普通山居生活模式是他們於現實中難以找到的。不是他們找不到這種具體的情境，而是難找陶淵明淡釋生命情緒、調和生命矛盾的那種精神境界。總之，陶淵明是以其一生的探索與實踐為後人指出了一條藝術化的隱逸之路。
在陶淵明藝術化的隱逸之路的感召下，唐宋時期出現了很多風流清高，追求隱逸生活的人物。新、舊《唐書·隱逸傳》中知名的詩人有王績、賀知章、張志和、陸龜蒙等。《宋史·隱逸傳》分成上、中、下三卷，人數較唐代增多。這一時期未入《隱逸傳》的人中，有很多在出仕之前或仕途失意之後有過隱居的經歷。甚至有人還在當官時便於公退之暇或致仕以後過一把當隱士的癮。這些人的生活實踐為其詩歌創作提供了思想情感和題材的基礎。如王績，據辛文房《唐才子傳》記載：他「性簡傲，好飲酒，能盡五斗，自著《五斗先生傳》。彈琴為詩著文，高情勝氣獨步當時。」他那「縱心以自適」的精神境界，熱愛自然，耽琴嗜酒的生活方式，都與陶淵明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歐陽修自號醉翁，在《偶書》詩中表達了對「愛酒又愛閑」的陶淵明的欽慕說：「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非常嚮往田園生活。王安石退居半山園後，過著「但無車馬喧」，「稚子修柴門」陶淵明式的隱逸生活。陸遊晚年在山陰「身雜老農間」，「扶蓑業耕桑」（《晚秋農家》），他說：「千載無斯人，吾將誰與歸」（《讀陶詩》），可見他效法陶淵明是極其自覺的。我們從許多文人的人生道路、生活觀念方面都可以看到陶淵明對後人的深刻影響。
（三）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對後人的影響
鍾嶸在《詩品》中稱陶淵明為「隱逸詩人之宗」，也就是說陶淵明是文學史上隱逸詩派的創始人，他以大量的反映田園風物、勞動生活及鄉間情趣的作品，感召著後世作者，使他們在各自的創作實踐中不斷採納田園題材，以質樸自然的筆鋒寫出了大量陶淵明式的田園詩。於是，在歷代的諸多作家文集中我們都會或多或少地看到描寫農村風光記載田園生活和企羨隱逸的詩篇。其中還有一些詩人特以擅寫田園山水著稱，研究者慣於稱他們為田園詩人或田園詩派。
其實，陶淵明作為一個隱逸之士在當時特定的文化語境中並不出名。與他同時最讚賞他的要數他的知交顏延之了。在顏延之寫的《陶徵士誄序》中說：陶淵明，「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勾畫出了他耿介的性格和貧窮的躬耕生活境況，這可以說是最直接，最可信的陶氏傳記材料。
陶淵明本人在生前也曾把自己的詩「聊命故人書之」，但只是為了自己保存或贈予友人，看來也是適性隨意的行為，並沒有藏諸名山，傳諸後世之意。可是從鮑照的集子里還是可以知道陶詩並非毫無影響。鮑照寫有一首《學陶彭澤體》（《鮑氏集》卷四），他認定陶詩可以獨成一體。此後的江淹也有「擬陶征君田居」一首（《江文通集》卷四），他也看到了陶詩的題材特點。他們或學習陶淵明的以酒寄意，或效仿陶詩的「種豆南山下」的審美具象，雖然都有矯飾之感，但是畢竟說明陶淵明的田園隱逸詩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不過，在當時對陶詩總的評價並不高，像劉勰的《文心雕龍》中並沒有提及陶淵明，鍾嶸《詩品》中的評語，儘管切中陶詩的精髓：「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是他也並不看好隱淵明，只把他歸入「中品」。另有《世說新語》一書，從內容上看，它專門採集前代遺聞軼事，共涉及人物五、六百名，且在下卷單立有「棲逸」一類。阮籍、嵇康、范宣等十數人都被列入其中，卻沒有陶淵明。從時代來看，書中所載之事上起西漢，下迄宋初，所記的人物最晚到「言語篇」中的謝靈運，「文學篇」、「識鑒篇」中的傅亮，其輩份都在陶淵明之後。號稱「廣納博採」的編者劉義慶（403—444）與陶淵明同時卻偏不載陶淵明，足見陶氏在當時名氣之小，影響範圍之窄了。
真正重視陶淵明的是與他相距百年的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他在輯錄陶淵明作品、介紹陶淵明其人兩方面都有重要功績。蕭統極力推介陶氏「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的人格魅力。自稱酷愛陶詩以至「不能釋手」，於是收集整理陶淵明詩文結成《陶淵明集》八卷，被人稱道為「編錄有體，次第可尋。」雖然此書今已不傳，卻是陶詩最早的本子。他寫的《陶淵明傳》卻保存至今，儘管其中不乏佚聞傳說，但是對陶淵明「任真自得」的本然性情的細緻描摹卻成為後來修史者為陶徵士立傳的原始資訊。象梁沈約撰《宋書·隱逸傳》中的「陶逸傳」就是以蕭統所寫的傳記為依據，再加入陶淵明的作品本文而成的。
總的來看，陶淵明其文、其人在整個東晉和南朝時期名氣不高，影響不大。這是為什麼呢？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把隱和逸作了一個界定，認為「隱之為言，跡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這才是「避世避言」的大賢。這種「大賢」「舉世莫窺，萬物不睹，」是不為世人所知的。以此為標準劃分，那麼在沈約眼中連洗耳潁濱的許由都不屬於這個範疇，因為他終究還是將其「出俗之志」展露於眾人面前。而那些「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岩棲」的人則均被納入「凡品」，是「逸而非隱。」所以他在《隱逸傳》中只好以科學而公允的態度「虛置賢隱之位」，只記載了顯於世的逸者。以這種界定方法我們也許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陶淵明在當時不為世人所知，正說明他是「逸者」中的上品，已經很接近於「賢隱」了。他的不為人知，恰恰是他淡釋名利返歸「自然」的體現。「不慕榮利」的陶淵明亦以一顆平常心看待「隱逸生活」本身，這才是隱逸的至高境界。
陶淵明在晉寧時期影響不大與當時社會的畸形的文化語境也是分不開的。整個時代的審美價值取向處於一種極度偏頗的狀態中難以自拔，前有流得百年的玄言詩以「發言玄遠」為上，後有謝靈運的山水詩以「富艷精工」見長。陶淵明詩歌真實、淳樸、自然天成的風格因偏出於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審美習慣而被忽視，也是勢所必然的。至於後來，他的名氣日漸脹大，那是客觀的社會景況和文化語境的變化使然，而並非陶淵明本人的主觀意願。
陶淵明之名氣始高，影響始大，那是唐宋時期的事。唐宋二代的文人，受到陶淵明影響的，在前面講到的一些人之外，還有孟浩然、王維、白居易，蘇軾、辛棄疾等幾位著名作家，他們對於隱逸之士陶淵明的個性人品也倍加尊崇，對於那種遁世隱居的詩化的人生之路的嚮往，和對陶詩沖淡自然的文學風格的喜愛，在宣傳陶淵明其人其詩方面更起了重要作用。
孟浩然的「紅顏棄軒冕」的生命志向曾經受到李白的傾慕，《孟浩然集序》的作者王士源也讚揚過孟浩然的「灌蔬藝竹，以全高尚」。其實，孟浩然也像陶淵明一樣在出仕與歸隱的問題上經歷過一段多變、曲折的精神激戰。他在《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耆舊》詩中說：「嘗讀《高士傳》，最喜陶征君。目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為者，恓恓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親。歸來當炎夏，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潁陽真。」這是一篇自傳式的文字，他坦率地展露出自己內心的矛盾，正是這種與陶淵明相契合的情感衝突，使孟浩然對陶詩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於是在他的詩中，我們隨處可見到陶先生的影子。他自述，「少年弄文墨，屬意在章句」（《南陽北阻雪》）「詩禮襲遺訓，趨庭沾末躬」（《書懷貽京邑故人》），雖然曾有過「衝天羨鴻鵠」（《田園作》）之志，但是在目睹了世事的艱辛，仕途的坎坷之後，才痛苦地悟到「仕途皆自媚，流俗寡相知。」（《晚春卧疾寄張八子容》）的現實生存狀況。他於是決心歸隱園林，找回人的本我狀態。學習陶詩中那種寓個人的生命思考於具體的生活情境之中的方式。在《過故人庄》中寫道：「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並且聲稱自己也是過著「甘脆朝不足，簞瓢夕屢空」的貧困生活。從孟浩然在詩中所營造的「話桑麻」、「賞菊花」、「飲酒」、「彈琴」、「作詩」的這一系列生活情境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體察到陶淵明對他在人生道路、個性修養以及詩作風格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感召。
唐人的隱逸概括起來看有三種情況：（一）以隱求仕，為達到出仕的目的而隱居。即所謂「終南捷徑」。（二）以隱避世。因仕途失意為躲避政治風險而歸隱。（三）不慕榮利，「性本愛丘山」為保有人的本然生存狀態而歸隱。當然第三種的沒有情感衝撞的真隱在唐宋時代還是為數不多的，因為那畢竟是封建的社會機制如日中天的極盛時期，人性中的社會價值關懷意向在現實中得以膨脹，文人的成就功名事業之心也在不斷的強化，所以很少有人想要真的遺世獨立。但是，把陶淵明式的隱逸作為一種盛世生活的調味劑的人倒是存在的，比如王維。王維自早年即羨慕隱逸這種生存方式，也曾經隱居于山林，在《偶然作》中對「陶淵任天真」的個性特徵、飲酒、賞菊的雅好、躬耕自資的生活景狀也不乏讚美、艷羨之情。在《桃源行》中對陶淵明所營造的桃花源那種詩化的原始生存環境也充滿嚮往之意。象這種包含隱逸內容的詩歌在王維的作品中也是常有的，儘管由於他的個人經歷使得他對陶淵明的理解只是流於形式，但是我們仍可以從其詩歌創作中看到「王維化」了的陶淵明的影響。安史之亂對於唐王朝來說無疑是個由盛至衰的轉折點，它對於王維來說也成了一個人生的分界線。王維雖然身陷賊中，但卻因為服藥裝啞，又作有《凝碧池》詩，再加上其弟王縉的搭救，最終不但沒有被治罪，反官職漸升。此時的王維已經拋棄了原有的對隱逸生活的嚮往，轉而開始用禪宗思想為其亦仕亦隱的朝隱生活狀態作辯解，而恰恰是這種生活狀態和禪宗思想為後來的白居易拓寬了生存空間。
白居易於太和三年（829）春，因病免官，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一直到會昌六年（846）去世，18年始終在洛陽過著閑適的退隱生活。而在此之前白居易早有對遁世隱居生活的企羨。元和三年（808）他受左拾遺，生性執著認真的白居易因「有闕必規，有違必諫」而使憲宗大為不滿。此間他又以《新樂府》和《秦中吟》作為諫疏的補充，從而又觸犯了當朝權貴，於是被改授京兆府戶曹參軍。年已40的白居易因丁母憂而退居下邽，這期間他模仿陶淵明體寫了《適意二首》、《東園玩菊》、《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等作品。在《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序》中他寫道：
余退居渭上，杜門不出，時屬多雨，天以自娛。會家醞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酣醉，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有以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效其體成十六篇。
在歷經了仕途的磨難，看厭了官場的傾軋之後，白居易同樣面對著這樣的一對矛盾：整個社會秩序的無比強大和個體推動力量的弱小。人生的悲苦與荒唐被突現出來，如何擺脫現實的痛苦處境呢？得意自適，於是白居易逐漸找到了陶淵明式的感覺。如果說此時的白居易還只是從生活形式上模仿陶淵明的話，那麼在元和十年從太子左贊善大夫的職位上被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導易，則真正的從精神層次上攔近了和陶淵明的距離。在這期間，他得以居潯陽、登廬山、尋訪陶淵明的故里，把自己置於特定的情境之中去憑弔陶徵士其文、其人。在《題潯陽樓》詩的開頭一句便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訪陶公舊宅》詩序中說：「予夙慕陶淵明為人，往歲渭上閑居，嘗有效陶體詩十六首。今游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默，又題此詩云。」詩中他盛讚陶淵明「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征竟不起，斯可謂真賢。」真誠地表達了對其「遺榮利，老死在丘園」的高風亮節的欽佩之情。開成三年（838）他又寫了《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性嗜酒，耽琴淫詩。」文中所描寫的宅第、園林以及樂天知命的價值觀念、閑適洒脫的生活狀態，都可以明顯地看出陶淵明的影子。至於白居易詩歌在語言方面那自然淺暢的特色，就更是得益於陶淵明詩的體格了。
當然，白居易最終並沒有真正地學到陶淵明的精髓。因為他雖然諳盡宦途滋味，但卻始終有官職，並以刑部尚書致仕，身份仍不低。而且他從未真正地缺衣少食，完全可以安然地參禪學道，不會有陶淵明「帶月荷鋤歸」的辛勤勞作的經歷和缺衣乏食的體驗，所以更不會有陶淵明對「自然」的深刻領悟，難怪白居易讀陶詩只感到「篇篇勸我飲」了！
在北宋，宋庠據「江東舊本」重新刊定的《陶潛集》十卷是陶集的最早刊本。到南宋行世的刊本漸多，並且出現了湯漢的《陶靖節先生詩注》四卷，陶詩的影響逐漸擴大由此可見一斑。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陶淵明的名聲日大是同時代的發展、文人命運的變遷緊密相關的。在唐代，政治明達，文人的處境也相對比較寬鬆。象王維，雖然有陷賊的污點卻沒有受到懲罰；白居易雖然惹惱過皇帝、得罪了貴權，卻仍可以當刺史，做尚書。而到了宋代政治景況遠不如前代，先有新黨舊黨之爭，後有主和主戰之爭，這種殘酷的政治鬥爭幾經起伏，時間跨度大，牽涉於其中的人也很多，從而帶給素來秉有價值關懷意向的文人們以強烈的仕途生活的震蕩和嚴重的心理創傷。正是在現實政治的嘲諷下，在個體生存的苦悶和無奈中，宋代的文人們象發現了救命稻草一樣發現了這位異代知音陶淵明。陶淵明的擯棄名利，忘懷得失，以酒銷愁，寄情山水，醉心琴書，都對他們是一種提示，使得他們找到了情感的寄託物、心靈的避難所。北宋的蘇軾如此，南宋的辛棄疾也是如此。
蘇軾早年胸懷以仁政治國的大志，自稱「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充溢著少年豪氣。但一入官場之後，才醒悟到事與願諱。他因為直言敢諫而接連獲罪，一貶再貶。尤其是元豐二年（1097）發生的烏台詩案，當權者以文字獄的形式打碎了蘇軾的濟世夢想，從此蘇軾的那顆「致君堯舜」的救世之心逐漸冷卻下來。他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以受監管的罪人身份「扶病入西州」。為避免株連別人而閉門謝客，為避免再因文字獲罪而緘口少言，借酒澆愁。歷經仕途起伏跌蕩的蘇軾更加理解和喜愛陶淵明其人、其詩了。
其實蘇軾在被貶黃州之前，即有隱逸之想，他曾與蘇轍「相約早退，共為閑居之樂。」並且早已經對陶淵明的作品熟知於心了。在詩中也常常提到陶淵明的名字或用其詩文之意。他欽佩陶淵明自然真率的生存狀態：「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弦，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和蔡准郎中見邀游西湖三者》其二）。他仰慕陶淵明不慕名利，守拙歸田的價值取向，常常標榜陶淵明，表達對歸隱生活的渴望，「田園處處好，淵明胡不歸」（《出都來陳》），」「陶令思歸久未成」（《佛日山榮長老方丈》），「且待淵明賦歸來，共將詩酒趁流年」（《寄黎眉州》），正是與對陶淵明的傾心讚歎的同時，蘇軾也在進行著自己的生命價值的思索。貶到黃州後，他的人生經歷和生活情境為他提供了更多的以淵明自比的條件和可能。蘇軾在黃州的生活條件極差，他只好地城東開墾了十畝廢地，名曰東坡，親自下地耕作。艱辛的勞作使得陶詩對他具有了更大的親和力，於是他便開始從精神境界和藝術境界上更自覺的學陶了。他既學陶的鄙棄榮利、瀟洒瓷肆，又學陶的躬耕自資、酷愛自然，還學陶的以琴書及酒銷愁自娛，更學陶詩沖淡自然的獨特風格。蘇軾的和陶詩便是他仰慕、學習陶淵明的最突出的成果。蘇軾一生寫了兩千七百多首詩，其中和陶詩多達一百二十餘首，占其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五，這些詩大部分寫在貶謫惠州、儋州時期。已至暮年的蘇軾自述對陶詩的這份特殊偏好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陶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好其為人，實有感焉。……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也蘇轍書》）。可見，蘇軾所著力承襲的不僅是陶詩的內容和藝術風貌，更是陶淵明的人品性格，陶淵明對他的影響滲透在各個層面之中。而蘇軾的蒙冤烏台，遠謫海南的宦海遭遇又為他學習陶淵明提供了現實的生活根基。可以說，蘇軾在與陶詩的心靈對話中準確地把握了陶淵明的精神實質。他曾評論陶淵明的個性品格說：「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後》）他能把陶淵明的真率自然的本我狀態從一種生活的境界上升為一種生命境界去認識，這種對陶的生命精髓的體悟是高於前人的。難怪黃庭堅會讚歎蘇東坡道：「……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詩》）。蘇軾與異世之「真隱」陶淵明真可以稱得上是「神遇」了。
蘇軾的和陶詩並非低層次的和韻之作，也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模擬，而是借和陶自遣自托，正如王文誥所說：「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蓋未嘗規規於學陶也」（《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案語）。所以蘇軾的和陶有一個「蘇化」的過程，他是在借陶寄意的基礎上，又注入了蘇軾自己的個性成分。蘇軾也曾經充滿愧意地感嘆到「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也」（《問淵明》），「每用愧淵明，尚取禾三百」（《和陶歲暮和張常侍》），自己雖然對於陶淵明的隱逸之路嚮往已久，但是卻終究跳不出從仕的怪圈，甩不掉烏紗帽。在他的話語之中充滿自責，其實，蘇軾的不能充官歸隱並不是因為他有不肯拋掉的倫理價值生命觀，而是因為在烏台詩案之後他只有服從調遣聽任擺布的份兒，而根本沒有權力自作主張。與「何不委心任去留」的陶淵明相比，蘇軾的處境顯然要悲苦得多。在自道「深愧淵明」的同時，他又何嘗不是在發泄那一肚子不合時宜的牢騷和積憤呢！因而我在讀蘇軾的和陶詩時，總一邊感嘆其「真朴似陶」，「神似陶公」；一邊給予這位曠世文豪的無比的同情。
辛棄疾以降臣之後，起義領袖和主戰派的三重身份處身於腐敗軟弱的南宋朝廷之中。朝廷對他「呼之即來，麾之即去」，並沒有應有的價值肯定。他不斷地被主和派排擠陷害，壯志難酬的辛棄疾不能無視生靈塗炭的現實，所以滿腔怨憤便難以平舒。在這樣的生存處境下，他同樣把目光鎖定在早他七個世紀的陶淵明身上，他嚮往那條平和、閑適的隱逸之路，更嚮往那清高任真的生命境界。辛棄疾存詞626首，其中吟詠陶淵明和引用陶詩陶文的有六十餘首，幾乎佔去辛詞的百分之十。在辛棄疾現存的百餘首詩歌中，涉及陶淵明的也接近十首。僅從這些數字上我們便可以體察到辛棄疾對陶淵明的這份濃得化不開的傾慕之情了。
辛棄疾傾心於陶淵時並沒有「臨時抱佛腳」之嫌，因為在任職期間他便有詠陶的作品。如《鷓鴣·重九席上作》：「戲馬台前秋雁飛，管弦歌舞更旌旗。要知黃菊清高處，不入當年二謝詩。傾白酒，繞東籬，只於陶令有心期。明朝九日渾瀟洒，莫使尊前欠一枝」。詞中寫到的戲馬台，在彭城西南（今江蘇彭山縣），可見這首詞不是兩湖時所作。又說到「管弦歌舞更旌旗」，只有在職才能樹旌旗，顯然也不是退居帶湖、瓢泉時所作，那麼很可能作於任職臨安時。可見，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欽佩為時相當早。淳熙八年（1181）任江西安撫使後，他更把這種內心的感受轉化為在上饒營建田園的具體行動。並自道「穆先生、陶縣令，是吾師」（《最高樓》「吾衰矣」），他效仿陶淵明的行動，欣賞陶淵明的生活狀態，但是這時的他只是把陶淵明式的生活作為一種暫時的精神自遁的方式。直到淳熙八年的冬天，由於王藺的彈核，辛棄疾被罷官，得以回到帶湖。宦途的坎坷和田園的風景使得他真正地從心靈上與陶淵明靠得更近了，他甚至進接把陶淵明的生活內容拉入自己的視覺場景中：他的山居名為「稼軒」，在田邊建「植杖」亭，在山間建「停雲」堂，並說：「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洞仙歌》「飛流萬壑」），真的過起了陶淵明式的生活。
辛棄疾從42歲到78歲去世前的30多年間，除中間有兩年多的時間曾出任福建安撫使外，其餘便都是在帶湖、瓢泉賦閑家居。於躬耕、縱酒、賞菊、賦詩、游賞山水、與田父共話桑麻等等平凡的生活場景中，全面而真切地實踐著陶淵明式的生活歷程。當然，就像「一千個人眼中會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在辛棄疾心目中的陶淵明決不同於蘇軾心中那一個。辛棄疾在辭彙中把陶淵明刻劃成了一個壯士的形象，陶淵明「少時壯且厲」、「猛志逸四海」的一面被辛棄疾倍加珍視。在一首《水龍吟》中寫道：
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覺來幽恨，停觴不御，欲歌還止。白髮西風，折腰五斗，不應堪此。問北窗高卧，東籬自醉，應別有，歸來意。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高同流水，富貴他年，直饒未免，也應無味。甚東山何事，當時也道為蒼生起。
辛棄疾認為陶淵明不是為歸隱而歸隱，為縱酒而縱酒，乃是別有用意，即為了擺脫現世的醜惡，保持人格的高潔而絕然棄官歸田的。所以，辛棄疾極力讚歎陶淵明身上的這種「凜然生氣」，而且說他精神不死，這種精神將與山水共存，與日月齊光。他還在《鷓鴣天》中說過「萬事紛紛一笑中，淵明把酒對東風，」在《乳燕飛》中說：「看淵明，風流酷似，卧龍諸葛。」在辛棄疾看來陶淵明不但曠達、瀟洒，渾身正氣，還具有治國安邦的蓋世才能。而在我們看來這似乎已經異化成了一個新的審美形象——「辛化」的陶淵明。
辛棄疾在詩歌創作上也深受陶淵明的影響，對其詩歌的喜愛甚至到了「讀陶淵明詩不能去手」（《鷓鴣天》詞序）的程度，於是乃「細和陶詩」（《婆羅門·用韻別郭逢道》）。不但隱括淵明《停雲》詩寫過《聲聲慢》，還隱括《歸去來辭》寫成《哨遍》，他總不忘把陶詩的題材移植到自己的詞作中。可以說，正是因為受陶淵明田園詩的啟發，辛棄疾才成為詞史上第一個著力描寫田園風光的大作家。在對陶詩的審美價值的領悟上，辛棄疾也是獨樹一幟的：「千載後，百篇存，更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塵。」他準確地把握住了陶詩清新淡雅，情真意切的美學特質，并力圖將這種特點融入自己的創作中。
在南宋偏安的局勢下，除辛棄疾外，還有范成大、陸遊等一批有志不能獲逞的仁人志士，也曾與陶淵明產生過精神上的泯合，在各自的心靈撞擊中創作出了一些比較出色的田園詩。
從陶淵明的隱逸道路和隱逸詩對上述幾位大作家的影響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的共同點：首先，後世的文人往往是在宦途受挫，自我價值難於實現的情況下，想起陶淵明的。這多少有些實用主義的成分，但是卻很可以理解。個體的心理期待在受到現世的嘲弄時，必然要找一個讓他醫治創傷的落腳點，這個落腳點一定不能太虛無飄渺，令人可望而不可及。陶淵明的隱逸之路恰好符合這個要求，他給人提供了最真實可行的逃避亂世、潔身自好、保全自我的可能。於是，文人們紛紛在落難時，在徘徊時去追索陶淵明的遁世隱居的腳步，即便這種追索只是精神上的接近，也足以使他們依靠這種暫時的精神逃逸換來少許心靈的自由。其次，後世文人在學習陶淵明詩文的時候，具有明顯的指涉目的，儘管他們所處的文化語境各不相同，但是人陶詩中領悟到的卻是相似的對各自的生存環境的否定，於是在繼承陶詩淡而不枯的藝術風格之外，連同這種否定現世的心態也一併繼承下來，融入各自的詩詞創作之中，用一種看似平和的形式表達的卻是怨憤之情。
看起來，在後世人眼中，陶淵明已經不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生命境界的象徵，陶詩也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詩，而是對這種隱逸的生活方式和真率自然的生命境界的最好詮釋。
總之，唐宋二代是陶淵明的影響為度最強大的時期，以王、孟為首的山水田園詩派的形成，便是受到陶淵明其人其詩感召的結果。中晚唐白居易、元稹、韋應物、張籍、王建、柳宗元和皮日休等人的詩歌，有的表達個人對田園隱逸生活的嚮往，同時還有許多反映農民不幸遭遇的作品，也應當說是受陶淵明的啟示，在特定形勢下對田園詩的發展。到了宋代前的林逋、梅堯臣、王安石、蘇軾，後有范成大、楊萬里、陸遊、辛棄疾等人的作品已不單是表達個人的田園隱逸生活的感受，而往往是結合當時的社會背景，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多角度地描繪農民的悲慘處境。應當說他們所以關注田家生活，選取農村題材，也同樣是受到陶淵明的影響。至於元代以後田園隱逸詩的創作情況，以及小說、戲曲中有關陶淵明的題材也是常有的，那就是另一個頗值得研究的課題了。
參考書目
《箋注陶淵明集》 李公煥 四部叢刊本
《靖節先生集集注》 陶 澍 四備備要本
《陶淵明集》 逯欽立 中華書局 1979年版
《陶淵明研究資料彙編》 北師大、北大 中華書局 1962年版
《陶淵明》 廖仲安 中華書局 1963年版
《陶淵明研究》 袁仲安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79年版
《陶淵明論集》 鍾優民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陶淵明新論》 李華 北京師院出版社 1992年版
《王維 孟浩然選集》 王達津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白居易選集》 王汝弼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版
《蘇軾選集》 王水照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版
《蘇軾思想研究》 唐玲玲 文史哲出版社 1996年版
《稼軒詞編年箋注》 鄧廣銘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年版
《辛棄疾評傳》 王廷梯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山水田園詩派研究》 葛曉音 遼寧大學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國文學史》 游國恩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版
《中國古代文學史》 郭預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唐代文學史》 喬象鍾等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5年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 郭英德等 中華書局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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